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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疑之不用，用之不疑：孙权的用人特点
孙权不信任的人，决不重用；信任的人，始托以重任。曹操举兵南征，张昭极力主张投降，反复陈述曹军势大难敌，降曹始安，孙权听了，口虽不说，心甚反感。他是不肯轻易把继承的父兄之业奉送他人的，故听了鲁肃的主战理由后，很为赞赏。对比了张昭主降和鲁肃主战的动机，他认为张昭是”
顾妻子，挟持私虑。”是为个人安全打算，而鲁肃是为公，主战是保卫江东的良策，”正与吾见相同”。赤壁之战取胜后，他对鲁肃十分敬重，周瑜病逝，提拔鲁肃为东吴主将。对于张昭，从此不加重任。
充分信任所用之人
孙权对于其所重用之人，都能做到深信不疑，让其独当一面，不加以掣肘，放手让他们大干，故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力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在赤壁之战前夕，当他做出抗战的决定后，立即让周瑜挂帅，自己则甘当后援之职。故周瑜得行其志，使其计，”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彝陵之战，东吴取得重大胜利，也是因孙权对陆逊的充分信任。当他提拔陆逊前往迎战沙场老将刘备时，东吴大臣都为其年少而轻之，诸将也多不服，孙权乃设坛拜陆逊为大将，赐以所佩之剑，说：”如有不听号令者，先斩后奏。”
陆逊始能指挥如意，执行其坚守待机反攻的战略部署，终于以一把火几乎将刘备全军烧个精光。
孙权用人能做到疑之不用、用之不疑，这主要是建立在对将领的深刻了解和经过考验的基础上。用人，是疑是信，要有据，决不能主观用事，轻信轻疑。因为轻疑，将会埋没人才，将会误事，轻信，会错用人，也足以误事。
孙权用人很慎重，既了解其过去，也了解其现在，既倾听其言论，也观察其所行所为。周瑜曾与孙策生死与共，孙策对他很了解，认为他能胜任外事，临危时留下“外事不决问周瑜“的遗言。孙权也了解周瑜其人，故当他对抗操能否取胜仍有所疑虑时，乃请周瑜裁决。周瑜对敌情分析及抗操必胜之理，孙权深为折服。便委之全权，让他将兵出战。孙权之能信陆逊，是因陆逊策划袭取荆州之策已显其雄才大略，故当诸大臣反对陆逊为将时，孙权说：“孤素知陆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决，卿等勿言。”
关怀将士如骨肉
孙权用人能做到”用之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还由于他把将士视如“骨肉”。他曾对众将说：“今日诸君与孤从事，虽君臣义存，犹谓骨肉不 复是过。荣福喜戚，相与存之。”这方面材料，《三国演义》谈的很少，《三国志·吴书》关于吕蒙、朱然等人的传记谈得较多。孙权对将士确是关怀备至。吕蒙病重，孙权迎置内殿，出千金募医治蒙病，并亲自监护，“时有鍼加，权为之惨戚，欲数见其颜色，又恐劳动，常穿壁瞻之，见小能下食则喜，顾左右言笑，不然则咄唶，夜不能寐。”吕蒙既死，“权哀痛甚，为之降损。”
朱然”寝疾二年，后渐增笃，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
由于孙权用人能充分信任，视诸将如”骨肉”，诸将也对他推心置腹，甘为效命沙场。如孙权为山越所困，周泰拼命相救，“身被十二创”，如“是日无泰，权几危殆。”赤壁决战前夕，曹操派蒋干来做说客，周瑜对这位老同窗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已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
发挥“众智”“众力”
孙权用人能做到“用之不疑”，给予充分的信任，还由于他认识到“众智”、“众力”的重要作用。因为他懂得：疑人不给予信任，则不能发挥”
众智”、“众力”的力量。在三国时代，能在理论上阐述“众智”，”众力”
的重要作用的，唯有孙权一人而已。这种认识在今天还是难能可贵的。他说：”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夫能以驳致纯，不惟积乎？
故能用众力，则无故于天下；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也正因东吴上下一心，出智拼力，故孙权能鼎足江东，魏、蜀都曾屡次倾力来犯，吴国仍岿然不动。
4。破格用人，赏罚分明：三国用人共同点
前面已对孔明、曹操、孙权的用人特点分别作了叙述，在此特归纳其用人共同之处，将可使我们悟出一些用人之理。
不论资排辈
孔明、曹操、孙权用人不是看其资历长短、辈份高低，是否亲人好友、同乡同学，也不因其会阿谀奉迎，能说会道，而是根据其人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胆识、才能，以及功勋大小，给予官职。
孙权提拔的东吴四督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都是因他们才智超人、战功卓著而被重用，其中，除了周瑜早被孙策所倚重外，其他三督都是孙权提拔于“凡品”，破格录用。孙权继承父兄之业时，年才15岁。也许是青年人重视青年人吧，孙权重用的大多是青年人，东吴文武老臣对此多不服气。
周瑜33岁就挂帅，孙氏三世老臣，在诸将中资辈最高的程普则只被任以副将之职。程普见周瑜爵居其上，心中不服，故当周瑜点兵时，他托病不出，令长子程咨自代。程咨回来告诉程普说周瑜调兵如何动止有法，程普大惊，乃亲诣行营谢罪。在事实面前，程普不得不服孙权用得其人。鲁肃出身于地主家庭，是一般平民，他投奔孙权时才20来岁。孙权并不因张昭进谗言而影响对他的重用，故鲁肃才能充分发挥其才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吕蒙出身于行伍，因作战勇敢， 20来岁便被孙权提拔为横野中郎将。但其人粗野，缺乏文化，连鲁肃也看不起他。后孙权鼓励吕蒙读书，蒙折节好学，谋略大进，鲁肃与谈，觉其学识英博，大惊说：“非复吴下阿蒙。”后代鲁肃，袭取荆州，建立大功。陆逊原是一个书生，年少未被人所知，但孙权却知其有奇才。
故不因众人反对而影响他拜陆逊为大将。
孔明先后破格提拔庞统和蒋琬也是破格用人的典型例子。庞统和蒋琬两人原都是小县官，开始都不被刘备所重用。而孔明认为他俩都“非百里之才”，而是王佐之才，在孔明的推荐或提拔下，庞统被封治中从事，亲待仅次于孔明，与孔明并列为军师中郎将；蒋琬从被任为相府东曹掾一直官至尚书令。
姜继原是魏将，孔明攻天水郡，其玄机屡被姜维识破，姜维还将计就计，屡败蜀军。孔明对具有文武全才的姜维十分赞赏，乃用反间计，使姜维欲归不得，只好投降，孔明高兴地执维手说：“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孔明培养“接班人”的迫切之情，溢于言表。是时，姜维才27岁。孔明写给蒋琬的信说：”姜伯约忠勤时事，思虑精密，考其所有，永南 （李永南）、季常（马良）诸人不如 也。其人，凉州上士也。”孔明确慧眼识人，姜维后成为西蜀后期的”擎天柱”。
曹操所用谋士、武将也大多是少年英俊之辈，荀彧来投曹操时年才 29岁，因其屡立功勋，从司马升至尚书令。操认为“天下之定，荀之功也。”
乃表荀彧为万岁亭侯。郭嘉27岁就被曹操表为空军祭酒。曹操与郭嘉论天下事，深为其才智所折服，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追随曹操十有一年，多立奇勋。后随征乌桓途中病逝，亡年38岁。《三国演义》引“后人”诗，对他评价很高：“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远谋如范蠡，决策似陈平。”曹操对郭嘉之死很为惋惜，他对众将说，“诸君年齿，皆孤等辈，惟奉孝最少，吾欲托以后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肠崩裂矣！”以后每提起郭嘉，仍伤心不已。被曹操赏识而成为名将的，有的是提拔于行阵之间，如于禁、乐进；有的则取于亡虏之内，如张辽、徐晃。
不论亲疏，以功过定赏罚
孔明、曹操、孙权用人，是根据其功过来酌情赏罚，而不管其是否亲疏。
故将士用命，官吏不敢怠于职守。孔明赏罚不计恩仇，有功者赏，有罪者罚。
马谡违背孔明军事部署致失战略要地街亭，虽然孔明和他情如父子，也挥泪斩之。蒋琬曾加以劝阻说，“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士，岂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说：”昔孙武所以能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纷争，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孔明也因其用人不当而自责，上表奏后主，请自贬丞相之职。并要求费祎等“勤攻吾之缺，责吾之短。”魏降将王平是守街亭的副将，他反对马谡的错误指挥，且坚守阵地有功。被加拜参军，从稗将军进位为讨寇将军，封亭侯。刘巴与孔明有宿怨，孔明认为刘巴是个人才，数称荐于刘备，乃得重用，位至尚书，董恢出使东吴，能正确回答孙权提出的难题，显示其见识卓越，回蜀未及三天，孔明便调他到相府，不久提升为巴郡太守。孔明处分下属，用心甚平，且谁有罪处分谁。决不株连家族，故受罚者多无怨言。建兴九年春二月，孔明出帅伐魏，李严负责供应军粮，他因军粮不济，为遮饰罪责，便使奸计：一面发出告急，说东吴将兴兵寇川，促使孔明回师：一而向后主奏称军粮已办，丞相却无故回师。孔明回师后知道此事，大怒说：“匹夫为一己之故，废国家大事！”欲斩之，后因其同已都是托孤大臣，便上疏后主废为庶人，仍让他过富裕生活。但孔明并不因李严有罪而连及其子，反而任其子李丰为丞相府长吏。孔明病逝五丈原，李严闻之，大哭病死。因严尝望孔明复收己，得自补前过；度孔明死后，人不能用之故也。
孙权，时人赞他“赏不择恩仇，罚必加有罪。”虽然他曾冤杀和错误处理了一些人，但一般来说确是如此。甘宁英勇善战，曾有功于黄祖，而黄祖以他曾是“劫江贼”不予重用，他拟投东吴，又恐江东恨其救黄祖杀凌操之事，不被东吴所容。后得吕蒙推荐，乃投东吴，孙权见他大喜：”兴霸此来，大获我心，岂有记恨之理？请无怀疑。愿教我破黄祖之策。”甘宁乃陈述先破黄祖后取巴蜀的策略，权认为是”金玉良言”。后果破祖。之后，他又多立功勋，拜折冲将军。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建大功，孙权立即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从此，对他的功勋念念不忘。瑜病死，孙权流涕说：“公瑾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后孙权称帝，对公卿说：”孤非周公谨，不帝矣！”对周瑜遗下两男一女，都予照顾；但对于他们的不法行为则绝不纵容，据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载：都乡侯周胤是周瑜次子，他自恃是 功臣子弟，“酗酒自恣”，横行不法，孙权曾“前后告喻”，却毫不改悔，孙权不因周胤是功臣子弟而宽恕他，便将他徙庐陵郡。诸葛瑾、步骘因胤是功臣之子不忍他因罪见徒，便上疏为他求情，要求复他原职。孙权不同意说：
“孤于公瑾，义犹二君，乐胤成就，岂有已哉？迫胤罪恶，未宜便退，且欲 苦之，使自知耳。”这就是说，周胤有罪，不能不处罚，要让他吃点苦头，使能改过自新，才能挽救他。由于孙权能赏功罚罪，故将士肯为之卖命。
曹操，《魏书》称他：”攻城拔邑，得美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曹操统一北方后并没有把功劳全归自己，而是充分肯定部下的功劳，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攻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便于建安十二年，下令大论功行赏，封功臣20余人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如果拿袁绍和曹操的赏罚相比，更显得曹操英明。袁绍决定出兵与曹操一决雌雄，田丰力加劝阻，认为现时出战非宜，应积蓄力量以伺其机。袁绍不听，后兵败大悔说：“吾不听田丰之言，兵败将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见之耶！”
因羞见田丰乃杀之。曹操拟西击乌桓，曹洪等将谏之不从，后历尽险阻始胜。
曹操定乌桓后回师，重赏先曾谏者，谓诸将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全之计，是以相赏。
后勿难言。”对此，毛宗岗引用苏老泉的话说：”此孟德、本初之所以兴亡乎！”“为明主谋而忠，其言虽不验而见褒，为庸主谋而忠，其言虽已验而见罪，何其不同如此哉！”言验见罪，故人不敢言，言不验反见褒，故人不难言。人不敢言，将使己闭塞无知；人不难言，则可用“众智”。赏罚明与否，效果大相径庭，也是曹、袁之所以兴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5。各有短长：三国用人不同比较
孔明与曹操、孙权虽都是一时之“伯乐”，但其用人并非尽善尽美，而是各有短长，优劣互见。且事物是辩证的，其用人之优点也往往含着其用人之短处：其长处从某方面看比别人优，从另方面看则劣于他人。
偏重于德、周延性不够
孔明以德才兼备做为用人的准则，如抽去具具体内容，仅从抽象方面去借鉴，对于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是适用的。因为任何社会都有它的道德规范，而这些道德规范都是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孔明所说的“德”，当然是指封建社会的”德”，从他的言行中，主要是指：一、“志虑忠诚”，“心存汉室”；二、“忠勤时事”，三、“进尽忠言”；四、正直、良实、 清廉。概言之，孔明所要求的德是公而忘私，即“心存汉室”、统一天下，不计较个人私利。他所要求的才主要是治国、争天下的才智。由于孔明以德才兼备取士，其继位者如蒋琬、费祎、姜准等都能忠于蜀汉，清廉自持，团结列敌，故没有出现魏、吴两国内部那种互相倾轧、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现象。因此，仅占天下不及1/10的蜀国能抗拒占有天下7/10的魏国近半个世纪之久。也因此，阿斗才能安坐宝座41年。当然，孔明的德才兼备用人政策也有其不足之处，他虽不是有才缺德的不用，但有点偏重于德。如对魏延，他虽“凭其骁勇”，因嫌其“性矜高”、不能团结人，对他不大放心，延有奇策，也不认真考虑，故延“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孔明这种有点偏重于德的用人方针，未尝不是蜀国缺少奇才的原因之一。而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之相比，在这方面就有其优点。
唯才则用有奸逆之虞
曹操不论是什么样的人，即使是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是有才干的，都尽量录用，故曹魏人才济济，人才辈出。如荀彧等之后有司马懿等，司马懿等之后有钟会、邓艾等。不过，从巩固政权这方面来看，曹操这种只讲才不讲德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与孔明的德才兼备的用人方针相比，却大为逊色。对曹操的延揽人才，清代顾炎武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顾炎武看不到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的可贵之处，却一味抹煞，这是不对的，但他说这种政策引致“权诈迭进”是有根据的。司马懿虽是一时之杰，但他控制曹魏政权的手段之诡诈，不下于曹操挟持汉政权，后来司马氏也学曹家逼使汉家皇帝禅让的故伎，夺取了曹魏政权，并把曹氏集团的人大体杀绝了。钟会、邓艾灭蜀后，也各怀异心，想除掉对方，以独霸西蜀。钟会首先叛变，结果两败俱亡。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议论司马氏代魏和钟会叛变的是非问题，而是想阐明这样的一个道理：任何一个政权要巩固，首要的是：其执政的核心人物必须忠于这个政权。
互相猜疑如何能成大事
在用人方面，孙权是用而放心，曹操是用而疑心。曹操是个权欲极重的人，他懂得权特别是军权的重要性：有了军权就可为所欲为，有可能达到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丢了军权那是很危险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侯之国，实不可耳，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所以，尽管他是“唯才是举”，各种人才都任用，但任用到什么程度，他心中是有数的，他最信任的还是曹氏亲属，如曹洪、曹真、夏侯淳、夏候渊等，曹魏的军权主要是掌握在他及其亲属手里。曹操不随便让其他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