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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历史观上同理学的对立：
陈亮同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唯心主义的斗争，主要是围绕着“王霸义利”问题而展开的。而在“王霸义利”问题的辩论之中，又集中地表现为两种历史观的分歧。
朱熹在继承和发挥工程关于天理与人欲不能并存的说法，认为“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灭，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朱子语类》卷13），与此相应，他又认为天理是“义”，人欲是“利”，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就是仁义道德同利欲的对立。朱熹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历史观，提出了“王霸义利之辩”和“理欲之辩”。朱熹认为，决定历史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心的好坏，其关键是帝王心术的好坏。在他看来，夏商周三代的帝王继承了尧、舜、禹相传之密旨，其心术最好，所以他们“惟有天理而无人欲”，社会上一切都是光明的，至善的王道政治；三代以后，天理失传“汉唐之君，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同上卷20《＇附＇寄陈同甫书》）。此后历史便走上黑暗，社会历史陷入混乱局面，前者天理流行，为义，是王道，后者人欲横流，是为利，为霸道。按照朱裹的观点，历史的演变是后退的，人们品质愈往后愈低，因为三代圣人心传的道统失传了。因此，要挽救社会倒退的危机，就只有从“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修养入手。
与朱熹针锋相对，陈亮从他的“道不舍人”的观点出发，批判了朱熹历史倒退论，他说：“夫不为尧存，不为舜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若谓道之存之非人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同上《又乙巴春书之一》）。在这里，陈亮强调了社会规律不能“舍人而为道”，即不能离开人的活动。这是针对朱熹认为三代君主能按尧、舜、禹所传的“道统”办事，实行“王道”，汉唐以后的君主不按“道统”办事而行“霸道”而说的。他认为，道是不会中断的，因为它不能离人而派灭，如果朱熹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就“使千五百年之间成一大空缺”（同上《又乙巴春书之二》）。如此，则“道于何处而常不息哉”（同上《又己已春书之一》），他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认为三代以下不仅不是混乱的黑暗时代，而且认为“汉唐之君本领非不洪大开廓，故能以其国与天地并立，而人物赖以生息”（同上《又甲辰答书》），他们使国家统一，使经济文化得以空前发展，其“大功大德因已暴著于天下”（同上卷《问答》），他用历史事实的铁证，有力地驳斥了朱熹的倒退历史观。
在陈亮看来，“义”与“利”或“天理”与“人欲”，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从来就是相互并存的，所谓王道政治与霸道政治，从来就是交杂并用的，根本不存在“三代以上”和“汉唐以下”的绝对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宋元学案》卷 16《龙川学案》）。他认为王霸、义利之间也不存在着绝对对立的鸿沟。这就是他对三者关系的正确结论。从这个观点出发，陈亮认为，既然“义”和“利”可以统一起来，那么所谓“天理”和“人欲”也不是绝对对立的。他认为，物质欲望是人的天性，不应忽视，统治者对其不能强迫禁止。只能“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陈亮集》卷3《问答七》）他主张统治者应用赏罚的手段使为善者得到富贵尊荣，为恶者受到危亡困辱，这就是顺应人的天性，对人们的利欲进行正确控制，而不要从根本上对出于人之天性的利欲要求加以禁止和否定。与重视“事功”的思想相联系，陈亮认为“顺民之心，因时之宜”这才是正确处理问题的方法。
在“王霸”“义利”问题上，陈亮对理学的批判在历史上，特别是在南宋时代，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四、崇高形象 声誉历代不衰
疏枝横玉瘦，小事点珠光。
一朵忽先变，白花皆后香。
欲传春信息，不怕雪里藏。
王运休三弄，东君正主张。
（卷17《梅花》）
陈亮一生，忧国忧民。他那种为坚持抗金，为振兴和统一国家、百折不回，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在历史上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上面这首诗，实际上是借花抒情，表达了他高尚，乐观的精神和卓然超拔的意境，欲“传春信息”，不怕“雪里藏”的千古绝唱，正是陈亮一生崇高形象的生动写照。他力主抗战，反对腐败，提倡革新，批判理学。
陈亮的同乡，诗人王柏心在《龙川集跋》中说：“夫龙川先生天下士也，以豪杰而有志圣贤，坎唤不迁，乃用文章显，虽阅百世，其光芒魄力如雷霆虹电，犹挥霍震烁于霄壤……读其书而慷慨奋发、遗弃萎琐卑陋，卓然思自跻于高明光大之域，则其有功于人心学术也”。这一评论，恰如其分地描绘了陈亮的高大形象和不朽功绩，任何历史人物，其言其行不仅在他生前要受人们的毁誉，更重要的是要受历史的检验，要看后人的评说，在这方面，陈亮也算是一个皎皎者。
在萎靡腐败的南宋政治环境中，作为一个胸怀壮志智略横生，议论风凛”（辛弃疾《祭陈同甫文》），力排众议，思图革新的思想家，陈亮具有高尚的气节和情操。他在17岁的时候就在《谪仙歌》中借李白来抒发自己的性格、诗中称赞李白说：“我生恨不与同时，死犹喜得见其诗；岂特文章为足法，凛凛气节安可移……！脱靴奴使高力士，辞官视杨贵妃，此真大白太节处，他人不知吾亦知”。表明他在人生价值取向上，不以高官厚禄为追求目标，而是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虽然受打击排斥，其爱国热忱始终不渝，为后人树立了美好的风范，辛弃疾赞颂陈亮为一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贺新郎》，《辛弃疾词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1页），陈亮自己在同朱熹论辩中也写了这样的话来表白表示“研究义理之精微，辨古今同异，原心于炒忍……以涵养为正，眸面盎背，则亮有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雷电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陈亮集》卷20《又甲辰秋书》）。他的胆略、才智、谋筹、议论和一些抱负确实与诸葛亮大有相似之处，清人姬肇燕在《刻龙）11集序》中说：
宇宙之垂不朽者有三，曰事功，曰气节，曰文章……事功不立，其气节可知；气节不立，其文章可知，然求之于古今，往往难其人。窃谓永邑（永康）同甫陈公可以当之。”
此人在序文中说：“卧龙、龙川，千古一辙，何多让焉！至其气节，虽屡遭刑狱，而百折不回。有铜肝铁胆，唾手成功之志，所谓真英雄、真豪杰、真义士，真理学者，非其人耶？”这些评论，亦有助于我们对陈亮的研究。
吾人读了陈亮之书，不免与上述诸人产生同感，同时也产生一些遗憾，正如明方孝儒所言：“以同甫之才，而不得以一展之死，又岂非天哉！”读此言，不由人想起杜甫吊诸葛亮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佳句。陈亮虽未在其位，但才智襟怀，韬略谋虑，遭遇与诸葛亮何其相似也！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陈亮传》
2．《宋元学案》卷56《龙川学案》
3．《陈亮集》中华书局1974年出版
4．童振福《陈亮年谱》
5．《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3卷上《陈亮评传》
6．《辛弃疾词选》
7．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第14章
8。重修浙江通志·人物传》
9．陈亮《三国纪年》
10．朱熹《朱子语类》
水心先生 叶适
（1150—1223）
一、力主抗金 屡进复仇统一良策
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人。生于宋高宗绍兴四年（1150年），卒于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23年）。
叶适出身寒微，少时家境比较贫困。他在《母杜氏墓志》中说：“始，叶氏自处州（今浙江丽水县）龙泉（今浙江龙泉县）徙于瑞安（今浙江瑞安县），贫匮三世矣。”（叶适《水心文集》卷25）其母嫁叶家时，又因水灾而“室庐什器皆尽。自是连困厄，无常居”，到处飘流，迁居21次，家计十分困难，但由于其母善于操持，“犹得保为士人之家”。叶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刻苦学习而成长起来的。宋孝宗淳熙五年，28岁的叶适以优异的成绩考中了进士第二，被授为平江节度推官。刚中进士几个月后，母亲就去世了。因为母守孝，改授浙江提刑司干办公事，就在这时，他已开始了收徒讲学的活动。后来又被参知政事龚孟良推荐，召为大学正，迁博士（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教授）。
叶适与陈亮同生于南宋偏安时代，他和陈亮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两人都力主抗金收复失地。在奏疏中，他尖锐地批判了主和派的“乘机待时”之论说：“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而言者以为当乘其机，当待其时。然机自我发，何彼之乘？时自我为，何彼之待？非真难真不可也，正以我自为难，自为不可耳！”指出主和派的所谓“乘机待时”之论，只不过是苟且偷安，阻挠抗战之托词。同时，他还指出了统治集团在决策上举棋不定，在用人上缺乏定策，在法度上因循守旧，“兵以多而至于弱，财以多而至于乏”的积弊。请求孝宗“讲利害，明虚实，断是非，决废置”。据说，当宋孝宗读其奏疏未完，便“蹙额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混。谁克任此，惟与卿言之耳。’”“及再读，帝惨然久之。”（《宋史》卷434《叶适传》）这次轮对虽然对孝宗触动很大，但在实际上并没有接纳他的意见。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38岁的叶适被任命为太常博士。当时发生了兵部侍郎林栗上疏弹劾朱熹的事件，叶适上书替朱熹辩解，他说：“栗劾熹罪，无一实者，特发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于其中谓之‘道学’一语，利害所系不独熹，盖自者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附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者，辄以道学之名归之。……于是贤士惴保，中村解体，销声灭影，秽德垢行，以避此名，……自此善良受祸，何所不有！”（《宋史》本传）当时弹劾朱熹一案，纯系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的倾轧，但为了维护正直的知识分子之发言权，叶适挺身而出，为朱熹作辩护，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明朝人王直在《重刻水心文集序》中说叶适“论林栗一书，有功于斯道甚大。”这是站在道学立场上赞扬叶适，但他又说：“先生正直刚明，严于善恶之辩如此，今去已远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弹劾朱熹，在政治上打击排斥道学人士，在当时并非学术之争，实际上是一场争宠于是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斗争，叶适为朱熹辩护的主要目的在于严辩是非，不全是维护道学，这封奏书，不是为道学辩诬，而只是为朱熹鸣不平。
公元1189年，宋光宗继位，叶适由秘书郎出知蕲州，以后又被召入朝为尚书左选郎官。这时，光宗在悍妒皇后李氏的控制之下，与其父孝宗不和。不久，孝宗病死，光宗竟不能服丧，乃至群臣“号泣攀据以请”，孝宗仍未能前去执丧，弄得神经失常。在这种情况下，“军士籍籍有语，变目不测”（《宋史》本传）。于是叶适提议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得到光宗的允许。接着不久，光宗因身体不好，准备退位，宰相国正辞职。知枢密院赵汝愚十分焦虑，但又拿不定主意，叶适帮赵汝愚、韩囗胄等人定计，拥立嘉王赵扩为帝，赵汝愚为相。韩囗胄是皇后的叔父，此人怀有野心，他仗恃拥立新皇帝之功，对秩位不满，与赵汝愚有怨恨。叶适劝赵汝愚让步，汝愚不从。这时叶适预感到骄横跋扈的韩囗胄将对汝愚不利，叹曰：“祸自此始矣！”，乃请求外调，被任为太府卿，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后来，赵汝愚果然受到了韩囗胄的排挤，被免除相职，谪贬到了衡阳。接着叶适也遭弹劾，降了两官，主管冲情观，差知衡阳，但他没有就任。以后，又起用他为湖南转运判官，迁知泉州。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韩囗胄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巩固其权位，倡议北伐金国，叶适不同意这种缺乏准备而无胜利把握的军事冒险行动，他上疏请求从长计议，他说：“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强者兴。”“今欲改弱而就强，为问罪骤兴之举，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同上）反对无准备、无把握而冒险出兵。他奏请“修实政”，“行实德”，先作好收复中原的准备。他讲的“修实政”，是指加强练兵，使足以制敌，训练好大小之臣，试之使足以立事。所谓“行实德”，就是减轻赋税，节约开支，让老百姓免除过重的负担。他说：“既修实政于上，又行实德于下，此其所以能屡战而不屈，必胜而不败也。”（同上）这些意见，在当时是合乎时宜的。然而，当时执权柄的韩囗胄都听不进去，他调叶适权任工部侍郎，又改权吏部待郎，兼直学士院。叶适辞去兼职。不久，韩囗胄便会照诸将，四路出师、叶适又劝他先加强长江防务，囗胄还是不听，不久，各路军马皆大败，这才委派邱囗为江淮宣抚使，调叶适为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以负责江淮一带的防御。从此，叶适便担负了守卫江防，抗御金人入侵的重任。他总结了孙吴“以江北守江”的经验，请求节制江北诸州，自愿担当起保卫江防的重任。
叶适不仅坚决主张抵抗金国统治势力的南侵，而且还亲自参加了抗金的实际斗争，并为此建立了功绩。对于如何抵抗金军，收复故疆，在叶适的思想中早已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意见和办法，如他在《上孝宗皇帝札子》中说：“今日人臣之所当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水心文集》卷1）对这件大事，历光宗、宁宗札他都不断提出，如《上宁宗札子》中说：一陛下当申命大臣，先虑预筹，思振积耻，恢复祖业。”（同上）他从主战派的立场出发，严厉地抨击了各种各样的主和论调和不切实际的空谈，批判了北宋末年以来的主和误国议论及其危害，特别谴责了秦桧，汤思退等人“撤守弃地，开门纳敌”，排斥打击主战派的罪行。在札子中，叶适也批评了那些不切实际和畏缩保守的种种议论。如：“为奇谋密划者”的“乘机待时”论，“忠义决策者”的“亲征迁都”论，“沉深远虑者”的“固本自治”论，“高谈性命者”的“功业可略”论等等错误论调。如前所述，叶适认为，要恢复故业，必先改良内政，最切要的是减轻人民负担，调整内部的阶级关系，防止内部动乱。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叶适既反对无准备的冒进，又不主张依靠宋军以单纯的军事行动去硬拼，他主张依靠人民力量，层层设防，步步推进，去达到驱逐金军，规复故疆的目的。在韩囗胄冒然出伐之前，叶适就对他提出了详细的建议：
请先择濒淮沿汉数十州郡，牢作家计，州以万家为率，国家大捐缗钱二千万，为之立庐舍，具牛种，置器仗。耕织之外，课习战射。计一州有二万人胜兵。三数年间，家计完实，事艺精熟，二十万人声势联合，心力齐同；敌虽百万，不敢轻挠，如其送死，则长弓劲矢，倚堑以待。当是时，……河南可复；既复之后，于已得之地更作一重。气壮志强，实力足恃，虽无大战，敌自消缩。”（《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
韩囗胄急于求功，不听叶适的建议，单纯依靠不堪一击的宋军去与敌人硬拼，结果劳师糜饷，溃败而归，不但白白丢送了很多将士的性命，而且使江浙一带的人民再一次遭受了极大的苦难。
在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节制江北诸州的任期内，初步实践了他的抗金计策，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据《宋史》本传记载，“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骑军旗若将渡者。难民仓皇，争斫舟缆，覆溺者众，建康震动”。叶适为了安定人心，先采用了出奇制胜的策略，招募了民间精壮二百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