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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的关学没有依靠政治力量，以其特立独行的学术风貌和规模宏大的思想系统赢得了一代学术宗师的地位。周程张朱、濂洛关闽，这是后代理学家的普遍说法。张载的著作被认为是理学的经典著作，无论是程朱派理学或者陆正派心学，都对张载的学术以相当的尊崇。南宋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也高度赞扬了张载的学术。后代的统治者谥他为明公，他得到从祀孔庙的殊荣。
宋代理学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对中国思想和社会各方面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无论是周、张或者是程、朱，虽然他们都带着时代的烙印，但是都对中国文化贡献了自己有价值的思想成果。尤其是张载创立的气一无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是中国哲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王夫之推崇他的学说是“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之者”。可见他的哲学对后人的重大影响。当然，新儒学的目的是要解决人生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张载也和他的同代人一样，跳不出崇儒、明道的伦理学范畴。他的民胞物与的民本主义与大同理想，最终也只能是以封建礼教为依归，在政治社会作用上，与程朱的天理论并没有很大差别。
张载在总结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气一无论为基础的哲学体系，他提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的宇宙论。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气构成，气的消散状态就叫“太虚”。太虚是气的本体，所谓本体，指的是本来的形态，也可以说是气的原始状态，万物都是从这个本体中发生出来的。在万物的变化运动中，这个气虽然有聚有散，但不会增加或减少。气凝聚时，人们看得见，称之为有；气消散时，人们看不见，称之为虚。他以此批判道家有生于无的观点，也批判佛教“以山河大地为见病”的唯心主义。李约瑟认为张载的“太虚即气”的理论，可以与近代西方笛卡尔的“以太”理论相匹敌。是中国古代以气为本原的宇宙理论的系统化和哲学化。
张载对当时的自然科学非常重视，他研究了天文、地理、历法、生物等科学，以气一元论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天体运动理论。他的气有聚散而无损益的观点蕴涵了物质不灭的内容。他曾经说：“凡有形之物易坏，惟太虚处无动摇，故为至实”。而这个至实的太虚，又处在不停的运动中，“升降飞扬，未尝止息”，他借用《周易》里面的“纟因缦”一词，来说明气之本体内部的交感、运动和变化。因为这种变化的微妙，张载又把它称为神，“气之性本虚而神”。这个神，指的是太虚之气产生万物的功能和动力。只要有气的存在和变化，神的功能就会显示出来，神是太盛这个本体的属性，张载也把它称之为道，“神，天德；化，天道”。道是神的外化，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气的运动是千变万化，而万物生长发展都有一定的秩序，张载把这个秩序称为理，“万物皆有理”，理是气的条理，不过张载并没有深入讨论理的问题。到二程创立以天理为本的理论才深入讨论理与气的关系。
张载主张“一物两体论”。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世界运动的本源是事物内部阴阳的对立统一，“气有阴阳，屈伸相感之无穷”。他把阴阳的动静相感之性，称为太和，称为道。太和的升隐浮沉，纟因缦屈伸，是一切运动的动力，归根结底是阴阳的对立与交感，一切具体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由于内部的对立与交感，他把这个规律概括地称为“一物两体”。“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化。”＇注＇因为一气内部有阴阳两方面的交感，所以有各种各样难以预测的变化，所以称为神。而阴阳的交感最终表现为一气的变化。
张载的“一物两体”论阐明了宇宙万物的矛盾现象，指出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特征，他是沿着《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阴阳对立统一思想发展而来的，任何事物内部都有阴阳两个方面，这就是两。阴阳两个范畴可以包涵虚实、动静、聚散、清浊等多种范畴，它们最终是统一于一个气。所以，一与两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开的。一气而含有阴阳的交感变化，所以天地万物能够生生不息，处在永恒的生长和消亡过程中。
张载的一物两体论，表明他对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有相当的认识。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认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对立的双方必然会有斗争，而斗争的结局却是二者的和解而达到新的统一。这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观还有相当距离。张载的相对、相仇、和解，主要还是描述“气本之虚”的宇宙运动，气凝聚为万物就有象有对，万物再返归大虚就是和而解。
中国古代讲气与阴阳的哲学家不少，但以气为基点建立一个系统的宇宙本体论，张载却是第一人。他从太虚即气，阴阳交感产生万物，从神，天道，到理，展现一个有机而和谐的宇宙整体。新儒学寻求的是天与人合一的共同的本，张载找到“气之本”，克服了晋唐以来儒学天人二本的弊病。在以气为本的基础上，人与世界、历史与自然的规律合而为一，由天道观到人性论，由人性论到伦理哲学，建立起他的哲学化的儒学体系。既要维护封建秩序，又要实现民胞物与的大同理想，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和以儒家经典为纲领的唯心史观就这样结合在一个体系中。
张载是北宋新儒学潮流中产生的一代学术宗师，也是中国哲学史上首先创立气一元哲学体系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虽然他的政治伦理观念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但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赵载光 撰）
宋学泰斗 程颢·程颐
程颢（1032——1085）
程颐（1033——1107）
程颢和程颐是亲兄弟，世称二程，他们在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儒学第二次复兴的主要骨干人物。由于二程的思想十分接近，生活经历大体相同，一般学术史和评价对他们的学术思想亦很少作分别介绍，笔者谨从旧例，将他们同列一传。
一、官僚世家两兄弟 经历不凡有名声
二程的家世历代居官，他们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赵匡胤手下一员将领。在宋太宗为晋王时，又是赵光义的幕僚之一，以后又做过宋真宗的老师，官至兵部侍郎，死后赠封少卿。曾祖父程希振，曾任尚书虞部员外郎。其祖父程囗赠开封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二程的父亲程（王向）又以世家的萌庇，照例做了一个“郊社斋郎”，得到了晋升机会，由此起家，连续做了几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老病致仕（退休）。
程颢，宇伯淳，生于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死于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后人号为明道先生。
程颢自幼聪颖，幼年时期就开始习诵儒家经典，10岁就能写诗作赋。他不但天资聪颖，并能刻苦学习，20余岁即中进士。随后做了几任地方官，在任上，是一位干练的官员。其弟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叙述了其兄作地方官时期的一些重要事迹。
中进士后，调京兆府酃县（今陕西户县）主簿，刚上任时，县令即因其年轻，不了解他的才能，就在这时，县衙受理了一宗比较复杂的案件：有个县民借居其兄长的屋宅，很多年之后，在此住宅中挖出很多埋藏于地下的钱币，这个县民的兄长之子认为是他父亲所藏，两家到县衙争讼。县令觉得难以判案，对程颢说：“此事没有证据说明钱币为谁人所藏，应该如何断案？”程颢说：“此事容易辨明”。他对原告说：“你父亲是在什么时候把钱币埋在宅内的？”原告说：“四十年了”。又问：“被告借住这所房子多少年了？”原告说：“二十年了”。程颢即派人取出十千钱币，进行了仔细考察，然后对原告说：“如今官府铸钱，不到五六年就流行于全国，这些钱币都是未藏前数十年所铸造的，怎么解释？”原告不能答对。案子判清了，县令对程颢十分惊奇。
后来，程灏为江宁府上元县（今南京）主簿，此处回税不均的现象十分严重，同江宁府靠近的好田土，都为有权势的人用高价购买了，可是，这些好田上的赋都很轻，一般小民百姓所有的远郊田，其购价虽低，赋税却很重，程颢帮助县令筹画良策，平均了赋税。由于这一措施对富人有所损害，引起他们的不满，因而企图阻止其实行，程颢没有让步，后来无人敢公开反对了。此后，宋朝中央政府也曾在全国各地推行均税法，但未收到成效。这件事说明程颖办事果断，能做到令出必行。不久县令去职，由程颢代其职务，当时的上元县，民情十分复杂，诉讼每月不下二百起，以往的官员终日忙于文案，没有认真去做实事，程颢“处官有方”，不到一个月，诉讼案件大大减少。又上元县的稻田连年遭受涝灾，长期未得到治理，程颢发动民工，于当年就修好了破塘，使粮食获得丰收。为地方办了一件大好事。
程颢在地方官任上，积极推行了儒家的政治路线。在泽州晋城（今山西晋城县）为令时，“泽人淳厚，尤眼先生教命。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长上。”向县民宣示儒家礼教。他按照儒家政治理想管理政事，“度乡村远近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难相恤，而奸伪无所言。凡孤茕残废者，责之亲戚乡党，使无失所。行旅出于途者皆有所养。诸乡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而与之语；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为学。先生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余年，服者盖数百人矣。”（《河南程氏文集》卷11《明道先生行状盯如此等等，说明程颢在年轻时期，就是一个忠实地实践儒家学说的人。此外，在晋城任职期间，他还实行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如当时国家有科买制度，每年都给人民造成严重的负担，每当任务一来，“虽至贱物至官取之，则其价翔踊，多者至数十倍”（同上）。这时，百姓必须用昂价买进，再以低价卖给政府，人民苦不堪忍。程颢为缓和这种情况，“常度所需”，使家预先储备当年上面所需之物，到征收时合理定价卖出。这样富家可取倍息，乡民的负担也比过去减轻一半以上。又如，该县所收人民粮赋，照例要送至边疆，由于道路遥远，运输不便，若在近外买进，则价格昂贵。程颢选择了一些信得过的富民，令其预先购粟于边郡，这样就大大节省了用费，宽纤了民力，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另外，程灏还在晋城实行了其他一些好的措施，如在县库储钱以补民力，按照家产的多寡合理调整差役制度等。上述一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得到好处，所以《行状》说他“在邑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离任那天，人们对他依依不舍，群情激动，以致“哭声振野”。此处虽有溢美之词，但也多少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至少说明程灏是按照儒家的“仁政”原则实行了一些“惠民”之政，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痛苦。
由于程灏在地方上有一些政绩，神宗即位之初，由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调回朝廷做了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大概吕公著的本意是想让他当个正式的监察御史，没有如愿，仅仅做了个实习御史，并加上一个“权”（代理）字。当时，宋神宗鉴于内外交困，很想有一番作为，有时也召见程灏，想听听他的高见，可是，程灏毕竟是个道学先生，“每进见，必为神宗陈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未尝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礼貌不衰。尝极陈治道，神过曰：“此尧舜之事，朕何敢当？’先生揪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同上）神宗本来对他寄于厚望，听了他的进言之后，以为不切实用，不感兴趣。这样，程灏又请求退出朝廷，外补做官，遂为京西路提典刑狱，做了一个和知县职位相等的司法官。
程灏在政治上同司马光、富粥等大官僚结合在一起，共同反对王安石的新法，所以在实行变法的神宗时期，没有得到信任与重用。公元1072年，二程之父程（王向），从四川汉州回京师，旋即致仕（退休），此时的程灏也“厌于职事”，便以其父年老多病、需要照顾为由，要求退居闲职。他回洛阳后，便与其弟程颐一起日以读书劝学为事，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由高太皇太后听政。这时，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又被起用，掌握了政权，程灏也同时被召入京，授为中正寺丞，但还未及上路，便病死在家，终年54岁。
程颐，字正叔，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死于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后人称他为伊川先生。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谱》中，谈他“幼有高识，非礼不动，年十四五，与明道受学于春陵周茂叔先生。”他也是一位早熟的道学先生，在18岁时，就以布衣身分上书仁宗皇宗，劝其“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怀有雄心大志。在此次上书中，他还请求皇帝石对，陈其所学。上书未达于仁宗。也是在18岁时，他在太学读书，撰成一篇名为《颜子所好何学论》，得到当时掌管太学的大儒胡瑗之赏识，立即传他相见，又“处以学职”，年轻的程颐从此一举出名，与他同在太学读书的吕希哲等人竟来拜他为师，“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众”。此后，他的名声和影响就更大了。程颐虽然没有考中进士，但按旧例，程家世代为官，其父程（王向）享有荫庇子弟当官的特权，而程颐却把每次“任恩子”的机会让给了本家族的其他人，自己没出去做官，长期以“处士”的身分潜心于孔孟之道，并且又大量接受学生，从事讲学活动。
公元1059年，程颐受诏，赐进士出身。据今尚保存在河南嵩县程村的碑刻记载：神宗元丰五年（1。82年），太尉文彦博鉴于程颐“著书立言，名重天下，从游之徒，归门甚众”，就在洛阳呜皋镇的一个小村庄拨了一块土地，专门为他建修了一座“伊皋书院”（即伊）11书院），让他在此讲学近20年。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王安石变法失败。由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推荐，程颐被授为汝州（今河南临汝县）团练推官，西京（洛阳）国子监教授等职。在司马光等人的推荐书中说：“臣等窃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其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二程集·伊川先生年谱》）说他是一位高标准的儒者，应让他出来做官，如此可以鼓励知识分子，使之以程颐为典范，便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士风。程颐没有接受任命。次年应诏入京，受命为崇政殿说书，其职务是教皇帝读书。当时的哲宗年幼，司马光等人推荐程颐教他读书，共目的是让哲宗不再奉行神宗的改革政策。程颐就职之前，就给皇帝上奏，提出了君子应重视“涵养气质，薰陶德性”，注重道德修养，还要经常接近品行高尚，敢于当面规劝君主之过失的臣僚。此外，他还提出，要让给皇帝讲书的侍讲官坐着讲，以示“等儒重道之心”（《二程集·论经筵事札子》）。上述建议，表现了自孔、孟以来，儒家学者不遗余力宣扬“圣王之道”和以“帝王之师”自任的本色。就职以后，他经常以向皇帝讲书的机会，借题发挥，议论时政。由于他在君主面前，敢于“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这就一方面使其名声越来越大，吸引了许多读书人纷纷向他拜师问学，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对他的不满，有人指责程颐“经筵陈说，僭横志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闲乱，以偿恩仇”。要求把他“放还田里，以示典刑“（《道命录》）。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他只好上书，自动要求辞职回乡。程颐自1088年起，便基本上脱离了政治生活，在洛阳从事讲学活动。尽管如此，到了1096年，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因新党再度执政，他仍被定为反对新党的“奸党”成员，贬到四川涪州（今四川绵阳市）。交地方官管制起来。后来，这种打击又累及于他的儿子和学生。1102年，恢复新法的宋哲宗还下令追毁了他的全部著作（实际上，由于其著作对巩固封建统治有用，在其门人保护之下，仍被保留下来）。程颐在此境遇下，不久病死于家。死后，洛阳地区凡与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