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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一次战争完全同政治意图相符合，而政治又完全同战争手段相适应，如果没有一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统帅，那么就只有一个好办法，只好使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但是，只有当内阁即政府就在战场附近，从而不必费很多的时间就能决定各法联盟各国的君主这样做了，而且这种做法证明是完全行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影响外，任何其他军人的影响都是极端危险的，这种影响很少能够导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动。法国的卡诺于1793、1794和1795年从巴黎指挥作战的例子在这里是用不上的，因为只有革命政府才执行恐现在我们想以历史的考察结束本章。
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在欧洲的军事艺术中出现了一种惊人的变革，由于这种变革的出现，那些优秀军队的技巧有一部分已丧失作用，同时，人们在战争中取得了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巨大的成就，于是，人们自然就认为一切错误的计算似乎都应该归咎于军事艺术。十分明显，军事艺术过去一直被习惯局限在这个概念的狭窄的范围里，现在，超出这个范围但又符合事物性质的可能性使它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了。
那些以宽广的视界观察事物的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几世纪以来政治对军事艺术所产生的非常不利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使军事艺术降为一种不彻底的东西，常常降为一种十足的耍花招的艺术。事实的确是如此，然而，只有把这种情况看作是偶然发生的和可以避免的，那却是错误的。
另一些人认为，这一切都可以从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个别国家的政治所起的暂时影响中得到解释。
然而，人的智力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的原因果真是在军事范围内而不在政治本身吗？用我们的语言来说，这种不幸究竟是产生于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呢，还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本身呢？
很明显，法国革命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作战的新手段和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彻底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等弓Ｉ起的。至于其他各国政府未能正确地认识这一切，企图用惯用的手段同那些新的和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误。
那么，人们以纯军事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是否能认识和改正上述错误呢？不可能。
假设真的有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战略家，他可以仅仅根据敌对因素的性质就推论出一切结果，并想根据这一结果对未来的可能性作出预言，那么他的这种妄想是根本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只有当政治能正确地估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怎样的，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需使用的手段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的途径。
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二十年胜利，主要是反对这次革命的各国政府的政治错误的结果。
当然，这些错误只是到战争期间才暴露出来，在战争中出现了同政治所抱的期望完全相违背的现象。但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政治没有向军事艺术请教。
政治家当时所相信的军事艺术，是他那个世界的军事艺术，是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的军事艺术，是政治一直作为非常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这样的军事艺术，我认为自然同政治有同样的错误，因此它不能纠正政治的错误。的确，战争本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已经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摆脱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改变而产生的。改变了的政治提供了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
因此，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
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第七章 有限目标的进攻战
即使在不能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有一个直接的积极目标，当然这个积极目标只可能是占领敌人的一部分国土。
占领敌人一部分国土的利益如下：可以削弱敌人的国家力量，从而也削弱它的军队，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我们的国家力量和军队；可以把我们进行战争的负担部分地转嫁给敌人；此外，在签订和约时可以把占领的地区看作是一种纯利，我们或者可以占有这些地区，或者可以用它换到别的利益。
占领敌人国土的主张是十分合理的，如果不是进攻以后必然出现的防御状态常常会使进攻者不安的话，这种主张本身就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
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我们已经详尽地说明了这样的进攻会怎样地削弱军队，并且指出，在这样的进攻以后，会出现一种后果危险而令人担心的状态。
我军由于占领敌人的地区而受到的削弱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这主要取决于所占领的地区的地理位置。这个地区越是等于我国国土的补充部分，也就是说被我们的国土所包围或者同我们的国土相毗连，越是位于我军主力的方向上，我军受到削弱的程度就越轻。在七年战争中，萨克森是普鲁土战区的一个自然的补充部分，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占领这个地区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这是因为萨克森距离西里西亚比距离马克还要近，同时还掩护着马克这个地区。
甚至1740和1741年腓特烈大帝一度占领的西里西亚，也没有削弱他的军队，因为西里西亚就其地形、位置和边界的状况来看，在奥地利人没有占领萨克森以前只是奥地利人的一个狭窄的突出部分，而且这个两国发生接触的狭窄地区又位于两军进行主要打击的方向上。
相反，如果占领的地区位于敌国的其他各地区的中间，位置偏远，地形不利，那么，军队就会受到显著的削弱，因而敌人不仅很容易取得会战的胜利，而且可以不战而胜。
每当奥地利人从意大利进入普罗凡斯时，总是没有经过会战就被迫撤退的。法国人在1744年没有打败仗就撤出波希米，这对他们来说还是幸运的。腓特烈大帝于1757年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曾获得辉煌的胜利，但1758年用同一支军队却没有守住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总之，占领地区使兵力受到削弱，因而军队不能守住所占领的地区的例子是常见的，所以没有必要再举其他的例子了。
因此，是否应该把占领敌人地区作为目标，这主要取决于有无守住这个地区的希望，或者暂时的占领（入侵、牵制性进攻）是否足以抵偿为此而付出的力量，特别是是否会遭到猛烈的还击而完全失去平衡。至于在每个具体场合决定这个问题时需要考虑哪些问题，我们在探讨顶点一文中已经谈过了。
只有—点我们还必须补充说明。
这样的进攻并不总是能够抵偿在其他地方所遭受的损失的。当我们占领敌人的部分地区时，敌人可能在其他地点采取同样的行动，而且，只要我们的行动并不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敌人就不会因而被迫放弃他的行动。因此，采取这样的行动时必须考虑：我们在其他地方受到的损失是否会超过在这里获得的利益。
即使两个地区的价值相同，敌人占领我们一个地区使我们遭受的损失也总是大于我们占领敌人一个地区所获得的利益的，因为占领敌人的地区会使许多力量成为冷火①而不起什么作用。不过，对敌人来说情况也是这样的，因此，这一点本来不应该是重视保持自己地区和轻视占领敌人地区的理由。但事实上却正是这样的理由。保持自己的地区同自己的关系总是更密切些，而且，只有当进行报复可以带来显著的利益，即大得多的利益时，进行报复才能消除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抵销自己国家所遭到的沉痛的损失。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这种有限目标的战略进攻同以敌国的重心为目标的进攻比较起来，对不在进攻直接掩护下的其他地点更不能不进行防御；因而也决不可能象在以敌国的重心为目标的进攻中那样在时间和空间上充分集中兵力。即使只想在时间上集中兵力，也必须在所有适于这样做的地点同时进攻，这样一来，在某些地点本来可以用小得多的兵力进行防御的利益就失去了。因此，在这种有限目标的进攻战中一切就更没有轻重之分；所有军事行动就不再可能集中成一个在主要的想法指导下的主要行动；整个军事行动就更加分散，阻力就到处增大，偶然性也就到处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这是事物的自然趋势。这种趋势牵制着统帅，使他越来越失去作用。统帅越是自信，越是有办法，越是有力量，他就越会力图摆脱这种趋势，力求使某一地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使这样做有较大的危险也是如此。
第八章 有限目标的防御战
防御战的最终目标，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那样，决不能是绝对消极的。即使力量最弱的防御者，也必然会拥有可以影响敌人和威胁敌人的某种手段。
我们可以说，这种目标就是疲惫敌人。既然敌人追求的是积极的目标，那么他的任何一个没有成功的行动即使除了兵力损失以外没有带来其他后果，也可以算是一种后退。而被进攻的一方所遭到的损失却不是无谓的牺牲，因为他的目标就是据守，而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这样一来，人们似乎就可以说，防御者的积极目标就是单纯的据守；假如人们能够肯定，进攻者在经过一定次数徒劳无益的尝试之后必然会感到疲惫而放弃进攻，那么，这种看法也许是对的。然而，进攻者这样做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只要看一下兵力消耗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知道，从总的对比来看，防御者处于不利的地位。所谓进攻受到削弱，只是就可能出现转折点的意义来说的；在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转折点的情况下，防御者遭到的削弱当然要比进攻者大，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是较弱的一方，即使双方的损失相等，防御者的损失相对地说也比进攻者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的一部分国土和补给基地通常会被对方占领。
由此可见，进攻者会放弃进攻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进攻者一再进攻，而防御者除了抵御进攻以外不采取其他任何行动，防御者就没有办法避免对方的进攻迟早会得到成功的危险。
因此，即使在现实中强者力量的枯竭，或者更确切地说强者的疲惫，往往导致了媾和，那也是战争在大多数场合具有的不彻底性造成的，在理论上不能把它看作是这种防御的总的和最终的目标。这样一来，这种防御只好从等待的概念中寻找它的目标了（等待本来就是防御固有的特征）。
等待这个概念包括情况的变化，处境的改善，当处境根本不能通过内部的手段即通过抵抗本身求得改善时，就只好期待外力来帮助改善。所谓外力来帮助改善，无非是指政治关系的改变，这或者是防御者有了新的盟国，或者是原来反对他的同盟瓦解了。
在防御者兵力小而不能进行任何猛烈的还击时，等待就成为目标。不过，根据我们给防御规定的概念，并不是每一次防御都是这样的。根据我们的概念，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正因为如此，在有可能以强烈程度不同的还击作为目标时，人们也可以采取防御。
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把这两种情况区分开，因为它们对防御有不同的影响。
在第一种情况下，防御者力图尽可能长期地占有并完整地保持自己的国土，因为防御者这样做可以赢得的时间最多，而赢得时间是达到他的目标的唯一途径。防御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达到积极的目标，而且这能为他提供，在媾和时实现自己意图的机会，但他还是不能把积极目标列入战争计划。在战略上处于这种被动状态时，防御者在某些地点取得的利益仅仅是抵抗住敌人的进攻；即使他在这些地点上取得了优势，也必须转用在别的地点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各处的情况通常都是紧急的；如果他连这样做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往往就只能去取得微小的利益，即取得暂时喘息的机会了。
当防御者的兵力不是太小时，在防御的目标和实质不变的情况下，他也可以采取一些小规模的进攻行动，如入侵、牵制性进攻、进攻个别的要塞等，但这时主要的目的是获得暂时的利益，用来补偿以后的损失，而不是永久的占领。
但在第二种情况下，防御中已经含有积极的意图，防御已带有较多的积极的性质，而且各种条件越容许进行猛烈的还击，积极的性质就越多。换句话说，越是主动地采取防御，以便将来确有把握地进行第一次还击，给敌人设下的圈套就越大胆。最大胆的、成功时效果最大的圈套是向本国腹地退却；这也是同上一种防御方法差别最大的一种手段。
只要回忆一下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和俄国在1812年所处的不同情况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
当战争开始的时候，腓特烈由于已经完成战争准备而占有某种优势。这为他夺取萨克森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萨克森确实是他的战区的一个极其自然的补充部分，因而对萨克森的占领非但没有削弱他的军队，反而还增强了他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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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爬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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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57年战局开始时，他曾试图继续进行战略进攻，在俄国人和法国人到达西里西亚、马克和萨克森战区以前，他进行战略进攻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次进攻失败了，他被迫在战局后期采取防御，不得不再撤出波希米亚，从敌人手中夺回自己的战区，当时，他也是用同一支军队先向奥地利人发起了进攻才夺回自己的战区的。而这样的优势也只是防御为他提供的。
1758年，当他的敌人已经缩小了对他的包围圈，而且兵力对比已经开始对他非常不利时，他还试图在摩拉维亚进一次小规模进攻。他想在敌人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以前占领阿里木次，但他并不是希望保持这个地方，更不是希望把它作为继续前进的基地，而是想要利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对付奥地利人的外堡，作为反接近壕。这样做可以使奥地利人不得不把这次战局的后一阶段完全用来收复这个地方，甚至还可以使他不得不为此进行第二次战局。但是腓特烈的这次进攻失败了，于是他放弃了发动任何真正的进攻的想法，因为他感觉到这种进攻只能使兵力对比的差距增大。把兵力集中配置在他的各个地区的中间，即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利用作战线较短这个条件向受到威胁的地点突然增加兵力，在会战不可避免时就进行会战，有机会时就进行小规模的入侵，然后就静静地等待，为有利的时机贮备力量，这就是他战争讦划的梗概。在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中，他的目标越来越消极了。他看到即使胜利了也要付出过多的代价，因此就力求付出较少的代价来应付局势。
对他说来，这时主要的问题已在于赢得时间，在于保持他原来占有的地方，他越来越珍惜土地，甚至不惜进行真正的单线式防御。亨利亲王在萨克森的配置和国王自己在西里西亚山区的配置都可以说是单线式防御。我们从腓特烈大帝给达尔然斯侯爵的信中可以看到他盼望冬营的迫切情绪，以及当他没有遭到重大损失就进入了冬营时是多么高兴。
我们认为，谁要在这方面责难腓特烈，只看到他的勇气减弱，谁就会作出十分轻率的判断。
今天在我们看来，崩策耳维次营垒、亨利亲王在萨克森的阵地和腓特烈大帝在西里西亚山区的阵地已经不再是可以寄托最后希望的手段，拿破仑这样的人物是会很快冲破这种战术上的蜘蛛网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是由于时代改变了；战争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它是由一些不同于以前的力量进行的；当时能起作用的阵地现在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同时，在这里需要考虑的还有敌人的特点。而在当时，那些连腓特烈自己都认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手段，用来对付帝国军队、道思和布图尔林这些人，就已经可以看作是最高的智慧了。 结果也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腓特烈通过静静的等待达到了目的，而且避开了那些可能使他的力量碰得粉碎的危险。
1812年战局开始时，俄国人同法国人的兵力对比要比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同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