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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利用敌人的这些弱点或错误，为了不在形势所要求的范围以外多退一步，更主要的是为了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精神力量，退却必须缓慢地进行，必须且战且退，一旦追击者在利用他的优势时超过了限度，就予以大胆而勇敢的反击，这是完全必要的。伟大的统帅和久经战争锻炼的军队的退却，往往象一只受了伤的狮子退去一样。毫无疑问，这是退却的最好的理论。
实际上，人们在摆脱危险处境的时候，往往不是迅速地摆脱危险而喜欢玩弄一些无用的形式，无谓地浪费时间，这样做是危险的。久经锻炼的指挥官认为迅速摆脱危险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会战失败后的总退却同一般地摆脱危险是不同的。谁认为在会战失败后的总退却中通过几次急行军就可以摆脱敌人，就很容易站稳脚跟，谁就大错特错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必须尽可能缓慢地退却，一般地说，以不受敌人摆布为原则。要坚持这个原则，就必须同紧迫的敌人进行血战，为此作出牺牲是值得的。不遵守这一原则，就会加速自己的退却，不久就会成为溃退。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掉队的士兵就会比进行后卫战时可能牺牲的人还要多，而且，连最后剩下的一点勇气也会丧失无遗。
用最优秀的部队组成一支强大的后卫，由最勇敢的将军率领，在最重要的肘刻全军予以支援，小心谨慎地利用地形，在敌人前卫行动轻率和地形对我有利时设下强有力的埋伏，简单地说，准备和策划一系列真正的小规模会战，这都是贯彻上述原则的手段。
各次会战的有利条件和会战的持续时间是不同的，因此会战失败后退却时的困难自然也是不同的。从耶纳会战和滑铁卢会战中，我们可以看到，竭尽全力抵抗优势敌人后进行退却时会混乱到什么程度。
时常有一种分兵退却的论调，主张军队分成几个部分进行退却，甚至作离心方向的退却。如果军队分成几个部分只是为了便于退却，它们依然能够共同作战，而且始终保持共同作战的意图，那么，就不是我们这里要谈的问题了。至于任何其他分兵退却的作法，都是极其危险的，是违背事物的性质的，因而也是非常错误的。军队在任何一次失败的会战中都处于削弱和瓦解的状态，这时，最迫切需要的是集中兵力，并在集中的过程中恢复秩序、勇气和信心。
在敌人乘胜追击的时刻，退却者把军队分开，去骚扰敌人的两侧，这完全是荒谬的。如果敌人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书呆子，那么这种办法也许能起作用和收到效果；如果不能肯定敌人有这种弱点，那就不应该采用这种办法。如果会战后的战略形势要求把军队分开，以便掩护自己的两翼，那也只能限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要过分地分开。而且，即使如此，也只能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同时，在会战结束的当天也很少能够做到这一点。
腓特烈大帝在科林会战后，放弃对布拉格的围攻，分三路退却，并非他自己愿意这样，而是因为他的兵力部署和掩护萨克森的任务不容许他采用其他办法。拿破仑在布里昂会战后命令马尔蒙向奥布河方向退却，而自己却渡过塞纳河转向特鲁瓦。这次行动所以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不利，只是因为联军不但没有向他追击，反而同样分散了兵力，一部分（ 布留赫尔） 转向马思河，另一部分（ 施瓦尔岑堡） 则担心兵力不足，因而推进得十分缓慢。
第十四章 夜间战斗
夜间战斗是怎样进行的，它的特征是什么，这些都是战术上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是把夜间战斗作为一个特殊的手段来进行考察。
其实，任何夜间攻击都只是程度较强的奇袭。初看起来，夜间攻击似乎是十分有效的，因为在人们的想象中，防御者遭到攻击是出乎意外的，而进攻者对于所要发生的一切却必然早就有了准备。他们的处境多么不同啊！ 他们把夜间战斗想象成：一方面防御者处于极其混乱的状态，另一方面攻击者只要在对方极端混乱中收获果实就行了。那些不指挥任何军队、不负任何责任的人认为可以常常进行夜袭，然而在现实中夜袭是很少见的。
上述那种想象都是在下面的前提下产生的：攻击者了解防御者的措施，因为那些措施都是事前采取的而且是很明显的，是攻击者通过侦察和研究一定可以了解到的，与此相反，攻击者的措施是在进攻之前所采取的，对方一定无法了解。但是，攻击者的措施并不是完全无法知道的，防御者的措施也不是完全能够了解到的。如果我们同敌人的距离，不是近到象霍赫基尔希会战前奥国军队同腓特烈大帝那样可以直接看到对方，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侦察和搜索的报告以及从俘虏和敌探的口供中了解敌人的配置情况。这样了解的情况总是很不完全的，从来就不是正确可靠的，因为这些情报总是或多或少有些过时了，敌人的配置也可能已经有了改变。不过，在过去军队采用旧的战术和野营方法时，要了解敌人的配置情况比现在容易得多。幕营线比厂营或露营容易识别得多，部队有规则地展开成横队的野营也比目前常用的各师戍纵队的野营易于识别。即使我们能够看到敌人某个师成纵队地野营的整个营地，也还不能充分了解他的配置情况。
而且，对攻击者来说，不仅需要了解防御者的配置情况，了解防御者在战斗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同样是重要的，这些措施并不仅仅涉及射击的问题。在现代战争中，这些措施给夜袭造成的困难，比在以往的战争中要大得多，因为在现代战争中，这些措施比战斗前采取的措施多得多。在现代的战斗中，防御者的配置多半是临时的，而不是固定的，因此防御者比过去更能出敌不意地反击敌人。
因此，除了直接观察以外，攻击者在夜袭时很少能或者根本不能了解到防御者更多的情况。
但是，防御者却有一个小的有利条件，他对自己阵地内的地形比攻击者熟悉，就好象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家里，即使是在黑暗中，也比陌生人更容易辨明方向。同攻击者比较起来，他能清楚地知道他军队的各个部分在什么地方，可以比较容易地到达那里。
由此可见，在夜间战斗中，攻击者象防御者一样需要了解情况，因此，只有由于特殊的原因，才能进行夜间攻击。
这些特殊的原因多半只同军队的某一部分有关系，很少关系到军队的整体。因此，通常只是在从属的战斗中进行夜袭，在大会战中进行夜袭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如果其他情况有利，我们就可以用巨大的优势兵力攻击敌军的一个从属部分，把它包围起来，予以全歼，或者使它在不利的战斗中蒙受重大的损失。但是，我们必须出敌不意地行动，否则这种意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敌人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会自愿投入这样一次不利的战斗，而会回避这种战斗。然而，除了利用十分隐蔽的地形的少数情况以外，只有在夜间才能达到高度的出敌不意。因此，如果打算利用敌军某一从属部分配置方面的缺点来实现上述意图，就必须利用夜暗，即使正式的战斗要在拂晓开始，至少也要在夜间做好预先的战斗部署。对敌军的前哨或小部队的小规模夜袭就是这样进行的，其关键在于用优势兵力，进行迂回，出敌不意地强迫敌人进行一次不利的战斗，使他不遭受极大损失就无法脱身。
被攻击的部队越大，对它进行这样的攻击就越困难，因为兵力较大的部队拥有较多的手段，在援军到来以前，能够进行较长时间的抵抗。
由于上述原因，在一般情况下根本不能把敌人整个军队作为夜间攻击的对象，因为，即使没有外来的援军，它本身也有足够的手段可以对付多面攻击。特别是在现代，任何人对这样普通的攻击都是一开始就有所戒备的。多面攻击能否收到效果，通常并不取决于出敌不意，而完全取决于其他条件。在这里我们不想研究这些条件，而只想指出：迂回固然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但也带有很大的危险性。因此，除个别情况外，要想迂回就必须象攻击敌军的某一从属部分那样具备优势的兵力。
但是，包围或迂回敌军的一支小部队，特别是在漆黑的夜间，还是比较可行的。因为我们使用的部队不管对敌人有多大的优势，毕竟是自己整个军队的一个从属部分。在这种冒巨大危险的赌博中，人们只会拿一部分兵力作赌注，不会拿整个军队作赌注。此外，军队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通常都可以支援和收容前去冒险的这一个部分，从而减少这次行动的危险。
但是，夜袭所以只能由较小的部队来进行，不仅因为它是在冒险，而且也因为在实行上有许多困难。既然出敌不意是夜袭的基础，那么隐蔽活动就成为夜袭的基本条件。小部队比大部队容易隐蔽地活动，而整个军队的纵队却很少能做到这点。因此，通常只能对敌军的个别前哨进行夜袭，至于较大的部队，只有当它没有足够的前哨时，才能对它进行夜袭。例如腓特烈大帝在霍赫基尔希会战中就是由于没有足够的前哨才受到夜袭的。比起从属部分来，整个军队遭到夜袭的情况是极其少见的。
在现代，战争比以前进行得更加迅速、更加激烈，双方始终处于胜负决定以前的紧张状态中，因此，虽然双方军队经常相距很近，而且不设强大的前哨配系，但在这个时刻，双方都有很充分的战斗准备。与此相反，在以前的战争中却往往有一种习惯，即使除了相互牵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企图，双方军队还是要面对面地安营扎寨，相持很久的时间。腓特烈大帝就经常和奥军在近到可以进行炮战的距离上相持几个星期。
但是，在现代战争中这种便于进行夜袭的设营方法已经不用了。现代军队已不再携带全部给养和野营必需品，因此，通常有必要在敌我之间保持一日行程的距离。如果
我们还想特别考察一下对整个敌人军队进行夜袭的问题，那么可以看出，足以促使进行夜袭的原因是很少的，现归纳如下：（1） 敌人特别粗心或者卤莽，但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即使有这种情况，敌人精神方面的很大优势也将弥补这一缺点。
（2） 敌军惊慌失措，或者我军精神方面的优势足以代替指挥。
（3） 要突破敌军优势兵力的包围，因为这时一切都有赖于出敌不意，而且只有突破重围这个意图才能使兵力更好地集中起来。
（4） 最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我方处于十分绝望的处境，只有冒极大的危险才有成功的希望。
但是，在上述这些情况中还需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敌军就在我们眼前，而且没有前卫掩护。
此外，大多数的夜间战斗是随着日出而告终的，接近敌人和发起攻击都必须在夜暗中进行，这样，进攻者就能更好地利用敌人的混乱。如果只利用夜暗接近敌人而战斗要在拂晓才开始，那就不能算是夜间战斗了。
注释
1 、十八世纪欧洲的军事理论中有一种倾向，认为会战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演习式的作战比决定胜负的会战有利。例如英国的军事理论家劳埃德认为，掌握了数学和地形学等方面的知识就能够用几何学精确地计算出一切作战行动，战争中就不必进行实际的会战。普鲁土的军事理论家标洛则把会战称为“完全绝望中的补救手段”，他认为作战对象不应该是敌人的军队，只要对敌人的补给线造成威胁就能迫使敌人屈服。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交，普鲁士的军事领导集团仍受这种思想的支配，畏惧会战而对演习式的作战评价过高。作者针对这些情况作了批判。 这里提到的最近几次战争系指1806—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
2 、极端（das Ausserste） 也可以译为“极限”、“顶点”、“最大限度’’等等，日文译本译为“无限界性”。作者认为，在概念领域内一切事物都是完善的，都在追求绝对的顶点。例如抽象的战争就是这样。由于一方使用暴力，对方就不得不同样使用暴力，这样，双方暴力的使用就会达到最大的限度，双方都会追求最高的目标（ 打垮敌人或使敌人无力抵抗） 和使用最大的力量。下文中所谓“追求极端”、“战争要素的自然趋向”、“沿战争的自然方向发展”等，都是指这种要求达到最大限度的趋向。
3 、关于这个问题，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12月22日给罗德尔少校的信中写道：“我们不应该把战争看成是一种单纯的暴力和消灭敌人的行为，不应该根据这种简单的概念按逻辑推出一系列与现实现象不相符合的结论。我们必须认识到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它的规律不完全是自己决定的。它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工具本身不能活动，要靠手来操纵，而操纵这一工具的手就是政治……。这样说明以后，就不需要再去证明，为什么存在着追求很小目标的战争，这种战争只是一种威胁行为，是一种武力谈判，而在某种联盟的场合，还存在着纯粹是装装样子的战争。但是，如果认为这种战争已同军事艺术无关，这也是不合理的。只要军事艺术不得不承认战争所追求的目标不一定是极端，不一定是打垮敌人和消灭敌人，承认存在这样的战争是合乎情理的，那么就必须根据各种不同政治利益的要求确定各种不同的战争。”（克劳塞维茨将军论防御的两封信，载德文《军事科学评论》1937 年特刊第8 页。）
4 、列宁在1915年曾研究过《战争论》，并作了摘录和批注，他特别重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同政治的关系的一些思想。请参阅列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60年翻译出版。关于战争同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12月22日给罗德尔少校的信中写道：“战争不是独立的东西，而是政治通过另一种不同的手段的继续，因此，所有大的战略计划中的主要方针绝大部分都是带有政治性的，而且这些主要方针越是涉及到整个战争和整个国家，它们的政治性也就越为明显。整个战争计划是直接根据交战双方的政治状态和它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制定的。·战局计划是根据战争计划制定的，当整个军事行动只是在一个战区内进行时， 战局计划和战争计划是同一个计划。然而，战局的各个部分也都渗透着政治因素，很少有什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如会战等） 不受政治因素的某些影响的。 根据上述观点，就根本不可能对一次战争的战略单纯从军事上作出评价，也根本不存在纯军事的战争计划。这种看法是十分必要的，人们只要看一看战史，用不着进一步说明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但是，人们还是往往把战略计划中的纯军事部分同政治部分割裂开来，并且把政治部分看作并不属于战争的某种东西，这一事实正好说明，上述观点至今尚未确立。战争无非是政治意图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我认为这一观点是整个战略的基础，并且深信，谁不承认这种看法是必要的，谁就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只有使用这一基本观点，全部战史才是可以理解的，否则其中的一切就充满矛盾而不可理解了。”
5 、关于这一点，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12月22日给罗德尔少校的信中写道：“军事艺术的任务和权利主要在于不使政治提出违背战争性质的要求，在于防止政治使用这一工具时因不了解工具的效能而产生错误。”
6 、关于这一点，克劳塞维茨在1827年12月22日给罗德尔少校的信中写道：“政治越是从整个民族及其生存的重大利益出发，问题越是关系到彼此的生死存亡，政治和仇恨感就越加一致，政治就越是融合在仇恨感中，战争就变得越加简单，就越是从暴力和消灭敌人的纯概念出发，就越符合根据这一概念按逻辑推出的要求，战争的各个部分就越有必然的联系。这样的战争看起来完全是非政治的，因此往往被认为是真正的战争。 但是很显然，这样的战争同其他战争一样，也少不了政治因素，只是政治因素同暴力和消灭敌人的概念一致，因而人们看不出来罢了。”
7 、七年战争（1756 —1763） 即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 战争的一方是普鲁士及其同盟者英国，另一方是奥国及其同盟者俄、法、萨克森、瑞典等国。普鲁士当时是一个小国（ 英国主要是以金钱支援普鲁土） ，在力量对比上处于劣势。由于普王腓特烈二世（ 亦称大帝） 有节制地使用力量，采取了持久作战的方法，使对方感到力量消耗过大而被迫签订和约，只得承认他对夺占的西里西亚的所有权。
查理十二（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