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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戴着眼镜。坑下本来就黑，各人就靠各自的矿灯照路，摘了眼镜恐怕我连路都不能走，虽然戴了眼镜干活不方便，但是在工作面，万一有了什么事故，眼尖脚快的人才能保得住命，所以我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电工组值星员陈扬明高度近视，后来闲谝的时候他说，他是八九百度，度数比我还深得多，把帮的时候先把眼镜找个旮旯放起来，然后摸到位置上，这就不需要看清什么了，抡起大板锹呼呼装碴就是了。
厅里有一面大镜子，从中我看到了满脸茫然满腹无奈满腔酸楚的自己。窑衣是崭新的，但估计很快就和他们一样了。下坑期间我一共照过四次镜子，印象很清楚。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这一天收工后，镜子里的我同别人一样，只有眼白和牙是白的，可是这个班上我没干活呀；第三次是确实大干了一天的收工后，窑衣已经快完全黑了，全身只有眼白和牙依稀能看到一点白，摘了柳壳后头顶都是黑的。黑脸上戴着眼镜，不伦不类，很可笑，很悲哀；最后一次是某个班没有生产任务，出工下坑后只是清了清卫生，收了工照镜子前我想今天总不至于脸还那样黑吧，可是，镜子中的自己还一样，一闪一闪的玻璃镜片后依稀有眼珠在转动，乌黑的嘴唇张开后才能看到里面的牙是白的，全身上下其他哪儿都是黑的，乌黑的……我的心中很悲凉。我的视线离开镜子，再也不照了，再也不能照了，再也不想照了，有点想哭。以后的几年，包括出狱后的多年，直至现在我都很少照镜子。
我们报数出了窑衣楼的大厅，进入坑口大楼的侧门，连着下了四、五层的楼梯后，到了地面最下一层。这儿就是坑口。空间开阔，从每个楼梯的拐弯处的大玻璃窗有光线下来，地上铺着好多轨道，不时有拉着勾木板或圆木的机车经过。除了我们队，还有其他中队出早班的百八十个犯人或站或坐或躺，乱糟糟的。现在我倒不怕这些劳改犯了，因为我也是穿着窑衣准备下坑的劳改犯，只是每个人看上去都差不多，我怕一不小心站错地方就找不到自己的中队了，便一步不离地跟着我师傅。前面有座小楼，是坑口调度楼，带队干部和老胡他们三大员进去领任务了。这时，组里去领矿灯的犯人背着一大包矿灯过来，人手一个发下来。冉其军替我接过一下，先开灯看看亮度，还行，然后递给我，帮着把蓄电池挂在腰带上，把矿灯别在柳壳正前方的一个小铁片上。矿灯、水壶、自救器，这是下坑的三件必备物品，我都装备好了。这时我感觉自己是个标准的煤矿工人了，标准的劳改煤矿的劳改犯了。唉！
有人从调度楼里抱出来劳动工具，各人上前领了自己平时用的。有拿镐的，有拿钻杆的，有拿撬棍的，大部分拿的是铁锹——他们口中所称的“大板锹”！的确很大！三十多公分宽，五十公分左右长！平头，很尖锐很锋利，闪着寒光，两边稍往上折起一点，后面套着被一双双手打磨得乌黑锃亮圆滚滚的锹把。这么大的铁锹如果铲起一锹石碴往矿斗上装，多沉啊！！！我今天还算是新犯人，到了工作面只在后面看，不干活，因此我今天不领工具，但在以后的劳动中，我也将挥舞着这样的大板锹一个班几小时一个姿势地往斗上装碴——“把帮”。唉！听说绝大多数新犯人第一天下了坑，收工时走不回来，被用钻杆抬上这千把台阶：太远了，最后这道坡太长了。我想，这和他们是从看守所出来不久有关系。而我已经在晋普山呆了四个月，肚里的油水应该比他们多，以后干开活就算累，但今天估计能自己走回来。
这时，老胡等两三人从调度楼中走出来。他的声音沙哑低沉：“简单说一下啊！今天不打进度，把碴出干净，工作面收拾利索就能收工！注意安全！注意互监组！以老带新！冉其军！透你妈机敏点！”冉其军一挺胸“哦”了一声。看来这是例行的班前会。我想值星员在最后点了一下师傅的名字，是不是意思就是让他看紧点我这个初出工新犯人，提防我想不开自杀或自伤自残？
然后，我们开始下坑了。
右拐不多远，我就看到了坑口——一个很大的巷道入口。
坑口的中间是轨道，犯人是不允许走的，因为经常有钢丝绳拽着矿斗上来，钢丝绳很长，一松一紧间它一蹬一蹬，能把人的腿打断，很危险。我们从右侧的台阶往坑下走。
阶梯很长，站在坑口的地面上光线还很充足，但越往下越暗，逐渐消失在黑暗中。我的心，也随之坠入无际的黑暗。
我们开始往黑暗中走了。
矿灯打开了，一闪一闪。胶鞋在水泥预制板的台阶上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如果一定要死，就让我彻底地死去吧！
十 四 坑 下
第十四条 听到就寝号令，立即按指定方向躺下，不准擅自串换铺位，不准蒙头睡觉，不准看书写字，不准影响他人睡觉。
井下距地面直线距离约二三百米，坑口的坡度约为三十度，数学里那个算直角三角形斜边长的公式我给忘了。只知道共有一千多级台阶，我们才下到坑下。
在窑衣房刚穿上窑衣时还挺热，现在一点也感觉不到热。不知从哪儿吹来一阵阵的风，冰嗖嗖的。
井下，是无边的黑暗，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黑暗，让初次下坑的我感到压抑的黑暗。每个犯人都只能靠着柳壳上的矿灯来照亮前方十米左右的距离。矿灯在干活的时候图个方便才安在柳壳上的，平时走路时若手里没工具，便拎在手里。我也拎着矿灯线，攥着矿灯头行走着。
真黑啊！纯粹的黑，没有任何杂质的黑……
我把矿灯往前照，远处是没有尽头的甬长的巷道的黑；转身照照来时的路，也是无涯的甬长的巷道的黑。我们从黑暗中走出，向黑暗中走去。从蛮荒走向亘古，从过去走向未来，没有尽头……只有几盏矿灯在闪烁，还有高筒胶鞋走在预制水泥板上的哗啦哗啦脚步声回响在一望无垠的黑暗中。
印象中似乎语文老师称赞过谁写的所谓的现代诗（我只认为古诗是诗的）：黑暗给了谁黑眼睛，用它寻找光明（？原话忘了咋说的），作者在创作时或许身处黑暗，黑暗给了他灵感。但我敢保证他绝对不在煤矿井下的巷道里。在这种完全的黑暗里，没有丁点的能找到光明的希望。任凭你用高强度的按照灯照过去，也只能在象墨一样的浓浓的黑暗中劈开不长的一道光柱，只能看到一点冰冷的石壁、地上的轨道、墙上的电缆、头上的拱顶，但更远更多的、弥漫四周的、沁人心脾的、融入灵魂深处的，还是无边无际的黑。毛伟人有诗赞曰：这种黑，是高尚的黑，是纯粹的黑，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黑……
主巷道又宽又高，一律是料石垒墙上面发碹，偶尔能看到旁边有用勾木板夯死了的很大的巷道入口：这是采空巷，里面的煤已经被回采队挖完了。我们走在靠右侧的人行道上：排水沟上面盖着的七十公分宽的水泥预制板一块块排过去，胶鞋走在这种中空的水泥板上声音挺响。如果全组人小跑起来声音更响更有声势。不过今天我们只是快步走——老胡在下坑时已经说了今天领的生产任务：不打眼放炮，没有进度，只把昨天的碴出干净（昨天夜班已经往调度室打了电话，说现在的石头软，一炮打下来的碴太多，进度倒是超了，可是一个班根本清不完碴），再把工作面清一下。所以今天出工用不着小跑。
走了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从八米宽的主巷道拐进六米宽的另一个巷道，继续前进，仍旧走在无穷无尽的黑暗中。
无论哪条巷道的石墙上，在一米八左右的高度处都有钉的电缆钩，隔十米就有一个。它长约五十公分，上面焊有四道铁钩，钩子里放着拳头粗的黑皮矿用电缆（这东西一定值钱，听说里面全是铜，在号子里就见过不少偷割电缆，烧得剥了皮后卖铜的）。我走路的时候确实得始终向左偏着头，稍不小心就会啪地碰一下，火辣辣地疼。这说明两点：一，这种柳壳安全帽基本上对安全没有保护作用，从工作面顶上掉下来一块核桃大的碎碴估计也能把它砸透后砸在脑袋上；二，怪不得老毕的脑袋不是左偏就是右偏，看来他这下坑八年，真是习惯使然啊。试想一个不现实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些高个子这辈子一直下坑，而我们的妻子们也是高个子每天也下坑（国家有规定，女性不准下坑（为什么？我有点想不通。因为活太累？不对呀，坑下也有轻松的活。是否因为煤屑喜欢乱钻，象我们手上眼圈的褶皱里全是煤屑？））我们的子女如果也是高个子，也每天下坑……这样依次类推，几万年后，会不会后代们生下来以后脑袋就是总向左或向右偏着？并非不可能，没有什么是恒久不变的，鱼都能进化成两栖动物进而进化成陆生动物，还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呀？伟大的进化论，伟大的适者生存，伟大的人管理着伟大的国家，一切皆有可能。人定胜天？胜个逑！老天只是逗人玩玩，人就以为自己是主宰了……
我就这样胡思乱想跟着别人偏着头走着。也就只有这第一次下坑时有功夫想，因为收工时就走得很累了，而以后基本上每次出工都是小跑着到工作面，并且手里都有拿的工具，干一个班的活收工时更是累得骨头都快散了，哪有心思乱想。
走了好久，经过一个三岔口，队形散开了。冉其军告诉我：“快到工作面了。”
由于都知道今天的活不重，我身边响起了说笑声、打斗取乐声。刚才全在人行道上走，因为中间的轨道上经常会有机车驶过，而现在就象到了四肢血管的末梢，也有轨道，但它上面的矿斗是在装满矿碴后由犯人推到这儿，凑够一定的数后才打电话调进来个车头拉走的。所以我们分散地走着，我紧随在师傅身后，生怕把自己走丢了。我看了一下身边的人，他们无论高矮，步伐的频率似乎都不快，都是不紧不慢地，可就是这样整个队伍前进得相当快，我还得紧着走才能跟上。况且他们大部分都扛着工具的呀：有的扛着二十镑的大铁锤，有的扛着几把大铁锹，有的扛着几根麻花钻杆，有的扛着撬棍。工具一律在肩膀上竖得老高——技术规范上有规定：井下行走时，肩上的工具必须尽时竖起，以防伤着前后的人，还有，必须用外侧的肩膀（离墙远的一侧）扛工具，以防碰到电缆或电缆钩造成事故……
终于，工作面到了。
十 五 工 作 面
第十五条 生病应向管教人员报告，由管教人员或指定人员带领去医院或卫生所就诊。
巷道右侧有个口，拐进去后往回走一个二十多米的缓上坡，又是一条与我们刚才走的854主巷平等的一个小巷道，也是一个缓下坡，这叫“854副巷”，打通以后是个主巷的回风巷。副巷与主巷及中间的过道呈“Z”形。工作面便在“Z”的左上角。“Z”的右上角再往后一点安着卷扬机，是由电工组的犯人操作的。随我们组出工的这个电工姓梁，是个省城籍的后生，戴着金丝边眼镜，性格木讷沉默寡言，偶尔与其他犯人谝几句也象嘴里含着个逑一样含糊不清。操！这种人也能当电工！每天也不干重活，只开着卷扬机把空斗拉进来，满斗拖出去，这狗日的！他怎么不被电死啊！我在心里愤愤然。后来听说小梁也在工作面把了两年多的帮后，家里才托人把他调了工种的：“看他现在那个逑样就知道他干活时是咋样了，当年没少挨打。”老犯人们如是说。
瓦斯员在我们生产组的前面进到工作面，掏出仪器测了瓦斯浓度，很低，不到足以引发爆炸的浓度下限（好象是浓度在百分之8到百分之25之间的瓦斯才会爆炸），便一摆手让我们进去。我们都知道这是在做样子：井下的大功率风机从来没停过，风筒呼呼送着风，哪来的瓦斯啊，但这就是他的生产任务，在每个班内定期检测几次，不定期检测几次，一旦发现异常，当班的瓦斯员就可以宣布停工，谁来求情也不行，他的命令就象党的政策一样严肃而有强制力（党的政策偶尔也有弹性，象男人的家具一样）。瓦斯员这个工种也很好，除了几次的例行监测外逑的事也没有，就钻到后面的风筒布里呼呼大睡。和我们组一起出工的瓦斯员是个浙江的（名字忘了），我们称之为小浙。小浙身材矮小五官端正，家境属于一穷二白形，能从生产组调入瓦斯组，操！必有其常人所不能及的本领。
这些瓦斯组、电工组的犯人们的窑衣外面那身帆布工作服经常拿回监舍洗，他们下坑时总是穿得很厚。因为下了坑不干活会受风的，而我们这些生产组的窑衣就单薄得多，肮脏得多，破旧得多。
我的短期目标便是希望爸爸能找关系尽快把我从生产组调到瓦斯组或电工组。
到了工作面了。冉其军叮嘱我就在后面站着看，哪怕什么也别干，一定哪儿也不能去，他要到前面的工作面干活。我说去吧，我不会乱跑的。
冉其军到前面了。副巷最前面的工作面，有两米左右的距离仅是临时支护，由几根木柱子顶着，上面的岩石犬牙交错，很是狰狞。井下最常见的塌方、冒顶等事故就发生在这个部位。而后面组员们把帮出碴的地方的顶上，就已经是发了碹的巷道，很安全。只要不到最前面的临时支护的工作面下头干活，根本不会有危险。但是，谁敢抗拒劳动呀！谁敢不服从分配呀！下坑劳动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这底下进进出出的。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吧！
老胡等三大员站在几根柱子底下，仰着头用矿灯照着仔细观察工作面的顶帮情况——老大不好当，值星员也不好当，甚至组里的生产骨干也不好当。每个班放完炮后，三大员就得在暂时完全没有支护的顶子下作业，判断出岩顶岩帮哪儿最危险、哪儿的石头最有可能先砸落，然后指挥着组员扛着柱子冲过来，冒着还在唰啦唰啦不停往下掉的碎碴，立起柱子顶在这儿做支护。这就是在与死神抢时间抢速度比胆量比眼神，很危险。而生产骨干们把头帮，得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工作面的碴用大板锹倒到后面，因为柱子是不能放在碴上支护顶帮的，必须得打在实地上，他们虽然可以站在碹拱下面伸出胳膊去铲碴，但其实身体经常就暴露在完全没有支护的工作面中，也很危险。其实组员们也危险，我们在打临时支护时或在简单支护好的工作面下面干活时，耳朵就时刻听着值星员的吼声，一旦他发现顶部或帮部哪儿岩石松动了，吼一声“跑！”话音未落地无论是谁就先马上往发好碹的巷道底下跳，谁跳得慢半步就有可能被大石头砸住。
这就是开拓工作的特点，每次放完炮后总有一段很危险的时间，但是谁也无法逃避，全神贯注去面对吧。和我一起下队的胡玉强，几个月后的一天在工作面下面倒碴时，顶上的岩石突然发力往下坠，直径二十多公分粗柱子被压弯压折，当时工作面除了他还有个老犯人，人家一边干活一边竖着耳朵听着周围的动静，他却可能在想这漫漫十五年徒刑该咋过？就慢了半步，老犯人边跳边吼“快跑！”，他听到后一愣神再往出跳，半个身子还没出来，石头就下来了。他的半个脑袋被石头拍进脖子里，当场死亡，多亏老犯人在巷道里拽了他一把，胡玉强的尸体还不至于被埋在小山一样砸落下来的石碴中，那样他们组的人还得刨半天呢。我还听说有的组员在工作面把帮时，也是跳得慢了一步，身体扑到巷道里了，腿还没出来，被大石头压住了，石头太大，上面压得碴太多，可是这人的腿抽不出来，怎么办，等这碴出完了抽出腿再去医院，人早死了，于是便往他的胳肢底和腰上套上宽腰带，拴上钢丝绳，用卷扬机硬往出拖——舍腿保命吧。于是，人是拽出来了，但腿硬生生拽断了。调度早已经调来一辆机车在巷道口等着，大伙七手八脚把此人抬上去，拉医院去了。通过这些可以说明，开拓工种在临时支护的工作面底下干活，需要多么的集中精力！技术规程上就有规定：下坑劳动时不要想其他心事……
今天这个班没有打眼放炮，工作面已经由上个班做好临时支护了，打了四五根柱子。
老胡用矿灯观察了一圈顶帮情况后：“撬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