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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想一想,一个士兵在野外泥泞的道路上淋着大雨背着沉重的背囊行军时生病,同在营房里生病相比,身体受到的损害和削弱将有多么大的不同。一个士兵即使在野营中生了病,也还可以立刻被送到附近的村镇去,不致完全得不到治疗。但在行军中生了病,却要先在路旁躺几小时,而且得不到任何护理,然后成为掉队者,远离部队几普里支撑着病体前进。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多少轻病变成了重病,又有多少重病变成了不治之症! 请再想一想,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和夏日灼热的阳光下,即使是一次适度的行军,也会使士兵感到酷热难当,使他们由于极度口渴而狂饮生水,因而患病甚至死亡。
我们作这样的考察,决不是说要减少战争中的活动。工具就是为了使用,而使用就会造成损耗,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只想说明,一切都应该恰如其分。我们反对的是某些理论家的空谈,他们硬说高度的出敌不意、最迅速的运动、毫无休止的活动用不着付出什么代价,就象丰富的矿藏一样,只是由于统帅的惰性才没有被充分利用。这些理论家对待这些矿藏的态度,就象对待金矿和银矿一样,只看到产品,而不问开采这些矿物要花费多少劳动。
在战区外作长途旅次行军时,尽管行军的条件通常比较好,每天的损失比较小,但是,最轻的病号通常也会长时间地丢在后边,因为他们刚刚恢复健康,不可能赶上不断前进的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骑兵中受鞍伤的马匹和蹶马会不断地增多。辎重也会有一部分遭到损坏。因此,常常可以看到,一支军队连续行军一百普里或者更远的距离以后,就会显著地受到削弱,特别是马匹和车辆的损失更为严重。
如果必须在战区内,即在敌人的眼前进行长途行军,那么战区行军和长途行军两种不利的条件就会同时出现。在人数众多而且其他条件不利时,损失就可能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现在列举几个实例来证明上述论点。
1812年6 月24日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他准备进攻莫斯科用的巨大的中央军团有三十万一千人。8 月15日,他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派出了一万三千五百人,按理说他这时还应该有二十八万七千五百人,但实际上只剩有十八万二千人,也就是说,已经损失了十万五千五百人。我们知道,在这以前只发生过两次有名的战斗,一次是达乌同巴格拉齐昂之间的战斗,另一次是莫拉同托尔斯泰—奥斯特尔曼之间的战斗,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出法军在这两次战斗中遭受的损失至多为一万人,而在五十二天内连续行军大约七十普里的过程中,仅病号和掉队的就损失了九万五千人,约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
三星期以后,在博罗迪诺进行会战时,法军损失已经达到十四万四千人( 包括战斗伤亡) 。又过了八天,到达莫斯科时,法军损失已经达到十九万八千人。法军在那个时期每天的损失大体如下:在第一阶段占当初总兵力的一百五十分之一,第二阶段为当时总兵力的一百二十分之一,第三阶段为当时总兵力的十九分之一。
拿破仑渡过涅曼河到莫斯科的运动当然可以说是连续行军,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次行军用了八十二天,只走了一百二十普里,而且法军在途中还正式休息了两次:一次在维尔那,大约休息十四天,另一次在维帖布斯克,大约休息十一天,在休息期间许多掉队的士兵回到了部队。在这十四个星期的行军期间,季节和道路不能算是最坏的,因为当时还是夏天,所走的道路大多是沙土路。但是,庞大的部队集中在一条道路上,给养十分缺乏,敌人虽然是退却,但并不是逃窜,这是造成行军困难的条件。 关于法军退却的情况,或者正确些说,关于法军从莫斯科向涅曼河前进的情况,我们就根本不想谈了,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追击法军的俄军从卡卢加地区出发时为十二万人,到达维尔那时就只剩下三万人了。当时俄军在战斗中的伤亡多么少,这是尽人皆知的。
现在我们再从1813年布留赫尔在西里西亚和蘑克森的战局中举一个例子。这次战局不是以长途行军,而是以多次往返行军著称的。布留赫尔属下的约克军于8 月16日是以约四万人开始这次战局的,10月19日到达来比锡附近时就只剩下一万二千人了。根据最可靠的历史家的记载,在果尔德贝克、吕文贝克一带的主要战斗中以及在卡次巴赫河畔、瓦尔登堡和默克恩( 来比锡) 会战的主要战斗u3 中,这个军大约伤亡了一万二千人,可见,非战斗减员在八个星期内达一万六千人,占这个军的五分之二。
因此,如果人们想要在战争中进行频繁的行军,那就必须作好兵力将遭受大量损失的准备,就必须根据这一情况制定其他各项计划,首先就要考虑以后的兵员补充问题。
第十三章 舍营
在现代军事艺术中,舍营又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因为无论是帐篷还是完备的辎重,都不能使军队完全放弃舍营。而厂营和露营,不管改进到何种程度,总不能成为一种常用的宿营方法,如果常用这种方法,军队迟早( 这取决于气候变化的情况)要发生疾病,因而过早地消耗力量。在1812 年远征俄国的战局中,法军在十分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整整有六个月的时间几乎完全没有舍营,这次战局是少数罕见的战局之一。但是这种可以说是狂妄的努力( 当然,说这个行动的政治意图是狂妄的似乎更恰当些) 得到了什么样的结局! 妨碍军队舍营的有两种情况,即离开敌人很近和运动迅速。因此,只要临近决战,军队就得放弃舍营,而且不到决战结束,不能再进行舍营。
在最近几次战争中,也就是在最近二十五年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战局中,战争要素充分地发挥了它的全部威力。凡是在战争中可能进行的活动和可能发挥的力量,在这些战局中多半都进行和发挥了。但是,这些战局的持续时间都不长,很少有达到半年的,大多只几个月就达到了目的,也就是说失败者很快就被迫停战甚至媾和了,或者是胜利者很快就用尽了力量。在这样高度紧张的时期,很少谈得上什么舍营,因为就是在已经不再有什么危险的胜利的追击中,由于运动的速度较快,军队也不可能进行舍营。
但是,如果战争中事件的进程由于某种原因不很激烈,出现了双方力量的平稳的较量,那么,舍营就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舍营这种需要对于作战本身也有一定的影响,这表现在:一方面,人们力图利用兵力较大的前哨或者配置得较远的更为强大的前卫,来赢得更多的时间和保障更大的安全;另一方面,人们会更多地考虑当地富庶与否和农产品多寡的情况,很少从战术上考虑地形的利弊,或者线和点的几何关系。一个有两三万居民的商业城市,一条沿途有很多大村庄和繁华城镇的大道,都能给大量军队的集中配置提供便利条件。这种集中给军队提供的灵活性和活动余地是很大的,它足以抵得上其他地点的有:利条件带来的利益。
关于舍营部署的形式,我们只作几点说明,因为这些问题大多属于战术范围。
军队的舍营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部队主要的任务的舍营,另一种是作为次要任务的舍营。如果在战局过程中部队仅仅是根据战术和战略上的要求进行配置,而且规定军队在配置地点附近进行舍营休息( 特别是骑兵常有这种情况) ,那么,舍营就是次要任务,是用来代替野营的。因此,军队必须在能够保证及时到达配置地点的范围内进行舍营。如果部队舍营只是为了休息,那么舍营就是主要任务,其他措施( 当然也包括配置地点的选择) 都必须适合于这个主要任务。
这里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整个舍营地区的形状。
通常,它应该是一个狭长的矩形,不外乎是战术上的战斗队形的扩大。集中地点在舍营地区的前面,司令部在它的后面。但是,这三种规定对整个军队在敌人到来之前进行可靠的集中是有妨碍的,几乎是对立的。
舍营地区越是接近正方形乃至圆形,部队就越能迅速地在一个地点( 中心点) 集中。集中地点越往后移,敌人到达这个地点就越迟,我军集中用的时间就越多。集中地点设在营地的后面是决不会有危险的。司令部越向前移,就能越早地得到情报,司令官就越能更好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尽管如此,上面讲的三种规定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也还是多少值得考虑的。
有人主张通过扩大舍营地的宽度来掩护可能被敌人征发物资的地区。但是,这个主张既不是完全正确的,又不是很重要的。这个主张对整个军队的外翼来说,还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各部队大多在集中地点周围舍营,那么对两个部队之间的中间地带来说,这个主张就不正确了,因为敌军是不敢侵入这个中间地带的。这个主张所以不很重要,是因为要防止敌人在我们附近地区征发物资,有比这种把军队分开配置更为简单的方法。
把集中地点设置在舍营地前面的目的是为了掩护舍营地。这同下述理由有密切关系:第一、如果把集中地点设置在后面,那么当部队匆忙拿起武器时,在舍营地区常常会留下一个很容易落入敌手的尾巴,即掉队的士兵、病员、行李、储备品,等等。第二、如果敌人以骑兵绕过前卫,或者突破了前卫,那么我们分开舍营的各个团和营就有遭到敌人袭击的危险。但是,如果敌人遇到的是一支配置好的部队,那么,即使这支部队很弱,最后一定被敌人打垮,它毕竟还可以阻挡一阵,赢得一些时间。
至于司令部的位置,人们早巳认为,越安全越好。
根据上述种种考察,我们认为,舍营地区的形状最好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长方形或接近圆形的椭圆形,集中地点设在中央,兵力很大时,司令部设在第一线。
我们在《一般配置》一章中谈到的关于掩护翼侧的一些问题,在舍营时也是适用的。因此,派往左右两侧的部队,即使目的在于和主力共同进行战斗,也应该在主力的同一线上各有自己的集中地点。
如果我们考虑到,地形的性质一方面是通过有利的地形决定着军队的配置地点,另一方面是通过城镇和村庄的分布情况决定着舍营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决定舍营位置和配置地点方面,几何形态是很少起什么决定性作用的。但是,这种几何形态也和所有的一般法则一样,对一般情况时多时少地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对它也应予以注意。 关于什么是舍营地的有利位置的问题,我们可以指出,军队必须选择一个有掩护作用的地段,以便在它的后面进行舍营,同时派出许多小部队监视敌人;或者在要塞后面进行舍营,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不可能摸清要塞守备部队的兵力,必然会更加谨慎和小心。
关于筑垒的冬营,我们将在专门的一章中论述。
行军部队的舍营不同于驻军部队的舍营,为了避免多走路,行军部队很少远离道路进行舍营,它是沿着行军道路进行舍营的。只要舍营地的距离不超过一日行程的最低标准,舍营对迅速集中是不会有什么不利的。
在敌前( 用术语说) ,也就是在双方前卫之间的距离不大的情况下,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和位置应该根据舍营地区的大小和部队集中所需要的时间来决定。或者,如果前卫和前哨的兵力和位置是根据敌情和其他情况决定的,那么,舍营地的大小反而应根据前方警戒的抵抗能赢得多少时间来决定。
至于应该如何看待先遣部队的抵抗,我们在本篇的第,三章中已经谈过了。从先遣部队的抵抗时间中,必须扣除传达命令和部队准备出发的时间,剩下的时间才是向集中地点行军可能利用的时间。
最后,为了在这里把我们的观点概括成为一个符合一般情况的结论,我们想指出,如果舍营地的半径相当于前卫的派出距离,而且集中地点大致位于舍营地的中央,那么,在前卫抵抗敌人所赢得的时间中,可以用来传达命令和部队准备出发的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够用的,甚至不用烟火信号、炮声信号等传达命令,只用递骑传令( 只有这种方法才是十分可靠的) 也是如此。
因此,当前卫的派出距离为三普里时,大约有三十平方普里的地区可供舍营。在中等人口密度的地区,这样大的面积上大约有一万户人家,军队如果有五万人,除去前卫,每户人家大约要容纳四人,因而是很舒适的。军队的人数如果多一倍,每户也只不过容纳九人,这样的舍营也不能算是十分拥挤的。与此相反,如果前卫的派出距离不能超过一普里,那么舍营地的面积就只有四平方普里,这是因为,尽管前卫赢得的时间不会随着前卫派出距离的缩短而按同样的比例减少( 前卫的派出距离为一普里时,可以指望赢得六小时的时间) ,但是,在同敌人相距这样近的情况下,却不得不加强戒备。在这个面积内,只有居民十分稠密时,五万人的军队才能勉强找到舍营的地方。
从这里可以看出,可供一万至二万军队在一起舍营的大城镇或者比较大的城镇起着怎样的决定性作用。
根据这个结论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距离敌人并不太近,而且派遣有适当的前卫,那么,即使面对集中的敌人也依然可以舍营。1762年初腓特烈大帝在布勒斯劳,1812年拿破仑在维帖布斯克都曾这样做过。但是,即使由于我们距离集中的敌人相当远,而且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因而不必担心军队集中时的安全,我们也决不能忘记:一支军队仓卒集合时是作不了别的事情的,它没有立刻利用当时情况的能力,因而大部分作战能力得不到发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在下述三种情况下军队才可以完全进行舍营:(1) 敌人也在舍营;(2) 根据部队的状况绝对有舍营的必要;(3) 部队当前的任务仅限于防守坚固的阵地,只要求部队能够及时在阵地集中。
关于舍营的军队的集中的问题,1815年战局提供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例子。齐滕将军率领三万人担任布留赫尔军团的前卫,配置在沙勒尔瓦附近,离开军团预定的集中地点桑布勒弗只有二普里。这个军团最远的舍营地离开桑布勒弗约有八普里,也就是说,舍营地的一端越过了锡内,另一端直到列日。尽管如此,越过锡内舍营的部队在林尼会战开始前数小时已经到达集中地点,而在列日附近舍营的部队(标洛军),如果不是因为偶然情况和通信联络不当,也是会及时到达的。
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对军队的安全无疑是考虑得不够的。但是,必须说明,普鲁士军队这样舍营时,法国军队已经在广大地区上舍营了,因此普鲁士军队的错误只在于,当他们接到情报,知道法军已经开始运动和拿破仑已经到达军中时,没有立刻改变原来的配置。
但是,普鲁士军队在敌军开始攻击前有可能在桑布勒弗集中这件事情,终究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布留赫尔在14日夜间,即在齐滕将军真正受到敌人攻击以前十二小时,就接到了敌人前进的情报,已经开始集中他的部队。但是,当齐滕将军于15日上午9 时已经同敌人激战时,在锡内的提尔曼将军才刚刚接到向纳缪尔开进的命令。提尔曼不得不先以师为单位集中自己的军队,然后行军六普里半到达桑布勒弗,这一切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完成的。假如标洛将军能及时接到命令,就也可能在同一个时刻到达。
拿破仑并没有在16日下午2 时以前对林尼发起攻击。
他担心一方面要对付威灵顿,另一方面要对付布留赫尔,换句话说,兵力不足使他行动缓慢了。由此可见,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甚至最果断的统帅也难免要谨慎地试探,因而会行动迟缓的。
这里研究的问题显然有一部分属于战术范围而不属于战略范围,但是,为了避免论述不清,我们宁愿超出范围多讲一些。
第十四章 给养
在现代战争中,给养的重要性比以前大得多,其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是,现代的军队一般比中世纪甚至比古代舶军队庞大得多。虽然从前偶尔也有一些国家的军队在人数方面等于或者远远超过现代的军队,但那是很少见的、暂时的现象,与此相反,在现代的战史中,即自路易十四以来,各国的军队却一直都是十分庞大的。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而且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这就是现代战争的内部联系更为紧密,作战的军队必须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在古代,大多数的战争是由一些单个的、没有联系的军事行动构成的,各次军事行动之间都有间歇,在这些间歇中,或者战争实际上已经完全中止,只在政治上还可以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