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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道教唯心主义的批判中，叶适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归结到宇宙观上的基本态度是：“天地阴阳之密理，患于以空言测。”（同上卷4《隋书一》）意思是：对于奥密的天地阴阳之理，不可用空言虚语去进行推测，而应该根据实际材料去进行论证。因此，他说：“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该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归之于物，不使散流。”（同上卷47）一方面，坚持道不离物，非知物不能至道；另一方面，又坚持不懂得道就不能概括事物。归根结底，道虽广大，它总结一切理贯通一切事，最终仍归结于物，不能使之与物离散。他又说：“上古圣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于器数，其通变在于事物。”（《水心别集·进卷》卷5《总义》）叶适所说的道，是指事物的一般原理原则。他认为原理原则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不能离开事物去讲原理原则。
叶适认为，构成自然界的基本物质形态是五行八卦所标志的各种物质。他说：“夫天、地、水、火、雷、风、山、泽，此八物者，一气所役，阴阳之所分，其始为造，其卒为化，而圣人不知其所由来者也。”（同上卷5《易》）一气分为阴阳，再由阴阳造成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又由此而化生万物。他又说：“夫形于天地之间者，物也；皆一而有不同者，物之情也；因其不同而听之，不失其所以一者，由其理之不可乱也。”（同上）这就是说，天地之中，一切有形的东西都是物；物各有其区别于他物的特殊性，此乃是物各有其理的根据。各自不同的物之所以或成或毁，或往或来，或隐或现，这些纷纭变化，其中皆有一个不变的理。在这里，他用朴素唯物论的观点正确地说明了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多样性的统一原理。
叶适不仅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同时认为天地之间的一切事物都是推移、变革、流行、变化“不常其所”的。这个“不常其所”的过程谓之“易”。他说：“‘易’者，易也。夫物之推移，事之迁革，流行变化，不一常其所，此天地之至数也。”认为交易是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人对这个普遍规律，只能“迎其端萌，察其道顺而与之始终”（同上）。也就是说，人们只能遵循这一普遍规律办事，既要有为，又不妄为。
在叶适的宇宙观中，也承认对立的普遍存在。认为变易的原因在于“一物为两”，“相摩相荡”，“鼓舞总囗辟”。他说：“道原于一而成于两。在之言道者必以两。凡物之形，阴阳、刚柔、逆顺、向背、奇耦、离合、经纬、纪纲，皆两也。夫岂惟此，凡天下之可言者，皆两也，非一也。一物不然，而况万物；万物皆然，而况其相禅之无穷者乎！”（同上卷7《中庸》）指出了世界上一切都是一分为两，而且永远是一分为两，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的单一。不过，叶适虽然强调了事物对立的普遍性，却又认为还有一个超越于对立性的永恒不变原则，就是“中庸”。他说：“彼其所以通行于万物之间，无所不可，而无以累之，传于万世而不可易，何欤？呜乎！是其所谓中庸者邪！然则中庸者，所以济物之两而明道之一者也，……水至于平而止，道至于中庸而止矣！”（同上）虽然两极是存在的，但它们虽不在中点却依存于中点。这正象水流至于平止一样，两极之对立至于中庸而止。这就把事物的对立看做是相对的，把对立面的均衡只看作是绝对的了。这说明他的辩证法观点的不彻底性。
在认识论上，叶适反对先验论，强调了感性知识的重要性。他说：“古人多识前言往行，谓之畜德。近世以心性通达为学，而见闻几废”（《水心文集》卷29《题周子实所录》）。“见”指直接经验，“闻”指间接经验，即“前言往行”。两者都是感性知识，他都强调，他反对只讲心、性，讲反省内求而忽视对客观事物的实际考察。他指出：“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心尽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同上）坚持感性知识是正确认识的来源和基础，反对不实际的臆测和空谈。后者正是理学家们“专以性为宗”，“以心官贱耳目”为其特点的认识路线。叶适坚持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不仅是正确的，同时在对理学唯心主义的批判上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四、永嘉巨擘 学派与朱 陆相鼎足
叶适的学说在南宋时期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他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水心学案》的按语中说：“乾淳清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鼎足。”说明当时的叶学声望很高，其地位能与朱学、陆学构成三派鼎立之势。总的看来，朱、陆、叶都是儒家学者，但他们所走的路径不同，朱、陆阵营虽有“理学”、“心学”之别，但同属于理学阵营，叶适则采取了同理学相对立的态度，是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他公开反对理学家们赖以立足的曾子、子思、孟轲心、性之说，同当时风行于学术思想界和普遍流布于社会的理学相对立。在哲学、史学、政论以及文学方面，都代表了当时的进步倾向，因而受到儒学正统派的非难。朱熹说：“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语类》卷122）对叶、陈之学进行了全盘否定。另外，陈振声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则说叶适：“文刻削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但黄宗羲说：“黄诺言叶正则推郑景望（指永嘉前辈周行己），周恭叔（指永嘉前辈周行己）以达于程氏（指二程），若与吕氏（指吕祖谦）同所自出；自其根抵六经，折衷诸子，凡所论述，无一合于吕氏，其传之久且不废者直文而已，学因无与焉。盖直目水心为文士。以余论之，水心异识超旷，不暇梯级……。以言乎疵则有之，若云其概无所间，则亦堕于浮论矣。”这是批评那些抵毁叶适的言论，是不合实际的浮论。（《宋元学案》卷54水心学案》）他还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同上卷52《艮斋学案》案语）这一评论是比较公允的。叶适的学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而集其大成的。
永嘉学派，在其前期并不十分重视事功。这个学派是由北宋时期的周行已等人所开创。周行己，许景衡等人的学说是直接从二程继承来的。南渡以后，二程思想在绍兴年间曾一度被禁，后来由郑伯熊（周行己的私淑弟子）兄弟“复而振之”，他们仍然是传播伊、洛之学。只是发展到薛季宣、陈傅良时期，才发展为事功之学。因此，永嘉之学从继承二程统纪开始，转变到与伊、洛之学相对立的事功之学，实际上是从薛季宣、陈傅良开创的。他们提出：学问必须“经世，”一定要“施之实用”。叶适思想则直接来源于薛季宣，陈傅良。《宋元学案》认为叶适是郑景望之门人，但叶适在《祭郑景望龙图文》中说：“某之与公，长幼分殊；登门晚矣，承教则疏。”（同上卷28）他说自己确曾问学于郑门，但时间很短，所学无多。但他确也接受了郑的思想，他说：“郑景望及薛士龙、陈君举擅一世臧否，号为方峻”，“今天下学者，皆出其后也。”（《水心文集》卷21《郑景元墓志铭》）从叶适一生的性格上看，也是“擅一世臧否”的杰出人物。然而，叶适同薛陈二师的关系却是十分密切的，他14岁时，就在瑞安的林家与陈傅良相见，从此便开始了他们的师生生活。第三年，他又去婺州拜访薛季宣，此后不断用书信往来的方式研讨学问，特别是叶、薛二人交往时间最长。叶适在其给陈傅良的墓志铭中说：“余亦陪公游四十，教余勤矣。”（《水心文集》卷16）总之，叶适作为永嘉事功学派集大成者，主要是在薛季宣、陈傅良等人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然，他在学术上所以有那样突出的成就和贡献，更重要的是由于他自己不懈努力对真理的追求和敢于向权威学说挑战的坚强性格，在对理学和心学的批判中，在提倡事功之学的研究中，不仅表现为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同时也为后人提供了许多积极有益的思想借鉴。对于他思想中存在的局限性，我们应当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合理的分析与评论。
（李刚兴 撰）
主要参考书
1．《宋史·叶适传》
2．《宋元学案·水心学案》
3．叶适《习学记言》
4．叶适《水心别集》
5．叶适《水心文集》
6．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第14章
7．朱熹《朱子语类》
鹤山耆儒 魏了翁
（1178—1237）
魏了翁是南宋后期著名的理学家和进步的思想家，他一生的主要贡献，是经过他的努力倡导，使理学在遭受“伪学之禁”以后，取得了正统地位，成为在封建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思想。作为进步的思想家，他具有重民思想，关心民众的疾苦。他批评了当时的弊政，提出了社会改良的方案，是一位热情实践儒家政治理想的思想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
一、神童早登金榜 终生服膺程朱
魏了翁字华父，邓州蒲江（今四川蒲江县）人。生于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卒于宋理宗嘉熙六年（1237年），自称出生于一个“贫贱”的家庭。他的曾祖父魏大昕，祖父魏苹，父亲魏士行都未作过官。魏了翁原不姓魏，其生父为高孝（王寿），与魏士行是亲兄弟，因魏了翁的祖母高氏之兄无后，乃将孝（王寿）过继高家，孝（王寿）生有六子，了翁排行第五。后又因魏士行无子，再将了翁过继给魏士行为子，又改姓魏。
了翁自幼聪明端重，“年数岁从诸兄入学，伊如成人。少长，英悟绝出，日诵千余言。过目不再览。乡里称为神童。”（《宋史》本传）15岁时，他就写出了很有见解的《韩愈论》，其文“抑扬顿挫，有作者风”（同上）。由于他学有造就，才华出众，21岁应省试，就在《易经》科中居经生之冠。庆元五年（1199年），22岁的魏了翁又中了进士，并且名列第三，授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之职。
自青少时期开始，魏了翁就接受了理学思想，他17岁拜章寅臣为师，学习义理之学。当其成年入仕的时候，正是理学遭受打击，被定为“伪学”，严令禁止的时期。朱熹等59人被判为“逆党”，受到严重打击。26岁担任学官的时候，他“获接四方之士而取师友”，就在这时，魏了翁在临安结识了朱熹的门人辅广、李燔等著名学者，与之结为学友，经常和他们共同探讨学问。自此以后，魏了翁便逐步加深了对程朱理学的了解。他从辅广和李燔那里受赠了一些朱烹的著作，开始系统研究朱熹的思想。魏了翁非常崇拜朱熹，称其为“集濂、洛之大成”的学者，并颂称“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朱文公年谱序》，以下简称《文集》）
公元1207—1210年间，魏了翁回到故乡，其间三次辞去朝廷之聘召，筑室于白鹤山下，与诸友研习经书。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年），在家乡蒲江创建了著名的鹤山书院，开门授徒，传授程朱理学。在这时，四川的读书人“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宋史》）与此同时，他又将辅广所赠之朱熹著作大量地加以刊印，使其广泛地流行于四川各地。经过魏了翁的讲学授徒活动，理学就在四川各地传播开来。加之他于较长时期在四川一些地方作官，所到之处积极从事讲学活动，对理学在四川的振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魏了翁因上疏言事得罪了权贵，遭受贬谪。在他谪居靖州（今湖南靖县）期间，又在当地办了一所鹤山书院。由于他的名声很大，一时各地学者云集，“湖南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同上）谪居靖州期间，他还撰写了《九经要义》100卷。从公元1225年到公元1231年，达6年之久的谪居时期，他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了授徒讲学与著述活动。绍定六年（1233年），来理宗亲政，56岁的魏了翁才被召回朝廷，担任了中央政府的要职，这段时期，宋理宗对于他的理学治国主张和政治改良意见表示欣赏，并被进爵为临邛郡开国侯，又面赐御书“鹤山书院”四个大字，用以表彰他的讲学活动。
嘉熙元年（1237年）魏了翁逝世，终年60岁。卒后十日＊诏以资政殿大学士，通奉大夫致仕。”（同上）这个职称，在宋代只授给罢政之宰相或其他地位显要的大臣，是从政官员的最高虚衔。后来，魏了翁再“诏赠太师，谥文靖，赐第宅苏州，累赠秦国公。”
魏了翁一生的著作很多，其大部分被后人汇编为《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共110卷。另外，他还著有《九经要义》多卷，《古今考》1卷，《正朔考》1卷。
二、适应政治需要 树立理学权威
产生于北宋时期的理学思潮，在其初步发展时期，虽然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但并未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特别重视。理学的基本思想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依据，又以其精巧的哲学思辨来论证“三纲”“五常”的至高无上性，竭力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政治服务。然而，它又继承了儒家的“王道”政治思想，主张对大地主、大官僚的过分骄奢淫逸和无限制的横征暴敛、腐败贪残等伤天害理行为进行适当的限制。基于这个原因，它必然要受到特权阶层的限制和压抑，虽然有一些崇尚或支持理学的官僚士大夫竭力为之提倡和争取，但仍得不到顺利的发展，乃至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受到牵连或压抑，其倡导者甚至遭到打击排斥。南宋前期出现的“庆元党禁”，曾使理学遭受厄运。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9年），理学势力相当可观，当时有朱熹、张栻、吕祖谦和陆九渊等著名理学家聚徒讲学，其影响很大，理学发展十分迅速。朱熹等人还借助于给皇帝讲书的机会来干预朝政，因而引起了一些官员的敌视和反对，如郑丙、陈贾、林栗等人就十分敌视理学人士，先后奏请禁止理学。到来宁宗庆元年间（1195一1200年），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以赵汝愚同韩囗胄为代表的两派政治势力的权力之争。当时身居相位的赵汝愚，引用了朱熹等理学家担任要职，而韩囗胄则在朝中一批反理学官员支持下，与赵汝愚争夺权力。结果是韩囗胄得势，赵汝愚被迫下台。这就使理学势力在政治上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理学被定为“伪学”而被严令禁止，又将朱熹等59人列为“过党”加以打击排斥。此后，理学便开始处于低潮时期。
魏了翁在上述情况下，于1199年考中进士。到了庆元年间（1205—1207年），韩囗胄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巩固自己的权势，冒然发动了对金战争，结果失败被诛。嘉定改元（1208年），史弥远为相，以韩囗胄为代表的主战派势力受到挫败。在这种政治气氛中，理学又重新抬头。魏了翁和真德秀就是在理学处于低潮时期从事学术和政治活动的。他们二人“志同气合”，共同为“嗣往圣，开来哲”——为接承“道统”，振兴和发扬理学而共同奋斗。
嘉定九年（1216年），当时正在四川做官的魏了翁开始上疏宋宁宗，请求表彰理学开山周敦颐，请为之赐封谥号。其奏疏说：
盖自周衰孔孟氏没，更秦汉魏晋隋唐，学者无所宗主，支离泮涣，莫这其归。……敦颐独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之至赜，建图著书，阐发幽秘，而示人以日用常行之要。使诵其遗文者，始得晓然于诛泅之正传。……又有河南程颢、程颐亲得其传，其学益以大振。虽三人皆不及大用于时，而其嗣往圣，开来哲，发天理，正人心，其于一代之治乱、万世之明暗所关，盖甚不浅。（《文集》卷15，《奏乞为周濂溪赐谥》）
对理学家的褒赠，在当时已有先例，如嘉定二年（1209年），宋宁宗曾下诏，赐朱熹为“文公”，嘉定八年，又谥张栻为“宣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