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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指导的这种做法，虽然赢得了人心，调动了犯人的改造积极性，但其弊端（我认为可能算得上是弊端，但也许我是错的）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勤务犯、三大员们对普通犯人的管理。
且不说风得全国号子里的水土之风，就算在每个劳改队里，也合理合法地成立了犯人中的管理机构：积委会——中队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内设主任、纪律委员、学习委员、生产委员、卫生委员等多职，在每个生产组内又合理合法地存在着三大员——值星员、生产员、安全员。这些勤务犯 ，其设立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干部对众多犯人进行监管的。他们从号子到劳改队，由板油到大油一路摸爬滚打混起来，其经历使他们认识到：犯人管理犯人，惟一个“打”字耳！无他。但是，郝指导来了后，这些全变了：又要让他们管，又不让他们打：“你们长得甚的脑子！嗯？！只会个打！嗯？！谁没有长的手！谁不会个打！管理光靠打的话要你们干甚了！回去好好想一想！动动脑子！……”他们认为这无异于周扒皮的做法：“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但是，勤务犯在挣分减刑评奖等方面是优先考虑的，所以，在郝指导的厉声斥责下他们抓耳挠腮面红耳赤。有一种说法是“用严格的监规制度来约束犯人”，但是他们总得去管那些违反了制度的犯人吧？也不能象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样有一丁点情况就去干部办公室汇报吧？这样又显得自己没水平，还会招来一句：“告诉过你把这些事故扼制在萌芽状态！你就不能平时多观察多留点心眼？！嗯？！咋搞得你！就这点水平？嗯？！”
所以，我想，在郝指导手下当一个勤务犯，是对人生的一大锤炼。当然这是后话，是今天的想法。当时的我哪里敢奢望去被锤炼啊！偶尔听老毕、小邸说一些坑下干活时的状况，就已经足以让我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
我们下队后的第三、四天的上午八点多，卫生委员王权力进来叫我们出去打扫卫生：擦楼道的墙和扶手这些。这是个太原的年轻后生。本来各中队的卫生委员是个挺油的角色，但他的穿戴较朴素且发旧，囚帽是与我们一样的大舌头夏帽，而不是老毕、二黄毛那种小舌头的挺精干的大油帽，再加上我们观察到老毕对他说话时也不很客气——同为老乡，同为积委会成员，却不怎么客气，地位可见一斑，再加上我们四人经过几天的耳濡目染，深知自己即将投入的生产劳动的活有多苦多累，心情自是绝望、压抑、愤愤然，对他对我们干杂活的要求很有些不满。王权力起初在二楼让小邸把我们叫出来干活，小邸说：“你来叫他们一下吧，我跑肚了，正好去上个厕所。”小邸避开了，大概他也觉得这四个新犯人不象其他新犯人一样听话？
王权力出现在三楼楼梯口：“哎！你们四个，出来！回号子拿上盆和布子，把楼梯的扶手擦喽！”省城口音。
没有动弹。我眼盯着规范本，做苦背规范状，余光瞟见胡玉强和王燕军互相看看，看到刘才清和我都没动，他俩也坐着不动。
王权力没料到竟然会有不听话的新犯人，他怒冲冲地来到门口：“咋回事！叫你们了！没听见？！”
我根本不相信在劳改队这样的环境里，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后生生气时说话会不是骂骂咧咧的，而他居然没有带粗口，这说明什么呢？虽然他看起来也不是儒雅如孔乙已之流的人，但我对他的直觉是：此人但欺无妨。便在心里冷笑了。这时刘才清感觉到，这怎么也是个老乡，怎么也得维护一下其面子啊，日后免不了要求他照顾，此时顶着不干事小，得罪一个积委会成员事大，况且干些杂活倒也不累：
“啊？噢！刚刚背规范了，没听见，”他说着站起来，做弓背捶腰状：“哎呀真是老了。”
一看这时才有人起身，我感觉已经算是给王权力墩了个大沫子了，自己也该去干些新犯人所干的活了，便也起身。
胡玉强和王燕军也站起来。我们四人回监舍里拿出脸盆，王权力找来几块抹布，我们开始擦墙裙和楼梯扶手。其实这活不重，只是我心里委屈，不想干，不过干开了感觉也不错，每天干坐在小板凳上背规范，也难受。
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我认为责任在于王权力，是他没有在一开始就拿住我们。我想要我是王权力，就会在新犯人下队后第一天就把他们叫出来干杂活，并且是趾高气扬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让新犯人感到在他们下组以前，我叫他干什么，他们就应该干什么，这是天经地义的，要在一开始就在气势上压住他们。新犯人下了组，中队的勤务犯们就指使不动了。在二十三队优良传统下，勤务犯不敢随意支使生产组内的任何组员去干活：郝指导认为他们每天下坑劳动已经很累了，地面上这些杂活就得由勤务犯们自己动手。但是对没下组的新犯人，是可以叫出来干活的。要不他在第一天就叫我们干，要不就一直别叫我们干。所以我们刚下队的前几天经常见到王权力和逯剑中及另一个泡病号的三人在擦墙，王权力身为卫生委员也一样动手干活，他这种做法显示出的地位，已经让我和刘才清看漏了，所以才敢于抵制他一小会。
十 一
第十一条 节假日或工（课）余休息时间应当在允许范围内，从事健康有益的活动。
万事开关难。这道理王权力也知道，所以他磕磕碰碰开了个头后，以后每天上午都把我们叫出去干这些活。他则象个居委会的碎嘴老太那样，拎着块抹布到处转，神经质地随时伸手摸摸任意一个门框上面看有灰没有。我猜想这是让郝指导屡次突击检查卫生后训怕了。
餐厅的勤务犯叫韩文，一个五十多岁的煤都籍干巴小老头，满脸的皱纹。我真奇怪这么个老头也会犯暴力型的罪？后来得知他老婆搭了个伙计，他一怒之下把两人给废了，哦那是近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的韩文才四十出头，虽说个子小但也是条血气方刚的汉子。我们四人总是最后进餐厅吃饭，小老头韩文总是笑眯眯地告诉我们：“多吃点！抿圪抖，管饱吃！”我想他孩子应该和我们年纪相仿（除了刘才清）。
老毕也经常叫我们出操场来干些杂活。几天下来我们慢慢和老毕、逯剑中、小邸等都惯熟了些。毕竟，“新”犯人只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以后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大家要在一块劳改。中队就是一个大家庭，一个遇到挫折后无法逃避只能去面对的大家庭，没有人会象在号子里服水土那样去以打骂他人来寻开心。劳改队也打人，并且大油打起板油来更狠，因为手边有工具，而不象在号子里只能用蒙古包、肘子这些，但大多数是大油们为了自己的改造才动手的——中队给自己下达生产任务后，当然得催着组员们快点干啊，况且大油都已是媳妇熬成婆了，哪能亲自动手去把帮去干重活呀。所以，我听他们说，值星员们在地面上对组员都比较客气，一旦换上窑衣，就会露出狰狞之相。除此之外，因为生产任务打几下组员，中队干部们有时会睁只眼闭只眼的。我们四人有时也偷偷问那个每天晒旦包子的逯剑中坑下的活到底有多累，他说男不怕受女不怕透，活再累也累不死人，吃饱抿圪抖睡一觉起来第二天又浑身是劲（这话好象以前在哪听过？）他说主要是工作面太远，坑口的坡太长阶梯太多，新人下坑第一天收工时，基本上都走不回来，由老犯人用钻杆抬上坑的。我倒吸一口凉气。想想也是，工作面离坑口八公里，每天来回要走（出工时是小跑）32里地，真是有点受不了啊！逯剑中又指指远处老毕的头：“看看，主任的头一阵向左偏一阵向右偏，哪有正的时候，”这个我们早就注意到了，他冲着我扬了扬下巴：“坑下的巷道，中间是机车跑的，人行道贴着墙，墙上差不多一米八的地方钉着电缆钩子，你和老毕个子差不多，每天出工就得这样左偏头，收工就得右偏头。一不小心抬正了就要碰钩子。”我问他井下巷道里的人行道不是左右都有？他说就一侧有，五十公分宽的预制板一路铺过去，底下是排水沟，旁边是轨道边的石子，走在石子上会把鞋划破。又有人问如果出工收工的两列犯人碰面后咋办，逯剑中嘿嘿一笑：“咱们队在荫莱煤矿是出了名的毛驴队，别的队出工都是走着，一听到远处哗啦哗啦有人跑过来，就赶紧跳到石子上让咱们先过。哪儿都一样，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我听此言，胸腔中似乎有种以能在二十三队劳改为荣的悲壮。
老毕走过来了，逯剑中赶紧陪着笑表示没有与新犯人闲谝，只是介绍一个在坑下怎么干活的。老毕闻之咧嘴一笑，他站起身，弓着腰，双手虚握，双臂往后一扬一扬，做手持铁锹往矿斗上装碴状：“有逑的问头，下了坑就把帮，每天就这一个姿势，干就对了。”
刘长清有些底虚：“年轻人还能扛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了，咋办呀这？”
老毕看了他一眼：“咱们也是老乡，你也是几劳改了，算是老鬼了，可是二十三队，能干出活来才能混得起来。劳动关谁都得过。你就紧着干吧，尽力就行。不过出工不出力可是要挨打的，三大员没有人是傻子。”老毕一向寡言，破例对刘才清说了这么多，也算是谆谆教诲了，就看刘能听进去多少。也难怪刘要发愁，二十年啊！他已经四十多了……
我们在三楼坐着背规范时，下午五六点钟，经常能听到操场上有人打篮球，这是早班收工了的和夜班刚起床的犯人们在玩。我偷看了几眼，技术性不强，主要靠来回没屁股地跑。真奇怪这些人哪来这么好的体力。此外球场上有时能看到内勤小曹干事的身影，他打得不错。
有教育科的犯人背着照相机来给我们照相。隔天送来相片，中队把相片贴在胸卡上给我们发下来（和人大代表们胸前挂的意思一样），蓝底的，说明我们属从严级管理（从严管队和禁闭室刚放出三个月内、新犯人下队一个月内，都属从严管理），过段时间换成白牌——普通管理级。够一定条件（服刑时间和获奖）后升为二级从宽，棕黄底的胸牌。最高是一级从宽，红牌。一、二级从宽的犯人可以享受许多待遇。从严管理的犯人不能接见，普管犯人接见时只能隔着玻璃打电话，二级从宽可以过去同家人坐在一起说话，一级从宽可以与家人到下面的小餐厅吃饭。二级以上从宽犯才可以往家里打亲情电话，等等。这些以后再说。每个犯人的各种胸牌的更换由中队积委会负责，教育科只管送照片过来。监狱里好多地方都要用相片的，比如文化课的扫盲班毕业证上，小学班毕业证上，初中班毕业证上等。
王权力有时把我们四人叫到操场训练队列。我的动作自然标准，刘才清也是久经劳改沙场了，虽是老鬼但动作也基本规范，胡玉强和王燕军经常挨训。有时我们走队列时正赶上早班收了工，他们指指点点，有人在说我走得好：“那可不啊，人家是大学生咧，听说是教导员专门要过来的呢……”每听到这种话，我就感到很悲怆：专门要过来，专门要过来就是让下坑的吗？！
有一天是礼拜天，犯人全部不出工。我们四人在操场上干杂活时，旁边有好多犯人，有的光着膀子在洗衣服，有端着茶水闲谝的，这时涌进操场四五个干部，段指导、小曹等人簇拥着的正是郝教导员。一见有干部进到操场，所有犯人无论在干什么，一律放下手里的东西，起立站好（我很佩服这一点，说明中队有传统犯人有素质），我们四人也慌忙起立站好。我看到几个干部指指点点，莫非教导员是专门来看我这个专门要到六大队的犯人开始下坑了没有？想到此我的心里又是一股难过。
我在二十三队进入稳定的新犯人集训期时，家里有点乱。
继母后来告诉我，父亲一听到我被转走了被转到荫莱去了，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挪不了窝儿，眼睛直直地不知看在哪儿，好半天才缓过神来，然后就开始发愁：在省城找关系已不容易，荫莱离家乡那么远，就算人托人想找个关系，也更难呀！父亲正急得团团转时，突然想起他有个高中同学在那儿当着个小官，或许在矿上会有认识的干部，能托他照顾一下我。马上电话打过去后，父亲的老同学蔺伯伯满口答应，当即把电话打在许监那儿。许监听说所托照顾之人叫白露，连连表示“知道知道呀，就是我从晋渡山接过来的嘛，当时就准备让他留在地面上的，可是冯矿长……”
冯矿长，煤都人。原告欲将我从晋渡山转往煤都劳改队不成，落在荫莱后，他们又托人找到冯矿长，提出一定要让我下坑劳改，同时希望能狠狠收拾我，最好能怎样怎样。冯矿长当即表态：人家没犯啥错误，咱好端端地不能收拾他，不过下坑这一条可以做到。所以，我原先以为是“郝教导专门把我要到六大队”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应该是我在被确定只能分到井下中队后被郝教导抢到了六大队（暴力型犯人不一定非得到开拓大队的，谁抢到算谁的），以前我还对去不了考核组而到了六大队下坑劳动而对郝教导心里颇有微词，但出狱后见到从荫莱来找我的几个干部后我才得知内情：原来我必须下坑劳改！所以对原先对郝教导的怨言很是惭愧。至于说到冯矿长，他并没做错什么。首先，犯人到了这儿，下坑劳动天经地义（下坑是本份，留地面是人情），其次，他碍于情面把我分到井下中队，也算是给说情者一个交待了：看！这可是活最累苦最重的开拓队吧！满意吧？所以，我后来的工种由井下调到地面，并在荫莱五千犯人中也小有名气，冯矿长也许会知道，但他没有追究，就凭这一点我也感谢他。
十 二 下 组 了
第十二条 听到就寝预令，迅速按指定位置端坐或站立，听候点名，不得喧哗、耳语、走动。
不知不觉，我下队已经半个月左右了。每天早班出工后（快六点）我们就起床，跟着王权力打扫公共卫生，然后是长时间地坐着背规范。六章五十八条我是早就背会了。我们四人就是一个临时互监小组。互监组制度，是监狱系统对犯人进行管理上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以三至五人为一组，以类似株连的惩罚方式来要求组内的犯人互相监督。“十不准”第三项就有规定：不准脱离互监小组擅自行动。所以，我们四个新犯人无论干活还是上厕所，都得集体行动。白天我们干活的时间毕竟少，大部分时间就只能干坐着。整个中队静悄悄的，我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在监舍内遛达，怕挨打。中午吃过饭后，继续坐着背规范。倒是可以坐在小凳上小憩一会。一直到下午五点多，才有可能被王权力叫到操场上走一会队列，活动一下筋骨。
队列训练的动作是枯燥乏味的，时间长了我们也不耐烦，略有漫不经心吊儿朗当之嫌。王权力在前面喊操口干舌燥却效果很不理想，窝了一肚子火也没地方撒，便赌气地说：“咋！你们这是想咋了！不能好好走，你们就跑步吧！来，跑步！——走！”
我们便偷笑着围着操场跑开了。
这是1996年9月11日。
我们四人在操场上跑着，一边跑一边扩扩胸，真舒服！天高云淡，已经略有一丝秋天的凉意。在这种天气里跑跑步真舒服。球场上面就是荒坡，不远处就是相隔三米左右的两堵大墙，外面那道墙上有电网，有岗楼，有一个岗楼离操场挺近，里面的武警警惕地注视着下面操场上跑步的几个犯人。
感觉不错！我们越跑越快，象撒欢的兔子，连老鬼刘才清都跑得飞快，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说：“每天坐小板凳，骨头都硬了，出点汗真舒服。”
是啊，我都有点忘了不知哪天就要下坑呢，真想在这六年半的余刑里，每天都是新犯人，每天坐着背规范，每天这样跑跑步……
这时，段指导出现在操场的门口：“王权力！”
“到！”王应声跑到指导员两米处站好，听候指令。
“把他们四个叫办公室来。”
“是！”
段指导转身进去了。王权力叫我们立定，整好队后带入办公室。我心里很是惴惴：是不是刚才跑得太快了有点得意忘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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