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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君臣观念的特点是：一是吸收先秦法家专制主义思想，强调君对臣、夫对妇、父对子的主导地位和绝对权威。二是将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归纳为“三纲”，提高到“王道三纲”的高度，强调了三纲的重要性。三是神化三纲，将属于政治和人伦的关系，与天道结合起来，为主观的东西找到了客观的依据。由于董仲舒的强调和神化，后世儒者送总结说：“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礼纬·含文嘉》）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加深，遂成为束缚中国人民“四大绳”（即政权、族权、夫权和神权）的主体内容。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孔子曾将“智仁勇”称为“三达德”，又将“仁义礼”组成一个系统，曰：“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仁以爱人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礼就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孟子在仁义礼之外加入“智”，构成四德或四端，曰：“仁之实事亲（亲亲）是也；义之实从兄（尊长）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背离）是也。”董仲舒又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正常”。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贤良对策》）。董仲舒的“五常”学说的特点是：对仁义礼智信作了不违背孔孟思想的发挥；将仁义礼智信与五行相匹配，把纯人伦的东西纳人天道五行的范畴，从而为仁义礼智信提供了哲学依据，形成“五常之道”。
仁义：董仲舒取孔子仁者爱人和正己以正人的思想来解释仁义，说：“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人之为言人（他人），义之为言我（自己）也。”仁从“人”得声，着眼点是他人，故仁人应以爱人为意；义从“我”取义，着眼点是自己，故义者应以正己为意。他说：
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承认）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仁义法》）
仁的重心在爱人，义的重心在正己，这才是仁义的真谛所在。可是假仁假义的大人先生们，却翩其反而，“以仁自裕，以义设人”，对人家严要求，对自己低标准，颠倒是非，本末倒置。一个正人君子在行仁时，要全心全意地献出自己的爱心，仁民爱物，唯恐不及，甚至连鸟兽昆虫草木，也莫不在他的博爱恩波的沐浴下，这才叫真正的仁。同样，一个君子在行义时，要严格要求自己，刻意内求自正，唯恐不深，只要做到严以律己，一切利害得失都在所不计，故曰：“仁者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仁义就是我的本份，其功其利，一任天意，不在我追求的视野之内。
礼：孔孟认为礼是仁义精神的物化，礼就是体现仁义精神的具体规定。董仲舒将礼与天道齐等，与阴阳同化，说：“夫礼，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辨别）内外、远近、新故之级者也。”（《奉本》）天既生人，又生五谷长养之，复生舆服来威仪之；天既生民，又为之立君，复为之置辅臣，形成等级……礼就是制定威仪，区别等级的具体规定，故曰礼“继天地”。天有阴阳，人有性情，性善情恶，适应人的善性就更善，纵其恶欲将更恶，恶性横流，天下大乱，于是圣贤根据人情制定了礼制来节制之：“礼以节人”；“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故曰礼“体阴阳”（亦即体性情）。礼不是对人欲的扼杀，而是对人欲的正确引导，是对善性的适应，对恶情的裁节。他说：“民之情，不能制（禁）其欲，使之度（合符）礼。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所以安其情也。”（《天地施》）一句话，礼的法则来自于天，本之于阴阳，礼不是禁人欲，而是教会人们怎样过合理的、健康的生活。于是礼既有其客观必然性，又有其主观必要性，礼便成离不了、逃不掉，也少不得的常道了。
智：儒学的“智”与一般的知识和智能有别。孔子说：“智者知人。”“智者不惑。”智是明智之意。孟子说：智是知道仁义的实质并固守不失的智慧。看来儒学的“智”是掌握了特定内容的大智慧。董仲舒继承了孔孟的智论，视智为以仁义为内容的，能够辨别是非黑白的智慧。并认为仁智并重，“必仁且智”。如果一个人不仁不智，却很有才能，那不但不是好事，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不仁不智而有才能，将以其才能辅其邪犯之心，而赞（助）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增）其非而甚（加）其恶耳。”（《必仁且智》）就仁和智的关系看。仁是爱人的情意，智就是保证你正确施爱的条件，二者相须而行，不可或缺。倘若“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同上）“不别”指不别亲疏贵贱；“不为”即见义不为。儒家的仁爱以亲亲为大，推已及人，爱有等差，是有别；”墨家主兼爱，爱无等差，是无别，孟子讥之；“墨子兼爱是无父也”。爱而不别，就难免“无父”之讥。儒家主张见义勇为，孔子说：“见义不为，是吾忧也。”“爱而无别”与“知而不为”都不可取，故曰“必仁且智”！
信：孔子“主忠信”，讲究为友之间的坦诚相交；又强调为政者的信誉，主张“足食、足兵、民信之”。孟子亦要求“朋友有信”。董仲舒将忠移入信的概念之中，片面强调人臣对于君主尽忠就是信，认为人臣“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天地之行》）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由于与天地、阴阳、五行联姻，为君臣、父子、夫妇和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伦理找到了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哲学依据，使之既具有神秘性，又具有神圣性，增强了她们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同时，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强调了“主体对于从属体的绝对权威，适应了秦汉以后形成的大一统局面和君主专制形势，一经产生便赢得了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成为统治中国达二千年之久的正统思想。此外，五常之道中“仁以爱人，义以正我”的命意，对保证专制政体下实现正己以安百姓的典范政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因而受到正直士大夫的大力提倡，成为儒士文人为民请命的理论武器。于是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就这样广范传播开来，多层次、多角度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以致于一提起中国文化，便有人一言以蔽之曰“三纲五常”。如果说孔子的思想是规范中国文化的经典范式的话，那么，这种造型作用的完成，则是通过董仲舒改造原始儒学后，逐渐实现的。
董仲舒就是这样一位上继往圣起绝学，后为万世开太平的杰出经学家。
（舒大刚 撰）
主要参考书：
《史记·儒林列传》
《汉书·董仲舒传》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标点本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页146—214
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古学鼻祖 刘歆
（前50？—23）
自汉武帝尊崇儒术以后，儒学传授出现了昌盛的局面，当时所立学官一般概称之为今文经学。到西汉末年，刘歆大力鼓吹古文经书“好恶与圣人同”＇注＇，为之争立学官，从而开启了经学史上的经今古文之争。
一、王侯世家 书香门第
刘歆，字子骏，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赋等方面都堪称大家。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注＇。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注＇刘歆的卓越学识确实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然而，他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政治上与王莽的不光彩事业捆在一起，而受到后人的唾弃。这是一个在政治上与学术上都名声很大的人物，了解他的生平和学术，分析其在特定时代形成的特殊的人格与事业，确实是一种十分有趣的事情。
刘歆的生年，历史上没有记载。他是刘向的第三子，刘向生于公元前77年。从刘歆的生平交往看，他与王莽（公元前45一公元23年）年岁大体相近，但他又与著名学者扬雄交往较深，扬雄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9年。又《欲传》云，其“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注＇将此事系于成帝建始元年，即公元前32年。按“少”者，年轻人也。刘歆此时当已在20岁左右。由以上诸项看来，刘歆大体年长于王莽，而又稍晚于扬雄，出生时间可能在公元前50年（汉宣帝甘露四年）前后。＇注＇他是公元23年自杀的，享年大约为73岁。
研究刘歆，不能忽略他的宗室出身。他的六世祖名交，字游，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在刘邦抚定三秦，与项羽争天下时，刘交一直随侍左右，很受亲信，所以在汉高祖六年被封为楚王。四世祖刘成有子五人，长子礼嗣，其余诸子皆封侯。吴楚七国之乱，刘戊兵败自杀。其子刘富，因反对叛乱，事前已奔逃京师，得以更封为红侯。富子辟强，学问出众，但不肯出仕。辟强子德，为刘歆祖父，在昭、宣之世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德之次子，12岁时就以父荫任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其后曾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刘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年72卒。刘向学问渊博，著述宏富，撰有《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五经要义》、《世说》、《列女传》、《列仙传》、《新序》、《说苑》等百余卷。
可以说，刘歆的祖辈多数都有做学问的传统。到刘歆成人之时，虽家世不如当初显赫，却仍凭着一个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一职位，“家产过百万”。
出于严格的家学渊源和个人的天赋，刘歆很早就以才学闻名。成帝之初，亲信大臣就推荐说“欲通达有异材”。由此爱到召见，他“诵读诗赋，（帝）甚悦之”，＇注＇以至成帝想当场任其为“得入禁中”的中常侍。＇注＇只是由于大将军王凤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史书上记载这一事件时说：“（帝）欲以（歆）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刘歆只得到了一个待诏宦者署的黄门郎职位。
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黄门郎刘歆等参加，对中秘之书，进行系统的整理编目工作。刘向逝世不久，汉哀帝下令刘歆领校五经，以完成其父未竟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
刘向、刘歆父子领导的这次校理群书的工作，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雠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并为先秦古籍的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学问开始产生。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首先是在每一本书校勘誊清后，由刘向父子集其篇目，叙其旨意，写成叙录，也就是后代的提要。然后，又将各书的叙录集合一起，按部类抄成一书，称为《别录》。这主要是刘向完成的。最后是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计七卷，其《辑略》为全书的叙录，其余六卷，“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注＇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13219卷。《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其学术源流、类别含义等，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刘歆本来从其父学习《诗》《书》《易》和《谷梁传》，在经学上很有造诣。在勘校中秘藏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用先秦古文抄写的《春秋左氏传》，特别喜爱。于是，他一边向研治《左传》有师承的尹成和翟方进学习，请教书中的许多问题及其义理，同时，和父亲刘向一起讨论、辨析《左传》的内容。还以《左传》“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注＇将《左传》与当时已立于学官的《公羊传》《谷梁传》比较，他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左传》的价值，在《公羊》、《谷梁》之上。他提出《左传》以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都应该立于学官。哀帝让他与五经博士商量，但博士们根本就不理睬刘歆的意见，而采取“不肯置对”的态度。原因很简单，研治儒家经书早已成为“禄利之路”，＇注＇同意《左传》等立于学官，岂不是要五经博士们让出一些禄利来哩！刘歆见无法沟通语言，于是写了《让太常博士书》，叙述五经产生与流传的历史，古文经发现的经过及其价值，说明皇帝同意研究将《左传》等立于学官，是“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严厉地批评博士们“专己守残，党同门，拓道真，违明诏，失圣意”的狭窄胸襟。这封信捅了马蜂窝，引起了博士和所有研习今文经的儒者的怨恨。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辞职表示抗议，以治《诗》起家的大司空师丹则上书控告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得罪了执政大臣，又经受不住众多儒者的攻击，虽然得到哀帝的回护，也觉得无法在京师立足，于是请求到外地做官，从而先后任河内、五原、琢郡太守。后来因病免官，再起为安定属国都尉。
可以说，在50岁以前，刘歆主要是潜心于撰述的一个学者，虽然他在经学、目录学等方面造诣日深，成就甚大，但在政治上却屡屡受挫，最后竟然被排挤出京师，申张古文经的愿望也成为泡影。
在远谪五原的日日夜夜，他痛苦地思索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其《选初赋》＇注＇就是他这一反思的流露。在赋中，他追忆“遂初之显禄”，把自己远离京华为五原太守说成是因自己“好直”“为群邪之所恶”，联想到仲尼陈蔡之厄，屈原放沉于湘渊，他痛感古来“方直”之士必为世俗“难容”。从而深深地悟出一个人生的真谛——单纯做学问是毫无出路的，说：“玩琴书以条囗兮，考性命之变态。运四时而揽阴阳兮，总万物之珍怪。虽穷天地之极变兮，曾何足乎留意？”他想从此“守信保己比老彭”，却又不甘心“降皮弁为履，公室由此遂卑”。他觉得自己如“韫宝而求贾”，总希望有一天“赖祁子之一言”而使“善人之有救”。不久，这个“祁子”终于出现了，他就是王莽。
二、助莽篡汉 位至国师
原来，当刘歆初入仕途为黄门郎不久，以孤贫恭俭而声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凤临终之托而为黄门郎。两个出身豪贵而又博学的年轻人从此结下了较深的情谊。经过几十年的奋斗，野心勃勃的王莽终于“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注＇哀帝死后，他更被举为大司马，独掌政权。为了给最终篡权作准备，王莽胁持上下，设计诛灭政敌，拔擢党羽。失意的刘歆成为王莽拉拢的对象。王莽把刘歆召回京师，先任命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官为中垒校尉。不久，王莽为安汉公，随即任刘歆为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让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这时的刘歆已成为学术文化事业的最高领导人。他借助王莽的权力，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注＇为名，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不久又立《乐经》，从而将过去的五经增为六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五名，六经共30名，每一博士领弟子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徵召各地通晓一艺教授11人以上，以及懂得《逸礼》、《古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