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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报告报数进了办公室后贴墙站好。
“咋？还跑步了？每天坐着不耐烦了？你们下了队也半个月了，从明天起，下组，出工。”
我恍如三雷轰顶，恐惧的事终于到来了。不过之所以是三雷轰顶而不是五雷，是因为这几天我已经在心态上调整得差不多了。死狗饶不过剥皮、长痛不如短痛迟痛不如早痛、该死的逑朝开不该死的活了一年又一年……我每天就是默念着这些口诀强迫自己去面对去接受即将下坑劳改这个严峻的现实。但是，我还是感到恐惧，还是想逃避，所以在听到“下组、出工”的命令时，仍颇有“风萧萧兮易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怆。
段指导打开办公室隔壁的库房门，指挥着王权力从里面抱出下坑所需物品，分发到我们手里：每人一身米黄色的帆布工作服，一双高筒胶鞋，一顶柳壳安全帽，一身下坑时穿的蓝色棉衣棉裤，一个自救器，一个水壶。然后被告知：我被分在三组，刘才清和王燕军在一组，胡玉强在二组。
然后，我抱着铺盖卷和这一堆东西，被带进了三组的监舍。
三组今天是早班，组员们已经收工后在监舍里坐着——没人敢往床上坐，床上的内务很干净整齐，床单都是展刮刮的，那是让看的，只有到了睡觉的时候才可以上床，人们全坐在靠墙的一溜小板凳上。监舍也不大，每个监舍里有五张铁架子床，中间的三张并在一起。三组加上我共有二十个人，住着两个监舍。我住的这个是值星员老胡所在的监舍。段指导亲自送我们四个新犯人下组。当我们出现在门口时，里面的犯人全部起立站好。段指导冲着门口一个年纪比较大点的犯人说：“给你们组下一个大学生，你安排一下互监组和以老带新，随后报到我那儿。”
“是！”那人（老胡，值星员）答应着叫我进来。段指导去送其他三个犯人了。
我怀里抱的东西满满一怀，很紧张，手足无措。
老胡指着最中间的上铺一个空铺位：“先把铺盖放这儿，那些窑衣水壶就扔到墙角，明天下坑就带到窑衣房了。”我听令而行。
他又叫另一个犯人：“冉其军，这个人分到你们互监组，你就带着他。今晚上教些他下坑的东西。”
叫冉其军的犯人“哦”了一声，过来帮我把铺盖放上床。有人和他开玩笑说冉你厉害呀，带个大学生当徒弟。冉其军笑着说：“咸载史握逮他（二声），裹技舔，硕补顶史踏逮喔哩。”四川口音。他个子较高，圆脸上带着狡黠，也有黑眼圈，手背的褶皱里也全是煤屑，偶尔能看到手心里全是硬茧。
冉告诉我，除了在坑下干活时我在后面把帮他在前面打眼，我不能跟着他之外，其余时间我尽量一直跟着他，一直。他又要监督我，又要对我负责，这就是以老带新，这就是互监组。我连连点头。他又问我有没有秋衣秋裤让下坑时套在窑衣里面，我问什么是窑衣，他说刚发的那工作服和那一身棉衣裤就叫窑衣，坑下阴得很，不穿棉衣裤那小风顺着骨头钻进去，四十多岁人就废了。我说有，不过都放在储藏室里。于是他和老胡请求了一下后，带着我去找老毕开储藏室的门。老毕正好在小邸那儿闲谝。我俩进储藏室后不久，刘才清等三人也由各自的师傅带着进来拿秋衣秋裤。看来老犯人对新犯人讲的下坑注意事项都差不多。回来后冉告诉我，窑衣用不着洗，只有大油们才图个干净有时候把外面的工作服拿回监舍来洗，咱们板油每天干活一身汗一身泥，洗了没用，里面这秋衣秋裤也不洗，你要是有钱，隔几个月换一身，其实不换也没事，反正干开活身上都是黑的，都是湿的，况且收工一洗澡就换掉了。
这时小邸叫三组吃收工饭了。冉其军说先说这些吧，跟着我就行了，慢慢就啥也知道了：“尼史打穴省哩，闹滋号永得恨，不技舔酒治刀砸个盖糟发（四声）了。”总的来说，我师傅冉其军还可以，对我没摆过老犯人的架子和骨干的架子（他在组里算得上是个骨干，可以凭此嘘逼别人），下坑后有时还从工作面回来问一下看我能不能干得动。我当然说能了。
这是我第一次随组里去餐厅吃饭。我们在餐厅门外的楼道分两排站好。韩文起了个头：“第十条，预备，起！”
“第十条不准设立小灶多吃多占集体食物不准喝酒和违反规定抽烟。”我们二十个人齐声背诵规范。这是荫营矿的惯例，餐前由餐厅坐班犯随意抽着背一条规范方可进餐。
我们鱼贯进入餐厅里面的套间。韩文和另一个打饭的已经陆续把抿圪抖盛进搪瓷碗里给端了进来。人多屋小显得很热，我身边的犯人唰啦唰啦大口吃着，热气弥漫了整个屋子。我们的空间很狭窄，有组员嫌太热想出去到外面的套间吃饭，被韩文骂回来了：“滚回去！想出来？还想做甚了你！”大部分犯人把帽子摘了放在桌上或腿上，把衬衣的扣子解开，不断有汗珠顺着毛茬茬的光头的鬓角流下，胸膛上也沁出不少汗珠，他们的手、脸的皮肤褶皱里都是一道一道的黑，汗珠流到耳边时随意地用这样的手抹一把脸，或者抬起胳膊用衬衣的膀子部位粗鲁地擦一下汗并愤愤地骂着：“咋透咧这么热！”然后看到韩文不在旁边便偷偷跟了一句：“老东西韩文！老子下你的瓜，下你妈你爸的瓜！”引得周围一阵快活的哄笑。
我的鼻子酸酸的，心里也是酸酸的：在晋渡山的几个月里，我身边的犯人都不算是标准的犯人，这儿，身边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犯人，我也是犯人，很快就会同他们一样了……于是我也埋头大口吃起抿圪抖来。
老胡吃了一碗便起身回监舍了。一会还有其他组员也吃完饭出了餐厅想回监舍，我们听到被小邸在三楼楼梯口拦住了：“滚下去！你的互监组了！谁让你一个人上来了！滚！”
那人想分辨：“又不是光我是一个人上来的……”
“滚！等你混成值星员再说！挨逑货五毛还想耍成一块咧！……”
餐厅里我们还在吃着，有个叫徐什么金的南蛮子很张扬，他用南方味很重的普通话吆喝着让韩文再给他来一碗，韩文盛给他：“这是第三碗了，你们谁还要抿圪抖？快来，要不挨逑的阿金就夺桶地吃了。”阿金是组里的骨干，身材不高但大板锹抡起来象风车一样飞快。好几个组员递过碗。冉其军打回来第二碗后让我也再多吃一点：“明天就要出工了，吃饱点才能走得动，你这么重，收工时上不了坡我可抬不动你哦呵呵。”我便也吃了两碗，虽然心情有些沉重。
饭后课前的短暂休息时间里，老胡问了我一些大致情况后说，好好干吧，劳动关人人得过，又递给我信封、邮票、纸笔，让我往家里写封信说一声。我很快写好了，告诉爸爸我现在在荫莱煤矿二十三中队，现在已下组，即将开始劳动（我不愿提及改造二字，怕爸爸难过），希望有空了来看我一下。信封上的地址落着“省荫莱市第六号信箱6023”（有点类似于部队番号）。信写好后不封口，放在小邸的小桌上，第二天早上统一把信交给中队干部审查后封口邮出。
这是我转住荫莱后的第一封家信。从此以后，我往家里写了好多信，也收到爸爸或其他亲友写来的好多信。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劳改队里家书也是抵万金。出狱后我保存着几年来收到的全部家信，回到家后发现爸爸也保存着我这几年往家里写的信，两厢对照回首往事真是感慨万千！爸爸在信中也从未提过希望我努力“改造”，只是说些家事，谈点历史，以平淡的叙述来表达思念之情以及希望我出淤泥而不染的愿望。
晚上近八点，楼道坐班犯的夜班（忘了是谁）叫开了：“早班夜班的，文化室上课了！”
今天是技术课。政治和技术课由中队在各自的文化室里自己上课。文化课才由学习委员带队到教学楼的教室上课。我随着冉其军进了文化室。
文化室不小，屋角还放着电视柜，所以这儿也是电视房。没下组时逢周六晚和周日全天，我们四人都能听到电视房里传来歌声或武打剧的打斗声，可就是看不上，这以后可是能看了。我们按组整好队，坐在各人带去的小板凳上。冉其军叫学习委员：“大荣，我们组下了个新人，你给发个本子吧。”
学习委员叫柳大荣，和冉其军一样，都是四川人，个子不高但很结实，说着普通话。他进里面的办公室拿了个作业本和圆珠笔让别人给我传过来。我在十六开的作业本的牛皮纸的封面姓名处工工整整写上自己的名字：“白露”，标志着正式改造生活的开始。
没有干部来讲课，黑板上写着好多技术方面的问答题。我们把这些抄到作业本上即可，然后交上去，由柳大荣在每个本子上写个“阅”字就完事了。组里的大油可以由别人代写，但谁胆敢不写政治、文化、技术三门中的任何一本作业，那是会吃电警棍的，因为教育科的犯人老师查出来某中队的某人的某科的作业本没写完，或上面没有“阅”字（意思是中队干部检查过了），那是会扣中队考核分数的。
我很快就抄完了，冉其军转过来看看我的本子嘿嘿一笑：“有文化的人是不一样哦？”
我看了一下他的作业本，才抄了两三行，虽然歪歪扭扭但能看出很认真、很努力（作业本上的字迹潦草也是会扣中队分数的，也就导致电警棍）。我又看了看左右其他人的本子，都差不多。有的人某字不会写，看一眼黑板往本子上写一笔，抄一个字就得费好大一会时间。没有人叫我让替他抄作业，值星员老胡也在认真地抄着。那个阿金抄一会变甩甩手腕，用南方普通话小声骂着：“透他妈，抡大板锹都比这省劲呐。”
近一个小时后，两个组的犯人都抄完了。我们交了作业本，拎着凳子回到监舍里，上个厕所，脱鞋上床睡觉。
躺下后我对今天发生的事做了个小结：“第一，不是因为在操场跑步跑得快才被要求下坑的，而是干部们认为到了让我们下坑劳动的时候了；第二，事已至此，多想无用，咬着牙干吧。这时，我又想起了爸爸，不知他能否为我找些关系调一下工种。唉！家乡离这儿太远了，爸爸还是别费劲地来回奔波了，大不了我吃几年的苦吧。唉！
十 三 下 坑 了
第十三条 就寝前，要抓紧时间上厕所，洗漱，铺放被褥，脱下的衣服整齐地放在枕头一边，鞋放在床下摆成一线。
早上大约五点，迷迷糊糊中我听到有人敲门：“起床！吃饭！”
我赶紧穿好衣服整好内务后下了床。一小会，我们全收拾好了，和隔壁三组监舍的人一起下到二楼，在餐厅门外背了一条规范后一拥而入。
今天的出工饭是大米肉菜，很好吃，可惜每人只能吃一碗。
饭后，大部分组员就不回监舍里了，他们坐在铁门内的楼梯上等着带队的干部来接。冉其军带着我上去拿窑衣这些。监舍里面的内务、板凳这些都已经收拾得很整齐。
我们下来时，正好带队的干部来了。值夜班的坐班犯（忘了叫什么，他和郑金祥从早七点到晚七点交接班）开了门，我们报数而出。一共二十多人，除三组外，还有电工组一人，瓦斯组一人，管生产的一人（二黄毛已经下队，换成个同阴县的后生，叫王军喜）。
这是我下队后第一次出中队大门，一出来就是去下坑。抱着满怀的窑衣胶鞋水壶自救器等我茫然四顾，身边全是略显呆滞的眼神和黑眼圈。罢！罢！罢！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且随之下坑吧！
简单地整了一下队后，我们又背了一条规范，然后左转向前走。二十三队原属三大队，所以这儿旁边全是现在的三大队和四大队的中队监舍。不远处有一扇小门，上写“出工通道”，有狱政科下属的戴红袖章的犯人在值勤。我们报数进去后，带队干部在本子上签了出工人数。
这个通道好长！上面是拱形的顶子，右后边是围墙，左手边一路走着能看到荫营矿的大部分监区。通道有两个入口，刚才这个是让三、四大队和二十三中队下坑时进入的，半道上还有一个，是让一、二、五大队及六大队的二四、二五中队进入的。通道顶上每隔十数米就是一个灯架，安着两根四十瓦的灯管，很亮，足以让夜班晚上十点出工时、中班晚上一点收工时、早班早上五点多出工时整个通道亮如白昼。每组灯管下面都悬挂着一个长约八十公分高约六十公分的牌子，上面正反面都写着名言警句。通道很长，一公里多，这样的牌子有一、二百块，我所知道的警世恒言上面都有，还有许多我闻所未闻的名人名言。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警句我有点感兴趣（骨子里还有点文人的气息），一块一块牌子往过看，正反地看，老胡见我这样呵呵一笑：“以后可有你看的时候了。”一路看着这些令人热血沸腾、使人醍醐灌顶、催人奋起直追的富含哲理的至理名言，我的心里百感交集：这儿真他妈是育新学校！自己就算没罪，看看这些话也会感觉自己是个罪人，是个需要从泥泞中爬起在暴风雨中接受洗礼的罪人，操！
左手边是一幢幢监舍楼，再往远能看到大墙，还能看到墙外的远山、绿树……
走了好一会，通道到头了。最后一块牌子很大，上面写着：“高高兴兴下井，平平安安回家。“总的来说，这是一条充满温情和教育意味的通道。
但是，这温情被一声粗暴的”滚回去！“打断了。出了通道是个大厅，里面有两个戴红袖章的犯人（也属狱政科管辖）在值勤，可能是我们组前面几个犯人进大厅时未报数，便招来一顿骂。在这些地面中队的犯人眼里，井下中队的犯人都是板油，都是低他们一头、可以任意打骂的。也难怪，看看人家的正常肤色，再看看我身边这些人灰白的脸和两个黑眼圈和佝偻的身形和麻木的眼神和挨骂后萎萎缩缩心虚气短地检讨自己的不是的样子，尊卑一下子就分得很明显了。唉！我在矮檐下，该低头时且低头吧！
厅里的一侧有干部值班室，隔着玻璃能看到有戴绿袖章穿警服的内看（监内看守警察）在注视着我们。我们重新报数而入，进入后分两排在桌前站好，再报数。值勤的犯人上来搜身，主要是查烟和火柴，这在井下是大忌。完事后他一摆手，我们报着数从另一侧的小门走出去。带队干部又在本子上登记了出工人数。
一出门豁然开朗。原来我现在的高度是五、六层楼这么高呀。右手边还是围墙，但左手边远处的下而是高高的坑口大楼，楼顶是八个巨型红色大字：”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听说这八个字每个都是两三米见方，一个字就值两万多块呢）。正前方，是一幢四层小楼：窑衣房到了。
六大队的窑衣房在一楼。进去后，大厅由并排摆放着的铁皮柜子隔开了23、24、25三个中队的空间，各占了三十平米左右的区域。每个中队里面的布局都一样：四面是柜子，中间也低低地摆着几组，上面铺着褥子，让看窑衣和勤务犯休息。
冉其军让看窑衣犯给我安排个柜子。这是个五十岁左右的高个子河南老头，他打开最下面的一个柜子：”这个以后就是你的了。“
放窑衣的柜子和社会上两开门的铁皮档案柜是一样的，冉告诉我把身上所有衣服脱下来放到一侧，穿上窑衣下坑。我脱裤衩时有些犹豫，但看到别的犯人都利索地脱了精光、换上乌黑肮脏的窑衣后，我也脱了。
我以前从未接触过工厂、工人，乍一穿上窑衣，还有一丝新鲜感。他们的窑衣都已经很黑很脏了，高筒胶鞋也很旧了，有的上面还打着几块补丁——冉其军告诉我，窑衣几个才给换一回新的，雨鞋一年发一双，可是下坑最费鞋，还经常会被轨道中间的石子划破，家里来接见的时候可以让多买两双送进来，接见室的小卖部有卖的。我看到有人往脚上裹了好几圈布条后才穿雨鞋，冉撇撇嘴小声说：“那是装逑！正儿八经干活的谁裹那些！”我有些听不懂，可也不敢再问。
穿好窑衣，戴上柳壳，背起自救器和水壶，我们到厅里集合。操！人靠衣服马靠鞍呀！在中队里一个个还有模有样的人，突然间，活脱脱就成了二十多个劳改犯了！
我仍戴着眼镜。坑下本来就黑，各人就靠各自的矿灯照路，摘了眼镜恐怕我连路都不能走，虽然戴了眼镜干活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