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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优势在战略进攻中会逐渐消失，关于这一点，我们无需举特殊的战例加以证明；但这方面的大量现象却要求我们探讨它的内在原因。自从拿破仑出现以后，我们才看到了那种优势可以一直保持到敌人被打垮时为止的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拿破仑以前，每次战争都是以胜利的军队力图达到同敌人保持均势这一点而告终的，一旦达到了这一点，胜利的活动就停止下来，有时甚至还不得不退却。
胜利的这个顶点将来在所有不能以打垮敌人为军事目标的战争中也会出现，而且大多数战争永远会是这样的。因此，从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是各个战局计划的自然目标。
超过这个目标的努力不仅是力量的无效的发挥，不再能带来任何成果，而且是力量的有害的发挥，会引起敌人的还击，根据极为普通的经验来看，敌人的这种还击往往会产生非常大的效果。后一种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是理所当然的，并且是很容易为人们理解的，因此我们不必详尽地论述它的原因了。但是必须指出，进攻者在刚刚占领的阵地上缺乏准备和他极为混乱的心情（他期待的是获得新的成果，但得到的却是重大的损失，因而心情极为混乱），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里通常起不寻常作用的是精神力量（一方面是情绪高涨，有时甚至发展到自负的程度，另一方面是意志沮丧）。进攻者在退却时的损失会由于上述原因而增大，如果他只是归还了夺得的东西，而没有丧失自己的国土，那通常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解决一个看起来似乎很矛盾的现象。
有人可能会认为，只要进攻者还在继续前进，他的优势也就仍然存在，而且，既然在胜利的终点上出现的防御是一种比进攻强的作战形式，那么进攻者突然变成弱者的危险似乎就更小了。但是这种危险确实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看一看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剧变的最大危险往往是正在进攻力量减弱并转入防御的时刻出现的。现在我们打算研究一下其中的原因。
我们所以认为防御这种作战形式是优越的，是因为在防御中可以：（1 ）利用地形；（2 ）占有已经准备好的战区；（3 ）得到民众的支持；（4 ）享有等待的利益。
显然，这些因素并不总是到处相同和发生同样的作用的，因而这一场合的防御同那一场合的防御并不总是相同的，防御也不总是比进攻具有同样的优越性。特别是随着进攻力量的衰竭而出现的防御，由于它的战区位于向前推进得很远的进攻三角形的顶点①，更是这样。在这种防御中，只有上述四个因素中的第一个因素，即利用地形没有变化，第二个因素大多完全不存在了，第三个因素成了不利的因素，第四个因素也大大削弱了。现在我们只对第四个因素作些简略的说明。
① 指进攻的军队同它的基地的两端所构成的三角形。——译者。
有时，整个战局会在一种臆想的均势中毫无结果地拖延下去，因为应该行动的一方缺乏必要的决心，而防御的一方可以从中得到等待的利益。一旦有一个进攻行动破坏了这种臆想的均势，伤害了敌人的利益，迫使他不得不采取行动，那么，敌人就不太可能仍然无所事事和犹豫不决了。在占领地区内进行的防御比在本国进行的防御具有大得多的挑战性质。这种防御包含有进攻的因素，这就削弱了它的防御的性质。道恩可以让腓特烈二世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平静地进行防御，但如果是在波希米亚，他就绝不会这样做了。
很明显，对交织于进攻行动中的防御来说，防御所固有的主要因素都已受到削弱，因此这种防御已经不再具备它原有的对进攻的优越性了。
正如没有一个防御战局是纯粹由防御因素组成的一样，也没有一个进攻战局是纯粹由进攻因素组成的，因为除了短时期的间歇（这时双方军队都处于防御状态）以外，任何不能导致媾和的进攻都必然以防御告终。
由此可见，削弱进攻的就是防御本身。这样说并不是无益的诡辩。我们把进攻以后转入十分不利的防御；看作是进攻最主要的不利。
这样，也就说明了进攻和防御这两种作战形式原来在力量上的差别是怎样逐渐缩小的。我们还要指出，这种差别怎样能够完全消失，并且一种因素在短时期内可以变为相反的因素。
如果允许我们借用自然界的概念，那么就可以更简单地说明问题。
在物质界，任何一个力要发挥作用都需要时间。一个缓慢地、逐渐地发挥作用就足以阻止一个物体的运动的力，如果时间不足，就会被那个运动的物体所克服。物质界的这一法则对我们精神生活的某些现象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一旦我们的思想已被引向某一个方向，那么并不是每一个有充分理由的原因都能改变或中止这种思想的。要改变或中止它，就需要时间、平静和对思想的持久不断的作用。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如果人们已经沿着一定的方向向目标前进，或者已回头奔向避难所，那么很容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不容易充分领会那些迫使他们停止前进或者促使他们再行动的原因的力量，而且，由于行动在继续进行着，因此，他们会在运动的洪流中不知不觉地超出均势的界限，超过胜利的顶点。甚至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进攻者在进攻所特有的精神力量的支持下，虽然已经精疲力竭，可是他却象拉着沉重东西上山的马一样，会感到继续前进比停下来的困难还要少些。至此，我们认为已经圆满地说明了进攻者为什么会超过胜利的顶点（尽管在这一点停了下来和转入防御，他还是可以取得成果，即保持均势的）。因此，在拟定战局计划时，正确地确定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论对进攻者来说（这可以使他不致于采取力所不及的行动，或者说不背债务），还是对防御者来说（这可以使他认识和利用进攻者超过顶点时发生的不利）都是如此。
现在我们再回过来看一看统帅在判断胜利的顶点时应该考虑的一切问题，而且我们不应忘记，他必须通过对远的和近的，无数情况的观察来判定，甚至在某种程度是推测最重要的问题的发展方向及其价值，也就是说要推测敌人的军队经我第一次打击后，是表现为一个比较坚固的核心，一个越来越紧密团结的力量，还是象一个博洛尼亚瓶一样只要伤及其表面，立刻就会粉碎；要推测敌人战区内一些补给来源地被封锁和一些交通线被切断会引起敌人多大的削弱和瘫痪；要推测敌人在遭到沉重打击后会一蹶不振，还是会象一只受了伤的公牛那样狂怒起来；要推测其他国家是恐惧还是愤怒，是否有些以及有哪些政治结合关系会解体或建立起来。如果说，统帅应该象射手击中目标一样，利用他迅速而正确的判断猜中所有这一切和其他许多情况，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人的这种智力活动不是很简单的。
千百条引向各个方向的歧路会使人的判断发生错误。即使大量的、错综复杂的、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没有左右统帅，危险和责任也会使他举棋不定。
于是就发生了如下的情况：大多数统帅宁愿在远离目标的地方停下来，而不愿离目标太近；而有些具有出色的勇敢和高度的进取精神的统帅往往又超过了目标，因而达不到目的。所以只有那些能用少量的手段创建大事业的人才能顺利地达到目的。
第八篇 战争计划
第一章 引言
我们在论述战争的性质和目的的一章中，已经大致上描绘了战争的总概念的轮廓，并指出了战争同它周围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以便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作基础。当时，我们只概略地提了一下研究这个问题时会碰到的各式各样的困难，准备以后再详细地加以研究，我们在得出了打垮敌人，即消灭敌人军队是整个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这一结论以后，就没有再深入探讨下去。由于得出了这一结论，我们在随后的一章②中就能够指出，军事行动所使用的唯一手段是战斗。我们认为，这样一来，我们在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
以后，我们又分别研究了战斗以外的军事行动的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关系和形式，以便一方面根据它们本身的性质，一方面根据战史所提供的经验，更确切地指出它们的价值，从而把它们从那些经常同它们混杂在一起的不明确的、涵义模糊的概念中区分出来，并且使人们能认识到军事行动的真正目标，即消灭敌人，始终是主要的东西。现在，当我们准备探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要回到战争这个整体上来，因而，不得不联系到在第一篇中谈过的一些观念。
从总的方面论述问题的以下几章将探讨战略的最本质的部分，即战略中涉及面最广和最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深入到所有问题都交织于其中的战略的最深处时，我们不能不感到有些胆怯。
实际上，这种胆怯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我们看到，军事行动好象极为简单。我们听到和读到，许多伟大的统帅都是以最简单和最朴实的言词谈论它们的，当他们谈到如何操纵和运转这部由千万个部件组成的笨重的机器时，就好象在谈论一个人的行动似的，以致战争的整个庞大的行动就简化为一个搏斗了。我们发现，他们行动的动机有时是两三个简单的想法引起的，有时是感情的激动引起的，我们看到，他们处理问题是轻而易举的，十分有把握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假思索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需要理智予以研究的情况很多，作战涉及的方面很广，可以说是无边无际的，此外，还有无数的行动方式要人们去选择。如果这时我们再考虑到理论的任务就是系统地即明确而透彻地说明这些事物，并且始终要使行动具有充分的必然的根据，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极大的不安，会担心可能被拖到死板的书呆子的泥坑里去，在呆板的概念的圈子里爬来爬去而永远碰不到具有敏捷而卓越的眼力的伟大统帅。如果理论研究获得这样的结果，那就与不进行这样的研究没有什么不同了，或者说，不进行这样的研究反而要好一些。以这样的研究为基础的理论会低估才能的作用，而且很快就会被人们忘掉。与此相反，上面所说的统帅的敏捷而卓越的眼力，简单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以及把整个军事行动看作是一个人的行动的作法，确实是每一次出色的军事行动的灵魂，而且，只有通过这样的出色的方式，自由的智力活动才能表现出来，如果人们想要支配军事行动而不被军事行动所支配，那么，这种自由的智力活动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怀着有些胆怯的心情继续前进。我们只有始终沿着在开始时规定的道路才能继续前进。理论应该明确地阐明大量事物，使人们易于理解它们，理论应该铲除错误的见解在各处种下的莠草，应该指出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重要的东西同不重要的东西区别开来。当各种观念自然而然地凝结成我们称之为原则的真理结晶时，当它们自然而然地形成规则时，理论就应该把它们指出来。
理论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应该是使人们在探索各种基本概念时有所收获和得到启发。理论不能给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公式，不能通过死板的原则为人们指出狭窄的必然的道路。理论应该使人们了解大量的事物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让人们再进入较高的行动领域，使人们根据天赋的力量的大小发挥一切力量的作用，使他们具有清楚地判断真实的和正确中东西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上述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它与其说是思考的产物，不如说是危险的产物。
第二章 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
战争计划总括整个军事行动，并使它成为具有一个最终目的（一切特殊目的都归结在最终目的之中）的统一行动。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前者是目的，后者是目标），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或者就不应该开始战争。这个主要思想规定了作战的一切方针，确定了使用手段的范围和所用力量的大小，而且一直影响到军事行动的最小环节。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讲过，打垮敌人是军事行动自然的目标，如果要坚持按概念作严格的推论，就不可能得出别的目标。
打垮敌人这种想法必然是交战双方都有的，因此，在军事行动中就不应该产生间歇，而且在双方中的一方真正被打垮以前，是不会出现平静状态的。
在论述军事行动中的间歇的一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就敌对因素的体现者——人一—和构成战争的一切情况来看，敌对因素是如何受到战争机器内部原因的阻止和节制的。
但是，这种阻止和节制引起的变化，还远不是战争从它的原始概念转变为到处可见的具体形态的原因。大多数战争好象只是双方在发怒，在发怒的情绪下拿起武器保卫自己和威胁对方，如有机会，也给对方以打击。因此，这些战争不是两个相互破坏的因素的直接冲突，而是彼此隔开的、只在一些小接触中爆发火花的两个因素的紧张状态。
那么阻止它们全面爆发的绝缘体是什么呢？为什么战争没有按逻辑上必然的样式进行呢Ｔ这种绝缘体就是战争在国家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大量事物、力量和关系。在这些事物、力量和关系的无数的作用下，根据两三个前提直接得出逻辑的结论就成为不可能，逻辑的结论就湮没在它们的作用之中。而且，人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中，通常习惯于根据某些起主导作用的想法和感觉采取行动，而不是根据严格的逻辑结论采取行动的，所以对了解情况不确切、自己的不坚决和不彻底几乎是意识不到的。
即使筹划战争的人能够透彻地理解所有这些情况，一刻也不忘记自己的目标，国内其他的有关人士也未必都能做到这一点，因而就会产生阻力，就需要有一种力量来克服人们的这种惰性，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力量是不足的。
这种不彻底性有时存在于交战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有时存在于双方，它使战争具有一种按其概念来说不应有的形态，使它成为半真半假的、没有内在联系的东西。
这样的战争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如果我们不是亲眼看到，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那么有人可能会怀疑，我们关于战争所绝对具有的本质的这种看法有什么现实意义。在法国革命作了简短的前奏以后，毫无顾虑的拿破仑迅速地把战争推到这一点上吨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毫不停顿地进行着，直到对方失败为止，而且，还击也几乎是同样毫不停顿地进行的。根据这种现象所得出的一切逻辑的结论，会使我们再回到战争的原始概念上来，这难道不是很自然和很合乎逻辑的吗？
可是，我们是否应该只考虑战争的原始概念，不管战争离开原始概念多么远，对一切战争都根据这个原始概念来判断呢？是否应该根据这个原始概念推论出理论中的一切结论呢？
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明确地说，战争只能有它的原始概念所规定的那个样子，还是可以有另外的样子，我们对战争计划的问题就不能提出合理的看法。
如果我们认为战争只能是前一种样子，那么，我们的理论就可以在各个方面更符合逻辑的必然性，更加明确和更加肯定。但是，从亚历山大直到拿破仑以前所进行的一切战争（罗马人的部分战局除外），我们又如何解释呢？我们就不得不把它们全部否定掉。可是，如果真的把它们否定掉，我们恐怕就不能不为自己的狂妄感到羞愧。而更糟糕的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今后十年内也许又会出现同我们的理论不相符合的战争。这样的理论虽然具有强烈的逻辑性，但是在具体情况的威力面前却是软弱无力的。因此，我们应该知道，战争的形态不仅仅是战争的纯概念决定的，而且还是包含和搀杂在战争中的其他一切因素，即各个部分的一切自然惰性和阻力、人的不彻底性、认识不完善和怯懦决定的。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形态是从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感情和各种关系中产生的，我们必须抱这种看法。
如果我们不想脱离现实，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甚至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即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必须象上面这样看问题，并且必须承认，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形态并不是从它所接触的无数关系的总和中产生的，而是从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某些关系中产生的，那么，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战争是以可能性、概然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