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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逐渐这种生活。
每天的活基本上都一样，出工十六里，跑着；收工十六里，快步走；到了工作面就倒碴；打眼放炮后在浓烈的炮烟中拄着铁锹摸索着往前走；摸到地方就拼命把帮倒碴；空斗放下来就装碴；工作面清个差不多就扛着柱子往前面送；隔几个班垒一次墙；隔几个班发一次碹……
不管干什么，都是高强度的，刻骨铭心发自骨髓地难忘的深刻地印入记忆深处的体力活。要说这一段下坑的感觉是什么？三个字：累，饿，困。
我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爸爸能快点来看我，能尽快托关系把我调到地面。但是，随着一天天的过去，这种希望越来越小。我想，现在，自己这个在劳改煤矿下坑干这么苦的活的犯人，应该算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了吧？但我现在还能活下去。以后，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不死，我就敢于笑对任何困境——再怎么困难，能比得过在854副巷把帮的日子吗？
二 十 二 推斗，挨打，逐渐适应
第二十二条 按时清扫室内外卫生，保持环境整洁，室内装饰和谐适度，门窗洁净，洗漱用具摆放整齐。
我干活时，似乎没有过出工不出力偷奸耍滑的现象。我觉得这与性格有关。往工作面扛柱子的时候，我总是尽量跑着送去，总想着提前一秒钟把临时支护打起来，工作面的人们就少一分危险，而小张、王晋平等总是不紧不慢走着，挨了骂才紧跑几步（他俩真是一对儿，小张把小王都带坏了）。有时细一点的柱子我一个人就扛进去了。不光是这，我还总能默不作声但眼疾手快地递给打支护的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阿金、冉其军、罗忠德都夸我有眼色，老胡不吭声，就是这个老贺，操！好象在心里对我有不满，总想找我的茬。不过他一般找不住。把帮的时候，太累了我也会站直腰拄着锹休息一会，但很快还是会弓腰抡锹装碴。冉其军已经为我换了把新锹，锹刃较锋利，抡起来趁手多了。再加上干了十几天的活，我已经有点掌握了干各种活的规律，在潜意识中分析出哪个动作怎样做才能最省力，倒碴装碴时铁锹扬起的高度和身体倾斜的角度是多少时所做的功最少，等等。其实这不是我专门要去想的：醉都醉了，还在乎多这二两？这也许是人对减轻劳动强度的一种本能反应吧。
但是，再怎么省力，这本身就是得吃大苦出大力受大罪的活。唉！
下坑期间，除了那些正常的生产任务，我们还下过枕木（机车头把装满枕木的矿斗顶进来，我们卸斗，把枕木整整齐齐地堆在某处比较开阔处。对了，我们用的枕木不是木头，而是一米多长的水泥墩子的枕木，两个人抬一根，死沉死沉！）；扛过瓦斯管（五六米长直径五十公分左右的钢管。刚开始我们还感觉这种管不算重，中空的嘛！但几趟下来就吃不消了：俩人抬着一百多斤的瓦斯管走两里，重啊！怎么不重！一个班扛了近二十根，我的腿直打哆嗦）；……
没有一样不是重活。唉，开拓队呀！
我下坑把帮近一个月后，老胡开始有时安排我到外面和小四川一起推斗。我不知道这是否来自中队干部的意思，但我深知自己绝对不是个瓜旦（看我这五大三粗凶神恶煞的逑样，谁下谁的瓜呀！）我根本李不上想这些，能轻松一个班算一个班！最起码离工作面远一点，能少吃点岩尘啊！
等推开斗，我才发现这也是个力气活。唉！开拓队，真是没有个轻活。
机车头顶进本班所需的空斗后，我们把卷扬机的钢丝绳套住空斗前的鼻子，一次放进副巷两个，装满碴拉出来后，我们要抓紧时间把这些满斗一个个推到前面——斗太多了，不能让它们堵住路使后面的满斗放不出来。巷道内的轨道基本上是水平的（坡度稍大，空放着的空斗或满斗便会自己滑动，相当危险），而要在水平的轨道上推着一个装满石碴的斗往前走好远，也是件苦差（不过比把帮强多了）。而且，小四川主要往副巷里放空斗，外面推斗的活一般是我一个人在干。斗太重了，静止放在轨道上时我根本推不动，大小便失禁地用力也推不动。小四川帮着我推着使碴斗在轨道上走动开后，我就借着这股劲往前推。说起来是推斗，其实手和臂才有多大劲儿呀，我们就是用肩膀往前顶，这样才用得上浑身的力。当我身体前倾与地面接近30度拼命往前顶时，突然感觉自己这姿势象极了油画上黄河边的纤夫。是的，姿势象极了，只需把工作环境变一下，低头弓腰身体前倾双手抓地的我也可以上油画的。
其实，我感到吃力，是因为自己“力气没长全”而已。1996年，我21岁。按老犯人们的说法，男人到了二十六往上，力气才能长全，腰上才有劲。如果从小吃苦出力，就会早一些。所以，小四川虽然身材矮瘦，但推起斗来他比我力气大呢！还有，我师傅冉其军，那力气更没法说，他入狱前就曾在火车站打过短工，他说一百斤的盐包他一次扛四个。在社会上仅为挣口饭吃尚能如此有力，到劳改队下了坑，为了不挨打，应该是更舍得卖力的。二十四中队三组值星员乔三龙，彪形大汉一个，有人亲眼见他用双拳击打静放在轨道上的碴斗，硬用拳头把这个矿斗打得缓缓向前行！还有，我以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背水泥时最多一次能背三袋：三百斤。但是二十四中队的吴良诗比我强多了。吴良诗，四川籍犯人，小个子，他曾与别人打赌背水泥，在他弓下腰后，别人往他背后叠放了七袋水泥！七百斤！比他的个子还高！并且他背着这七袋水泥走了十多米！我后来到了二十四队时见过这个不起眼的吴良诗，他背水泥的事被不少人津津乐道。我虽然没亲眼所见，但是我也相信，因为每年“五一”比赛拨河时，小个子吴良诗总是做为主力处于第二、三把的位置，必然有着非凡的神力。
就是在我推斗的日子里，我挨过老贺的一耳光，这是我下坑期间唯一一次挨打，也是我三年半劳改生涯中唯一一次挨打（无论干部还是犯人）。有一天我和小四川一起到外面往下放碴斗。那天一米二的进度打了一米四，碴特别多，碴斗两个两个被放了出来，我死命往前推，可能有那么两次我俩动作慢了点，“Z”字形巷道的左下角就堆住了几个斗。我和小四川不紧不慢往回走时，老贺迎了上来，扬手劈脸就打了我一耳光，又一脚把小四川踹得连打两个滚：“磨蹭！磨你妈们的板鸡了磨！老子叫你磨！”我俩自知理亏，赶紧撒腿往回跑，玩命地把碴斗往前推……
这次挨打，是我活该，谁叫我有点得意忘形了，没有以全组的生产任务为重呢！
从这次起，每当暂时无斗可推时，我总是进副巷里拿起大板锹在最后面把帮，心想反正这活也不太重，自己的身体已经适应了，有空了把把五帮也好，能给别人留个好印象，没必要象小四川那样一有空了就坐着躺着休息。人家是从二帮干出来的，咱现在被安排在外面推斗，是照顾，也是老胡在押注。但是，如果自己以后上不了地面呢？如果我一年半载回不了中队当勤务犯呢？那就不会对老胡及三组的组员有所帮助和照顾。那么，我还会被要求回工作面把帮。如果我象小张那样拣片树叶就觉得是森林，在受照顾期间得意忘形，那我再回把帮时就不会是五帮了，而有可能是四帮、三帮，在勾木板、撬棍的监督下几小时一个姿势地弓腰低头抡大板锹……
所幸没有如果！所幸我及时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大汗淋漓地想。
在尚马街跑号时的那个恶梦警示了我：无论身处什么环境，只要有机会一步步爬上来，就要站稳每一步，既要瞅准机会再向上，又要努力维持着不掉下去，还要为如果掉下去后所处的环境提前做好准备。就是说，人，无论干什么，尽量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前路能走到哪谁也无法预测，但能不能给自己留条好点的后路，就看自己了。
至于说自己有肝病，从事这种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不好，唉！哪顾得上考虑这么多许多！走一步算一步，混一时混一世吧！
于是，我还是跟着每天出工16里、收工16里、爬大坡、每天把帮、推斗、大板锹；每天三大件、脏窑衣、凉的墨水澡；每天出工收、抿圪抖、两烧饼的班中餐；每天政治课、技术课、文化课；每天黑手、脏床单、黑眼圈；每天累、饿、困；每天痛苦、无奈、煎熬……日复一日，我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劳改生活。
二 十 三 上课，剃头，看电视
第二十三条 不准随地吐痰、便溺，不准乱扔脏物、废物、果皮、纸屑，不准损坏、践踏花草树木。
下坑是三班倒的。早、中、夜班每周轮换一次。但无论出哪个班，下了坑干活时身边都是一样的黑暗。早班最接近正常生活；中班是中午一点多出工，等收工回到监舍吃完抿圪抖就半夜一两点了，早上八点左右就起床洗漱，因为八点半就要准备上课；夜班晚上九点多出工，等收了工吃完抿圪抖一般是次日上午九点多，然后睡到下午四点多起床。对于某些睡眠质量差的人来说，中班和夜班的休息时间里难免会受到监舍内说话吵闹的影响，但对于我和那些把帮的人来说，根本没睡不好这一说！任旁边雷霆万钧，只要值星员允许休息，我马上可以一闭眼就睡着了。象检验厌食症的存在与否一样，检验失眠症的存在与否，854副巷便是不唯一的标准操作平台。
周一的政治课是由各中队的指导员来讲的。每个人不管能否听懂有否兴趣，都得睁大眼睛坐在小凳上听，谁也不敢打瞌睡。周三、周四的文化课上，由于教初三语文和数学的老师都认住我了，我便有点特权，可以在教室最后一排趴桌子上小睡一会补补觉，而没人因此而扣中队的分，于是我珍惜每次文化课的机会而满怀感激地呼呼睡去；周二周五的技术课上，学习委员柳大荣经常把我叫进文化室里面的一个小套间——他的办公室，在里面帮他抄抄写写、批改作业。
柳大荣还有半年多就可以减刑出狱了，中队已经从把帮的前线抽回来一个叫齐森的犯人，辅助他管学习（此职位犹如中队的生产委员和管生产的之间的关系）。齐是初中毕业，还算有点文化，写的字象瓢泼大雨但很有个性，貌似潦草却也整齐。他有时也把准备往监内小报社投的稿拿出来让我修改。语句大致通顺，事实基本属实，但若说是新闻稿却已不新且罗嗦了，若说是事件报道却没什么突出点。看着这些似曾相识的方块字，看着自已握着稿纸的两只黑手，我苦笑着给他点出了几处缺点。齐是祁县人，后来与我打交道甚多，关系不错，出狱后还曾互通消息，不过那是几年前的事了。
柳大荣是四川人，自知身为外地籍犯人能混成学习委员的艰辛，故在平时的工作中很努力。他身强体壮，打篮球时人送外号“坦克”——没什么技术，只凭身体壮，与别人无所顾忌地硬碰硬。据听说下坑时可是个好二帮咧！柳大荣的字象狂风刮过的柔弱的小草：细长且齐刷刷倒向一侧，其出的墙报、板报等的板书均有此柳氏特色。他方脸豹目甚是凶恶，不过与我闲谝说笑时笑起来却也憨态可掬。他说自己在老家上初中时每天打架逃学，后来勉强混了个初中毕业证就出来打工了。能在二十三中队当上学习委员纯属偶然。当时中队的学习委员下出监队了，一百多个犯人中实在没人了才把他抽回来，每天在电警棍的督促下向郝指导交一张钢笔字和一张毛笔字：“挨逑的！我干活几年也没挨过打，抽回中队后真没少挨电警棍！刚开始我哪会写毛笔字呀！在办公室里郝指导一手拿着我交上去的字，一手用电棍往我身上吱吱重捅，还部我知不知道什么叫乱世用重典重症用猛药，我呲牙咧嘴疼着说不知道，他一边继续捅，一边让我回去查字典，再写篇感想交给他。挨逑的！”柳大荣说至此腼腆地笑了。我和齐森也会意地笑了。
柳大荣性格豪爽，当着我的面毫不避讳地告诉齐森：“你！以后跟着白露多学着点！”我满脸惭愧地摆着黑手表示不敢当，他拍拍我的肩膀：“不是我吹，顶多三个月的劳动关，你绝对会抽回中队来。”
所以，在收工后或礼拜天，老毕带着全体犯人去干什么杂活时，我经常被以各种理由留在文化室。柳大荣自豪地说：“这几年改造环境变了，哪怕犯人不干活，也不能把学习上课这些思想改造方面的东西落下。老毕他管不住我！要是以前？学个逑的习了！管生产的兼着学习委员应付一下检查就行了……”
但是，有一项集体活动我无法避免。那就是：剃头。
《规范》有规定，罪犯一律留寸发或光头。寸发那是大油们的象征，我们一铲全是光头。在号子里剃头时用手推子，犁过后脑袋上常有一道道的头发垄，在这儿我们用剃头刀，就是小理发店里刮脸用的那种。
每个中队都有四五把剃头刀，由积委会主任保管。每月刮两次头。到月中、月底，老毕便会把刀和磨石拿出来，由各组稍懂点剃头的来掌刀。其实完全不懂也没啥，这是剃光头，不管你左一道右一道，只要最后刮光即可。有个笑话说人的胡子最硬，这话说得对：胡子茬、头发茬确实很硬！崭新锋利的剃头刀刃，刮两个头下来，便会被这些毛茬打出小缺口。党很人道很周到地为我们配备了磨刀石，可是，一个井下中队一百多犯人，谁有那时间和耐心去磨刀呀！所以，剃头的犯人磨一次刀，就得刮十多个头，我们这些板油理所当然地排在最后了（中队的几把刀都旧了，再磨也磨不很锋利，值星员这几个排在最前面的，也好不到哪）。当中间布满十多个小缺口的刀刃划过头顶时，感觉象有十向个尖锐的小钉子在头皮上拉。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尖锐的痛楚，眼里不知怎地就涌出了泪。等脑袋全刮完后，我的头皮疼得象快要爆炸的样子。可是让别人看，也没有血口，只是布满了一道道的红印子。头皮不能碰，手摸一下，生疼生疼，洗头时也就不能打肥皂了，只在凉水管下不停地冲，感觉才好一点。头发的碎屑嘛，有就姑且有着吧，过两天再好好洗。老犯人们说，谁也疼啊，每刮一次就得疼两三天，不过多刮几次就习惯了。确实是谁也疼，我看他们在刮头时也疼得满眼生泪，任一向多嘴多舌满不在乎的硬骨头阿金也扛不住，刮头过程中不停地骂着操刀的这人。但是，更为痛苦的是在出工的时候：干活时头上出的汗中的盐分渗入头皮中的伤口，头顶的感觉象一首歌的名字：《火在烧》，虽然用防尘水冲一股会好一点，但是咱得把帮呀，别人不都是在忍着痛干活么。于是，我又咬牙抡起了大板锹……疼痛的唯一好处就是让我格外清醒，疼得让我不由自主地睁大了小眼睛，看什么东西也似乎比平时清楚。收工洗澡时，唉！再疼也得把凉墨水往头顶上撩呀，再疼也得用两遍洗衣膏和一遍肥皂来洗头呀！唉！那个疼呀……现在想起来我仍心有余悸。站在乌黑的水池里我真想抱着头落荒而逃，可是，能逃到哪？胆敢翻墙越狱是会被击毙的；我也想冥冥之中突然有人伸出手把我拉出苦海，可是，没有，那就麻木地熬着吧；我还想家，想爸爸，想妈妈，想哭，可是，有用吗？没有，就用痛苦把自己麻醉吧。仇恨在我心中蔓延。这不是熊熊燃烧的烈火，而是渗入肌体每个细胞中的不可逆转的除非我死掉才能被摧毁的仇恨……
荫矿不双休。但是，从周六下午早班收工后开始，柳大荣就会把电视打开，一直放到晚上十一点左右，太晚了会有内看队来查（有时有了好节目，等把组员们全撵回去后，积委会几人会悄悄把电视打开接着看）。周日，电视会从早上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
无论在哪个中队，我发现最受犯人们欢迎的还是中央六台的电影频道。其实六台也就是拿些旧电影翻天覆地地在放，于是犯人们虽然深知每部影片的每个情节，但仍乐此不疲津津乐道。中间插广告时，经常会有几人跟着电视高声背诵那些快把耳朵磨出茧的广告词，引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