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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来的人。老刘开完会下来向我讲述时很不屑一顾：他有强壮的身体，娴熟的技术，还有点关系，走到哪都不怕。
管生产的大傻这儿，大杨最放心了。别看老五在的时候他跟得最紧，但皮之不存毛之蔫附。大傻仅是能打而已，劳改队里能打的犯人多得是。况且现在的大傻已不比从前，他也很快要报减刑出狱，也就是说，已经有所顾忌了，不象以前天不怕地不怕靠一双拳头打天下那样无欲则钢了。有弱点的人容易对付，大傻若想平安减刑又想维持大油地位，必须唯大杨之命是从。无他。
新换的这个学习委员刘务，品遥人。倒不在乎他是郝导的老乡（郝导不认老乡），是因为他比原来的李安难对付。李安是个又老又破的老瓜，想咋捏咋捏，而刘务性格倔强且古怪，从当板油起就常因些莫名其妙的小事与别人打架。对于他大杨不是很放心，不过他刚当上学习委员屁股还没坐热，好多事都得自己出面协调解决，谅他在这几个月内也不敢轻举妄动。
卫生委员范朋，原来是组里的放小哨的，常治市的瓜皮（当地混混的称呼）一个。身材矮小歪点子挺多，家里人还在这儿的干部身上砸了不少钱，平素就较张扬。就为这毛猴性格没少挨老五的打（当然是大傻动手）。对于他，大杨继续采用高压政策，并且很行得通。
大门坐班犯陈小龙和老刘，大杨认为问题不大不用多费口舌。二人都在老五手下熏陶多年，知道什么该说什么该做，即使在大队管教组搬到中队下面的这几个月里也没有出过什么差错，看来还行。
楼道坐班的冯拐子，省城籍混混，腿有残疾，受老五照顾在中队坐班，就是喜欢下个瓜，其他爱好没有，胆大心粗，无特长，无优势，好对付。老张，四十岁出头的一个老鬼，常治市郊区人，可能是花钱托了些关系，不然凭他爱唠叨爱点炮的性格是万万坐不了班的。但是万事万物总是对立统一的，中队的勤务犯里还真少不了这种挺讨人嫌的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大杨本来对老张也窝着一肚子火曾经想过以后当了主任要找茬猛揍一顿，但当上主任后才发现老张挺有用。
除了这些勤务犯，就剩下我这个大队管教组坐班犯了。对于任何一个中队大拿来说，有我这么一个大队的犯人在身边，总是得避讳很多东西，惹不了还没法躲。若自己不是个超级大拿，我若也是个碎婆婆嘴，还真不好处理。与老五对我不屑一顾的态度不一样，大杨对我采用了若即若离的态度。老五在时基本上没和我搭过腔，而我偏偏是个有一点奈何便不媚上不媚权的个性，虽然自己满手煤屑衣着也很板，每天只吃两顿抿圪抖而没有小锅饭，但我怡然自得。大杨上任后，有时晚上都睡下后会找个茬主动与我说几句话。他善动手但不善言辞，我也感觉与他所处的阶层差距甚远，彼此又不熟悉，所以没什么话可讲，有点尴尬，但重要的是我俩说开话了，内容无所谓，这个形式就表明了双方没有敌意。
以上这些，只是我经过观察后分析出的大杨对别人的态度和管理方法。总的来说，他比老五在手腕上略逊一筹，在思维上没老五那份大气。倒也是，一山不容二虎，他若能在各方面与老五相当或略超出些，这几年便会是老五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了。
在我看来，在阶段，自己还远远没有任何资格被别人看得起。要经济没经济、要关系没关系、要本事没本事，与中队的犯人还不熟，和我打交道多点的只有大门这儿的两个坐班犯，他们对中队某些事的了解程度还不如楼道坐班犯，况且他们虽与我表面上嘻嘻哈哈，但内心里还与我在相互试探，还没有熟到可以交流些思想和看法的地步。
真是一个美妙的冬天。我的思维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也由混乱逐步走向清晰，随着对周围的人和事的了解由懵懂逐步走向条理。我预感着当大傻和大杨相继出狱后，24中队无论谁当主任，都将形成群雄并起的局面，而我，届时或许可以将自己的影响进一步渗入进中队，从而更详细地掌握犯人们的所思所想，为郝民制定和实施其工作尽一份绵薄之力。
在我调到24中队后，郝导在生活、挣分上毫不过问。因为，生活嘛，我已经是大人了，吃穿都自顾不了，还伺候什么干部，还坐逑的班了；挣分嘛，我属大队管，中队自然懂得照顾。我在晋渡山时每个月四五分，在23中队每月5分的人均分，再加上系数也才六七分，从调到24中队的11月份起，每个月都是10分左右，后来再加上稿分（监内小报上登一篇奖一至三分，省报上登一篇奖五分或更多。这分数是教育科直接拔给中队的，不占人均分的指标。所以说小报社的编辑权力很大），每个月也是十多分，很不少了。
郝导比较担心的是老五或大杨授意大傻或谁对我找茬打架，这会使他处于两难的局面：我若还手则是打架斗殴，双方都得处理；我若不还手光挨打，太丢人。虽然这类事后来并没有发生过，但他的担心也不完全是多余的。我睡在上铺，劳改队的铁架床的铺沿没有护栏，我刚调过来没几天的某个晚上，做恶梦时连人带被子从上铺滚了下来。当时应该是半夜一点多，因为我听到外面楼道里中班的吃了抿圪抖在陆续往回走，随中班收工的大傻正坐在对面下铺抽烟，见我掉下来唬了一跳后哈哈大笑。
当时我还没完全睡醒，迷迷糊糊中向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爬上铺睡去了，只是脸上、膝上隐隐疼。第二天郝导见了我劈头就问：“是不是和王X；X；打架了！”
我还莫名其妙：“没有呀。”
“那你脸上的伤是咋弄的！”
我赶忙看了下墙上的镜子，果然右脸颊有块不小的青紫，这才恍然大悟，说自己昨晚做梦从上铺掉下来了。
郝导满腹狐疑瞪了我一眼，没再深究。
我有些惶恐：若他认为我在撒谎，是否会产生对我的不信任？还是会对我挨打后不叫屈的做法认可？若他认为我说的是真的，那会不会认为我比较愚笨？
唉！有些事，重要的不是看它发生了什么，而是看事后如何引导别人对它的看法。
真是个美妙的冬天，24队的指导员老韩退休了，调至大队管教组补空（监狱要求早8点至晚10点必须有干部值班，夜间秩序由内看负责巡逻监督。补空就是别的干部吃午饭和晚饭时，他来值这两小段的班），由内勤小程任指导员。小程年轻有为，工作思路能跟得上郝导，而且与中队其他干部的关系也融洽。从别处调来小阎干事任内勤。23中队段指导调任25中队当中队长，由内勤小曹任指导员。23是郝导的根据地，优良传统一直没有丢。而段指导变为段中队长后，也会在25队大力支持郝导的工作。
郝导仍旧每日忙碌地写着什么。我想现在各中队调整后的干部对他的工作有利，他是否在养精蓄锐，准备在来年做些什么？那我这个坐班犯怎样才能肝脑涂地报效于他呢？我实在是怕自己逑也懒不成啊！谁也不会要一个吃白饭的手下，那么我会不会重新被抛回854把帮？每念至此，一无所长的我总是很惶然，手心里沁满了汗。
三 十 一 韩 大 编 辑、投 稿、买 货
第三十一条 三名以上罪犯走路要排成纵队并靠右侧行走，不准挽背、搭肩、拉手或横排行进。
我刚调到24队不久的一天中午，监内小报编辑韩丰就来找我了。
以前说过，韩丰权力很大，因为教育科根据犯人投稿被采纳情况，直接拔给中队该犯人的稿分。省报上发表难度太大，毕竟全省好几万犯人谁也瞄着那儿，而在监内小报上发表与否，就靠韩丰一句话。
对于韩编的大驾光临，坐班的陈小龙自是受宠若惊（哪个队的坐班犯胆敢不认识韩编呀），连忙邀请他上积委会或文化室坐坐，韩丰表示别告诉老五和李安，只把白露叫下来就行了。
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荫矿的韩编权力会如此之大，再加上与陌生人也不多讲话，我被小龙叫着下到小铁皮房后与韩只是点头笑了笑，算打了个招呼。
韩丰是煤都市人，一口煤都方言使我杯弓蛇影地心惊肉跳。他的衣着挺括，看颜色就知道是从外面买的料子让缝纫组的犯人量身订做的。他可能察觉到我的拘谨，笑着从兜里拿出份省监狱报，指着其中一篇问：“这是你写的吧？”
原来正是那篇关于“忍”的讨论，是我在晋渡山时写的。9月份发表时我已在854把帮，看看手上的煤屑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是的。”
“你刚转过来我就听说你了，这篇文章发表后就想找你谝一会，又想着你在坑下过劳动关，估计也没这心思，还是等你调地面上再说。现在，你在这儿不错嘛，以后多给我送些稿子啊！”
我微笑着表示尽力而为，小龙也在一旁插嘴希望韩编能抽空指导一下自己的稿子。
韩丰向他微微一笑，没作声，他告诉我尽量写身边的人和事，不要写四版副刊的抒发感情的东西：“四版是给关系户留的，只要关系到位，随便写个什么我改改就能发。”这话当然也在影射小龙：自己掂量一下你与我的关系有多硬！小龙果然再没插嘴。韩丰说希望我多写些二、三版的通讯和报道：“我在这儿干了几年，四十个中队管学习的都是甚的水平我清楚，毕竟咱不能光发关系稿，也需要大量有深度的通讯稿么对不对。”他说管小报社的王干事是个读书人，本来也准备把我从入监队要过去，可是上面不让，这几天也准备过来与我谈谈，他自告奋勇代而为之了。
我赶忙摆手：“不敢当不敢当，哪敢劳你俩的大驾呀，有什么在你们办公室后窗上吆喝我一声就行了。”
韩丰又与我谝了些在省报上投稿的途径：那些编辑，首先认“熟”。比如荫矿每月往省报投几百篇稿，人家哪能看得过来！总是先找署名“韩丰”的稿，其他的走马观花一掠而过。而要想由生变熟，首先得自身能拿出有质量的稿子。他认为我这篇对“忍”的评论已经一炮打响，即别具一格（别人认“忍”我反“忍”）又有内容，即便我的投稿地由晋渡山变为荫矿也无所谓：“就你白露这个女里女气的名字，在劳改队犯人中扎眼得很咧！就算你从茅儿岭往外发稿，编辑也不会忘了你的。”
最后，韩丰告诉我：“具体怎么写，我不管，你也用不着教，我要的是大量的有质量的稿子。”
韩丰对我影响很大，我后来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挣了二百多的稿分，与他最初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还不算我以别人的名字发的稿。我如他所言，在监内小报上从来不写副刊，只是在往省报投稿时有时会写一些小酸文，还好，毕竟已经混了个脸熟，这些酸文在副刊还发表了。
由于中队餐厅正对着小报社的后窗，我递个稿子、交流些思想，都很方便。不过我的稿无论是韩丰，还是后来的贾云龙程远，基本都不做修改。反倒是他们经常扒在窗户上冲我吼：“快点快点，这个月的版还空着一篇，你快点补个稿救急来！”于是我便去救急。井下中队可写的人和事确实很多，我也认为每个人都有其闪光点，可他总不能象灯泡一样老闪呀！所以有时我就免不了杜撰一些糊弄过去。
偏偏有一次弄巧成拙了。那是在98年吧好象，我补了一篇“24中队大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救急稿，大意是中队干部针对本队犯人刑期短的特点，经常组织就业技能培训，以利于服刑人员出狱后能够尽快自食其力云云。我救了小贾的急，却给自己带来麻烦了。省报把这篇采用了以后，监内小报社的王干事不明真相，认为这是个值得深挖的素材，便带着小贾扛着摄像机就来了。事发突然，小贾没来得及通知我，王干事上了中队后小贾跑下来告诉我来意，我目瞪口呆嘴张得老大，半天合不拢。好在程指导临危不乱（他当然每期报纸都看，知道我这宣传中队的思想改造工作的良苦用心），一口咬定：“是的，我们队确实经常上这种课……”随后又与王干事大谈了一通其重要性，同时召集中队犯人在文化室上课，由他来讲授大白兔的养殖及疾病预防办法（这种书中队阅览室多的是）以让王干事摄像。王干事摄了一通后满意地离去，我这才满头大汗长出一口气，并郑重警告小贾：“再有类似情况，万万得先打个招呼，我好有所准备。”
从我洗净头脸、穿上家里送来的回力球鞋那一天起，24中队各个生产组出收工时（除早班出工和中班收工外），我都会出现在管教组的干部办公室门外。此举名义上是监督出收工秩序，以免他们乱糟糟吵着办公室里面的干部，实则我有个小小私心：为自个儿混个脸熟。
我调过来后，虽然中队好多犯人都知道，但没怎么放在心上。现在我出现在管教组外面，腰笔直，手背着，偶尔踱几步，一般不吭气，身材高大而且镜片一闪一闪，小眼睛里冷峻的眼神在表明：“老子是大队的人！”从而带给他们一种凌驾于头顶的感觉，也算是一种另类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吧。三字经说“人之初，性本贱”，此言不假，每当有的板油在队列中嘻嘻哈哈时还得偷眼看着我。当我的小眼皱着眉不耐烦地扫过时他们马上收敛。组里的大油都很有眼色，见我站在这儿，一般都不吭声，当然就算他们说笑几句，我也会把目光投向别处，假装没看见。
记得鲁迅在哪笔记文章中谈中国人的奴性，说百姓骨头软奴性十足，只祈祷上苍降给他们一个开明的主子、着急着要给新主子磕头，而压根没有其他念头。说得好！我身边的这些犯人，都是中国人，况且他们即没有陈胜吴广“王候将相宁有种乎”的霸气也没有林冲鲁达的豪气，他们见硬的就软、见软的就横，就需要老五、大杨这样的强势压迫。
而我呢？很明显我没有那份经济和关系去当好一个实实在在的中队主任，那么就在郝导赐予我的虚位上混吧。我也是中国人。佛说，虚即是实，实则是虚……
我是11月1号调过来的。一个月后，我能感觉到一些变化：除大杨大傻刘务外，所有勤务犯开始客气地没话找话地与我闲谝几句；我偶尔进哪个组的监舍，三大员会热情地端茶敬烟；组员们开始敬畏地远远观察着我，等等。这些都因为他们认为“白露，大队的人”。其实，我说过这种话吗？当然没有，这种不可一世狂妄炫耀的话，只有傻子才会明说。他们只是用我流露出的信息来猜测，来分析的。而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快过元旦了。中队要卖货了。
我在23中队时，也买过一次货。无论帐上钱多钱少，每人20袋方便面，火腿肠，肥皂洗衣膏毛巾等若干。24中队，也一样，每人一份，内容也差不多。卖货工作由内勤小阎和大杨主持，刘务、有付负责递给门外的犯人东西。
我看了一下手中的帐本：四百多块钱。除父亲两次接见后各上的二百之外，还有监狱给发的每月八块的零花钱，还有每季度三十多块的超产奖金，不少了。
卖完货的当天晚上，小阎值班。他把我叫上来，开了库房门：“看你需要什么，随便拿。”我受宠若惊但也不能谢绝：自己确实需要。我便抱了一箱（100包装的）方便面，拿了几块香皂几条毛巾几盒银毫，还有些火腿肠和一个水果罐头，道谢后离去。我洗脸只用肥皂，这香皂毛巾是给管教组办公室脸盆架上更新的；银毫当然不是我喝的；拿个罐头是因为我要用这瓶子来喝水；香肠是有时给干部们煮方便面时放的。我跑过号，这些我都懂，轻车熟路。
小阎很年轻，常治市人，与我同属省东南地区，不过他不认老乡（这个队有好几个常治瓜皮，他若认老乡，照顾不过来），只是与我谈得来。与身处闹市的灵汾三监相比，荫矿偏僻闭塞，但小阎思想新潮跟得上社会，还喜欢流行音乐，与他聊天能感觉自己与社会的脱节在一天天拉大。
有一次他问我：“会唱任贤齐的心太软么。”
我张口结舌：心太软三字居然是个歌名么？至于任贤齐嘛，实在孤陋寡闻，惭愧得很！
小阎微微一笑：“现在市里的歌厅到处都唱这个。不过也难怪，你九二年就进来了。”
是啊！92年入狱，现在已四年多了，自己的改造却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