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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议政言事类，有《政务》之书，《备之》、《禁酒》等篇。《自纪》：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直，不晓其务，愁情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
这里说《政务》之书是为人君陈“所宜”、“所务”、“所趋”的治国方略。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王充在《对作篇》中又补充说明了《政务》之书的内容：一则说“其《政务》，言治民之道。”一则说：“《政务》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尚务。欲令全民立化，奉称国恩。”可见其书也探讨了地方长官如何治民的问题，内容十分全面。王充曾游学京师十余年，又常在地方任官，再加上他的博闻奇识，所言必有可观，故他本人也十分自信，将《政务》比作可供王者览观风俗的《诗经》，说：“古有命使采诗，欲观风俗，知下情也。《论衡》、《政务》，其犹诗也。”
除了论政专书外，王充还有随事即兴之作，如《备乏》、《禁酒》等篇。《对作篇》言：
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那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
酒靡五谷，生起盗贼，沈酒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
张宗祥《论衡校订附记》认为：“《政务》之书不悉篇数，所可考者，《备乏》、《禁酒》两篇耳。”将《备乏》《禁酒》作为《政务》的两篇。如果单从“言治民之事”考之，二篇确与《政务》同旨，但却没有更多的证据说明它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只好存疑。
三是考订伪书俗文，虚说漫辞，有《论衡》之书。《自纪》曰；
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
《论衡》之书今存，是研究王充思想的主要依据，《论衡》创始于明帝永平之末，初成于章帝建初时期：虞翻《会稽典录》：“《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至晚年穷居乡里，又重加整理。朱谦之《王充著作考》（载《文史》第一辑）认为“《论衡》一书经过三次摆集。”王充于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后所定为最终的定本。《论衡》的主要思想下面要分别论述，这里仅就充所自叙列其一二。《佚文篇》：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疾，即痛恨。“疾虚妄”，即痛限虚伪不实的言论。犹如孔子归纳《诗经》的主题思想为“思无邪”一样，“疾虚妄”就是《论衡》的主体思想，这是就其发愤著《论衡》说的，可以视为著作动机。不过如果全面概括《论衡》的主题，似以《对作篇》“《论衡》实事疾妄”为更准确。“实事”，即考证事实，实事求是，王充在同篇中又称之为“务实诚”；“疾妄”，即驳斥虚妄，反对迷信。“实事”（即“务实诚”）是正面论说，为立论；“疾妄”是从反面辩驳，为驳论。一正一反，反复周致。用范晔的归纳即是“释物类同异（实事），正时俗嫌疑（疾妄）”（《后汉书》）。王充在《对作篇》中更具体地揭示了本书的内容：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浮华之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大肆流行），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育调饰辞，为奇伟之观也。
又说：
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
这里说的是订正书本的“虚妄之言”和“华文浮辞”，解决学术上的错误言论。充又说：
《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然否之理。
这是辨明世俗的疑惑，解决生活中的疑难问题。
《论衡》是王充的经意之作，其书虽然初成于永平建初时期，事隔20作后，他重修《论衡》，仍然十分用心。谢承《后汉书》说他“于宅内门户炉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著《论衡》85篇。”（《艺文类聚》卷58引）范晔《后汉书》亦说充“以借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壁墙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可见他晚年闭门深思，断绝社交往来，在家里四到八处都放有笔墨简编，灵感所到，即行著录。通过这样深思熟虑，潜心著述，才写成了《论衡》的最后定本。其思深，其功勤，于此可见一斑。
第四类是颐情养性之作，有《养性》之书。《自纪篇》：
年届70，时可悬舆……历数冉冉，庚辛域际，虽惧终祖，愚犹沛沛（心潮激荡），乃作《养性》之书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则（节）酒。
王充在庚辛之际，年届70，则此“庚”，指和帝永元二年庚寅，为公元90年；“辛”，即永无三年辛卯，为公元91年。其时王充65岁。“发白齿落”，“贫无供养”，又加用思太专，伤耗精气，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弃气竭于思虑”，正是指此而言。故充“养气自守”，“爱精自保”，时辅以“服药引导”，希望“性命可延”。并著《养性》之书来总结经验。王充在谈到《养性》之书的具体内容时，还说到：“上自黄（帝）唐（尧），下臻秦汉而来，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才，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可见书中还广征博引古今养生成就，用圣人之言折衷去取，概括了古今幼老生死问题。言之有据，议论平实，就像天平一般平正，明镜一样清沏。《养性》书今已不传。虞翻《会稽典录》曰：“王充年渐70，乃作《养生》之书，凡16篇。”（《太平御览》卷720）。《文心雕龙·养气篇》曰：“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已（既有经验）而作，岂虚语哉！”《养性》书名，虞翻作《养生》，刘勰作“养气”，朱谦之说是《养性》之误；蒋祖怡《王充卷》又说刘勰所称《养气篇》为《养性书》16篇之一（页115，196）。其实“生”“性”相通，《养生》即《养性》；王充以气为生命之源：“用气为性”，“以气为寿”（《无形篇》），养生（或养性）必先养气，刘勰乃依其要旨而称名，并非有误。至于说《养气》为《养性》之一，可备一说，惜无确据。臧琳《经义杂记》卷16又说：《自纪篇》中“闭目塞聪，爱精自保，适辅眼药引导，疑是16篇之目。”显系牵强附会，但如果说是《养性》之书的内容提要，则是可以考虑的。
第五类是杂著，见于记载的有《大儒论》、《果赋》等。《大儒论》作于明帝水平二年，已佚，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所引袁山松《后汉书》，引文“大”字作“六”。《果赋》，已佚，见于《太平御览》卷168引。
王充的著作流传于今的只有《论衡》85篇，其中《招致》一篇有目无书，实存84篇。其余《讥俗》（含《节义》）之书，《政务》之书，《备乏》、《禁酒》之篇，《养性》（含养气）之书，《大儒论》等，归宿如何，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以为保存于今本《论衡》之中。南京大学《国学丛刊》二卷三期（1923年）张右源撰文，认为：“今本《论衡》是把原来的《讥俗》之书，《论衡》之书，《养性》之书混杂起来了。”朱谦之亦同此说，还在今本《论衡》中分析出哪是《讥俗》，哪是《节义》，哪是《政务》，哪是初本《论衡》，哪是《养性》……；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亦认为王充的著作虽有遗篇，但以上诸书历经王充本人整理，都基本保存在今本《论衡》之中，只是具体篇章无法分析了（《前言》）。与此相反，张宗祥《论衡校订附记》认为：“请书皆不传，所传者独《论衡》之书八十五篇耳。”蒋祖恰也人为“王充《养性》、《政务》、《讥俗》三书，至今均已亡佚，虽则它们的基本观点在今本《论衡》中可以探知，但今本《论衡》实未包括上述三种著作。”
我们认为，同一作者，不同著作的内容互相渗透，是常有的事，因此我们往往可从现存著作中窥知其佚书的内容。但是，我们却不能就此得出佚书的篇章就已包括在今存著作之中的结论。王充的著作也有这种情况。固然今本《论衡》保留了一些《讥俗》、《政务》、《养性》、《大儒论》等书的某些内容，但我们不能说今本《论衡》就包括了诸书的全部篇目，更没有充足理由说是诸书的改编。首先，《论衡》与《讥俗》、《政务》、《养性》等书是各自独立的专书，王充在不少章节常常将《论衡》与诸书对举：
《自纪篇》曰：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
以此见《讥俗》、《政务》、《论衡》相次而作，本为三书。又《对作篇》曰：
其《政务》言治民之道；《论衡》诸篇，实俗间之凡人所见，与彼无以异也。
《政务》与《论衡》对举，内容也各自不同。又《自纪篇》：
《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旨，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
《讥俗》与《论衡》对举，并通过问难者的口，两相比较其风格。
致于《养性》之书，《自纪篇》明明叙在充晚年穷居老病时所作，更在诸书之后，不可与《论衡》之书相混同。由此可见，《讥俗》、《政务》、《论衡》、《养性》各自为书，不相杂厕。即或诸书有的内容经王充晚年改定，收入了《论衡》定本之中，其改动也是非常之大的，不能简单地视为同书的改隶。如世以为《备之》、《禁酒》是《政务》中的两篇，《节义》是《讥俗》中的一篇，《养气》是《养性》中的一篇，都不见于今本《论衡》之中，即是明证。
今本《论衡》中有不少讥时俗、言政事的内容（尽管没有说节义，讲治道），如果说是《讥俗》、《政务》之书的改隶还差可成立的话，那么《养性》之书的内容却是在《论衡》中难寻踪影的。相反，我们从中找到的只有他对道术方技的批判：如前所说，王充在《道虚篇》中否定了“老子之术，以恬淡无欲，延寿度世”；王子乔之辈“辟谷不食，遂为仙人”；道家相夸的“真人食气，寿而不死”；“导气养性，度世而不死”；“服食药物，延年度世”等等长生不老之术的可行性。还在《无形篇》中重申这一批评，坚信“用气为性，性成命定。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减加”。大概说来，《论衡》主要作于壮年，其时意气风发，颇具指点江山，粪土当年的豪情，因此其中注意的是疾虚妄，求实诚的学术问题。晚年著《养性》，年渐70，“志力衰耗”，“志穷无如”，常有“历数冉冉”，日薄西山，壮志不酬，晚景索莫之态。难免不有“终祖”之惧，于是将养生益年提上日程。此亦少壮重事业，老来迷养生之常情。养生的内容既不见于今本《论衡》，其已失传当无疑问了。
就是今传的《论衡》一书，在写成之后，因其议论“违诡于俗”，“不类前人”，因而遭到种种非难，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她得以流传，还要感谢蔡邕、王朗二人的赏识与看重。谢承《后汉书》记载：
王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得《论衡》之差。由是遂见传焉。
以上这段文字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所引。蔡邕，东汉末人；王朗，三国魏人。可见在王充卒后100余年，《论衡》一书方始流传于世。
在流传过程中，《论衡》在篇章上也有脱落，今传85篇，其《招致》一篇，即有录无书，至于散见于各种类书和古注的王充佚文残句则更多，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第四册附有较全的辑补。《论衡》原书篇章的多少，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四库提要·子部·杂家》《论衡提要》说：“然则原书实百余篇，此本85篇，已非其旧矣。”其依据是王充《自纪》“吾书才出百”一句话。近人刘盼遂从之，特作《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刊载于《古史辩》第四册。今人也有怀疑此说者，蒋祖怡《王充卷》（143页）认为《论衡》原本85篇，所谓百篇者，系指王充的所有著作，包括《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养性》在内。我们认为，85卷说较为可靠，不过“百篇”之数既不是《论篇》的篇数，也不是王充所有著作的总和。王充在《扶文篇》中直接言及《论衡》篇数时只说“《论衡》篇以十数”，不言以百数（刘盼遂先生说“十”为“百”字之误，缺乏版本依据），足见《论衡》本身不出百。其次，后世史家作传，著录《论衡》，都一致作85篇，并无百篇之说，自谢承《后汉书》（《艺文类聚》卷58，《初学记》卷24），范晔《后汉书》，葛噗《抱朴子》（《喻蔽篇》）及《事文类聚》别集二所引佚文）和《隋书·经籍志》以下，莫不皆然。其中谢承是三国魏人，距王充之卒仅百余年，所记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其次，王充《自纪篇》所称“吾书亦才出百”，是就世人指责充“所作新书”篇繁文重而作的答辩，显然只指其晚年所著《论衡》、《养性》二书而言，范晔《后汉书》一则日“充闭门潜思……著《论衡》85篇，20余万言。”一则说：“年渐70，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16篇。”85加16，为101篇，正合“出百”之数。既然王充晚著新书总共才“出百”，那么《论衡》一部就不可能独有百篇之多了。《论衡》、”《养性》为充晚近定本，可能最初即合订行世，后来《养性》之书佚，而《论衡》独传。《北堂书钞》卷98引《抱朴子》遗文曾有这样一则记载：
王充所著《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邕）尝到江东得之，叹其文高，度越诸子。及还中国（中原），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怀疑）得异书。或搜其隐处，果得《论衡》。提取数卷持去。伯喈曰：“惟吾与汝共之，弗广也。”
其人所“捉取”之数卷，可能就是《养性》之书16篇，后渐散佚，因而《论衡》得传（仅缺一篇），《养性书》却不可得而见了。
八、崇儒尊孔
如前所说，世人颇以王充问孔，刺孟、讥讽俗儒，而怀疑王充的儒者身份。其实，就王充的整个思想特色和感情特征看来，他仍然是一位儒者，只不过不是经师罢了。从王充《论衡》中，随处可见他崇儒尊孔的思想。
王充出身于孤门细族，苦学成才，对与他有相似经历的孔子推崇有加。《本性篇》：“孔子，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也！”认为孔子是道德最高尚的人物，是诸子百家之中最优秀的。《辨崇德》又说：“孔子，圣人，知（智）府也。”与孟子以来的儒家学派一样，王充也认为孔子是知识渊博，大智大慧的“智府”。在《知实篇》中王充盛赞：“孔子见窍睹微，思虑洞达，才智兼倍，强力不倦，超逾伦等。”说孔子见识非常，明察秋毫；深思熟虑，思维深邃；材智加倍于常人，努力不已，至老不倦，是人类的超才奇士！
王充的一生又是沉沦下僚，落拓不偶的一生，这也与孔子道大难容，周游列国却无所遇的遭遇相同。故每当王充遭人非议，受人讥讽时，常常引孔子以自况，借孔子以自遣。王充曾为人下僚，仕于小县，有人讥消他“仕不择地，浊操伤行”，王充在《自纪篇》中回答说：“可效放者，莫过孔子。孔子之仕，无所避矣。”孔子贱为季孙氏的乘田委吏，并无悒郁之色；又贵为鲁国的司空摄相，却无骄矜之气。孔子说过“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王充也说：“忧德之不丰，不忧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耻位之不迁。”与孔子志趣相同。有人讥笑王充“仕数黜斥”，王充说：“才鸿莫过孔子。孔子不容，斥逐，伐树，接浙，见围，削迹，困饿陈蔡，门人有菜色。”世之才高德盛没有比得上孔子的了。可是孔子被鲁国驱逐出来，在宋国有桓囗伐树相逼之祸，在齐国捞起煮饭的米仓惶出逃，还被围于匡，卫国人除其车辄以示痛绝，特别是被围于陈蔡之间，受尽饥饿之苦，弟子一个个面黄肌瘦……这不也是鸿才遭黜么？更何况“吾材不逮（及）孔子，不偶（遇）之厄（困），未与之等”哩！可见“达者未必知，穷者未必愚”。王充、孔子，可谓圣贤相知，惺惺相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