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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书目答问》、《囗轩语》指导诸生，要诸生从目录学入门，以文字学为根基，由小学通经学，由博而返约。这使从前尽记些“起承转合”、“之乎也者”的土子们，顿觉耳目一新，“于是颖异之士，如饥渴之得美食，数月文风丕变，遂沛然若决江河……人人有斐然著述之思！”廖平就是这些“颖异之士”中的佼佼者。在进入尊经书院的头几年里，廖平系统攻读了《说文解字》、《尔雅》等训诂之书以及其他金石文字，觉得字字有意，远胜唐宋文章。于是将心得写成《尔雅舍人注考》、《六书说》、《荣波既诸解》、《上冠礼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解》等考据文章，载人《蜀秀集》中。遂成为张之洞钟爱的五大弟子之一，与张祥龄、杨锐、毛瀚丰、彭毓嵩同号“蜀中五少年”。
不过，廖平并没有沿着恩师指定的乾嘉考据之学的道路走下去。他生就一个思维型脑袋，为学善思，注重独立思考，由思进而养成好疑的勇气。通过进一步学习，他逐渐发现考据之学有注重名物、破碎大道的缺点，考得枝叶而丢失了义理。认为：“经学自小学始，不当以小学止。”（《经学初程》）在打下小学基础后，他不甘停留于小学考据。于是取诸子百家之书读之，又觉义理繁富，别有洞天。廖平为学又从小学上升到明理通经的义理之学。后来他回忆其事说：
予幼笃好宋玉子书及八家文。丙子（1876）从事训诂文字学，用功甚勤，博览考据诸书。冬间偶读唐宋人文，不觉嫌其空泛，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盖聪明心思至此一变矣。庚辰（1880）以后，厌弃破碎，专事大义，以视考据诸书，则又以为糟粕而无精华，枝叶而非根本，取庄、管、列、墨读之，则乃喜其义实。是心思聪明至此又一变矣！（《经学初程》）
尊经书院时期，对廖平学业影响最大的另一位恩师是王辏г恕ｊ＇运是当世名士，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善于词章，品学皆优。张之洞创办书院，刚具规模，便于光绪二年（1876）十月离任回京。书院之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以出人材的工作，则是由王辏г送瓿傻摹Ｍ跤诠庑魑迥辏�1879）来任山长（院长），当时书院已缺主讲两年，王的到来，对于书院诸生，无异于久旱禾苗忽得甘霖，“诸生喜于得师，勇于改辙，宵兴旦辍，蒸蒸日上。”廖平自不甘落后，他与“五少年”之一的张祥龄常常向王辏г酥淳室眨恐烈股睢３跏保＇远见廖平粗衣布鞋，土里土气，不善言辞，对他不甚重视。后见他为学勤奋，见解深刻，于是刮目相看，成为至交。春秋佳时，师徒数人常郊游览胜，风流倜傥；若或学业有成，更是师徒同乐。这些都常见于王阁运那脸炙人口的《湘绮楼日记》之中。光绪五年六月，廖平与同学八人从辏г顺鲇危度占恰分性唬骸按釉暗侵郏莼叵拢熘寥Ｖ窠兜温叮γ！蓖昃旁拢纹降缺ǹ季偃耍度占恰匪担骸敖褚狗虐瘢爰酒阶钢寥酒阶砣ィ嗑颓蕖０刖跷排谏鹋拢匆豢蹋ㄕ咧烈印Ｔ褐兄姓穸蝗耍卑穸耍杂嗨隹赏摺！曛酒降热胄唬鸭γ印Ｌ妇茫嘶骨蕖！奔柑旌螅趼市驴凭僮映瞿厦牛冒倩ㄌ叮缬诙赦帧Ｖ钌饷鞠玻跆馐浜螅骸俺翁痘蹋拗裨们镌隆Ａ寂蠖嘈烙觯蔚卮涸屏帧！蔽恼路缌鳎皇敝ⅰ�
王辏г饲扒昂蠛笤谧鹁樵褐唇�7年，廖平也寸步不离受学7年。7年中，王对廖平厚爱独多，廖平在学业上也受王影响至深。王辏г宋е鹘裎氖λ担纹揭泊咏裱胧郑⒅丈肀３忠越裎难饕樾妫煌醯笔敝髦巍洞呵铩费В衔啊洞呵铩纺狻兑住范鳎ト酥Γ丈硌兄荒芫 保ā锻跸沌材昶住罚纹揭泊印洞呵铩纷攀郑簧浴洞呵铩费е髯疃啵煌跻岳裰瓶既贫龋纹揭惨岳裰魄鸾窆磐欤罄戳跏ε喑圃蘖纹健懊饔凇洞呵铩罚扑道裰啤钡牧酱筇氐悖负醵祭丛从谕蹶＇运的影响，当然廖平并不亦步亦趋，恪守师法，唯老师马首是瞻。当时王主治《春秋公羊》学，撰《公羊春秋笺》；廖平则专攻《春秋谷梁传》，属稿《谷梁春秋古义疏》。他思维明敏，时有新论，从不蹈袭旧说，无论出自前贤古人，或是近人恩师，只要有未契于心者，他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不仅让严谨的古文经信奉者张之洞大为恼火，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相戒；就是为学比较灵活圆通的王辏г艘膊晃薜Ｓ恰Ｍ蹶＇运在离川与友人书中说：“此来居然开其风气，他日流弊，恐在妄议古人”，“廖（平）刘（子雄）明慧，深浅不同。而兼并轻躁，因时箴之、以进大道，则之道隆矣。”甚至有人说廖平“每变愈上，不能自止，盖其意在胜湘潭。”廖平本人对这种诸难的回答是：“其意只在求实，非求胜人，但不能调青不能胜蓝也。”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仁者不让于师，廖平可谓兼有之矣！
三、推倒一时 开拓万古
光绪十二年（1886），王辏г诵炖肴兀崾怂芰彀褪穹缟У纳摹Ａ纹揭惭С筛咴海鹘灿诰欣捶锸樵骸Ｕ饽炅纹健督窆叛Э肌烦霭妫计渚б槐洹Ｔ谑橹校纹揭岳裰魄志窆盼难В衔盼难强鬃釉缒辍按又堋敝В裎难强鬃油砟辍案闹啤敝АＦ渖票鸾窆牛挥拔航岳矗粗幸病薄Ｊ槌鲋螅蠼媳保鲜λ奕澹圃蕖ＫЧΦ咨詈瘢啪睹魑淮Т笫Φ男蜗笠押糁觥Ｕ饽辏纹交鼓舛ā妒司⑹璺怖罚⒁桓鲇斜鹩诖场妒⑹琛返摹笆裱А碧逑怠４饲埃纹揭炎豆攘汗乓迨琛�11卷，以《王制》为纲领，专门发明汉人古义，使千载坠绪得以发扬光大，成为一部足以取代晋人范宁《谷梁集解》的新疏。清儒于十二经皆著新疏，唯《谷梁》缺而无书，廖平此书正可填补空白。廖平对此书也颇为自负，相传张之洞为山西巡抚，廖平曾去探望，席间论及学问，自矜曰：“倘使《谷梁》书成，不羡山西巡抚！”为张所壮。少年得志，遂发宏愿，除了要遍注十三经外，还欲将《大戴礼记》、《国语》升格，将《王制》、《大学》、《中庸》独立，合成十八经，统统新注新疏。可惜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现。
他生性沉静善思，好立新说。当人们还津津乐道其旧说时，他已改辙更说，放弃甚至反驳了自己的旧说。廖平在光绪十二年刚刚完成一变，次年就开始了他的经学二变，从平分今古转而为尊今抑古，认为古文经是刘歆等人篡乱的伪学，只有今文经学才是孔子真传。仅隔三年，他已分别写成了《知圣篇》、《辟刘篇》两部书稿。光绪十五年春，廖平在北京考中进士。当授知县，以亲在蜀，请为龙安府学教授。在回家途中，他东访王辏г擞谔旖颍霞胖从诠阒荨Ｍ揪罩菔保车涝旆们埃菁衢校衢腥惹槌圃蕖督窆叛Э肌肺安豢ú恍啵┲椤薄Ｋ纹讲⒉蝗刃纳烫附窆胖郑从米鸾褚止胖抵次视衢校娑哉馕淮笏帘岢夤叛У暮笊顾飧鲆孕碇ＶВёⅲё匀蔚墓叛Т笫︻拷嵘啵恢枚浴０嗽拢纹侥洗锕阒荩ぴ诠阊攀樵海胖从窒蛩厣辍胺缂猜砹肌敝耄杉鲜Χ运男滤悼隙ú换岣咝恕２还纹酱诵凶杂衅渑ぷさ睦饭ǎ蔷褪撬淖鸾褚止潘刀钥涤形撕艽笥跋臁�
康有为后来成为戊戌变法的首领。可是此时此际，他仍然是一介寒儒，主讲于广州长兴学舍。他博闻多能，才思敏捷，平生以制度说经，早先本崇奉古文经，酷爱《周礼》，当时正取材《周礼》作《政学通考》，想步王莽、王安石后尘，从《周礼》中找出救国救民的良方。可惜《周礼》这部先秦旧典，尽是设官分职的宏规大矩，却没有一星半点微言大义，于是穿凿殊难，附会不易。因此他的《政学通考》，虽属稿有时却迄未完成。光绪十四五年间，他从沈子丰处得读廖平《今古学者》，十分佩服，“引为知己”。听说廖平市游羊城，遂要约黄季度一同来广雅书院访问这位神交已久的知己。
八月的羊城，分外炎热，绸鸣蝉噪，令人心闷。然而这三个年轻人却并不觉得，他们手摇折扇，口谈至道，一遍又一遍漫步在广雅书院的林荫小道上，人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末了，廖平折回住处，取来《知圣篇》、《辟刘篇》两书稿本相赠。这两本书立论实在太出人意料，以致廖平本人在蜀中也不敢示人。在苏州时，他曾以其中个别问题问于俞樾，见这位博学的古学大师也不能置对，于是始自坚新说。及至广州，见康有为是个知己，才将全稿出示于他。不料康有为也不能接受，“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责廖平“好名骛外，轻变前说”，禁告他“急当焚毁，否则入籍”！廖平谷以面议后“再决行止”。廖平回访康有力于广州安徽城南会馆，反复晓以“秦焚书未亡六经”，证明今经为全，后出古经为伪，结果“两心相协，谈论移晷”（《经话甲编》卷2）。康有为见抑古之说便于推倒陈规陋习，扫清改革道路；尊今说又能提供更多“改制”的理论，于是翻然顿悟，“乃尽弃其旧说”，改崇今文，弃《周礼》而治《公羊》，于是成为近代《公羊》学大师。熟知这一公案的康氏弟子梁启超说：“有为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出自并研（廖平），不可诬也”（《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即其证明。
廖平离开羊城至武汉，再转江轮四川。康有为则将半部《政学通考》的残稿锁进抽屉，在《辟刘篇》的指引下，督课陈千秋、梁启超众位弟子，日夜网罗材料，运用目录、版本、校勘等知识，以及大胆假设、穿凿附会的技巧，在廖平还盘桓于入川途中之时，一部循《辟刘》旨意写成的《新学伪经考》已倚马成书，洋洋洒洒40万字，“粗豪狂姿，天下震动”！又三年，他另一部循《知圣篇》旨意写成的《孔子改制考》也著成问世。数年弹指过，而廖平的两本书却仍是草稿一卷。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辟刘篇》才改订后以《古学考》之名正式出版；至于《知圣篇》，则因“借读者众”，连手本都佚失了，后来还是根据广雅书院传出本的转抄本，订正后于光绪三十年（1904）刊出。对此，知情者径谓康有为“剽窃”（章太炎），“康学出于廖”（皮锡瑞）；不知情者单从他们著作出版的先后考察，反认为康有为是独创（钱玄同、张西堂）。因而成为学术史一大公案。
“二变”既成，廖平将拾级而上，更寻新的进境了。当时，“两考”风靡一时，尊今抑古之说，遍及大江南北。维新人士更以“两考”为理论依据，冲决历朝陋习，力倡变法维新，除了俞樾、章太炎、皮锡瑞、顾颉刚、钱穆等数人知道廖康公案的实情外，廖平的发明权却少有人知。况且，廖平书仅以读书心得的形式著为经话，却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科学实证，可是，康有为却以天纵之才，借门徒之力，纠合各类材料，运用各种手段，洋洋洒洒，滔滔雄辩，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之势。廖平读了也敬从心起，屡称其“巍然大国，逼压弹丸”。相形见绌，容不得廖平不考虑“别构营图”，另起炉灶了。于是廖平又进入了学术三变时期。
“三变”讲小大之学，小指小统，大指大统。《王制》大地封疆五千里，于制为小；《周礼》土圭三万里，于制为大。“二变”尊今抑古时，凡《周礼》与《王制》制度不同处，廖平皆指为刘歆伪纂，作《周礼删刘》。后读《大戴礼记》、《管子》诸书，《周礼》制度皆能符证。概斥《周礼》大制度为伪，于心不安。他认为：“《王制》、《周礼》，一林二虎，互斗不休，吾国二千年学术政治，实受其害；合之两伤，甚于洪水猛兽。”（《四变记》）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的体系，前人企图将两者牵合起来，常常此牵彼掣，进退失据。戊戌（1898）年廖平主讲于资中艺风书院，一日读《诗·商颂·长发》“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认为“球”即地球，“共”即“贡”。又联想到《尚书·顾命》“天球河图”之说，纬书解“河图”为九州地图，于是悟“天球”为天图，“小球大球”为地图，先“小”后“大”，即由内推外之意（《五变记》）。于是认为经学中原有大、小两种制度，小制度即小统，是以《王制》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主治中国；大制度即大统，是以《周礼》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主治世界。遂将大统学说写成《地球新义》。
“小大之学”不讲古文真伪的问题，甚至还把古学抬到高于今学的地位，这难免有阿附古文经学之嫌，因而梁启超说他是“受张之洞贿逼，复著书自驳”（《清代学术概论》）的结果。“小大之学”又以戊戌年为起点，又有逃避戊戌政变危机之嫌，于是梁启超又说“戊戌惧祸支离之也”，并说“其人故不足道”。后之人多习焉不察，即如范文澜、新《辞海》之论，都无不受其蛊惑。其实这些说法是大成问题的。
诚然，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张之洞曾让宋育仁捎话给廖平：“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解铃系铃，惟在自悟。”并责令他改订经学条例，不许再讲今古学及《王制》，不许再攻驳《周礼》，廖平“为之忘寝餐者累月”！张之洞捎话有之，就象以前曾多次以“风疾马良，去道愈远”告戒廖平一样；廖平不安者亦有之，但他并未因此改变观点。这从以下两个事实即可证明：一是他在给宋育仁的信中，表达了对恩师张之洞的强烈不满：“鄙人不惜二十年精力扶而新之，且并解经而全新之，其事甚劳，用心尤苦，审诸情理，宜可哀矜。若门户有异，则学问之道，何能围以一途？至人宏通，万不以此！反复推求，终不解开罪之所由。”当年尊经书院时期，曾让廖平心悦诚眼的张之洞给他规划的朴学之路，廖平尚且不屑遵循，现在以这样抵触的情绪，要他完成改辄易张、别创新论这一艰巨工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虽然他在给张之洞书中陈辞委婉，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改变什么，即以对康有为“两考”有始作俑之嫌的《知圣篇》和《辟刘篇》二稿论，廖平不仅没有改变基本观点，反而多处援引康说来证成己见。那么，张之洞捎话对他廖平学术的影响力亦可知矣。
至于“戊戌惧祸”之说又怎样呢？如前所述，廖平将新悟出的“大统”之说写成《地球新义》，其书属稿远在政变之前。据《廖平年谱》记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廖平在资州知州凤全宴上，得闻北京政变的电讯，知其同学杨税、刘光第被害，悲不自胜，俯首伏案。随即有门人从重庆捎信说朝廷株连甚广，外间盛传康学出于廖，要他焚毁所著有关各书。于是门弟子一齐举火，将新书《地球新义》也一道烧掉了。可见，大统之学成于政变之前，当时维新派正步步高升，节节得意，根本无祸可惧！况且廖平力主素王改制之议，平生同情变法，一生行迹言论，未曾改变。由此可见，所谓“贿逼”、“惧祸”之说，皆诬枉不实之词＇注＇！
“三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廖平自己为学日益更新和精进不已。早在张之洞捎话前十年（即光绪十二年）作《经学初程》已声称：“惟心知其意，则百变不穷”。甚至说：“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至二十年不变，便是弃材！”他光绪九年（1883）完成“一变”，光绪十三年（1887）开始“二变”，至戊戌之年（1898）已历时十有一年，已到了“十年一大变”的期限了。况又有康有为“两考”的“逼压”。无论是主观愿望还是客观形势，都逗得廖平必须做新的学问，进行新的探索了。
廖平的经学思想，不仅在张之洞在世时历经一变、二变、三变，而且在张之洞作古之后，还发生了四变、五变、六变。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民国六年（1917）是廖平经学四变时期。这时廖平避开经学史上聚讼已久的今古文问题，专门分辨天学和人学。认为孔学之中，不仅有治中国和治世界的小大之学（即。人学”），而且有治天仙鬼神和未来世界的“天学”。从此后，廖平治学，不分家法，不讲今古，甚至打破经学、子学与乎宗教神学的界限，欲建立无所不包、治人又治鬼的“孔经哲学”体系。于是乎，以前被儒学斥责的“诡怪不经之书”，道家释氏之典，无一不是孔学中天学的解人。孔子成了全球一圣，古今一人。
民国七年（1918）是廖平经学开始五变时期。这时他为了尊大孔子的绝对权威，认为不仅六经都是孔子所翻所作，连文字也是孔子所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