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种泛滥地的确是很少见的。荷兰也许是欧洲唯一值得我们研究的泛滥地国家。而正是在这个国家里有过1672年和1787年值得注意的战局，同时这个国家又处在同德、法两国关系密切的位置上，我们才有必要对这种泛滥地进行一些研究。
荷兰的泛滥地同普通沼泽地和通行困难的洼地有下列几点不同特点：（1） 土地本身是干燥的，或者是干燥的草地，或者是耕地；（2） 很多深浅和宽窄不同的、平行的排灌渠纵横交错在这片土地上：（3） 在这里到处都有灌溉、排水和航行用的两岸有堤坝的大运河，这些运河没有桥梁是不可能通过的；（4） 整个泛滥地的地面显著地低于海平面，因而也低于运河的水面；（5） 由此可见，掘断堤坝，关闭和开放水闸就可以淹没土地，这时只有较高的堤坝上的一些道路还是干的，其他道路或者完全淹没在水中，或者至少被水浸蚀到无法利用的程度。如果泛滥地的水深只有三四英尺，那么在必要时在短距离内还可以徒涉，但是当上述第二点所说的那些小渠道淹没在水中看不见时，它们也会妨碍徒涉。只有当这些渠道都朝着一个方向，人们可以在渠道之间行进而不必越过任何渠道时，泛滥地才不会成为通行的绝对障碍。不难理解，这种情况常常只能出现在很短的距离内，也就是只能用于十分特殊的战术需要。
根据上述特点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 进攻者只能沿有限的几条通路行进，这些通路都在相当狭窄的堤坝上，左右两侧通常都有水渠，因而形成一条危险的很长的隘路。
第二十一章 森林地防御
首先，我们必须把茂密的、难以通行的野生林同大面积的人造林区别开，人造林一方面非常稀疏，另一方面又有无数道路纵横其间。
防御时，人们应该在人造林的前面建立防线，或者尽可能地避开它。防御者比进攻者更需要开阔的视野，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通常兵力较弱，另一方面因为从防御地位所固有的有利条件来看，他必须比进攻者迟一些实现自己的计划。如果防御者在一片森林的后面建立防线，那就会使自己象瞎子同正常的人作战一样。如果他在森林中间设防，那么双方就都成了瞎子，这种双方利害相等的条件是违背防御者本来的要求的。
因此，防御者只能在这种森林的前面设防，借助森林来隐蔽自己后方的一切，利用森林来掩护退却和便于退却。
除此之外，森林地不能给防御者的战斗带来任何其他利益。
这里谈的只是平原上的森林地，因为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具有明显的山地特点，那么在那里对战术和战略措施起很大影响的就是山地的特点了，而关于山地特点的影响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但是，难以通行的森林，即只能从一定的道路上通过的森林，无疑会象山地一样可以通过间接防御为进行有利的战斗创造条件。这时防御者的军队可以在森林后面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配置，等到敌人从林中隘路出来时立即向他袭击。从效果来看，这种森林地与其说接近于江河，还不如说接近于山地，因为森林中的道路虽然很长和通行非常困难，但从退却的角度来看，森林却是利多害少的。
即使森林再难通行，森林的直接防御仍然是一种冒险行为，甚至对最轻装的前哨部队来说也是如此。因为鹿砦仅仅是想象中的障碍，任何森林通行困难的程度都不会大到足以阻止小部队在成百个地点上通过，这些小部队对一条防线说来就象渗透堤坝的头几滴水一样，它们可以迅速地使整个堤坝决溃。
任何大森林对民众武装的活动的影响都是极为重要的，大森林无疑是民众武装的真正的活动场所。因此，如果战略防御计划能够使敌人的交通线通过一些大森林，那么就等于给防御这一工具添上了强有力的杠杆。
第二十二章 单线式防御
凡是用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防哨来直接掩护某一地区的防御部署都可以称为单线式防御。我们所以说直接掩护，是因为一支大军队分几个部分并列配置时，不构成单线式防御也能掩护广大地区不受敌人侵犯，只不过这种掩护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行动和运动的效果实现的。
要想直接掩护广大地区，防线就必须很长，这样长的防线显然只有很小的抵抗能力。即使在这条防线上配置最大的兵力，如果对方的兵力同防御的兵力差不多大，这条防线的抵抗力还是很小的。因此，单线式防御的目的只能是抵御力量较弱的进攻（ 不论造成进攻力量较弱的原因是战斗意志不强，还是兵力不大，都是如此） 。
中国的万里长城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修筑的，它是抵御鞑靼人的侵袭而修筑的屏障。同亚洲和土耳其接壤的欧洲各国的所有防线和边防设施也都具有这样的意义。在这种场合采取单线式防御，既不是不合理的，也不是不符合目的的。当然，这种防御并不能防止每一次侵袭。但是，它毕竟能增加侵袭的困难，因而能减少侵袭的次数。在这些国家同亚洲各民族几乎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情况下，防线的这种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现代战争中欧洲各国之间的防线，同这种单线式防御极为接近，如莱茵河畔和尼德兰境内法军的防线就是这样。建立这些防线的目的，实际上只是抵御敌人为了征收军税和掠夺物资而对国土进行的进攻。这些防线只应该用来抵御敌人的小规模活动，因而只宜使用次要的力量。但是，当敌军用主力进攻这种防线时，防御者当然也就不得不用主力防守这种防线，这样，他就采取了不是最好的防御措施。由于在这种场合有这种不利，以及由于防止敌人临时的侵袭是非常次要的目的，用这种防线去达到这个次要目的又很容易过多地浪费兵力，因此在今天看来，这种防线是有害的手段了。战争的威力越大，使用这一手段就越没有益处，就越有危险。
最后，掩护军队舍营用的、具有一定抵抗能力的、正面宽大的前哨线防御，也可以看作是真正的单线式防御。
前哨线进行的抵抗主要是对付威胁个别舍营地安全的袭扰和小规模活动的，在地形有利的情况下，这种抵抗在这方面可以发挥足够的威力。如果前进的是敌军的主力，前哨线就只能进行相对的抵抗，也就是说只能为了赢得时间而进行抵抗。而且，这样赢得的时间在大多数场合也不会很长，因此也不能把赢得时间看作是前哨线防御的目的。敌军的集中和前进决不可能秘密到这种程度，以致防御者只有通过前哨的报告才能发觉它，如果防御者处于这样的境地，他也就太可怜了。
可见，即使在这种场合，单线式防御也只是用来抵御力量较弱的进攻，而且象在其他两种场合一样，并不同它的使命发生矛盾。
但是，把负有抵抗敌军主力保卫国土使命的主力分散成一长列的防哨，也就是把它们分开配置成单线式防御，看来是如此不合情理，以致我们有必要详细地探讨随同这种配置出现的情况和造成这种配置的原因。
任何山地阵地，即使它是为了以完全集中的兵力进行会战而占领的，也都可以而且必须有比平原阵地更宽大一些的正面。这种阵地的正面所以可以宽大一些，是因为地形条件使抵抗能力大大提高了。这种阵地的正面所以必须宽大一些，是因为防御者，象我们在山地防御一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需要有一个更广阔的退却用的地区。但是，如果没有很快进行会战的可能，如果敌人有可能同我们长时间对峙，不出现对他有利的时机就不会采取行动（ 这是大多数战争中极为常见的状态） ，那么，防御者自然就可以不限于占领最必需的地区，他自然就可以在保障军队安全的前提下向左右尽可能多控制一些地区，从而取得种种利益，这一点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在便于通行的开阔地区，人们通过运动可以比在山地更有效地达到这一目的，因此，在开阔地区很少有必要通过扩大阵地正面和分散兵力来达到这个目的。同时，这样做也危险得多，因为分散的每个部分只有较小的抵抗能力。
但是，在山地要想保住任何一个地区，主要要依靠扼守地区的防御。在山地，防御者不可能很快地赶到受威胁的地点，如果敌人抢先一步，那么，即使防御者使用的兵力比敌人大一些，他也很难把敌人逐走。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在山地经常采用的部署，尽管不是真正的单线式防御，也是近乎单线式防御的防哨线。当然，这种分散成许多防哨的配置和单线式防御还有一段距离，但是，统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跨过这段距离而陷入单线式防御。起初，他们分散兵力的目的只是为了掩护和保住某个地区，后来是为了军队本身的安全。每个防哨的指挥官都希望占领自己防哨左右的这个或那个接近地以便对自己有利；这样一来，整个军队就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地把兵力分散了。
因此，以主力进行的单线式防御，我们认为并不是为了制止敌人军队的进攻而有意选择的作战形式，而是防御者为了追求另一个与此完全不同的目的（ 即在敌人无意采取决定性行动时为了保住和掩护自己的国土） 而陷入的一种状态。尽管如此，陷入这种状态总是一种错误，而诱使统帅陆续派出一支支小部队去设立防哨的理由，同军队主力所要达到的目的相比，总是无足轻重的。我们上面这样的认识只是说明统帅有可能产生这样的错误。人们往往没有注奉这是估计敌我形势不正确的错误，而认为是防御方法本身有缺陷。而且，每当采用这种方法取得有利的结果时，或者至少没有遭受损失时，他们又默认这种方法是有效的。
在七年战争中亨利亲王在他指挥的几次战局里，虽然采取了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最明显的正面宽大的防哨配置，因而这几次战局比任何其他战局更值得称为单线式防御，但是，因为国王认为这几次战局是无可非议的，于是人们也就称赞它们了。人们当然完全可以为亲王这些配置辩解，他们可以说亲王是了解情况的，他知道敌人不会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他配置军队的目的始终是尽可能占领正面宽大的地区，所以只要情况许可，他是应该最大限度地扩大防御正面的。但是，假设亲王由于这种配置而遭到一次失败，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人们恐怕也应该这样说了吧：这并不是亲王采用的防御方法本身有缺陷，只是他选择手段不恰当，使用这种方法的场合不适宜。
以上我们尽可能地说明了主力在战区内是怎样形成所谓单线式防御的，并且说明了，这种防御怎样才是合乎情理的和有利的，也就是说不再是荒谬的，但是，我们还必须指出，统口巾或他们的司令部，有时确实可能由于忽略了单线式防御本来的意义，而把它的相对价值绝对化了，相信它真能防止敌人的任何进攻，这样就不是采用手段不当，而是把手段完全理解错了，事实上似乎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况。我们愿意承认，1793年和1794年普、奥两军在孚日山的防御中看来就做过这种不折不扣的蠢事。
第二十三章 国土的锁钥
在军事艺术中，任何理论概念在批判时都没有受到我们这里所要说明的这个概念那样的重视。这个概念是人们记述会战和战局时最爱加以炫耀的东西，是作出一切论断时常用的根据，是批判者用来夸耀自己博学的徒具科学形式的、不完整的论据之一。但是，这个概念却既没有确定，也从来没有人清楚地说明过。
我们想尽力把这个概念阐述清楚，并且看一看它对实际行动究竟有什么价值。
我们所以在这里才研究这个概念，是因为同它直接有关的山地防御和江河防御以及坚固阵地和筑垒阵地等概念必须先阐述清楚。
这一个古老的带有比喻性质的军语所包含的概念是不明确的，是混乱的，它有时指最容易接近的地区，有时又指最难以接近的地区。
一个不加以占领就不敢侵入敌国的地区，当然可以称做国土的锁钥。但是，赋予这个概念以这样简单明了、当然内容不大丰富的涵义，理论家并没有感到满足，于是他们把它的涵义扩大了，把它设想为能决定全部国土得失的地区。
当俄国人想要进入克里米亚半岛时，他们首先必须控制彼烈科朴和在那里的防线，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取得入口（ 因为拉西在1737年和1738年曾两度绕过这条防线） ，而是为了能够比较安全地盘踞在克里米亚。这件事非常简单，人们在这里用锁钥地点这个概念当然不能说明很多问题。然而，如果有人说，谁占有了朗格勒地区，谁就占有或者控制了整个法国直到巴黎，也就是说，要不要占领直到巴黎的整个法国就可以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了，那么这显然完全是重要得多的另一回事了。按照前一种看法，如果不占领我们叫做锁钥的地点，就不能占领整个地区，这是只要有普通常识就可以理解的。但是，按照第二种看法，如果占领了我们称为锁钥的地点，结果就一定能够占领整个地区，这就显然有点不可思议了。普通常识已不足以理解这种看法，在这里当然就需要神秘哲学的魔法了。大约在五十年前，这种难以理解的神秘观念确实在一些书本里出现过，到十八世纪末叶它发展到了顶点。虽然拿破仑的战争史以其极大的说服力明确而可靠地清除了对这种看法的迷信，但是我们看到，这种难以理解的神秘观念却仍然在一些书本中顽固地存在着。
如果抛开我们所理解的锁钥地点的概念，那么很明显，任何国家里总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那里有很多道路汇合在一起，便于筹集给养，便于向各个方向行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地点就可以满足许多需要，得到许多利益。如果统帅们想用一个词来表示这种地点的重要性，因而把它叫做国土的锁钥，那么似乎只有书呆子才会加以反对，我们认为用这个词表示这种地点是很明确的，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想把朴素语言的这朵小花变成一颗种子，并使它发展成系统的理论，象一棵大树那样有繁茂枝干，那么理智健全的人就不得不来恢复这个名词真正的涵义了。
统帅们在叙述他们的军事活动时所使用的国土锁钥这一概念是有实际涵义的，但其涵义是不明确的，如果人们想把这一概念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就必然要把这些极不明确的涵义明确起来，这些涵义因此就更片面了。这样，人们就从所有同这个概念有关的内容中选出了高地这一点。
在一条通过山脊的道路上，人们在到达最高点后开始下坡的时候，确实是谢天谢地的时刻。对单身行人是如此，对一支军队更是如此。这时，一切困难似乎都已经克服，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也的确是这样。下坡是容易的事情，这时，人们会觉得自己比企图阻挡他们的任何人都占优势，他可以看到前面的整个地区，并可以在事先一眼就控制整个地区。因此，一条通过山岭的道路的最高点经常被看作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事实的确是这样，但决不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如此。所以，统帅们在叙述他们的历史时常常把这样的地点叫做锁钥地点，当然，他们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而且大多是从狭隘的角度上把这些地点叫做锁钥地点的。有一种错误的理论主要是以这种看法为基础的（ 劳埃德也许可以说是这种理论的创始人） ，它把通向某个地区的几条道路的汇集点所在的高地看作是这个地区的锁钥地点，看作是控制这个地区的地点。这种看法很自然地同一个与它非常相近的观念（即系统的山地防御）融为一体，因而使问题越来越玄虚了。人们再把山地防御中起很重要作用的一系列战术要素同它联系起来，很快就离开了山地道路的最高点这个概念，而一般地把整个山脉的最高点，即分水点看作是地区的锁钥。
正是在那个时期，即十八世纪的下半叶，流行着一种比较明确的看法，认为地球表面是由冲刷过程形成的，于是自然科学就在地质学范围内支持了军事理论，使实际生活中的真理的每一个堤坝都被冲溃了，当时的各种论断都是按地质学进行类比而得出的，都非常不切实际。因此，人们在十八世纪末听到（ 或者更正确地说读到） 的，除了关于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起源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诚然，这种胡闹多半只是出现在书本上，而书本上的知识能够进入现实世界的永远只是一小部分，况且理论越荒谬，进入现实世界的就越少。但是，我们谈到的这种理论对德国并不是没有产生过有害于行动的影响，我们并不是无的放矢。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愿意提起两个事件。第一、1793年和1794年普鲁士军队在孚日山的两次重要的战局，这两次战局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