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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成功！
但是，丑角不能获一等奖，这是个面子和习惯问题，于是我们被评为二等奖。
随后，因为安装牌楼和参与元霄节目，中队为我申报了个四十分的专项奖，很快获批。感谢郝导！
冯干事回来了。他今年春节随妻子到南京岳父家过年去了。他说南京长江大桥有人搞爆炸，部队把桥封锁了几天，不然前几天就回来了。
阳历三月初，九七年度劳动改造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如期举行。24中队的四个省级是范凄、两个值星员、我。
明明也报分减刑了。这小子，三年徒刑居然减了十个月！真混得不赖！不过更令人吃惊的是，在明明下出监队后，新任卫生委员居然是有付！
有付入狱几年来，由一个板凄凄的板油熬到今天烧锅炉不受欺负，已经实属不易，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经济基础，但谁也没想到有付居然也是九七年的积极分子！这小子，在哪儿烧了高香了呢？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中队犯人多，按比例可支配的积极分子的指标就多，新犯人也多，他们是根本不敢去想的，中队干部在分配指标时更从容一些：勤务犯、坐班犯、正副值星员、放小哨的、骨干、老犯人等，都可优先考虑，可是怎么也排不到有付身上呀，不出工烧锅炉已经是对他的照顾了嘛，这明晃晃的五个月徒刑就这样让这个想当年人人皆可逮而打之的有付得到了？！我也有点不理解，难道随着改造环境的改变，其他诸如干部用人标准、评奖取舍等，都变了？
对此我们只是怀疑，并在有付上榜后大咧咧地向他表示祝贺，而二臭则郁闷至极。他以前只图不下坑不干活而宁愿不减刑，但现在毕竟谁都知道犯人苦轻了，况且就算出了工凭他的资格也没人会安排他干啥，怎么着也能闹个积极分子嘛！再退一步，即便他不下生产组，就在中队呆着，论资排辈那也轮不到有付去得这个积极分子去挣这五个月徒刑呀！
当中队宣布有付接任卫生委员时，我们更是疑惑不解：就算六大队变得正规了，承认有付这几年的工作干得不错，给他个积极分子，但是，别的大队、科室都变正规了么？卫生委员，这可是个责任重大的职务呀！对犯人的人际关系和经济基础要求相当高，你以为带病号犯的工作只是把中队生病的犯人领到医院去排队看病领药？大错特错了！医院那些犯人胃口大着咧！于是我拭目以待，通过有付上任后的工作顺利与否，就知道监内医院现在是咋回事，从而窥斑见豹地了解狱政科、生活科等直属科室犯人们现在是咋回事。
我猜想中队给有付这个积极分子，一是为了让他进积委会接明明的班，二是想给他施压：干得好，有奖，干不好，把原来的奖也给你拿走！虽然我对有付的能力极度怀疑，但也算是明白了中队干部的用心。
但二臭不明白。二臭终于感到自己年纪不小了、资格够老了、入狱够久了、应该在不丢面子的前提下去争取点什么了。当他喝了酒、支开小走、脸红脖子粗地向我倒苦水时，我替郝导、小程为他思想上的开始转变而感到高兴。这就是顽石有了裂缝，若稍加引导，必将粉碎之！
所以当二臭大骂有付凭甚当积极分子时我说：“这是为了让他带病号做铺垫吧。”
“他带他妈个板鸡！就凭他那逑式！，不超一礼拜就让他哭他的逼脸！”
我点头。
“小白，咱弟兄们说实在话，也不怕你笑话。小白，你说，凭我这么多年的关系，到哪儿吧老乡们不给个面子！带个病号还不是富富有余！”
这儿的人总把绰绰有余说成富富有余，我不清楚是方言还是错别字。不过我认为，二臭这小子也是个压不稳，干部们或许正是怕他坐大后不好收拾而一直对他冷处理？宁可要有付来带病号也不要他？有付遇到困难会找干部寻求帮助，而二臭，要是让他耍大后似乎不会有什么能难住他，如此便又产生了一个脱离监管的大拿犯人了……
“我也跟你说实话，你这么多年，一直是反改造分子的身份，对吧？要想公道打个颠倒，你要是个干部，会不会一下子把个反改造分子给提起来重用？”
二臭嘿嘿笑了，没吭声。
“咱们这一眨眼都成老鬼了，还能混动？瞅个机会，能捞点徒刑就赶紧捞点，能早出去一天算一天吧。现在的环境你也能看出来，不靠拳头骨头混了，要靠关系靠票子靠脑子，就你，二臭，你要是在中队稍改变一点儿，一年以后，中队干部说成个逑也会考虑你的！”
二臭嘿嘿笑着说：“咱这人你也知道，耍横谝逼没文化尽逼话，一串一串根本不带含糊的！可是要向干部说些甚表示那啥，我就有点说不出来……”
我打断了他的话：“这你就错了！还用你二臭专门去找干部谈话表示你准备好好改造这些？用不着！平时不光咱们犯人在琢磨干部，那些干部们每天也是在脑子转得哗哗的琢磨咱们犯人呀，只要你确实做了什么，放心，干部绝对能看到能分析出来的。小程这年轻人不错，我观察很久了，是有个质量的后生，也有脑子……”
此后，我逐步感觉到二臭的一些变化：虽然他自己不是坐班的，但也经常在楼道里吆三喝四骂着板油们去遵守什么秩序，特别是几次“创部”活动中上级领导来检查、犯人们全不出工集中在文化室或活动室时，二臭不仅自己很稀罕地规规矩矩，还时不时黑着脸骂那谁谁“悄逼点！不知道有领导在下面了！要是影响到中队，闹不死你个透你妈！”
二臭做为几年来犯人中“恶”的代表，此时没人敢顶撞，但他也担心这样会不会让那些坐班犯不高兴、会有人到干部那儿点炮说些坏话——本来维护监纪这些是坐班犯的职责所在，二臭此举分明是越 代庖。我帮他分析：“没逑事！现在的关系网错踪复杂，就是要让别人以为你与中队干部已经形成某种默契！你这一贯的反改造分子，突然变成这样，越咋唬得厉害，别人越不敢随便疑问。遇有干部向他们问起你来，他们还越不敢说你的坏话，因为他们搞不清你是谁的关系、搞不清干部问起你是何用意，所以只敢帮着说你的好！‘
同时，我也在监内小报上发表了一篇人物报道《他怎么变了？》来正面宣传二臭，因为我很早就无师自通地领悟到后来总书记提出的“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的方法，以此在干部们心中也旁敲侧击地引导一番。我把这篇文章的署名权私下里让给了刘务——四分的稿分啊！以此向别的犯人们公开表示：刘务是支持二臭的。
而范凄，不提也罢，他马上就要报减余刑然后下出监队了。
五十二 亲情电话、有付、杨梅的信
第五十二条 当管教人员进入监舍时，要自动起立，不得躺卧偎坐（生病者除外）。
“创部”活动在九八年继续如火如荼地展开着。
监狱开通了“亲情电话”，开设了“温馨的家”。
二级从宽以上待遇的犯人，可以在干部的监听下，向社会上的家人朋友打电话。亲情电话安在接见室的旁边，费用自理：由接见室把帐单下至本中队，由内勤在该犯人的帐上扣钱。一级从宽且已婚的犯人，老婆可以持结婚证前来，二人在接见室下面新设的客房——“温馨的家”里同宿三天，吃饭在旁边的餐厅，费用自理：会见结束后，接见室把客房费、餐饮费等帐单一齐下至此中队。
我是六大队第一个去打亲情电话的。
我兴冲冲地由小秦带到接见室的电话旁边，兴奋地拔了父亲办公室的号码，那边很快传来亲切的乡音。我请他叫一下我父亲。爸爸过来后，我高兴地与他聊了几句，其实我也不是要展示监狱新设的这些人道主义措施（在父亲面前，我不愿提及监狱、犯人这些词），也不是有什么事着急要说，主要是想听听爸爸的声音。我说：“爸，以后我就能经常给你打电话了，你就不用老来看我了，这么远，有什么事我叫你再来吧。”
爸爸说：“电话是电话，我还是俩月一次去看你吧。”
与父亲通完电话，我犹豫了一下，又拿起了听筒。这次，我拔的是她单位的号码。
这号码我早在晋渡山时就得知了，两年来它一直埋藏在我心底，被无形的手攥得紧紧的，湿漉漉的。我拔通了电话，请接电话的小护士把她叫过来。
好长时间的等待啊！足等了五分钟，听筒那边终于传来熟悉的声音：“喂？”
她有些喘气，看来是有什么事、刚跑到电话边。五年多了，我终于听到了她的声音！
“哪位？”她有些奇怪，因为我在默默地听着她的喘息。
“呃，是我。”
轮到她沉默了。十几秒后她问：“你在哪？”
“我，还在里面，现在这儿能往外打电话了。”
沉默。
“这么多年，你，还好吗？”
“嗯，还行吧，你呢？”
“也好。”
沉默。
“你跑过来的？听见你喘气了。”
“嗯，在楼上开着会了，有人叫我下来接电话。”
“呃，你要是忙，就先去开会吧。”
“不忙不忙！那些会开不开无所谓。”
又是沉默，长久的沉默，听筒里只传来沙沙的杂音，我知道这是隔壁的干部开着监听。我似乎能听到她的心在咚呼地跳，不过，这也许只是我自己的心在跳？
最少十分钟过去了，我把听筒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手心里全是汗。从听筒里能清楚地听到我和她沉重的呼吸。可是，我实在不知说些什么好，并且，看来她也一样。毕竟，五年了，可以发生的事太多了，我不敢去想，不能去想，不应去想。突然我有点后悔来打这个电话。
这时我听到电话那头她在和谁说笑，似乎对方在询问是谁的电话呀这么长时间、还一句话也不说，她笑着说只是一个老朋友。
哦，我在恍惚中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只是一个老朋友，或许，连这个都算不上。她的笑声还那么娇媚，但似乎有些模糊。
“呃，你还在上着班吧？”
“是呀。”她轻笑着说，好象是对刚才与别人的说话向我表示歉意。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什么是打扰！”她急切地打断了我。
“呃，好吧，那，以后我还可以给你打电话么？”
她停了几秒后略有些赌气地说：“行啊！怎么不可以！”
她这点细微的变化被我察觉到了。我猜想她短暂的停顿说明她在考虑什么，这就说明她那边或许有不便之处，而好大声的应允，只能说明她长大了，成熟了。
唉，我在心里叹了口气，轻轻放下话筒。从此我再也没给她去过电话。
与我打电话的惆怅相反，27队的陈刚入住“温馨的家”的情景就火爆得多了。他在那儿住了三天，接见室的犯人讲，陈刚在这儿住的三天，每天都呆在床上，除了吃和睡，就是个透了，吃饭都是让老婆到餐厅打回去吃，以至于接见结束后他俩腿发软、走路扶墙。于是，我们几个在矮墙这边大声地把陈刚叫出来，询问他这三天感觉如何，并埋怨他老婆不懂爱惜、把他当奶牛一样不停地挤。陈刚哈哈笑着谈感想：“小别似新婚，久别胜量米呀！”我们被他如此精辟的概括心悦诚服，并警告他悠着点，再有半年就出狱了，别在劳改队里弄个精尽人亡，他说：“老婆这样子是好现象，说明这几年在外面没和人透，旱着咧！况且，她也知道咱这个爱好，一出去，见了好看的骚货就走不动，千方百计想透一下，所以她趁现在先占着我让我透个够。”我们又哈哈大笑。
有付的带病号工作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他最怕在干部下班后，楼道坐班犯叫他接电话：十有八九是医院的犯人向在索要东西的。看来监内医院的犯人的优良传统桃花依旧笑春风呀。有付常哭丧着脸向我诉苦：“透他妈那些狗透的纯粹就是看人下菜了么！别的中队犯人消炎给开的是阿莫西林，我带着人去看病开的就是搞菌优！”对此我爱莫能助，同时为医院犯人们的人道主义进步而感到欣慰——过去，顶不上货的带病号犯，连抗菌优都不给开的，病犯的指头发炎肿成胳膊那么粗也会被视为“没病装逼！回去多喝点水！”，待指头臭了，锯了就完事了。
有付有一次带犯人去医院，突然听到远处某科医生在叫：“李贵！进来！”有付大吃一惊，因为他老子就叫李贵，他以为自己老子也进来了也分到荫矿了，于是他前额冒汗眼噙泪花地挨个犯人往过找。待找到这个叫李贵的犯人，有付仔细地看了他的胸牌，问了他的籍贯，确信不是自己老子后，这才抹着泪笑着出了门：“透你妈，叫个甚不行，非要跟俺老子叫一个名字！”。从此，傻有付在医院名声大振，犯人医生们见了他总要问：“刚才有个叫李贵的来看病，是不是你老子？”有付也顺坡下驴地装傻，笑呵呵地说：“不是不是，俺老子来了，哪轮得着我带病号呀。”彼此哈哈一笑后，医生也会在在付的软磨下，给24队来看病的犯人开点抗菌优一类的药。
不过，有付有着周总理般的睿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只要干部不撤了我，我就不主动提出辞职，大不了就是犯人开不上药么！只要老子活得好，管逑他们那么多！”
接替有付烧锅炉的是个四川籍犯人，君光。君光力大无穷，24中队号称“半台搅拌机”的便是他。君光酷爱吃大米，酷不爱吃各种面食包括饺子，逢年过节发下面和馅是他最头疼的事。我说山西是面食之乡，几百种面食，而大米就那几种，况且只是吃各种菜的辅助品，他说：“别说几百种，就算几万种面，不都是把面粉搞熟嘛。去了那些弯弯绕，不管大米不管面，还不是一样就是个让人吃饱的东西！”一句话让我对君光刮目相看，原来文盲有时也能说出富含哲理的话啊。可惜他并感觉不出自己话里的哲理，我想鲁迅是否也象这样，随便说些什么并没什么深刻意味的话然后后人就任意去理解去挖掘其含意？
锅炉房冬天暖和（但极其干燥）但夏天酷热，因为每天犯人都要喝开水，锅炉每天都得烧。君光烧锅炉半年多后，几乎每次我进锅炉房，都会看到小肉也坐在里面喝水。小肉几乎是所有犯人中最逑眉杵眼的一个了，没钱没关系不说，主观上又懒又馋又没眼色，其地位甚至不如当年的有付：有付还经常被人打一顿逗着玩，而小肉总是象路中间的垃圾一样被人不耐烦地一脚踢开视若无物。每次看到我进锅炉房，小肉还算机灵地端着水杯出去了，没等我发问，君光便陪着笑说：“他是来打水的。”
于是我听到一种说法：小肉是君光的瓜旦。我诧异于小肉的被人透——他这种人、能有人不嫌脏地下他瓜也算是当他是个人了；我也诧异于君光的下瓜——即使是个板油，一旦拥有点便利条件（可以让谁无限制地来打开水），便也会做这种事。噫！外国有个马什么说人的需要有七层，安全和温饱解决了就该生理和地位了，真他妈的正确啊！
从九八年春天起，监狱推行节约形能源，所有烧炭的地方都改为烧煤球。起初的煤球是象驴粪旦那么大的圆球，但普通反映压火压得厉害，于是改为蜂窝煤球，效果有所改善。这也算是“创部”活动中的一项举措。
小敏回楼道坐班了。中队把生产组的本地籍犯人张邦昌（与小成是同一批下队的）抽回地面，任门岗坐班犯。张邦昌是从我手下培训出来的，坐班后对我的教诲仍铭记在心，对我毕恭毕敬。他的一技之长是“码牌”：随便一副扑克牌，他哗啦啦洗几遍，我们再无论怎样洗牌分牌，发下去的牌，他手里的三张总比我们手里的大一点！我操！神了！
“我操！神了！”王干事也这样认为。他让张邦昌教他，张不同意，他师傅曾让他发过毒誓：第一不靠它大赌，第二不外传手艺。张的师傅告诫他，天外有天，比你水平高的人多的是，你要靠这去赌，早晚会把命赌出去。
九八年三月。六大队接收了本年度第一批新犯人，又全是本地三区两县籍的。其中有两个盂县的，之一小赵后来混成带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