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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啖助等人在提出了自己理解的《春秋》宗旨后，就对“三传”进行严厉的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三传并不完全否定。虽然用了比较尖刻的言词大肆批评，但还是有所肯定的。他们认为，古人对《春秋》的解说，本来都是口口相传，自汉以后才有章句，著于竹帛。关于《左传》，他们认为它博采当时文籍，叙事尤其详备，能使百代之下详知春秋历史本末，通过它的叙事去探求《春秋》经文的意旨。何况它“论大义得其本源，解三数条大义亦以原情为说，欲令后人推此以及余事”，因此“比余二传，其功最高”。在这里啖助等人并没有完全抹杀《左传》叙事详赡的功劳，甚至认为它比公、谷二传对《春秋》的贡献更高。但是，他们又批评《左传》“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即对《春经》经旨的阐述远远不够，而且是非混杂，让人难以把握。
关于公、谷二传，啖助等人认为，最初也是以口相传，后人根据先儒口授的大义，将它散配入经文之下，因此乖谬颇多，并没有把握其纲领。不过，他们认为，其大指还是子夏传授下来的，所以，二传从“传经”这一方面说，比《左传》要严密，即“《谷梁》意深，《公羊》辞辨，随文解释，往往约深”，对圣人微言大义的发明，往往有得。但是，他们又批评二传“守文坚滞，泥难不通，比附日月，曲生条例，义有不合，亦复强通，囗驳不伦，或至矛盾”，太拘泥穿凿于文句，遇有说不通的地方，就妄加比附，矛盾百出，不合“圣人夷旷之体”。啖助特别批评二传处处以“一字褒贬”之说释经。他虽然不反对《春秋》寓褒贬，但认为其中也有“文异而意不异”的，“褒贬”说并不普遍适用。所以，他批评二传“繁碎甚于左氏。”＇注＇
在解经时，他们大胆对三传的经说提出质疑。如《纂例》卷2释“望”，陆淳记赵匡说：
三望之名，公羊云泰山、河、海也，而左氏、谷梁无其名。说左氏者云“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说谷梁者云“泰山、淮、海”。据礼篇云，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而不言星辰，又淮海非鲁之封内。公羊云山川不在其封内则不祭，而云祀河、海，则三家之义皆可疑也。对三传及各注家之说，不盲从，经过自己的考证，得出了自己的判断，说明三传不可尽信。
除了批评“三传”之外，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释“三传”者也进行了抨击。在当时学术界中，《左传》杜预注，《谷梁传》范宁注，《公羊传》何体注最为流行。要否定前人的失误，就首先要向杜、范、何三家开火。啖助等人认为，注疏之学“虽因旧史，酌以圣心，拨乱反正，归诸王道，三家之说俱不得其门也”，即三家没有找到正确的途径，去理解圣人的深意，在注解过程中纠正误说，以“王道”作为指归。他们进而指出：“两汉专门，传之于今，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注＇，他们对传注的批评可谓够严厉的了。
再次，啖助等人在指出了“三传”及注疏的失误后，得出结论说：“传已互失经指，注又不尽传意，《春秋》之义几乎泯灭。”三传没有把握“圣人”作经的宗旨，而注疏又没有发挥出三传的大意，致使《春秋》的真正目的被掩盖了。因此，他们要舍弃传注、直求经意。他们认为，《春秋》经文并不像有的传注者理解的那样“文义隐密”，如果这样的话就无人能解了。啖助说：
《春秋》之文简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传，不肯相通，互相弹射，仇雠不若，诡辞迂说，附会本学，鳞杂米聚，难见易滞，益令后人不识宗本，因注迷经，因疏迷注，党于所习，其俗若此＇注＇。
传注者把本来“简易著明”的一部《春秋》经弄得晦涩难懂。不仅如此，《春秋》一经而分三传，每传自两汉以来又各有许多家注，注又有疏，强调“疏不破注”，不离师说，家法、师法门户之见很深，各家各派互相攻击，搞乱了人们的视听。平心而论，啖助等人对两汉以来经学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经学作为官方扶持的学术，其末路流于繁琐、晦涩，异说纷陈。唐初虽有《五经正义》统一经学，但只是对文句的解释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谈经学者“不复知有《春秋》徽旨”。啖助等人抨击传注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种更加简便的解经模式，“但以通经为意”，不讲家法，不根师说，兼取三传，合而为一。啖助说：
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小有不安，则随文改易；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其未详者则据旧说而已＇注＇。
所谓“理”，实际上是他们这一学派的一种主观方法。借助于他们标举的“理”，以此作为标准，去衡量前人传注的是非，“考核三传，舍短取长”，直接为《春秋》作注。因此，他们主张凡是与《春秋》无关的传注，应予删削。在回答“无经之传，有仁义诚节、知谋功业、政理礼乐、谎言善训多矣，顿皆除之，不亦惜乎”的责难时，啖助回答说：
此经《春秋》也，此传《春秋》传也。非传《春秋》之言，理自不得录耳。非谓其不善也。且历代史籍，善言多矣，岂可尽人《春秋》乎＇注＇！
这样，经学更加简明，较少繁杂芜秽之弊。今观现存陆氏三书，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是啖、赵、陆的《春秋》学能风靡中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问理本生人为重 论治乱变而得中
啖、赵、陆新《春秋》学的出现，与中唐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两汉以来，儒家经学一直以章句与注疏作为主要形式。儒家义理被淹没在训诂义疏的海洋之中，学者把明章句、通训诂作为“穷经”的目的，把毕生的精力耗费在里面，使儒学失去了原来切近社会、重视实践的活力，而且学者成了书虫，不再考虑、关心社会，关心生民。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经学成为少数门阀士族的传家之学，世代相传，儒家文化丧失了它的大众性一面。部分学者死守章句，不知变通。因此，经学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到隋末唐初，这种章句之学已开始受到批判。隋末大儒王通著《中说》，以阐明儒家之道为己任，而对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作出自己的理解，提出“通变之谓道”，“道能利生民”，主张通变，重视生民，使儒学能切合现实，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到了中唐，逐渐形成一股怀疑思潮。面对唐王朝建立后逐渐发展的社会矛盾，部分学者对旧的章句之学的传统观念和方法表示怀疑，提倡富于批判精神的一家独断之学。刘知几《史通》就是这一学派的代表，这股怀疑思潮，是唐代中后期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啖助、赵匡、陆淳等人的《春秋》学，正是这一思想的继续。他们的经学研究具有“通经致用”的时代特点。赵匡在《举选议》中批评那些远离实用的章句之徒说：
疏以释经，盖整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民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注＇。
他看不起那些“口问义、诵疏文”的读书人，认为这是白费精神去学习那些无助于自己，无益于社会的业务。陆淳曾对吕温说：
良时未来，吾老子少，异日河图出，凤鸟至，天子咸临泰阶，请问理本，其能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发吾君聪明，跻盛唐于雍照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注＇！
在陆淳看来，国家政治的根本在于“生人为重，社稷次之”。这样，陆淳等人在章句训诂盛行于世的时代，独具慧眼，重申儒家文化的用世精神，他们的主张代表了对两汉以来经学的反动以及向儒学原旨复归的历史潮流。柳宗元曾概括陆淳著作的中心思想是“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注＇啖助也说：“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注＇。他们继承了儒家的“仁政”理想，并将其贯穿在《春秋》学研究之中。如在《春秋微旨》卷上解释鲁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一条经文，陆淳不采三传旧说，认为“天生民而树之君，所以司牧之”，因此，非贤非德之人不应居于统治地位。如果“捐躯以守位，残民以守国”，这是三代而下“家天下”的恶果，不是儒家提倡的理想制度。他实际上是利用儒家理想之“道”，对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又如在《春秋集传纂例》卷6《军旅例第十九》中，陆淳记啖助之语说；
观民以定赋，量赋以制用，于是经之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经纶，武足以御寇。故静而自保，则为礼乐之邦，动而救乱，则为仁义之师。……今政弛民团，而增虚名以奉私欲，危亡之道也。同书同卷《赋税例第二十一》陆淳记赵匡说：
赋税者国之所以治乱也，故志之。民，国之本也，取之甚则流亡，国必危矣，故君子慎之。这类理解，是对儒家原始精神中“民本主义”思想的发挥。
啖、赵、陆等人解《春秋》不仅比较注意发挥“仁政”“民本”思想，还对春秋霸业进行否定。事实上，孔子、孟子对齐桓、晋文等霸主“尊王攘夷”之功还是有所肯定的。但啖助等人为什么要对春秋霸主进行抨击呢？原来自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形成藩镇割据局面，对中央闹独立。唐德宗建中年间，以朱滔为首的河朔四镇自比春秋诸侯，模仿春秋盟会形式叛唐称王＇注＇。啖助等人否定霸业，正是针对困扰唐代政治的藩镇割据。在《春秋集传纂例》卷4《盟会例第十六》中，赵匡抨击诸侯盟会：
若王政举则诸侯莫敢相害，盟何为焉！贤君立则信著而义达，盟可息焉。观春秋之盟，有以见王政不行，而天下无贤候也。
他们强调“王纲”“贤君”的重要性，对盟会全盘加以否定，实际上否定了霸业的合理性，也就否定了当前的藩镇割据的合理性。
唐代建立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积累了许多矛盾。到了中唐，朝廷中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势力，“永贞革新”就是这股变革势力的一次大亮相。“变革”思想在意识形态中有所反映。啖、赵、陆的《春秋》学主张中，就充满了通权达变的思想。他们反对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主张“反经合道”、“变而得中”＇注＇，肯定变革是事物发展的常规，从而得出在政治上应积极变法的结论。在《春秋集传纂例》卷6《改革例第二十三》中，赵匡说：
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之而有弊，况淫君邪臣从而坏之哉！故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乱，察其所革，而兴亡兆矣！
政治生活中不断出现各种弊端，必须通过变革来加以革除，使天下重归于治。变革与否，是治乱所系的重大问题。从中可以看出兴亡的迹象。如果说柳宗元等人站在政治改革的前沿，那么啖助等人则走在学术变革的前沿，他们的变革思想，为改革派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四、重义理开宋学先河 是与非待后人评说
啖、赵、陆的《春秋》学研究，是从汉学向宋学过渡时期的产物。他们本人被当时看作“异儒”，他们的著作吸引了一大批人。不仅柳宗元师事陆淳，大和年间著名学者刘囗《春秋》对策，许多观点与他们的精神一致。陈商、陆龟蒙等都信仰陆氏学说。因此，啖助等人的《春秋》学出现，带动了整个经学的蜕变，是《春秋》学史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这次蜕变，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又恢复了面向现实的能力。从文化意义上说，啖助等人的《春秋》学研究，是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儒学复兴运动的前奏，并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
啖助等人的经学革新，对后代特别是宋代《春秋》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以下几个转变上。
第一，从章句训诂向义理的转变。啖助以前的《春秋》学研究多拘泥于对字句的阐释，较少对义理的探讨。事实上，《春秋》作为儒学“五经”之一，研究者必须对其中隐含的义理作出自己的阐释。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为社会政治提供理论依据。而政治形势又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意识形态中的观念也要不断变化，否则会成为僵死的教条，难以占领人们的精神领域。经学义理化，有助于建立起一个不断适应形势变化的意识形态体系。因为总体来说，谈义理比讲训诂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使经学更有实用价值。
第二，从《春秋》三传分立走向三传统一，变专门之学为通学。自汉代以来，《春秋》分为三派，左氏偏重于补充史实，公羊氏则着重对“微言大义”的阐发，谷梁氏介于二者之间，三派互不相容，壁垒森严，互相排斥，互相攻击。即使一传之下，也有若干家，如一个《公羊传》，就有胡毋氏、董氏、严氏、颜氏等不同的派别，使《春秋》学成为聚讼之学，读书人莫知谁是。啖助等人研究《春秋》，不再死守传注，而依自己的理解直接去解释经文，即“舍传求经”。但他们并不完全弃传注于不顾。对于三传，史实取左氏最多，义理则不论左、公、谷，合则留，不合则别出胸臆，另作解释，以期融为一家之学。啖助、赵匡、陆淳这种“会通三传”的《春秋》学出现以后，三传分立的时代就基本结束了。
自啖、赵、陆开创新《春秋》学派之后，继起者大有其人。卢仝著《春秋摘微》，韩愈赠诗说“《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始终”，可知台传注经更为彻底。冯伉有《三传异同》，刘轲有《三传指要》，韦表微有《春秋三传总例》，陈岳有《春秋折衷论》。这类书意在调和三传，对它们进行裁决，目的是“幸是非殆乎息矣”＇注＇。由此可见，会通三传或舍弃三传，是中唐以来《春秋》经学的总趋势。
宋代学者继承了啖助、赵匡、陆淳的治学传统，在《春秋》经学研究中往往弃传就经或轻传重经，注重以经求经，直寻《春秋》大义。如孙复、孙觉、刘敞、崔子方、叶梦得、吕本中、胡安国、高闶、吕祖谦、张洽、程公说、吕大圭、家铉毅等，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人物。皮锡瑞说：“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而不知啖、赵、陆之平允。邵子曰：‘《春秋》三传而外，陆淳、啖助可兼治’。程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朱子曰：‘赵、啖、陆淳皆说得好。’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注＇啖、赵、陆的《春秋》学方法的影响还波及到五经。北宋初，李之才教邵雍学《易》，就先给他读陆淳等人的著作＇注＇。
啖、赵、陆的《春秋》学虽然得到部分勇于创新的学者的热烈喝采，但是，他们受到的批评也是很严厉的。如欧阳修等人在《新唐书》啖助等人传赞中评论说：
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拙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日‘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困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团，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辨，垢前人，合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
这番严厉的批评，从某些方面击中了啖助、赵匡、陆淳等人《春秋》学的要害。他们虽然克眼了过去经学中繁琐、拘泥的弊病，却往往又走入另一个极端，造成解经时的主观随意性。这种主观随意性在今存陆氏三书中多有反映。因此，对他们的经学研究的评价，应该一分为二。
（杨世文 撰）
卫道巨擘 韩愈
（769—824）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显著地位。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赞扬说：“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尽管韩愈生前生后，褒贬莫一，但总的说来，一直享有很高的声名。在明朝以后，甚至被当作神在吏部和学府中供奉。韩愈不仅是唐宋古文运动中的一员健将，也是由汉唐注疏之学向宋明新儒学转变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一、坎坷仕途 刚直秉性
韩愈率退之，唐代宗大历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