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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江河是可以把追击的敌人阻挡一段时间的最好手段。因此，必须确保渡河点（由坚固的多面堡构成的桥头堡）的安全。
为了守备这些据点，为了守备最重要的城市和要塞，必须根据敌人袭扰的情况和当地居民敌对的程度留下或多或少的部队。这些守备部队同调来的增援部队一起组成新的部队，在前方军队获得胜利时，这些新的部队就可以跟随前进，在失利时，就配置在筑有工事的据点里掩护退却。
法国皇帝在军队的背后一直是极为慎重地采取这种措施的，所以他所进行的历次最大胆的军事行动，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样冒险。
（四）上述原则在战争中的运用军事艺术的原则本身是极其简单的，很容易为具有普通常识的人所理解，即使这些原则在战术上比在战略上需要更多的专门知识作基础，这种知识的范围也是很有限的，它同其他科学比较起来是并不那么复杂和联系广泛的。因此，这里根本不需要渊博和高深的学问，甚至也不需要很高的才能。如果说除了熟练的判断力以外还需要一种特殊的才能，那么可以断言，这就是诡诈或计谋。长期以来，有人坚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但是这种看法只是出于对军事艺术的错误崇拜，出于军事著作家的虚荣心。我们只要毫无偏见地思考一下就会认识到这一点，而且经验也使我们对这一点更加确信无疑。在革命战争中，就有许多人证明白己不愧为能干的统Ｕ巾，往往是第一流的统帅，而他们并没有受过军事教育。至少孔代、华伦斯泰、苏沃洛夫以及其他许多人是否受过军事教育是很值得怀疑的。
指挥作战十分困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困难不在于理解真正的作战原则需要专门的学识或伟大的天才，这些原则是每个没有成见的、对军事不是一窍不通的、具有健全的头脑的人都能理解的。甚至在地图上或纸上运用这些原则，也不是什么难事，制定一个完善的作战计划也不是什么伟大的杰作。全部困难在于：在实施中始终遵循既定的原则。
使殿下注意到这一困难，就是最后这一段论述的目的，而且使殿下对此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概念，我认为是我想通过这篇文章所要达到的所有目的中的最主要的目的。
整个作战好象是一部具有莫大阻力的复杂的机器的运转，以致在纸上很容易就制定出来的计划只有经过巨大的努力才能予以实施。
这样，统帅在发挥自己的自由意志和才能时，，每时每刻都会遇到阻力，于是一方面需要有独特的精神力量和智力去克服这种阻力，另一方面有许多好的想法会由于这种阻力而无法实现。因此，对那些用较复杂的方式也许能获得较大效果的事情，也应该采用简单易行的方式。
要把产生这种阻力的原因一一列举出来，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1 ．我们对敌人的状况和措施真正了解的情况，总是比制定计划时设想的情况少得多。因此，在实施既定的决心时，会产生成千上万的疑虑，会考虑自己的设想一旦有很大的错误会造成怎样的危险。处理关系重大的事情时，往往很容易产生的胆怯心情就会支配我们，而从这种胆怯到犹豫不决，从犹豫不决到半途而废，就只有很小的、很不明显的一步了。 2．我们不仅不能确切地知道敌人的兵力，而且传闻（通过前哨、间谍或者偶然得到的关于敌人的一切情报）也夸大了敌军的人数。很多人天生就是胆怯的，因此经常会夸大危险。于是，所有这些影响都会促使统帅对当前的敌人的兵力作出错误的估计，这是犹豫不决的另一个根源。
这种不确实性究竟有多大，是很难想象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对此有所准备是很重要的。
如果事前已经冷静地考虑过一切，曾经毫无偏见地寻找过和研究过可能性最大的情况，那么，就不应该立刻放弃既定的看法，应该对新接到的情报进行分析，把几个情报相互比较，并派人搜集新的情报等等。这样，错误的情报往往立即就被否定，或者最初得到的一些情报就得到证实。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以作出确切的判断，并根据这种判断定下决心。如果还不能作出确切的判断，那么，就应该懂得，在战争中不冒险就将一事无成；战争的性质根本不允许人们经常看清楚前进路上的一切；可能的事情尽管还不十分清楚，却往往是可以实现的；只要其他的措施很恰当，某一个错误就不致立即导致毁灭。
3 ．我们不仅不能确切地了解敌人的每时每刻的情况·，而且也不能确切地了解自己军队的每时每刻的情况。自己的军队也很少能够集中到随时都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各个部分的程度。如果我们在这时稍有胆怯，就会产生新的疑虑。
我们就会等待下去，结果必然是在整体的活动中产生停滞现象。
因此，必须相信自己的一般措施能够达到预期的结果，特别是要相信自己的下级将领。我们应该选择称职的人担任下级将领，至于其他任何条件都是次要的。如果我们采取了适当的措施，考虑到了可能出现的失利情况并作了种种准备，在实施中遇到不利也不致导致失败，那么，我们就应该不顾情况不明而勇敢前进。
4 ．如果统帅要竭尽全力进行战争，那么下级将领，甚至部队（特别是没有战争锻炼的部队）往往会遇到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会觉得行军路程太远，太劳累，给养无法维持。如果我们相信所有这些怨言（腓特烈二世称它为“困难”），我们就会很快地完全屈服，就不能尽力行动，就只能软弱地无所作为。
要想抵制住这一切，就必须信赖自己的见解和信念，这种信赖在当时看来往往象是固执，但实际上却是我们称为坚定性的那种智力和性格的强有力的表现。
5 ．我们对战争中的一切所预期的效果，决不象那些没有亲自仔细观察过战争并且习惯于战争的人们想象的那样精确。
有时，一个纵队的行军时间会延误许多小时，却不知迟滞的原因何在；有时会出现事前无法估计到的障碍；有时要想率领一支军队到达某一地点，但却不得不在距离该地点几小时行程的地方停下来；有时，我们派设的小防哨发挥的作用比我们预期的要小得多，而敌人的小防哨发挥的作用却大得多；有时，一个地区的人力物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如此等等。
所有这一切阻力，不付出巨大的努力是无法克服的，而统帅只有通过接近于冷酷的严格，才能使军队作出极大的努力。只有这样，也就是说只有他确信可能的事情一定能够做到，他才能确有把握地使这些不大的困难不对作战发生重大的影响，才不会离开可能达到的目标很远。
6 ．可以肯定，一支军队在战争中所处的状况决不会象在室内考察它的行动的人所设想的那样。如果他对这支军队有好感，他就会把它估计得比实际情况要强和要好得多（往往超过实际情况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统帅在制定最初的作战计划时也是这样的，后来却出乎意料地看到自己的军队逐渐减少，骑兵和炮兵变得毫不中用，等等，这几乎是很自然的。在战局开始时，在旁观者和统帅看来是可能和容易做到的事情，在实施中却往往变成困难的和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如果统帅在炽烈的荣誉心驱使下仍能大胆而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目的，他就会达到目的，反之，一个平庸的人就会把军队的这种状况当作放弃既定目标的充分的理由。
马森纳在热那亚和葡萄牙的行动就表明：在热那亚，他的坚强的性格（可以说是他的严酷性）推动部下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因而获得了成功；在葡萄牙，至少他比任何一个处在他这种情况下的人撤退得迟。
在大多数情况下，敌军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华伦斯泰和古斯达夫·阿道夫在纽伦堡，法国皇帝和本尼格森在艾劳会战后的情况就是如此。 人们往往看不到敌人的情况，只看到自己的情况，因此，自己的情况对一般人所起的影响更大，因为对一般人说来感性的印象比理性的语言更有力量。 7 ．部队的给养，不管是仓库供给或就地征收，总是有许多困难的，因此它对措施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给养的需要往往同最有效的作战行动有矛盾，于是我们会被迫在本来可以追求胜利和辉煌战果的时候去筹集粮食。整个机器因而变得笨重起来，机器的运转远远落后于计划的速度主要是给养造成的。
一个严格地要求自己的部队忍受最大的劳累和困苦的将领，一支在长期战争中习惯于劳累和困苦的军队，他们具有多大的优越性啊：他们会多么迅速地不顾这些障碍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啊！同样是好的计划，但结果却多么不同啊18．总的说来，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应该时刻注意下面这一点。
在实施中所得到的直观的印象比事先通过深思熟虑所得到的观念要有力得多。但是，直观的印象却只能表明事物的表面形态，我们知道，这种表面形态很少与事物的本质完全一致。因此，人们会有注重直观印象而轻视深思熟虑的危险。
这种最初的直观的印象通常能使人变得胆小和过分小心谨慎，这是由人的胆怯这一天性决定的，而胆怯的人看一切问题都是片面的。
因此，我们应该警惕这一点，应该对自己事前经过深思熟虑得到的结论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使自己有力量去克服那些令人动摇的一时的印象。
由此可见，克服实施中的这种困难，关键在于确信和坚定自己的信念。因此，研究战史是很重要的，因为通过战史的研究就仿佛身临其境，亲眼看到事件的进程。从理论课程中学到的原则只能帮助我们研究战史，使我们注意到战史中最重要的东西。
因此，殿下应该抱着这样一种目的去掌握这些原则，即在阅读战史时验证这些原则，并且考察一下这些原则在哪些场合同战争的进程是符合的，在哪些场合被战争的进程所修正，甚至推翻。
此外，在缺乏亲身经验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战史的研究才能对我在这里称之为整个机器的阻力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当然，不应该满足于主要结论，更不应该信赖历史著作家的论断，而应该尽可能细致地研究。这是因为历史著作家很少以记述最真实的情况为目的，通常，他们总想美化本国军队的行为，或者想证明事件同虚构的规则是一致的。
他们不是在编写历史，而是在编造历史。为了进行细致的研究，并不需要读很多历史。详尽地了解几个战斗比一般地了解许多战局更有益处。因此，多读一些杂志上刊载的报导和日记比读真正的历史书还有益处。香霍斯特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关于1794年梅嫩保卫战的叙述，就是这样一种报导的无与伦比的范例。这一叙述，特别是关于出击和突围的描述，给殿下提供了一个衡量如何编写战史的标准。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次战斗象这次战斗这样使我确信：在战争中，直到最后时刻都不应该对成功有所怀疑，正确的原则永远不可能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有规则地发挥作用，在人们认为这些原则已经完全不起作用的最不利的场合，它们却又出人意外地发挥出作用来。
一位统帅必须具备某种巨大的感情才能激发自己身上的巨大力量。这种感情可以是恺撒身上的功名心，可以是汉尼拔身上的仇恨感，也可以是腓特烈大帝身上的宁愿光荣失败的豪迈感。
敞开您的胸襟来容纳这种感情吧！在制定计划时您要大胆而有计谋，在实施中要坚决而又顽强，要抱定宁愿光荣失败的决心。这样，命运将会在您年轻的头上加上光荣的桂冠，它是君主应得的装饰，它的光辉将使您的形象镌刻在子孙后代的心目中。
关于军队的有机区分（可作为第五篇第五章的说明）
根据基本战术所作的关于军队的区分及其各部分大小的规定不是十分严格的，而是有很大的伸缩余地的，如果看到在实际中出现的种种编组方式，就必然会作这样的考虑。
我们不必多加思考就可以确信，这些规定是不能成为比较精确的标准的。至于在这方面通常提出的一些看法（例如一个骑兵军官认为骑兵团的兵力越多越好，否则它就不可能有所作为），是不值得认真加以考虑的。同基本战术有关的小部队，如步兵连、骑兵连、步兵营和骑兵团的情况就是这样。至于较大的部队，情况就复杂得多，仅仅基本战术在这里已经不够用了，而高等战术（即部署战斗的学问）必须同战略协调一致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我们想研究一下这些较大的部队：旅、师、军和军团。
首先，我们用一点时间谈谈这个问题的哲理。究竟为什么要把军队编组成许多部分呢？显然是因为一个人只能直接指挥一定数量的人。一个统帅不可能把五万名士兵每一个都配置和控制在适当的位置，并且指示他做什么，不做什么。假如这是可能的，那当然最好不过了，因为在无数下级指挥官中，不会有一个人会给命令增加上一点什么（至少这是反常现象），每个人却都会或多或少地削弱命令的原有的力量，减弱思想的原有的精确性。此外，如果军队分级很多，那么一个命令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传达到受命者。
由此可见，军队的层层区分产生出一个传达命令的阶梯，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缺点。哲理就谈到这里为止，现在我们开始从战术和战略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或大或小的独立整体来同敌人对抗的完全独立的部队，必须有三个基本部分：一部分在前，一部分在后应付意外情况，主力部分在中间；如果没有这样三个部分，那是不可想象的。ａ．ｂ．ｃ．的关系如下：ａ．ｂ．Ｃ．如果在区分较大的整体时要考虑到各部分的独立性，如果要使固定的区分同这种经常的需要相适应（这一点当然应该是目的），那么这个整体的区分决不应该少于三个部分。但是，不难看出，就是这样三个部分也还不能构成很恰当的队形，因为使前面的部分和后面的部分同主力部分一样大是谁也不会愿意的。因此，使主力部分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也就是把整体分为四个部分，构成下列ａ．ｂ．ｃ．ｄ．的队形，会更为恰当一些：ａ．ｂ． Ｃ．ｄ．显然这还不是最恰当的队形。现在，尽管采取了纵深配置，但在战术和战略上使用军队的方式仍然是线式的，因此自然就需要有右翼、左翼和中央。这样，分为五个部分就可以说是最恰当的了，其形式是ａ．ｂ．ｃ．ｄ．ｅ．：ａ．ｂ。 ｃ． ｄ．ｅ．这种配置已经容许把主力的一个部分，在紧急的情况下甚至把主力的两个部分派到右方或左方去。如果有人同我一样主张留有强大的预备队，那么他就会认为留在后面的部分同整体比较起来也许太弱，因而再增添一个部分，使预备队约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于是总的区分就形成以下的；ａ．ｂ．ｃ．ｄ．ｅ．ｆ．：ａ．ｂ． ｃ． ｄ．ｅ． ｆ．如果这是一支很大的部队，是一个强大的军团，那么从战略上必须指出，这个军团差不多经常需要向左右两方派遣部队，因此还可以增加两个部分，于是就形成下列ａ．ｂ．ｃ．ｄ．ｅ．ｆ．ｇ．ｈ，的战略图形。 ·ａ．ｂ． Ｃ． ｄ． ｅ． ｆ．—ｇ． ｈ．由此可见，一个整体不应少于三个部分，不应超过八个部分。不过，这似乎是很不肯定的，因为人们可以把一个军团分为3 Ｘ3 Ｘ3 （如果把军、师和旅的数目均确定为3 ）共27个旅，或者是可以容许的18个因数的每个其他可能的乘积，这样就会产生很多不同的组合。
但是，还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考虑。
我们没有谈到营和团的兵力问题，因为我们想把它留在基本战术中论述。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希望一个旅不少于三个营。当然，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点，而且也看不到其中有什么不合理之处。但是，要确定一个旅最多可以有多少兵力却比较困难。通常，旅被看作是一支可以而且必须由一个指挥官直接（即用口令）指挥的部队。
如果我们坚持把这一点作为依据，那么一个旅当然就不能超过四五千人，它可以根据步兵营不同的兵力，由六至八个营组成。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同时把另一个问题作为一个新的因素包括到我们的研究中来。这个因素就是各兵种的联合。现在在欧洲一致认为，应该在军团以下的部队里就进行这种联合。有些人主张在军里，即两万至三万人的部队中进行这种联合，有些人则主张在师里，即八千人至一万二千人的部队就进行这种联合。我们暂时不想参与这个争论，只想指出大概不会有人反对的一点：一个部队所以能够独立，主要是有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