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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
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亭林诗集》一，《千里》）；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敌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敌；不数日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临终嘱咐炎武，说：“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先妣王硕人行状》）炎武悲愤欲绝，将母亲的遗命谨记心田。
这年闰六月，明宗室唐王幸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经大学士路振飞（字见白，号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荐，隆武帝遥授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丧，炎武二时难以赴任，只能“梦在行朝执戟班”（《诗集》一，《延平使至》），但他仍然积极投身入抗清复明的斗争。
当时，清松江提督与巡抚土国宝不和。前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字卧于，复社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顾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杨延枢（字维斗，江苏吴县人）等暗中策动吴胜兆举义反正，咸正为炎武同宗长辈，陈子龙等都与炎武往来密切，这件事炎武也是参预了的。顺治四年（1647）夏，事情败露，“几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诗集》一，《哭陈太仆》），胜兆被解往南京斩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诸人。子龙往投炎武，炎武当时已离家出亡；于是子龙逃入顾咸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营救，未能奏效。其间，炎武还往寻成正，“扁舟来劝君：行矣不再计”（《诗集》一，《哭顾推官》）、催促他及时出走，而咸正不听。结果，陈子龙乘差官不注意时投水自尽，杨延枢及顾氏父子先后遇害，受此案株连而死者40余人。
在策动吴胜兆反正的同时，炎武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顺治三年（1646），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路振飞派人与他联系，要他联络“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今属江苏淮阴），仆仆往来”（邓之诚《清诗纪事》），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每从淮上归，必诣洞庭（按即太湖）告振飞之子泽溥，或走海上，谋通消息”（同上），意图纠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
虽然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权先后瓦解，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一再受挫，但是，炎武并未因此而颓丧。他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诗集》一，《精卫》），满腔忠愤，不能自已。
当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到顺治七年（1650），叶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
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他在《流转》诗中写道：“……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当张名振（字候服，南京人）于顺治十年（1653）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今属上海），明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并登金山遥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之际，炎武为之欢忭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诗集》二，《金山》）
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字遐心，浙江吴兴人）、吴炎（字赤溟，江苏吴江人）、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王锡阐（字寅旭，吴江人）等共结惊隐诗社，表面上以“故国遗民”“优游文酒”（汪曰桢《南浔缜志》），其实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1654）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改名蒋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称神烈山。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当时名集庆），以此为根据地，东征西讨，10余年后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国。炎武“遍游沿江一带，以观旧都畿辅之盛”（《神道表》），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颇有不胜今昔之感。
顺治十二年（1655）春季，炎武回到家乡昆山。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明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炎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将炎武绑架关押，并迫胁炎武，令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炎武知友路泽博（字苏生）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最后，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
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顺治初曾任礼部右侍郎，是当时文坛领袖。钱氏声言：“如果宁人是我门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奥援，虽然明知炎武不会同意，还是代炎武拜谦益为师。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张贴。谦益大为尴尬，解嘲道：“宁人忒性急了！”炎武耿介不阿的性格于此可见。
十三年（1656）春，炎武出狱。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极力排解，而叶方恒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仲夏，炎武返钟山，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遭刺客袭击，“伤首坠驴”，幸而遇救得免；嗣后，叶方恒还指使歹徒数十人洗劫炎武之家，“尽其累世之传以去”（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这之前的几年当中，炎武曾数次准备南下，赴福建参加沿海地区风起云涌的抗清复明事业，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至此，炎武决计北游，以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国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业。远行避祸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顺治十四年（1657）元旦，炎武晋谒孝陵——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炎武45岁。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子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到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直至逝世。
三、风尘怀抚剑 天地一征鞍
离昆山后，炎武“绝江囗淮”，于顺治十四年（1657）秋抵山东莱州（治今山东技县）。翌年春至泰安，又至曲阜谒孔庙，并在章丘桑家庄购置日产，“垦田于章丘之长白山下”（《神道表》），年末，经菜州、济南至北京。顺治十六年（1659），炎武到了山海关，凭吊昔日旧战场；然后又折回关内，至昌平州（今北京市昌平县）天寿山谒十三陵。瞻仰列祖列宗陵寝时，炎武悲从中来，“下痛万赤子，上呼十四皇。哭帝帝不闻，吁天天无常”（《亭林诗集》三，《恭谒天寿山十三陵》）；但炎武并未灰心，“天运未可亿，天心不可量”，对恢复明室仍然满怀希望。谒陵之后，炎武经居庸关返归山东。这年五月，张煌言（字玄箸，浙江宁波人）、郑成功（字大木，福建南安人）率甫明军大举入长江，七月，舟师直抵南京观音门外江面，一时江淮震动。“江上传夕烽，直彻燕南陲，皆言王师来，行人久奔驰”（《诗集》三，《江上》，下引同），炎武闻知这一喜讯，急忙南下。可惜“宋义但高会，不知兵用奇，顿甲守城下，覆亡固其宜”，当炎武行至扬州，南明军已经失败，炎武怅怅北返，于年底到达天津。
康熙元年（1662），顾炎武在北京。当他听说永历帝在昆明被害的消息后，心知复明已无多大希望，于是“笃志经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这年，被革职的归安（今浙江吴兴）知县吴之荣告发庄廷拢私修明史，其中“颇有忌讳语”；炎武好友吴炎、潘柽章受牵连入狱，第二年遇难。同案株连多达700余家，死78人，其中还包括一些地方官员。炎武已于去冬离京赴山西，在汾州（今汾阳）接到吴潘二人的凶信，十分悲痛，于是在旅舍设奠，遥祭亡友，其祭诗云：“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还写了《书吴潘二子事》一文，表彰故友的学问节操，记述“明史案”的始末。顾炎武对明正德以来“二三先生招门徒，立名誉，以风显于世”（《文集·与友人论门人书》）的风气深为不满，他自己也“不坐讲堂，不收门徒”（《余集·与潘次耕札》），而这次却破例以潘柽章幼弟潘来为门生，以表达对故人的怀念之情。此后，炎武取道蒲州（今山西永济）入潼关，遍游关中；次年至河南辉县访孙奇逢（字启泰，河北容城人，学者称夏峰先生），年底返山东。
康熙五年（1666），炎武与友人李因笃（字天生，一字子德，山西洪洞人）等20余人集资买回，垦荒“于雁门之北，五台之东”，欲效法马援（字文渊，陕西兴平人，东汉名将，曾为伏波将军、陇西太守）、田畴（字号泰，河北玉田人，东汉末垦田徐无山中，曾助曹操征乌桓）“从塞上立业”（《神道表》，下同），准备定居代北，说：“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也。”后因不耐气候严寒，经营创始之后，即令“门人辈司之”，自己又只身出游。
康熙七年（1668），莱州黄培诗狱案涉及到顾炎武。炎武时在北京，听说此事后立即赴山东对质；三月二日抵济南，下济南府狱。大约两年前，莱州即墨人姜元衡告发其旧主黄培收藏刊印“逆诗”，本年正月，姜在审讯中称：“逆诗”内有《忠节录》一书，“系昆山顾宁人到黄家搜辑发刻”，实则炎武与姜素不相识；此案还株连“江南北之名士巨室”300余人。炎武念及“事关公义，不宜避匿；又恐久而滋蔓，贴祸同人”（《蒋山佣残稿·与人书》），故“不惜微躯，出而剖自此事”。这个案子可能跟炎武垦田章丘一事也有联系，上引《与人书》云“衅起于章丘，祸成于即墨”；顾衍生所撰炎武《年谱》亦云“是狱为谢长吉主唆”（谢世泰字长吉，章丘人，炎武与其曾有过经济上的纠纷）。
这次无妄之灾持续半年以上，炎武在狱中十分艰难，“每日以数文烧饼度活”，几乎不支。幸得友人李因笃等多方奔走，大力营救，并至济南看望炎武，到十月这场冤狱方才暂告一段落，炎武始得取保出狱。次年夏，炎武又回章丘，与谢长吉对簿公堂，“虽陷害之情未明，而霸占之律已正”（《佚文辑补·与颜修来手札》），案子才算最终了结。初冬，炎武由保定抵平原（今属山东），（木圣）幼弟潘耒（字次耕）前来谒见，正式拜门受业。（木圣）章被难后，潘来居淮安王略家中读书，并与王略之女成婚。这年六月，岳父和妻子相继去世，潘耒遂北上往投炎武。
岁月的流逝，没有使炎武忘却家国之恨；境遇的坎坷，也没有使炎武的耿耿孤忠有所销蚀。康熙十年（1671），炎武再游京师，住在外甥徐乾学（字原一，号健庵，昆山人，曾任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家中。当时，清廷议修《明史》，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字敬修，湖北孝感人，后来曾任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为此设宴款待炎武。席间，熊邀请炎武参与撰述，炎武断然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蒋山佣残稿·记与孝感熊先生语》）赐履与出席作陪的徐乾学相顾愕然。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为纂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儒”（《年谱》），一时知名之士赴召者所在多有。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苞（宇于吉，昆山人，方恒胞弟）和经筵讲官韩囗（字元少，江苏吴县人）准备向朝廷推荐顾炎武，炎武坚辞，三度致书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叶、韩知炎武志不可屈，方才作罢。后人有诗云：“到底不曾书鹤版，江南惟有顾圭年。”次年，叶方蔼为明史馆总裁，又欲招炎武入史局，炎武回信说：“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文集》三，《与叶讠刃庵书》）且自此以后，“遂绝迹不至都门”（《年谱》），以表明自己不与当局合作的决心。
自康熙七年（1668）“明史案”后近十年中，炎武仍仆仆于燕赵齐豫陕晋之间，“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文集》六，《与潘次耕》）。由于年过六旬，尚无子嗣（38岁时得一子，名贻谷，3岁即夭折），因而江南亲友商议，以族侄衍生过继炎武为子。康熙十六年（1677），衍生在其师李云囗陪同下由江南赴山东德州，与炎武“行父子相见之礼”。时年衍生12岁，炎武则六十有五。这年十一月，炎武往游西岳华山，居友人王山史（名弘撰，字无异，陕西华阴人，与炎武订交于康熙初）家。炎武认为“此中山水绝佳”，于是有卜居华下、以年余年的想法，山史进为之构筑屋舍。康熙十八年（1679），炎武携衍生迁入新居。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炎武由华阴至曲沃，不幸染病，呕泻不止，经医生疗治，数日后病势稍减；然而，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四日，病又复发，竟日夜呕泻，初九日凌晨，炎武溘然长逝。衍生当时年仅17，又从未经历过这种大事，全仗居停主人韩宣（字句公，曲沃人）及炎武生前友好一力操持治丧；两个月后，炎武堂弟顾囗（字大云）由江南赶赴曲沃，与衍生一道扶枢南返，归葬于昆山祖茔。
自顺治十四年（1657）“掉首故乡”，20多年来，炎武“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神道表》引炎武友人王良语），东西南北，惨淡经营，“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文集》六，《与戴耘野》），至死不忘恢复明室。晚年定居华阴，亦有极深的用意。他在《与三侄书》中说：“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文集》四）在《与李星来书》中也说此地“三十年来，在在筑堡，一县之境，多至千余。人自为守，敌难追攻。此他省所无，即天下有变，而秦独完矣”（《文集》三）。其置田垦荒，也是为了同一目的。全祖望《神道表》说：“先生既负用世之略，不得一选，而所至每试之垦田度地，累致千金”；“先生置田五十亩于华下，供朝夕，而东西（按即“章丘长白山下”和“雁门之北”两地）开垦所人，别贮之以备有事”，至于炎武自己的日常用度则相当俭省，一年所费“约一百二三十金”（《残稿》三，《与原一公肃两甥》），曾“饵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神道表》）
由于种种缘故，炎武的图谋付诸实践的希望愈来愈小，“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