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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为一名为世所贵的鸿儒了。他师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览百家……都是通往鸿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师游学历时多久，史无明文，袁山松《后汉书》说王充赶上了汉明帝临辟雍的盛典：
充幼聪朗。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
袁山松书已佚，这条材料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注文作《六儒论》，根据王充推崇鸿儒的思想，“六儒”当为大儒之误。辟雍，周代为太学之一，汉代则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据《后汉书·儒林列传》，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来得及亲临其境，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明帝纪》说，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么，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师，其时他已32岁，在洛阳访学已经14岁。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复了许多久废的儒礼，以表示对礼治的提倡。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绣着日月星辰的礼服，先祭光武皇帝于明堂，既而登灵台，望云物，吹奏迎春的乐曲，观察物侯的变化，制定《时令》书，颁给列侯、诸王，重演了一番早为孔子所叹惜的授时“告朔之礼”。这年冬天，明帝又亲临辟雍，举行尊老养贤之礼。事先推定年老博学的李躬为“三老”，曾授明帝《尚书》的桓荣为“五更”，这天，天子先行到达辟雍，举行典礼，然后派人用安车蒲轮（用蒲草裹轮以免巅簸）将三老五更接来，皇帝亲自到门屏之间迎接。以宾主（而非君臣）之礼迎上柞阶。皇帝下诏“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挽起龙袍，操刀亲割，将肉献（不是赐）给三老，还亲自给他酌酒；五更，则由三公如此这般地侍候。接着举行射礼，射礼完毕，明帝归坐于讲堂之上，正襟危坐，执经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不够级别的“冠带缙绅”，只有环绕着辟雍璧水，隔岸观望了。这天，平时被人骂为穷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回。王充看到了这出从前只在礼书上记载着、在儒生们口头传诵着的敬老尊儒大典，无疑是十分兴奋的，于是欣然作《大儒论》以颂其事。就是事隔数百年后，范晔作《后汉书》，在写到这一盛况时，也不无激动地说：“（明帝）坐明堂以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五、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读书人一样，王充学成之后，也曾抱着致君尧舜的梦想，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场的境遇并不比他的老师们好多少，《自纪篇》自叙其为官履历曰：
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
王充一身只当过地方官，东汉地方机构，实行州、郡、县三级制，王充历仕三级，但都位不离“掾”。掾，是汉代各极机构中的属官。在县里，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县人事和考功。在郡里，他曾先后在军事长官都尉府作过掾功曹，在行政长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里，他亦被州刺史征辟为从事属官。生平就没逃脱过为人下僚的命运。
王充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扬州、丹阳、九江、庐江等地，《自纪篇》曰：“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罢州家居。”这条自纪《北堂书钞》卷73和《太平御览》卷602引作“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有误，“章和二年”应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家居年，非始往之年。辟，指征辟，被征去作官，不是避难。《后汉书》亦载：“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辟字正作征辟讲。扬州是汉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东汉为郡上一级行政机构。丹阳、九江、庐江皆郡名，当时属扬州部所辖。在元和三年前，王充为任何所尚不清楚。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建初元年条，根据王充《对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流民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的自述，遂怀疑“充所仕者非在会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别无旁证，难成定论。
造成王充这种徘徊州县，淹滞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来王充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对仕路穷通作过全面的分析和论述。《逢遇篇》将入仕宦的达与不达归结为遇与不遇：
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才高行洁，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进在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进。进在遇，退在不遇。处尊居显，未必贤，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说“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贤才常有，但仕宦的机会不常有。生逢其时，仕遇其主，虽才浅德薄也因缘得进；反之，如果生不逢时，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斗，德比夷齐，也会落拓在野，沉沦下僚。这在缺乏健全的竟争机制时更是如此。不过王充生当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东汉王朝的上升时期，征辟举拔之制，还是比较正常的，似乎谈不上生不逢时的问题，但并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后汉书》说他“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王充也曾自纪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书郡守，主张厉行节俭，以备困乏，但“言不纳用”；时俗嗜酒，充以为酒耗五谷，又有醺酒滋事之忧，奏记郡守：主张“禁酒”，亦不被重视。读书人的看家本领就是建言献策，既然言不纳用，可见他遇到的确实并非知己。
王充在《累害篇》中又提出“累害”说：
凡入仕宦有稽留不进，行节有毁伤不全，罪过有累积不除，声名有暗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连遭外祸，累害之也。
仕宦留滞，行迹诬伤，有罪不除，声名狼狈……这一切并不一定是他本人的过错，很可能是外物的连累和陷害。王充将这些来自外物的毁伤归纳为“三累三害”。何谓三累三害？充说：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
乡之三累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烦：朋友反目，相为毁伤，一累也；庸才忌妒，毁伤高才，二票也；交游失和，转相攻击，三累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后遭受的陷害：竟进者为了有限的职位互相低毁，在长官面前捏造夸大事实，长官又不明察，信纳其言，一害也；同僚爱好不同，清浊异操，“清吏增郁郁之白，举涓涓之言”，名声越来越洁白，见解越来越高明，浊吏自渐形秽，怀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过失，陷害重罚，二害也；长官亲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回之人，对不肯附从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怀不满，在长官面前低毁他，三害也。王充所举的三累三害，生动而具体，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自纪篇》自谓：“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不泛交俗才，俗才因其微过，蜚条（匿名信）陷之，然终不自明。”正是对三累三害的绝好注释。
《状留篇》中，王充对贤儒“仕宦不进，官爵卑微”的原因从多方面作了剖析，从贤儒自身方面看：一则因学问难成，“计学问之日，固已尽年之半矣”，他们“锐意于道，遂无贪仕之心”。等他们出仕了，又“纯特方正，无圆锐（圆滑钻营）之操”。在那只有奸滑才有市场的官场里，自然就“迟取进难”了。故世之贤儒不善于钻营。二则“贤儒怀古今之学，负荷礼义之重”，内心受着良知的牵累，外在又受礼义的约束，“不敢妄进苟取”，这是贤儒不愿钻营。此所谓“学多道重为身累也”。三则贤儒安贫乐道，“遵礼蹈绳，修身守节，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滞之留”。可是“名生于高官而毁起于卑下”，贤儒总是在卑下之位，故始终受人非毁，令名不伸。从长官方面看：一则长官昏庸，倒行逆施，任用俗吏：“将（长官）暗道废，则俗吏乘贤儒，贤儒在下位”。二则长官愚暗，不能知贤，俗话说“大器晚成，宝货难售”，“长吏不能知贤，而贤者道大，力劣不能拔举之故也”。三则长官器识狭小，不能用贤。轻物易举，重货难移，俗吏如鸿毛，飞扬千里；贤者若金铁，飘风不能动。贤儒不进，正是“长吏力劣，不能用也”。更有甚者，“长吏妒贤，不能容善”，这样一来，贤儒奇士，不被无妄之灾，送进班房，已是万幸了，哪里还敢望升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呢？王充对贤儒稽留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十分全面深透，也十分悲枪，因为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位沉沦下僚的贤儒，《自纪德》说：他“不好徼名于世，不为利害见将（长官）”，“赐见君将，不及（问）不对。在乡里慕蘧伯玉之节（“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在朝廷则贪史子鱼之行（正直处世）。”“得官不欣，失官不恨。”“不慕高官，不恚下位。”……正是《状留篇》中所状“贤儒”“锐意于道，不妄进苟取”的风骨。
由上可知。王充在《逢遇》、《累害》、《状留》等篇中所谈影响进退利钝的“遇进废退”、“三累三害”和“贤儒稽留”等问题，都是他的现身说法。王充撰此文，不过借事言志，明理抒慨而已，他在这里谈的达与不达，进与不进的种种原因，其实就是他本人经历的写真。
六、废退穷居
仕宦而至将相，衣锦而归故里，这是中国士大夫引以为荣的事情，也是中国士大夫为之焦思，为之落拓的揪心之事。可是，这对于王充来说，一件也没有。仕宦不显，进言不纳，不仅致君尧舜、出仕行义的理想无以实现，而且还常常因自己的清节自守，而惹得俗才奸人的“董条构陷”。上无以求通，下无以合俗，进无以兼济天下，退无以独善其身，是进亦不得，退亦不得，茫茫岁月，何以发遣？何以心安呢？中国士大夫自有其安身立命之所，即孔子所谓“君子求诸己”，反求于方寸之间，做到当下心安。当年孔子才博道大，天下莫容，于是斐然而生“归欤”之叹。王充亦志大才高，不用于世，徘徊之下，也不能不有“归休”之念了。章和二年，王充正式告老退休了：“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届七十，时可悬舆。”（《自纪》）孔子说：“吾不仕故艺（多才多艺）。”《史记》亦载“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出仕不利，反而成就了孔子多才多艺的本领；不仕，故孔子有暇修诗书礼乐，教授生徒。王充亦然，《后汉书》说他“后返乡里，屏居教授”；充《自纪》曰“充仕数不耦，徒著书自娱”。致君尧舜，力行王道，固然是儒者的理想，但是“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著书“立言”以传后人，也是圣贤相提倡的事业。王充正是一步一趋地重践着当年孔老夫子的人生之路。
罢州家居，当然也常有“仕路隔绝，志穷无如”的失落感，也曾希望朝廷能征召他，“使处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对朝廷的事看得清，听得切，以便准确无误地、尽情尽意地歌功颂德，免得因身“在古荒流之地”，了解不透，说得不痛不痒（《须颂》）。机会终于来了，友人谢夷吾向朝廷举荐王充了！夷吾，会稽山阴人，与王充同郡，善风角占候，史称他能预测死期，《后汉书》入《方术传》。夷吾与王充操术不同，但却是很好的朋友。夷吾官至荆州刺史、钜鹿太守，官运也比王充亨通。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所在爱育人物，有善绩”。在王充罢州家居之年，谢夷吾向皇帝推举他说：“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歆、司马迁，不能过也。”（李贤《后汉书注》引谢承《后汉书》）汉章帝特下诏书，令用公车（公家车骑）将王充征往京师。这是王充一生中由皇帝正式下令征召的唯一机会，可是王充并未成行，范晔《后汉书》说是“（因）病不行”。’也恰恰就在这一年，汉章帝驾崩。新君继位，万象更新，谁也顾不上老皇帝曾下过的征贤诏书了。真是千载一时，失不再来了，子夏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王充对此深有体会，赞赏不已，一再说：“人遇偶及遭累害，皆有命也。”“俞贵之人，俱学独达，并仕独迁；命富之人，俱求独得，并为独成。贫贱反此，难达、难迁、难得、难成，获过受罪，疾病亡遗，失其富贵。”（《命禄篇》）真是字字寄慨，句句寓情呀！既然他错过了这样好的机会，那就是命中无禄了，于是他只好困居乡闾，去实践颜子的陋巷之乐了。
更让王充难堪的是那些“贪进忽退，收成弃败”的世俗之情。王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自纪》）。这些世情俗态，无时无刻不在撞击着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之心。日月逾迈，头白齿落，志力衰耗。又加“贫无供养”，难免“志不愉快”。老迈穷居，实在凄惨！物质条件既不可满足，于是他进一步又反躬内求，“养气自守”。王充自叙晚年生活说：
养气自守，适食则（节）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
闭上眼睛，塞紧耳朵，不问世事，可以求得当下心安；少吃少喝，养气守神，清心寡欲，可以克服物质上的不足，此即“导引之术”。这与王充在《道虚篇》中批评“世或以老了之道为可以度世，恬淡无欲，养精爱气”，揭露“老子之术以恬淡无欲延寿度世者，复虚也”的风格，适相水火。何以出现这一矛盾现象呢？儒家要求人们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可如果此路不通，它又教人们求诸己，在道德上做个完人，于内心里求得满足，此颜回所谓“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者也。这是在仕路不通时自遣的法宝。傥若一个人一发到了连“居陋巷，饭蔬食”的条件也没有了，既不得其志，又不得其养，道家的养生之术便悄然来到你的身边，只要你吐纳导引，辅之以熊经鸟伸，药饵服食，便可以保证健康，长生久视，这是在物质条件缺乏时的自存之术。
王充，始而苦读经史，畅论大道，欲致君尧舜，仕以行义，结果如适吴越以售章甫，不合时适，无人赏识，遂淹滞州县，沉沦下僚。他完节自守，独善其身，又受俗才的蜚条构陷，难以自安。现在退守乡里，”又“穷无供养”，老病交加……真是山穷水尽，壮志销罄。面对历数之冉冉，难免“终祖”（死亡）之戚戚，于是导引以求延年，服气以驱饥寒，堕入方土长生不老术中。读者于此，当悟何以吾国养生气功、导引房中之术举世独昌之原故了吧！
正如王充自己在《道虚篇》所说的那样：百药可以愈病，服气可以健身，但绝对不能度百逾世，寿至不死。有生就有死，死就是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他希望“不老”，但却“发白齿脱”；希望“命延”，但却“既晚无还”。返老还童是不可能的了，唯有著书立说以体现自己的存在，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整理完平生著述，还撰写了一篇长长的《自纪》，在“命以不延，吁叹悲哉”的哀叹声中，走完了自己失意的人生之旅。史家没有记载他死的具体年代，只含糊其辞地说“永元中（约公元98年）病率于家”。
七、平生著述
王充仕宦不达，志穷无如，遂“淫（广泛）读古书，甘闻异言”。又感“世书俗说，多所不安”，于是“幽居独处，考论实虚”，发深邃之想，奋如椽之笔，撰著鸿文大论，上探天文，下穷地理，中讨人事，以便“垂书示后”，留不朽之名。王充的著述，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讥时刺世，劝善勉节类。有《讥俗》之书：帕纪篇》说：“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闭居作《讥俗》《节义》12篇。”
《讥俗》《节义》，今不见于《论衡》书中，有人说是两部书，但这里明言“讥俗节义12篇”，其为一书可知。其书又单称《讥俗》：“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这里都以《讥俗》概二书，颇疑“讥俗”为书名，“节义”为篇名，居《讥俗》全书之首，称“《讥俗·节义》”，犹称“《论衡》‘三增’‘九虚’”之类也。
二是议政言事类，有《政务》之书，《备之》、《禁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