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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懵了：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又调队？我好不容易才习惯了井下生活、熟悉了二十三队的环境，为什么又要调队？为什么？
我嗫嚅着问：“指导员我能不能不调队？”
“嗯？不行。调到哪里不是一样样改造了！”
“可是……”
“马上回去收拾东西，一会就走！”
我满头大汗退了出来，找老毕开了储藏室拿东西，然后收拾铺盖卷。
为什么？为什么命运总是一次次把我从熟悉扔进陌生？为什么总是如此捉弄于我？想起前几天来提审我的人的咄咄逼人的口气，我对这次调队满怀警惕的同时感到巨大的愤懑和失落……
“白露！”
“到！”听到段指导在二楼叫，我赶忙应着抱着铺盖卷跑下去。
“一！”我报着数随他跨出中队门。
抱着铺盖卷跟在干部后面更换环境，这个动作在几年中已重复了好多次了。无论从南看的三院调到五院，又调回三院，又转到尚马街，之后是西太堡、灵汾三监、晋渡山、荫莱入监队、六大队、二十三中队。唉！这近四年磕磕碰碰一路走来，经的事太多了。往事不堪回首，而这次，依然是走向一个未卜的前途。不过，再苦再累，能比得过854副巷把帮么？一念至此，我的心释然了许多。
穿过大院，从教育科大楼的一侧拐上去，又是一个中队。这儿虽离大院近，但挺不起眼，我以前每天在出工通道上经过，还没发现这儿还有个中队。
“一！”我报数进了中队的铁栏门。经过左侧的一排窑洞，上了一截楼梯，右拐进了楼道。绕过照壁便是监舍的楼道，有戴红袖章的坐班犯在楼道转悠。
段指导进了楼道正中的干部办公室，叫我也进去。
“报告！”
“嗯进来吧。”
我从门外的警戒线外推门而入，铺盖卷就放在门外地上。脏就脏鸡巴去吧，人都是政府的，铺盖脏了算个逑！
段指导与一年长的干部寒喧几句后转向我：“以后在这儿好好改造吧。”然后离去了。
他走了，又把我独自一人孤零零地扔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我有点害怕，有点手足无措。
面前的干部简单登记了基本情况后，对我讲了几句话。他不知是哪里人，口齿很不清楚，有点象南看三院的老朱。我很费劲才听懂几句：他姓韩，是这个队的指导员。
最后他问：“你知道叫你过来弄甚来，嗯，弄甚来。”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他又说了两三句，意思可能是不知道就算了。以后不管干甚都要好好改造。然后他带着我出来，进了斜对面的一个监舍，指着一张上铺让我把铺盖放下：“没事就背规范！”之后转身走了。
我打开铺盖卷，站在地上整理好内务，然后拿出规范本小心地坐在一个下铺的沿上，等着。这儿号子不大，五张床十个铺，被褥都干净整齐，可是好大一会也没人进来。他们呢？
一直到半下午，才陆续有人进来出去，不过没人与我搭话。傍晚时分，有人揉着惺松的睡眼进来，从床底下拿了脸盆去洗脸。晚上七点多，涌进四五个衣着光鲜的犯人。为首的这个别人都尊敬地称为“老五子”。听他们谝的内容，好象刚从哪个中队吃饭回来。这种派头是二十三中队的主任、委员们从来没有过的。看着他们几个因饮食讲究而很是红润的脸色，和身上干净整洁似乎非同一般质量的囚服，以及旁若无人的态度，我很局促，很拘谨，因为他们在劳改队里所处的阶层高出自己太多。我不习惯。
老五转向我：“那是谁。”
有人抢答：“可能是教导员调过来的那人。”
“哦，是西海要的人？”他若有所思地简单问了我一些情况。
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只能隐约地感觉出一些说不出来的东西，但还是忙站起身恭敬地回答。
他们又闲谝了一会，有人进来说哪个队的干部来找老五有事，几人便又一涌出去了。监舍里又只剩下我一人。真搞不懂这个中队的大油们。
晚上上课时，也没人来叫我！
然后听到夜班背规范吃出工饭，乱糟糟的。我也饿了，但居然还是没人来叫我。
听着出夜班的生产组在下面背规范整队准备出工时，楼道坐班犯过来叫我下餐厅吃饭。
出了楼道右拐有个狭窄的伯架子楼梯，最下面是个小院，半中间拐弯处是餐厅。不大，也仅摆了四张条桌而已。
餐厅勤务犯给我端来出工饭，但还是没人与我拱腔。
吃完饭回到监舍，我终于明白了一点：自己似乎真的不用再下坑了？
难道这是真的？真有如此好事？我心里按捺不住地欣喜若狂。不过我还是没搞清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也就还不敢确信。
“但是，”我在心里提醒自己：“就算真的被抽回地面，也必须格外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有可能使自己重新回到854。所以以后还是要牢记多听少说，还是要时刻谨记冷静多思，谦和有涵养，慎言稳重……”
1993年11月1日，我从菜园被转到尚马街。1996年11月1日，我从二十三中队转到二十四队。
这，只是巧合。
二 十 六 浮 光 掠 影 24 中 队
第二十六条 监管改造机关配制的“值星员”等标记，要按规定部位佩戴，不准私自转借、涂改、损坏。
两三天后，我大概了解了一点周围的情况。不过，这个队的气氛与23中队真的截然不同。
这个中队，是六大队24中队。干部方面有指导员老韩，中队长姓张，内勤小程。犯人中的领导层里，老五：
主任兼带病号的（卫生委员），省城籍，汪洋一案中的军师，在省城及荫矿省城籍犯人中很有名气，即将刑满释放。生产委员大杨，本市籍，下一届主任。管生产的外号“大傻”，省城籍，骁勇无谋，跟着老五混个肚儿圆，因经常打伤人隹严管、禁闭，不能评为积极分子，故进不了积委会。学习委员李安，面容清瘦的省南临椅县人。管学习的是刘务，品遥人，脾气暴燥。此外，这个监舍里还住着四个楼道及大门的坐班犯，加上我共十个人。他们是中队的勤务犯，也就是说，我从井下把帮的板油一步登天，直接被调入了这个队的大油阶层中。
我，可能就是如他们所言，被大队的郝教导员抽过来任大队管教组的坐班犯。事先声明一下，大门坐班就是看大门的，楼道坐班就是看楼道的，而我这个坐班犯就是在管教组看电话的，如同社会上的门房。门房一职好象有点低下，但在劳改队里，这个职位就意味着不下坑以及对其他板油的管理，很有些领导的派头（从劳改队出来后我一改对社会上所有门房的轻视，深知劳动者是最美丽的）。我下队时管教组办公室还在大院，而现在，刚进24中队门的一排小窑洞装饰一新，管教组便驻扎在这里。
不过，这两三天也没人来安排我干些什么活。我也乐得其所地每天坐在监舍内休息。不把帮的感觉，爽！
早上七点左右我起床洗漱，用香皂和温水仔细地搓着手背的煤屑（半个多月后才彻底洗干净手和脸）。餐厅的勤务犯往灶上给我报的是夜班饭，上午九点吃抿圪抖，晚上九点吃出工饭，我就每天闲坐着，放肆地闲坐着，感恩戴德地享受这从井下到地面的幸福。
监舍里一天也没个人在，值夜班的两个坐班犯白天也不知钻在哪个组的监舍里睡觉，而几个大油总是很忙，特别是老五，社交圈子很广，经常出门办事，人在中队时就不停地有其他队的犯人或干部来找他。我暗自佩服他的神通广大笑傲荫矿。从没见他在中队餐厅吃过饭，好象生活科犯人中他的朋友每顿饭都有为他准备的小灶，还在中队隔三岔五设宴款待谁，或时不时地去赴谁的宴请。据听说以前中队干部下班后老五常在积委会设宴，有时酒桌上有犯人也有干部，宾主斛筹交错其笑晏晏。而自从郝教导升为郝教导后，老五已大为收敛：这个品遥家软硬不吃，难对付得很（郝是品遥县人）！中队所有犯人对老五敬若神明由衷地钦佩——正是由于老五交际广泛势力强大 ，内看队的干部从来不找24中队犯人的麻烦，狱政科教育科等的犯人更打狗看主人地不招惹这个中队。中队的各项工作总名列前茅。在生产任务和监管纪律方面，有老五罩着，这些勤务犯只管放手去打吧，只要不打死组员就行了，所以，生产任务月月超季季超，监规纪律上令行禁止莫敢不从。至于说最底层的板油组员？没办法，除非你有能力改变命运脱离那个阶层，不然，在你的刑期之内，就乖乖地受吧！谁想扳倒老五？不可能！他是一颗根系很深错踪复杂的大树，牵一发而动全身，欲想扳倒或连根拨起，不可能。对于这种顶尖的大拿，没有办法，只能在他尚未根深蒂固时便预防，便制止，象现在这样已经成了气候成了规模，连郝教导也没有办法，只能等他出狱后再行整顿其他犯人。况且，老五人家只把这几年当休假，他的目标在社会上大展鸿图，区区荫矿，根本不放在眼里。
大傻本姓王，身材魁梧骠悍，其作用等同于成奎安在电影中的角色——打手。我这几年来见过好几个绰号“大傻”的犯人，但唯有现在这个，在打架的力度及稳准狠等方面确有过人之处，此大傻被称为大傻，方为众望所归。他徒刑大入狱早，本已靠着一双铁拳打出一小番天地，但也只能是不受欺负不干什么活混吃混喝，在挣分获奖减刑方面是沾不上边儿的。老五下队后（汪洋由于得罪了后来的省厅厅长，作为汪洋军师的老五自然也受到来自上面的关照：不准留在省城服刑，不准在地面中队服刑，所以当时没人敢出风头帮他。但老五就是老五），大傻找到了指路明灯，指哪打哪指谁打谁唯马首是瞻。虽然常因打伤人进禁闭严管（有老五在，进去也不受苦，仅失去点自由而已），所以不能评积极分子，但基本上每月22。5分，还经常能弄个专项奖，与以前的混法相比简单是丑小鸭变白天鹅的翻版。所以在老五走后不久他也即将出狱，并将继续追随左右。
大杨也是个彪形大汉，本市混混，本来也是关系很硬叱咤风云的人物，只是有老五在，他没法出头。虽然老五待他又礼貌又客气又重用，但他自忖只能在老五走后再展雄风。可惜在老五出狱后，他的刑期也不长了。
这三人是24中队的金字塔尖。身边伺候的犯人叫李有付，内蒙古籍的一个年轻小后生。有付先天十个脚趾全往内翻，不能走远路。在入监队他就向干部表明自己的病情，但没关系时有病也不算病，有付仍被分至坑下中队。下队后他继续表明自己畸形的脚不能走远路，但值星员一个大耳光过后，他乖乖穿上窑衣背着三大件下坑了。可惜身体不由人，收工时有付很想自个儿走回来，但他的十个脚趾全磨得鲜血直流，一步也挪不动。其他组员们用钻杆把他抬上坑，值星员看出这人就算打死也不能下坑干活，便又指挥着组员把他抬着扔进办公室：“俺们组不要这人！”（有付刚下队时，改造环境中以生产为重，值星员们有时也敢于同老韩叫板）。老韩一看：“这这这咋收了你这么个废人！”可是欲退回入监队已经不可能，“你你你，就留到中队到，每天打扫卫生！发现哪儿不逑干净，收拾死你个杂种！”于是，有付再也不下坑了。
不下坑的有付并未脱离苦海，每个班的出收工饭他都得跟着去挑，然后一个人拖全部楼道，打扫厕所，任何杂活、任何人都可以吼一声“有付！”然后有付就“到！——”着跑过来了。从早上五点起床到晚上两点中班吃了抿圪抖帮着收拾完洗完碗，有付一天只有三个小时左右的睡觉时间。经常在楼道中一手拿着馒头啃着一手拿着笤帚闭着双眼在半梦游状态下扫地。有付入狱时尚年少（19岁），又是外地籍犯人，没文化没本事，又因不能出工而被众人耻笑，所以头几年活得很窝囊：明明已经是四五年的老犯人了，可那些刚下队四五个月的新犯人也敢动辄打骂，可自己还瑟瑟发抖地任凭别人打骂。有付经典的动作就是在楼道里弓腰扫地时，一见有大油经过，马上扔了笤帚趴到墙上，四肢和脸与墙贴紧，为大油的走路腾出最大的空间。大油经过几米后才慢慢恢复原状。有付实在是被人打怕了，那几年经常就有某个大油逗他玩：“有付！透你妈顶好！”有付便什么也不敢问地乖乖顶好，劈里啪啦一顿打后大油问：“知道因为甚打你么！”
有付便苦思冥想自己做错了什么：“眼下，想不起来呀。”
“滚回去慢慢想！下次再敢那样老子再收拾你！”有付唯唯诺诺退下后，众人哄堂大笑。
有付后来与我谝时，想起那几年总是满眼生泪：“透他妈那几年真把几辈子的打也挨了。咱也想找个差不多的大油，让人家下咱的瓜完后稍照顾着点，可是咱的名声已经臭咧，没人看得起咱的瓜！……”
老五来了以后为有付带来了春天。虽然有付还是有付，还是每天睡三个小时、总有着干不完的活、经常被打一顿以逗乐，但老五对别人打有付的行为不感兴趣，并偶尔与有付谝几句，给根烟抽。于是手下众人便逐渐改变了对有付的做法：鄙视轻视没变，只是挨打次数锐减。于是有付感激涕零，想叫老五“爹”的想法都有了：“哎呀，老五真对我好了！叫我做甚我做甚，叫我吃屎我也吃！咱还想把屁眼洗净让人家透，可人家不透么！”我哈哈大笑：“给老子滚远点！你以为你那是金瓜银瓜呀哈哈哈……”
学习委员李安，面容清瘦身材修长戴金丝边眼镜，还有几分儒雅之相，说一口省南味的普通话，每天忙碌于文化室、教育科之间，有时与我谝一会，便会吹嘘自己如何在教育科混得开，谁谁都很给面子：“你在23中队也知道柳大荣在中队混得咋样，现在这环境，好多了！思想改造和学习这一块，谁也不敢小看！”李安倒还谦虚，吹牛也懂得有个度，没敢说老五也管不住他。
“啊……呸！”有付一提起李安总是很鄙夷很愤愤，从丹田深处吐出千年老痰表达了对这个曾经的板油的李安的强烈看不起：“外是个什么东西呀！外根本就不是个东西！老瓜！烂瓜！这个透过那个透，俩人一起透！嘴里含个逑还哼哼得可好咧！他以为他是个甚的人！在中队卖了又去教育科卖！他？要不是教育科的主任委员这些大油都给老五个面子，他让人家们透了也白透！早鸡巴不知死哪去了！”
我不知道李安与有付谁说的对，不过他俩的表白也没怎么冲突。因为李安根本不提过去，而不愿提过去的人总是有些隐情的。而有付的补充说明也从侧面描述了李安如今混为中队大油，表面的风光背后藏着的曲折。我不能说这些是屈辱，因为或许他就没认为过这是屈辱，而只是自身在别无其他长处时欲脱离苦海拥抱成功的必要的手段。我不能以我的观点去考虑别人的做法。人各有志，我深以为耻的东西也许有人甘之如饴呢。
不过，李安的经历说明了一个事实：文化人，算是什么东西？从古到今，根本不算个东西。李安本也是初中毕业，也认识些字也能写点小文，但在劳改队里，需要文化，你这点破文化才有用，不需要，你的知识分子的酸气只会招来他人的厌恶成为笑料。女人上得厅堂入得厨房为上品，在劳改队里写得文章把得二帮方能闯出一片天地。同理，毛伟人不也差不多嘛，需要的时候让那些文化人搞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不需要了就说这些只是毒草，来个文化大革命就把老九们全打倒了。由此可见，老大们的心境是相通的……
所幸我有还算强壮的身体，所幸在六大队在郝导的严厉要求下，思想改造方面已逐步得到重视，改造风气和环境在逐步转变。
荫矿在转变，六大队在转变，24中队也在变。
以前的风气如彼，也不能怪中队的指导员老韩工作不得力：把正常人扔到疯子群中，谁看谁是疯子？时间长了正常人也会被同化。所以老韩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以前那一套管理方法并无不可。况且，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