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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交通线。 小心谨慎的人可能做得还要过分些，他们可能认为主要地点的进攻应该同次要地点进攻的步调完全一致，因此，如果敌人不肯从次要地点退却，就应该把主要行动也停下来。
虽然这个原则同我们以前说的应该尽可能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在一个主要行动中的原则并不直接矛盾，但是这两者的指导精神是完全对立的。按这个原则行动，运动就会缓慢，进攻力量就会减弱，偶然事件就会增多，时间损失就会增加，因而，这个原则同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实际上是完全不相容的。 假如敌人在次要地点上的军队有可能向离心方向退却，那么，进攻的困难就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统一的进攻会变成什么呢？
因此，把主要进攻依赖于次要地点的行动作为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我们认为，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如果没有胆量象一支箭那样射向敌国的心脏，就不可能达到到目标。
（4 ）最后，易于取得给养是分兵前进的第四个理由。
一支小的部队通过一个富庶的地区当然要比一支大部队通过一个贫瘠的地区顺利得多。但是，只要措施适当，军队习惯于吃苦耐劳，一支大部队通过贫瘠的地区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为了要用小部队通过富庶的地区而使我们的决心受到很大的影响，以致陷入分兵前进的巨大危险。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承认分割兵力（也就是把一个主要行动分为几个行动）的上述理由是有根据的。如果已经清楚地认识了目的，慎重地权衡了利害得失，再根据上述理由中的一个理由分割了兵力，那是无可非难的。
但是，如果象常见的那样，计划是由一个学究气十足的总参谋部仅仅按照习惯制定的，如果象下棋要先在棋盘上摆好棋子那样，各个战区要先摆好军队才行动，如果行动是一些幻想式的巧妙的组合，而通向目标的途径是复杂的路线和错综的关系构成的，如果今天把军队分开，只是为了两星期后再冒极大的危险把它们集中起来，借以显示使用军队的全部艺术，那么，这种为了故意陷入混乱而离开直接、简单而朴实的道路的作法，是我们所唾弃的。最高统帅对战争的指挥越没有力量，越不把战争看作是力量巨大的个人的简单行动（就象我们在第一章中指出的那样），整个计划越是脱离实际的总参谋部这个工厂生产出来的，是十几个一知半解的人想出来的，那么上面所说的愚蠢行为就越容易出现。
现在我们来研究第一个原则的第三点，即次要行动应该尽可能地保持在从属地位上。
由于力求把整个战争行为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目标，并且尽可能通过一次巨大的行动来达到这个目标，交战国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部分地失去了独立性，那里的行动就变成从属的行动。假如能够把一切行动完全归结为唯一的一次行动，那么，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完全失去了作用，不过，这种可能性是很少的。因此，重要的是不要抽调过多的兵力用于次要地点而削弱主要行动。
首先我们认为，即使不可能把敌人的全部抵抗归结为一个重心，也就是说，象我们已经讲过的一样，必须同时进行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战争，战争计划仍然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我们始终必须把其中一个战争看作是主要的，首先应该根据它来安排兵力和行动。
根据这个观点，只在一个主要方向上采取进攻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采取防御是合理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另一个方向上也采取进攻才是正确的。
其次，我们应该以尽量少的兵力来进行这种次要地点上的防御，而且要努力利用防御这种抵抗形式所能提供的一切利益。
如果敌人的军队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仍然有一个战区是它们共同的重心，那么，我们这个观点就更为适用。
如果次要战区的行动也是针对必须给予主要打击的那个敌人的，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观点，在次要战区就不能进行防御了。这时，主要打击是由主要战区的进攻和根据其他原因采取的次要战区的进攻构成的，而主要打击没有直接掩护的各个地点上的防御，都已成为不必要的了。这时一切都取决于主力决战，一切其他损失都会在主力决战中得到补偿，如果兵力足够，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进行这样的主力决战，那么，就不能因为主力决战可能遭到失败而努力在其他地点上避免损失，因为这样做恰好会使失败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在我们的行动中就会因而产生矛盾。
甚至在整个进攻的各个环节上，次要行动也应该服从于主要行动。但是，究竟这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和那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应该去进攻共同的重心，这大多取决于另外的一些原因，在这里只能指出，我们必须力求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越是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一切就越简单，受偶然性的影响也就越少。
第二个原则是迅速使用军队。
无谓地消耗时间，走不必要的弯路都是力量的浪费，因而是战略所不容许的。更重要的是应该记住，一般说，进攻的唯一优点几乎只在于揭开战争序幕的出敌不意。突然性和不断前进是进攻的最有力的两个翅膀，尤其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中，它们更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理论的任务是找到通向目标的最近的途径，根本不应该去漫无边际地争论从左边还是从右边、向这里还是向那里的问题。
如果回忆一下我们在《战略进攻的目标》一章中关于国家的心脏所谈的内容，以及在本篇第四章中关于时间的影响所谈的内容，那么，不作进一步的说明就可以明白，迅速使用军队这个原则确实是具有我们所指出的那种重要意义的。
拿破仑向来就是这样行动的，他最喜欢通过最近的大道直接奔向敌人的军队，奔向敌人的首都。
那么，我们把它归结为重心并且要求迅速而直接地实现的那个主要行动究竟是什么呢？
什么叫打垮敌人，我们在第四章中已经从总的方面尽可能地作了论述，现在已没有必要再重复了。不管打垮敌人在具体情况下最后取决于什么，在开始时总是消灭敌人的军队，也就是说，对敌人的军队取得一个巨大的胜利，并且粉碎敌人的军队。夺取这种胜利的时间越早，也就是说夺取这种胜利的地点离边界越近，这种胜利就越容易取得；夺取这种胜利的时间越晚，也就是说夺取这种胜利的地点越在敌国腹地，这种胜利就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里同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取得胜利越容易，成果就越小，反之，成果就越大。
如果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我们肯定能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应该根据可能尽早去寻找敌人军队（即敌军主力）。我们所以说根据可能，是因为寻找敌军主力时，如果军队要走很多弯路，方向选择错了，浪费了时间，我们就很容易犯错误。如果敌军主力不在我们的前进路上，我们又因为去寻找它对我们不利而不能去寻找它，那么，我们可以确信以后会遇到它，因为它一定会向我们扑来。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将在比较不利的条件下作战，这种不利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可是，如果我们在这水会战中还能够获得胜利，那么，这次会战就更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在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肯定能获得胜利的场合，如果敌军的主力在我们的行进的路上，那么，有意从敌军主力侧旁通过是错误的，至少，认为这样做能比较容易地获得胜利的想法是错误的。
从这里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当我军占有决定性优势时，为了尔后发动更有决定意义的会战，我们可以有意从敌军主力侧旁通过。
我们以上所谈的是彻底的胜利，也就是使敌人遭到惨败，而不仅仅是获得会战的胜利。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就需要进行包围进攻或变换正面的会战，因为这两种打法往往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因此，战争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规定所需要的军队数量和军队行动的方向。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战局计划》一章中还要详细论述。
虽然直接对敌人正面发起会战并不一定不能使敌人遭到惨败，战史上也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战例，但是，双方军队的训练水平和机动能力越是接近，这种可能性就越少，而且将越来越少。现在，象勃连黑姆那样在一个村庄里俘虏二十一个营的事情是不再可能发生的了。
一旦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就不应该考虑休息或喘口气，就不应该思前顾后和进行整顿等等，而只应该追击，如有必要，就应该发动新的进攻，占领敌国的首都，进攻敌人的援军，或者进攻敌国可以作为依靠的其他一切目标。
当胜利的洪流把我们引到敌人要塞的前面时，是否应该围攻这些要塞，这要根据我们兵力的强弱情况来决定。
如果我们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不尽早攻占这些要塞就会造成时间上的损失。如果我们在前面进攻的军队没有取得进一步胜利的肯定把握，那么我们就只能用尽可能少的兵力来对付这些要塞，于是这些要塞就不可能被攻破。如果为了围攻要塞我们已不能继续前进，那么进攻通常就已达到了顶点。因此，我们要求主力迅速地、不停歇地前进和追击。我们已经否定了主要地点上的前进应该取决于次要地点上的结果的观点，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军主力的背后只有一个狭长的地带，这个地带不管可以叫作什么，它总是我们的战区。这样的情况会如何地削弱在前面的部队的进攻力量，会给进攻者带来哪些危险，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了。这种困难，这种内在的牵制力量能不能大到足以阻止部队继续前进呢？当然是可能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开始时就想使背后的战区不是这种狭长的地带，因而降低进攻速度，那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认为，只要统帅还没有打垮敌人，只要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达到这个目标，他就应该追求这个目标。这样做危险也许会不断增加，但成果也会不断扩大。当统帅到了不敢继续前进的时候，认为必须考虑自己的后方，必须向左右两侧扩展的时候，很可能他已到了进攻的顶点。
于是飞翔的力量枯竭了，如果在这时敌人还没有被打垮，那么很可能再不能打垮敌人了。
如果统帅为了要稳步地前进而去占领要塞、隘路、地区等等，那么这些行动虽然还是一种缓慢的前进，但已经只是一种相对的前进而不是绝对的前进了。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已不再逃跑，也许已经在准备新的抵抗，因此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进攻者还在稳步地前进，但是防御者也在行动，而且每天都每天都取得一点成果。总之，还是我们前面的那个结论，在一次必要的停顿以后，通常就不可能再进行第二次前进了。
因此，理论要求的是：只要还想打垮敌人，就要不停顿地前进。如果统帅发觉这样做危险太大而放弃这个目标，那么，他停止前进而向两侧扩展是正确的。如果他停止前进只是为了更巧妙地打垮敌人，那么，他就应该受到理论的指责。
我们还不至于那样愚蠢，以致认为逐步地打垮一个国家的例子是不存在的。首先我们要说明，我们这个原则并不是毫无例外的绝对真理，它是以可能的和一般的结果作为依据的。其次，一个国家是在历史上逐渐趋于灭亡的呢，还是被敌人作为第一次战局的目标而被打垮的，这二种情况必须区别开来。我们在这里谈的只是后一种情况，因为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会出现力量的紧张状态，即不是一方打垮对方的重心，就是它有被对方的重心打垮的危险。如果第一年得到一点不大的利益，第二年又得到一点不大的利益，就这样逐渐地、缓慢地向目标前进，那么，虽然不会发生一次严重的危险，可是到处都分布着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之间的每一个间歇都会给敌人以新的希望。前一个胜利对后一个胜利只有很小的影响或者往往没有影响，甚至还会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会得到恢复，甚至会受到激励而进行更大的抵抗，或者会得到新的外来的援助。但是，如果一切行动不停地进行到底，那么昨天的胜利就能导致今天的胜利，胜利之火就会接二连三地燃烧起来。如果有人说有些国家确实在逐次打击下被征服了，也就是说，时间——防御者的护卫神——对防御者起了不利的作用，那么，我们说进攻者逐次打击的企图完全落空的例子比这种例子要多得多。只要回想一下七年战争的结果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当时奥地利人力图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达到目的，结果完全失败了。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决不会认为，在向前推进的同时应该经常注意建立相应的战区，即应该使两者保持平衡，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向前推进所产生的不利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当我们继续前进已没有希望取得胜利时，注意避免这种不利才是值得的。
拿破仑1812年的例子远没有使我们怀疑这个论断，反而使我们更坚信这一观点。
拿破仑的这次战局所以失败，不是象一般舆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前进得太快、太远，而是因为争取胜利的唯一手段失效了。俄罗斯帝国是一个不能真正被征服（即永久被占领）的国家，至少用现在欧洲各国的军队是征服不了的，用拿破仑为此目的而统率的五十万人是征服不了的。
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利用它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分裂才能使它屈服。为了打击这个政治上薄弱的地方，就必须震撼这个国家的心脏。拿破仑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打击到达莫斯科，才有希望动摇俄国政府的勇气以及人民的忠诚和坚定。他希望在莫斯科缔结和约，这是他在这次战局中可以提出的唯一合理的目标。
他统率他的主力向俄军主力进攻，俄军主力仓惶退却，经过德里萨营垒到斯摩棱斯克才停了下来。他还迫使巴格拉齐昂随主力一起退却，并打败了这两支军队，占领了莫斯科。他在这里的做法同他一向的做法是相同的。他过去只是采用了这种打法他才能够成为欧洲的统治者。
因此，凡是赞扬拿破仑在过去历次战局中是最伟大的统帅的人，在这次战局里也不应该指责他。
根据事件的结果来评论这个事件是可以的，因为结果是对事件的最好的批判（参阅第二篇第五章），但是单纯根据结果所作的评论不应该看作是人的智慧的表现。找出了一次战局失败的原因并不等于对这次战局进行了批判。只有证明了统帅没有预先看到这些失败的原因，或者证明了他忽视这些原因是不应该的，才可以说是进行了批判，才可以指责这位统帅。
我们认为，谁要是仅仅由于在1812年的战局中遭到巨大的还击就认为进行这次战局是荒谬的，假使这次战局取得胜利的结果，他又认为这次战局是最卓越的行动，那么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批判能力的人。
如果拿破仑真的象大多数批判者所要求的那样在立陶宛停顿下来，以便首先确保要塞（事实上那里除了侧方很远的里加以外，几乎没有要塞，因为博勃鲁伊斯克只是一个不重要的要塞），那么，他在冬天就不得不转入可悲的防御。这时，这些人恐怕又会首先喊叫起来：这不是从前的拿破仑了！曾经通过奥斯特里茨和弗里德兰的胜利在敌国最后一座城墙上打上征服烙印的拿破仑，在这里怎么连一次主力会战也没有进行呢？他怎么会犹豫不决，·没有占领敌国首都——那个没有设防的、准备弃守的莫斯科，而让这个核心存在下去，使新的抵抗力量能够向这个核心集中呢？空前未有的良机摆在他的面前，袭击这个远方的巨人，就象袭击一个邻近的城市一样，或者象腓特烈大帝袭击又小又近的西里西亚一样，而他却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在胜利的途中停顿下来，难道是凶神绊住了他的双脚吗？——这些人恐怕就会这样来进行评论了，因为大多数批判者的评论·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我们认为1812年的战局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俄国政府是巩固的，人民是忠诚的、坚定的，也就是说，是因为这次战局不可能成功。也许进行这次战局本身就是拿破仑的错误；至少结果表明他估计错了。我们认为，如果他要追求这样的目标，那么，恐怕基本上就只能采取这种打法。
拿破仑在东方没有象他在西方那样进行长期的、代价很大的防御战，而是采用了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用一次大胆的打击，迫使惊慌失措的敌人媾和。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是他在这次赌博中所下的赌注，是实现巨大的希望所必须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