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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各兵种组成的强有力的前卫进行的追击。当然大部分骑兵要参加这种追击。这种追击可以迫使敌人一直退到他后卫的、或者整个军队的下一个阵地。通常，失败者不会立刻有利用这种阵地的机会，因此胜利者可以继续追击，但多半不超过一小时的行程，至多不过二、三小时的行程，否则，前卫就有得不到充分支援的顾虑。
第三种，也是最强有力的一种，胜利者倾其整个军队的力量继续向前推进的追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失败者可以利用地形所提供的阵地，但只要觉察到追击者准备进攻或迂回，又会放弃大部分阵地，至于他的后卫，就更不敢进行顽强的抵抗了。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即使整个追击还没有结束，如果黑夜到来，通常也会停止追击。至于在少数情况下彻夜继续追击，就必须看作是极其猛烈的追击。
如果人们想到，夜间战斗时一切都或多或少要依靠偶然性，而且在会战临近尾声时，各部分之间的正常联系和会战的正常步骤已受到严重破坏，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双方统帅都害怕在夜间继续战斗。除非失败者已经完全瓦解，或者胜利者的军队具有出众的武德，能够确有把握地取得成果，否则，在夜战中几乎一切都只好碰运气，而这是任何人，甚至最卤莽的统帅也不愿作的。因此，通常黑夜会使追击停止，即使会战是在天黑前不久才决定胜负的，也是如此。黑夜可以直接给失败者一个喘息和集合部队的机会，或者，如果他想在夜间继续退却，夜暗可以帮助他摆脱敌人。黑夜一过，失败者的处境会显著地好转。大部分溃散的士兵重新归队，弹药得到补充，整个部队会重新恢复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还要继续同胜利者作战，那么这个战斗就是一个新的战斗，并非上次战斗的延续。即使在这一次战斗中失败者没有取得绝对良好的结局，也仍然是一次新的战斗，而不是胜利者收拾上次战斗的残局。
因此，在胜利者可以彻夜继续追击的情况下，即使只用各兵种组成的强有力的前卫进行追击，也能显著地扩大胜利的效果。勒登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是例证。
这种追击的全部活动，基本上是战术活动，我们谈到它，只是为了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追击所获得的胜利的效果是不同于其他效果的。
在初步追击中将敌人追到他的下一个阵地，这是每个胜利者的权利，它是不受以后计划和情况的限制的。这些计划和情况虽然可能大大减小胜利者主力获得的胜利的积极成果，但是却不会妨碍利用胜利进行这种初步追击。即使我们可以设想有这样的情况，但这种情况至少是极为罕见的，以致理论可以不去考虑它们。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战争为人的魄力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活动领域。在过去那些规模小的、局限性很大的战争中，追击如同其他许多活动一样，受到一种不必要的、习惯上的限制。在当时的统帅看来，胜利的概念、胜利的荣誉，是十分重要的，以致他们在胜利时很少想到真正消灭敌人军队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消灭敌人军队只不过是战争的许多手段中的一个手段而已，从来就不是主要的手段，更谈不到是唯一的手段了。
一旦敌人把剑垂下，他们便乐于把自己的剑插入鞘中。在他们看来，胜负一旦分晓，战斗就可以停止，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继续流血就是无谓的残忍。这种错误的理论虽然不是人们作出全部决定的唯一依据，但它却能产生容易被人们接受并占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力量都已耗尽，军队已不可能继续进行战斗。如果一个统帅只有一支军队，而且估计这支军队不久将会遇到无力完成任务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进攻中每前进一步都是常常会遇到的） ，那么他当然要十分珍惜这个夺取胜利的工具。但是，显而易见，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因为追击时自己兵力遭受的损失比对方的损失要小得多。这种看法所以一再产生，是因为人们没有把消灭敌人军队看作是主要的。因此，我们看到，在过去的战争中，只有象查理十二、马尔波罗、欧根、腓特烈大帝这样一些真正的英雄人物，才在胜负决定以后立即进行有力的追击，而其他统帅大多是占领了战场就满足了。到了现代，由于导致战争的情况更为复杂，作战更加激烈，才打破了这种因循守旧的限制。于是，追击成了胜利者的主要事情，战利品的数量因此大大增加。如果在现代会战中还可以看到不进行追击的情况，那只是例外，往往是由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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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格尔申会战和包岑会战中，联军是由于骑兵占有优势才避免了彻底的失败。在格罗斯贝伦和登纳维次会战中，是由于瑞典王储不愿意而没有追击。在郎城会战中，是由于年老的布留赫尔身体不适，才没有进行追击。
博罗迪诺会战也是属于这方面的例子，关于这个例子，我们还要多讲几句，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单单责备一下拿破仑就可以完事，同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以及许多类似的情况（ 即在会战结束时统帅被总的形势所束缚的情况） 是极其罕见的。有些法国军事著作家和拿破仑的崇拜者（ 例如沃东库尔、尚布雷、塞居尔） 严厉地责备拿破仑，怪他没有把俄军全部逐出战场，没有用他最后的兵力粉碎俄军，否则就可以使俄军失利的会战变成彻底的失败。在这里详尽地说明双方军队当时的情况将会离题太远，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当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他统率的准备参加博罗迪诺会战的军队共有三十万人，而到博罗迪诺进行会战时，却只剩下十二万人了。他可能担心这些兵力不足以向莫斯科进军，而看来莫斯科是决定一切问题的焦点。在取得这次胜利后，他确信可以占领这个首都，因为看来俄国人决不可能在八天内发起第二次会战。拿破仑是希望在莫斯科缔结和约的。
假使能把俄军打垮，缔结和约的把握当然更大，但无论如何到达莫斯科是重要的，因为如果率领一支兵力雄厚的军队到达莫斯科，就可以依靠这支军队控制首都，从而控制整个俄国及其政府。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带到莫斯科的兵力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如果在博罗迪诺为了打垮俄军而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消耗殆尽，那就更不能做到这一点了。
拿破仑深深感觉到了这一点。在我们看来，他做得完全正确。因此这种情况不能算作是统帅由于总的形势而不能在胜利后进行初步追击的例子。这里涉及的不单纯是追击的问题。当天下午四时，胜负已经决定，可是俄军仍保有绝大部分战场，而且不打算放弃它。他们准备在拿破仑重新发起攻击时进行顽强的抵抗，尽管这种抵抗一定会遭到彻底失败，但也会迫使对方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我们只能把博罗迪诺会战列入包岑会战一类没有进行到底的会战。但包岑会战中的失败者愿意早一些离开战场，而博罗迪诺会战的胜利者却宁愿满足于半个胜利，这不是因为他怀疑胜局是否已定，而是因为他的兵力不足以获取全胜。
如果我们回到正题上来，那么，从我们的考察中，对初步追击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胜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追击时的猛烈程度；追击是取得胜利的第二个步骤，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比第一个步骤更为重要；战略为了同战术接近，以便利用战术上取得的完整的成果，就要求战术获得全胜。
但是，初步追击只是发挥胜利的潜力的第一步，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胜利的效果才仅仅表现在这种初步追击上。我们曾经说过，胜利的潜力的作用是其他条件决定的。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谈这些条件，但是我们不妨谈谈追击的一般情况，以免在可能涉及到它的场合一再重复。
继续追击就其程度来说又可分为三种：单纯的追踪、真正的紧逼和以截断敌人退路为目的的平行追击。
单纯的追踪可以使敌人继续退却，一直退到他认为可以再度发动一次战斗的地点为止。因此，单纯的追踪能够充分发挥已得的优势的效果，此外，还可以得到失败者所不能带走的一切，如伤病员、疲惫不堪的士兵、行李和各种车辆等。但是，这种单纯的追踪不能象下面两种追击那样使敌方军队进一步瓦解。
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把敌人追到原来的营地和占领敌人放弃的地区，而是要索取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每当敌人的后卫要占领阵地时我们就用做好攻击准备的前卫向他发起攻击，那么这就可以促使敌人加速运动，促使敌人瓦解。——敌人的瓦解主要是由于敌人在退却中毫无休止地逃窜所引起的。对士兵来说，在强行军后正想休息的时候又听到敌人的炮声，这是最苦恼的事情。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天天遇到这种情况，就可能引起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失败者往往就不能不承认，对方的意志是无法抗拒的，自己已无力抵抗。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军队的精神力量就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削弱。如果能迫使失败者在夜间行军，那么，紧逼追击就取得了极大的效果。因为，失败者在傍晚被胜利者逼迫离开选定的营地（ 不论这个营地是整个军队本身用的还是后卫用的） ，就只好进行夜行军，至少在夜间继续后撤另找宿营地，这两种结果是差不多的。但是胜利者却可以安然度过一夜。
在紧逼追击的情况下，行军的部署和营地的选择还取决于许多其他条件，特别是给养、大的地形障碍、大城市等条件，因此，只有可笑的书呆子才会利用几何学的方法来说明：追击者总是可以摆布退却者，迫使他在夜间行军，而自己在夜间却可以休息。尽管如此，在部署追击时，采用紧逼追击的方法仍然是正确的和合适的，而且可以大大提高追击的效果。如果说在实际上人们很少采用这种追击方法，这是因为对于追击的军队来说，在确定宿营地和支配一天的时间方面这样的追击比正常情况下的行军要困难得多。早晨早一些出发，中午到达宿营地，剩下的时间筹划粮秣，夜间休息，这种正常的方法比根据敌人的运动来准确确定自己运动的方法要容易得多。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总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关于运动的各项决定，有时要在清晨出发，有时要在傍晚出发，一天之中总有许多小时同敌人接触，进行炮战，进行零星的战斗，部署迂回，简单地说，要采取各种必需的战术措施。对追击的军队来说，这当然是相当沉重的负担，而在负担本来就够多的战争中，人们总想摆脱看来并非绝对必要的负担。上述考察是正确的，它适用于整个军队，通常也适用于强大的前卫。因此，第二种追击，即紧逼退却者的追击，是相当少见的。甚至拿破仑在1812年对俄国作战的战局中也很少使用这种方法。很明显，这是因为在这次战局中还没有达到目的以前，巨大的艰难困苦就已经使他的军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然而，在其他的战局中，法国人在紧逼追击方面却出色地发挥了他们的毅力。
最后，第三种方法，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追击方法，是向失败者退却的目的地进行平行追击。
当然，任何失败的军队退却时在自己前面或近或远的地方，总有一个他首先渴望达到的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可能是：不预先占领它继续退却就会受到威胁的地方，如隘路；或者先敌到达那里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如重镇、仓库等；或者到达那里就能够重新获得抵抗能力的地方，如坚固的阵地、同友军的会合点等。
如果胜利者沿着同失败者平行的道路向这一地点追击，那么，显而易见，失败者就不得不急剧地加速退却，因而最后可能变成逃窜。失败者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三种对付的办法。第一种办法是，截击敌人，通过出敌不意的攻击，获得成果。不过，从失败者的处境来看，获得这种成果的可能性通常是不大的。显然，只有具有果敢精神的敢作敢为的统帅和虽已战败但尚未彻底失败的优秀的军队，才能获得成功。因此，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失败者才会采用这种办法。
第二种办法是加速退却。但这恰好是胜利者所希望的；而且这种退却很容易使部队过度劳累，使大批人员掉队，使火炮和各种车辆丢失和损坏，因而造成莫大的损失。
第三种办法是避开敌人，绕过容易被对方截断的地点，离开敌人尽量远些，比较轻松地行军，从而避免一些匆忙退却时的不利情况。这是三种办法中的下策，它通常象一个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又欠下一笔新债一样，只会导致更为狼狈的局面。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办法还是有效的，甚至有时还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然而一般地说来，人们采用这种办法事实上大多不是由于相信这种办法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达到目的，更多的是由于其他令人难以容忍的理由，即害怕同敌人进行真正的战斗。害怕同敌人进行真正的战斗的统帅真是可怜啊：不论军队的精神力量受到多大的挫折，不论对自己同敌人遭遇时在精神力量方面将处于劣势的担心是多么正确，胆小怕事，回避同敌人战斗，只能对自己更加不利。假使拿破仑在1813年回避哈瑙会战88而在曼海姆或科布伦次渡过莱茵河，那么，他甚至不能象在哈瑙会战后那样把三、四万人带过莱茵河了。这说明，失败者可以利用防御的有利地形，周密地准备和谨慎地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战斗。只有通过这些战斗才能使军队的精神力量重新振作起来。
在这里，即使是最微小的成果也会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利效果。但是，对大多数的指挥官来说，要想作这种尝试必须克制自己的疑虑，而避开敌人，初看起来却似乎容易得多，因而人们往往愿意避开敌人。然而，失败者避开敌人恰好最能促使胜利者达到目的，而使自己彻底失败。但是，必须指出，我们这里是指整个军队说的，至于一支被截断的部队企图通过一段弯路重新同其余部队会合，那是另一回事。因为，后一种情况是不同的，而且获得成功的例子也不少见。
这种奔向同一目标的竞赛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追击者要有一支部队紧跟在退却者的后面，收集一切被遗弃的东西，并且使退却者经常感到敌人就在后面。布留赫尔从滑铁卢到巴黎追击法军的一段行军中，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唯有这一点没有做到。
这样的追击当然也同时会使追击者本身受到削弱。如果失败的敌军可能被另一支强大的军队所收容，或者率领它的是一位杰出的统帅，而追击者自己尚未充分作好消灭敌人的准备，那么，是不宜使用这种方法追击的。但如果情况允许，这种手段却能象一部大机器那样发挥作用。在这样的追击下，失败的军队的损失会随着伤员和掉队的士兵的增多而增加，士兵会时刻担心被消灭而士气低落，以致几乎不能再进行真正的抵抗。每天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不战而成追兵的俘虏。胜利者在这种十分幸运的时刻，用不着害怕分散兵力，可以尽量把他的军队都投入这个旋涡，截击敌人单个的部队，攻占敌人未及防守的要塞，占领大城市等等。在出现新的情况以前，他可以为所欲为，他越是敢作敢为，新的情况就出现得越迟。
在拿破仑的战争中，通过巨大的胜利和出色的追击而取得辉煌战果的例子是不少的。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耶纳会战、勒根斯堡会战、来比锡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够了。
第十三章 会战失败后的退却
在失败的会战中，军队的力量受到了破坏，而精神力量受到的破坏比物质力量受到的破坏更大。在新的有利的情况出现以前进行第二次会战，必将招致彻底的失败，甚至全军覆灭。在军事上这是一条公理。退却就其性质来说，应该进行到力量的均势重新恢复时为止，这种均势的恢复可能是由于得到了增援，可能是由于有坚固的要塞作掩护，可能是由于利用了大的地形障碍，也可能是由于敌方兵力过于分散。均势恢复的迟早取决于损失的程度和失败的大小，但更多地取决于是什么样的敌人。虽然战败的军队的处境在会战后没有丝毫改变，但这支军队却能在退却不远的地方重新整顿就绪，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这是因为胜利者在精神方面存在弱点，或者在会战中所获得的优势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