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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命运的信心，只要按照天意——实际是某种客观规律——办事，就有可能招致好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今天来说，它当然早就丧失了任何积极意义，只有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了。
再说郑玄的政治思想。与其神学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相联系，郑玄在政治上是保守和正统的，他认为封建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恒不变的，符合天意的，因而积极维护封建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反对地方割据势力。从这一点出发，他极力宣扬忠君思想，强调地方眼从中央，地方要以“顺道”来事奉君主。他认为，人臣为君而死就是尽忠，是义、勇兼备的行为，而正直、刚克、柔克三德，为人臣者必须具备其一。应该说，郑玄对汉室是忠心的，对军阀割据是痛心的，他在注释群经时总是神化君主，要求地方诸侯服从君主，把封国的财富贡献给天子。他注《周易》与《周礼》，常常寄托自己君贤臣忠的政治理想，而在笺注《毛诗》中，又寄托自己感伤时事之情，这也说明他向往从前、反对现实乱世的态度。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宣传孝道，用孝道来为忠君思想眼务。要求人们像事奉父母一样事奉君主，像尊重长兄一样尊重各级封建统治者。总的看，郑玄是一位笃信儒家思想的正统学者，他理想中的政治面貌，应当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严守等级秩序，使政治稳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有这些，当然也没有多少郑玄个人的东西，而是传统儒家思想对他熏陶而形成的。但郑玄遍诠群经，已把这些政治思想说成是经典的本义和万古永恒的常则，这对于儒家传统思想的传播，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今天看来，郑玄的政治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是，历史地看，郑玄的政治思想在当时还是知识分子中普遍认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和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
四、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郑玄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之一。
《后汉书·郑玄传》称“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又记其60岁时，“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由此可见，郑玄当时私门讲学，极一时之盛。其弟子众多，几遍全国各地，见载于《郑志》、《郑记》与史传者，著名的就有河内赵商、清河崔琰、清河王经、乐安国渊、乐安任嘏、北海张逸、鲁国刘琰、汝南程秉、北海孙乾、山阳郗虑、南阳许慈等等。他的学生有的成了大官，有的成了著名的学者，《后汉书》本传说：
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
看来，郑玄有知人之能，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他的门下，也都能确有所得。
人称郑玄“著书满家，从学数万”（《经学史》）恐怕不是虚言，他的弟子总数当不会少于万人。据后人辑佚的《郑志》和《郑记》记载，郑玄在进行教学时，注意采取问难和启发的方式，师徒们锲而不舍，切磋琢磨，治学态度十分严谨。《食旧堂丛书》中《论语郑注》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论语》评《诗经》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话，郑玄注曰：“乐得淑女，以为君子之好仇，不为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妇之道。不得此人，不为减伤其爱也。”但是，郑玄在给《毛序》是以“《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作笺时却说：“哀盖字之误也，当为‘衷’，衷谓中心恕之，无伤善之心，谓好逑也。”这引起了弟子刘琰的怀疑：注《论语》以“哀”释之，注《毛序》又解作“衷”字之误，为何前后不一致呢？郑玄赞赏刘琰的用心思考，他回答说：“《论语注》人间行久，义或宜然，故不复定，以遗后说。”就是说，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拿不准的就不强作结论，以免遗害后人。博闻、阙疑，慎言其余，郑玄不仅治学如此，也教育学生要如此。
《食旧堂丛书·郑志》记有郑玄与弟子赵商的一段对话，是由《诗·商颂·长发》的序文引起的。《毛序》说：“《长发》，大礻帝也。”郑玄笺曰：“大衤帝，郊祭天也。……”这中间牵涉到很复杂的祭礼问题，赵商引古籍不同意郑玄的解释，郑玄在进行了一番说明后批评弟子说：“探意太过，得无诬乎！”在与赵商的另一次谈话时也说：“天下之事，以前验后，其不合者，何可悉情？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从这些师徒间切磋时的随意性谈话中可以看出，郑玄教育学生是很注意问难式、启发式和因材施教的，这是对我国大教育家孔子的传统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而其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又促进了其学说的传播，终得大行于世。
总的看，郑玄以其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是一位空前的经学大师。从唐代起，其所注的《诗》、《三礼》即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收人九经。宋代又把它列入十三经注疏，长期作为官方教材。直到今天，仍是古经典的权威注本。因之，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
（康学伟 撰）
一代经师 王肃
（195—256）
东汉末年，朝廷腐败，社会动乱，经济凋敝，美丽富饶的中原大地上，烽烟四起，战火纷飞，结果造成民不聊生，军阀混战，国家的一片大好河山，竟至满目疮痍。
为了各自利益纷纷登台亮相的英雄人物，不胜枚举。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个军事集团，经过几十年残酷的战争，最终割据一方，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格局。
面对战乱频仍，残破凋零的社会现实，有识之士也纷纷表现他们的才华，诸葛亮、司马懿等人有非凡的谋略，关羽、张飞等人有惊人的武功。而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却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人物，他就是以研究传统经学为手段，以图安邦治国目的的一代经师——王肃。
一、书香门第 自幼熏陶
王肃，字子雍。东海郯（音tan。今山东郯城）人。父王朗，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学者。他“高才博雅，而性严整慷慨，多威仪，恭俭节约。”（《三国志·魏志·王朗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学识渊博而富才气，为人正直爽朗。曾因“通经”而拜为“郎中”。又因品德优良举为“孝廉”、“茂才”，从此官运亨通，一直做到权力很大的御史大夫。因为他功劳卓著，还封为安陵亭侯、兰陵侯。他把满腹经纶运用到治国安邦的大业上，写了不少“奏议论记”，为国家的治理出谋划策。并对《易》、《春秋》、《孝经》、《周官》等经典作传，以此表达他的思想和见解。王朗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风、积极入世的态度，都对王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公元195年（汉献帝兴平二年），正是军阀混战剧烈的时期，一代经师王肃在会稽降临到人世。上天似乎有意让王肃一出生就在灾难中受到磨炼。他还在襁褓之中，做会稽太守的王朗就遭到孙策的进攻，兵败逃到东冶，孙策乘胜追击，王朗走投无路，只好投降。孙策把他们安置在曲阿。不久，曹操征召王朗。不甘寂寞的王朗，展转流离，过了数年终于到了中原，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到了此时，王肃一家才开始过着较安定的生活。
聪颖好学的王肃，在其父王朗的训导下，已读遍家中的典籍。王朗师从杨赐，杨氏世传今文经学，所以，王肃实际已掌握今文经学的精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具有了深厚的功底。他很崇拜古文经学家贾逢、马融，于是又深入钻研他们的学说，汲取了古文经学的营养。到了18岁，他并未满足今古文两派学说的知识，又向当时有名的学者宋忠学习《太玄》。以儒家经典为根本的王肃，一涉足到《太玄》这种儒、道、阴阳兼采的书籍，犹如从狭谷走到了广阔的平原，顿时豁然开朗，思想也活跃起来了。他不仅认真听取老师宋忠的教诲，研读原书，而且以他深厚的经学基础，智慧过人的见识，对书中的问题重新作了解释。这段时期的学习，对他以后一生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已明白，学术要有自己的见解，就不能拘泥于旧说，又要勇于创新，才能发挥自己的新思想。因此，他借鉴《太玄》儒家兼采的做法，兼采今古文经学两派的学说，为己所用。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来阐释儒家的理论，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逐步形成具有一家特点的学术和治国思想。
公元220年，学术上已小有名气的王肃，已经25岁了。这一年，他的父亲王朗升任御史大夫。因为他的出身，加上他的学识与能干，被任用为散骑黄门侍郎，进入了高层统治集团，开始他的政治生涯。
二、遍注众经 自成一家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儒家学说统治了整个政治思想领域。虽然也有今古文等流派之争，那也是统治学术界的儒家学派的内部之争。到了东汉末年，郑玄的学说占了统治地位。随着历史的进程，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国的格局，促使人们的思想更加活跃，如何治理好国家，成为每一个有头脑的人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担任了散骑侍郎职务的王肃，也深知儒家学说的影响力，要治理国家，就要借助儒学经典的力量。所以，他面对日见衰微的经学，力排众说，采纳各派合理的部分，先后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等经典作注，又整理其父王朗所作的《易传》。他的注经，不取一家，又有自己的见解，所以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过去有人说他乱了“家法”，其实这正是王肃能够兼容并包，博采众说之长的优点。不久，司马氏集团当政。因为王肃的女儿在太和五年（231年）嫁给了晋文帝司马昭，借这势力，王肃所注众经，都被列为学官，至此，也就确立了王学的官方学术地位。朝廷势力的支持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王肃的学说已经系统化，它涉及到政治思想很多方面，而且适应了新的形势需要，所以，王肃的学说在学术界本身已确立了他的重要地位。朝廷因为“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取，不由典漠，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三国志·魏志·明市纪》）统治者也迫切需要培养人才，统一思想。已具重要地位，而且有一定影响的王学立于学官也就势所必然了。
魏甘露元年（256年），曹魏大权早已落入司马氏之手，徒有天子之名的高贵乡公曹髦，还想挽回颓势。四月雨辰，他到太学向诸生询问经义，其中问到《书·尧典》中“稽古”一词的解释。曹髦本来是主张郑学的，认为尧是效法天的。结果博士庾峻用王肃的观点来回答，认为应该是“尧顺考古道而行之”，即尧效法的是前世治国之道。曹髦又引孔子“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来反驳，认为尧的美德在于效法天意。庚峻则以“奉遵师说”为由把曹髦挡回去了（事见《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这不仅说明王学在学术界的影响，而且对经典的解释也可看出思想政治的差异，皇帝固然强调“天意”，要大家顺天意，拥护他这个皇帝，而儒生中接受了王肃的思想，强调的是“古道”，要效法前世治国之道、一重天，一重人，已见明显差别。
三、伪造圣言 以抒己志
王肃不仅在经典的注释上与郑学针锋相对，并取得官方学术地位。同时，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思想观点，也为他的思想确立理论根据，他借“圣人”孔子及其子孙之口，集录和伪造先秦孔子言论为《孔子家语》，又伪造《孔丛子》、《圣证论》。这些言论虽然大多出自前人之书，但也可从他的选择之中看出他的用心。看似抄录，却有不少改动，也有许多他自己的话。如他在《孔家语·始诛》引用《荀子·宥坐》中的话说“上失其道，而杀其下，理也。”原文本作“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略改几字，足见其用心。又如《贤君》中引用《说苑·政理》：“善为刑罚，则圣人自来。”他改为“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这就把自己崇道贵德的思想塞进去了。过去人们对他这个做法是很不以为然的，一个高明的学者何必作伪呢？其实，仔细考察他伪造的书，就可以看出他的苦心：用圣人的话来立论，是儒家经典地位尊崇形式下的一种手段；是借圣人之口说自己想说的话。他在《孔子家语》《孔丛子》中，从各个不同角度来论述治国思想、方法，以及用人等重大问题。而在尊崇孔子儒学的名义下，把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包含进去，成为新时代新思想的融合体，这也是王肃在学术上压倒郑玄，能够列于学官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反映出经学向玄学过渡的时代思想特色。
王肃除了注释经典，伪造《孔子家语》、《孔丛子》之外，他在政治生涯中，还针对时事，频频向统治者建议，又表现出儒家入佳的积极态度。他对朝廷的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等治理国家的重大问题，写了百多篇论文阐述自己的看法。可惜这些文章今天已不能完全看到。但从《三国志·魏志·王肃传》及《孔子家语》、《孔丛子》中，还可以了解王肃的思想梗概。
四、儒道合流 无为而治
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治理国家，是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的问题，谁也回避不了。在魏晋时期，儒家的学说虽仍占统治地位，但有许多社会的实际问题，在儒学中并不能完善地解决。于是道家的思想、重视义理的倾向就乘机而入。不正视这些已经存在的思想，研究并利用它，而是一概排斥，是自欺欺人。王肃有这个勇气去面对它，研究它，还顺势把儒道思想融合在一起。却继续打着儒家的旗帜来宣传自己的新思想。
孔子是儒家的祖师爷，但他在《孔子家语》中，多次讲到孔子以老子为师的情况，极力渲染孔子师从老子，为儒道合流的理论寻找依据。进而用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学说来改造儒家的天道观，提出“无为”的治国主张。他在《孔子家语·观周》一篇中，具体形象地记述了孔子受教于老子的情况：
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聆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乎！凡当今之士，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讥议人者也。博辩闳达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无以有己为人子者，无以恶己为人臣者。”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老子博古知今，带孔子实地考察，启发孔子明白周公为圣人、周称王天下的道理，并指明孔子多年奔波碰壁、失败而不得志的原因。孔子受到这些重要的教导，回到鲁国，名声大振，慕名求学的人达到了三千人。儒家圣人孔子尚且师传于道家老子，这就把儒学与道家在学术上联系到一起了。也为他把道家思想融进儒学找到了根据。接着，王肃就用道家的无为学说来改造儒家的天道观。他在《孔子家语·大昏解》中，借孔子之口说：“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而能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之，是天道也。”这就是说，天道像日月一样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永无止境，万物的形成正是无为的结果，体现了自然而然的作用。这里的道，已不是孔子的道德、学术或方法的道了，而是老子的道。它包含宇宙规律，它是永恒的，绝对的道，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它能造就万物，贯通一切而无穷。既然天道无为，那么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也不是天道强加给人们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所以要顺应天道的无为来治理国家。他反对经学中关于天命的说法，认为人类社会中一切丑恶的现象，就是没有实行无为而治的结果，是人们自身造成的，而不是天道的作为。王肃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回答“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的问题时，就明确地指出“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并以历史上的纣辛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