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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真如此吗？几乎没有哪位哲学家或职业的神经病学家会这样认为。在有关逻辑学、数学、科学和认识论的问题上，《科学与神志健全》与其说是作了成功的综合研究，还不如说是对大量近代著作的剽窃。伯爵的著作倒更象是从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资料中抄来的一些概念集成的大杂烩。伯爵的许多想法之所以给人一种新鲜的假象，仅仅是因为他给它们发明了新的名称。例如，他的早期著作、1921年出版的《人类的成年期》，把植物说成“能量结合器”，把动物说成“空间结合器”，把人说成“时间的结合器”。翻译一下，意思就是植物靠能量生长；动物与植物不同，能在空间到处活动以满足它们的需要；而人则靠过去的经验得到进步。这一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不过是些陈词滥调罢了。
诚然，科尔兹布斯基也作了一次勇敢的尝试，想把科学哲学与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合而为一。不过，恰恰是因为这个，他的研究才滑进了迷信与伪科学王国去了。根据大多数精神病学者的看法，教病人普通语义学，根本没有伯爵的追随者们所认为的那种治疗价值。伯爵讲对了的东西，都是他抄袭来的，而他所独创的东西，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是“神志不清”的产物。
在许多方面神志都比伯爵更为正常、更为健全的早川一荣，仍然在芝加哥挥舞着普通语义学的旗帜。1946年科尔兹布斯基把他的总部迁到康涅狄格州的莱克维尔。在这之前不久，早川一荣就和这位伯爵分道扬镳了。早川继续编他的生动活泼的小型杂志，和“国际普通语义学协会”一道工作。这个协会是1942年在芝加哥创建的，和莱克维尔一伙没有关系。他在1941年出版的《行动中的语言》（1949年改名为《思想和行动中的语言》）仍然是介绍科尔兹布斯基观点的通俗著作中最好的一本。一天晚上，在芝加哥一处爵士乐演奏会上（早川一荣是狂热的爵士乐方面权威），有人问他跟伯爵的分歧在哪里。早川沉吟片刻（可能是为了让理智与情感在神经上集中起来）之后答道：“是用词”。
伯爵于1950年逝世后，他的迷信影响似乎正在减弱。越来越多的人，包括早川一荣，都发现科尔兹布斯基自命不凡的著作，几乎每一种有价值的观点都可以在别人的著作中找到更为详细的阐述。正因为如此，他从科学幻想小说迷队伍中争夺来的许多读者（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也抛弃了普通语义学而迷恋上更为诱人的意念说。
洛杉矾的范·沃格特的情况，是这种新动向的一例。范·沃格特是通俗科学幻想小说的作者。他的许多小说都是描写超人一类人物的。其中有一部名为《A的世界》，讲的是一个A社会，或者说，科尔兹布斯基的非亚里士多德式未来社会的故事。几年前，范·沃格特提出普通语义学应以支部为单位转入秘密活动。他担心美国可能会发生另一次大萧条，从而落入反对科尔兹布斯基观点的共产党人的手中。他甚至提出成立普通语义学教会和建立普通语言学圣书的主张。但这个想法后来证明是失败的，一无结果。这时，范·沃格特失去了原来对语义学和贝茨医生的目力训练的热心。他是意念学运动加利福尼亚分会的领袖。
雅各布·莫雷诺的心理剧运动似乎也已度过了极盛时期。不过，对心理剧的迷信从来也不十分热烈。心理剧是一种治疗形式，把病人置于同他神经症或精神变态有关的即兴式戏剧情节中。它与广泛用于对儿童神经病患者诊断和治疗的“戏剧疗法”方法有密切关系。
心理剧是在一个比较空荡的圆形舞台上演出，舞台按同心圆分为三层，每层有不同的象征意义。既没有布景，也没有幕布，背景只有两根柱子，台上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乐队约80人。为富有辉煌幻想的病人设有高高的包厢。第一个这样的剧院是莫雷诺医生1922年在维也纳创办的。心理剧研究所的总部在纽约，在曼哈顿的贝尔维尤医院和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也有类似的剧场。
病人可以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自己的父亲、母亲、自己的童年、哈姆雷特、上帝，等等。如果患者的病情涉及一场三角恋爱，也可以设法使三个真正的当事人同时出现在舞台上。人们不难想象，他们亲自现身的反应常常是戏剧性的。有时也使用彩色灯光，以烘托感情气氛。因此，如果一个病人想要扮演魔鬼，就向舞台上单单投射深红色的灯光。这会给他一种在地狱中被血红火焰包围的感觉，从而增进治疗效果。
通常，病人参加演出，其他角色或者由别的病人扮演，或者由受过训练的男女演员扮演。在心理剧的行话中，担任扮演其他角色的人物叫做“辅助配角”。如果病人由于某种原因不好意思演出或拒绝参加演出，可以由一个辅助配角代替他，病人则在观众席上观看演出，这叫做“反映法”。
戏剧情节既用于诊断，也用于治疗。有时病人在表演时会达到弗洛伊德的感情净化状态（涤除了神经病的倾向）。有的时候，这种感情净化作用来得迟些，要在治疗者评论和分析了剧情时才产生。为了能够更准确地评论剧情，还常常进行录音和录像。观众从观看演出中也会体验到治疗的好处，这就可能成为一种廉价的集体治疗方式。
当然，要充分探索心理剧的理论，这一点描写未兔太简略了，因为这种疗法几乎和意念说一样的复杂。这里有许多新词汇，象远视、准备动作过程、社会剧、观众群、心理音乐、自然剧等，但本书限于篇幅无法—一探讨。
莫雷诺已出版的著作，再没有比灯塔出版社1941年出版的《天父的话》更令人莫明其妙了。这本书号称是来自上帝的新的启示。莫雷诺在前言和注释中声明，以前的一切启示仅是神的真理的局部表达。这一本书才是“最后的和完全的表达”。有史以来，上帝第一次用“第一人称”讲话。当然，这些话是通过人，通过“本大陆某地一位与人隔离的、不知名的人”说出来的。莫雷诺写道，他的名子没有出现在封面上，正如一棵树不在它的树干上留下园丁的名子一样。原因就是这个启示和大树一样，都是来自上帝的。
听了这样的宣传，人们就会以战栗的丰指一页页翻去，期待着不朽的思想。天哪，原来不过是一些宗教上的陈同滥调！每一页的上端用大写字母印着几个短句，周围全是空白。上帝的开场白是：
我是上帝
天上的父
世界的创造者
这是我的话
天父的话
下面就是天父的话，印在原书第128页的全部内容是：
你们不能侍奉
两个主
要侍奉我
莫雷诺的方法大体上很象赖希疗法，属于一种新的趋势，不是让病人消极地躺在沙发上，而是让病人扮演积极的、能动的角色。在粗知弗洛伊德学派皮毛的更为乖戾的人中间，正在出现上百种新的治疗把戏。比如洛杉矾的精神治疗家弗朗西斯·里加尔戴医生，对病人采用的一种治疗就是诱他们呕吐。用他的说法叫做“引起作呕反射”。下面是这位医生对这种有价值的新方法的描述，引自《情结》1952年冬季一期上刊登的他的文章《积极的精神疗法》。
这种躯体治疗的第二步是用一个压舌板和一个腰盘，让病人反胃。通常，病人感到为难，并极力抵制。只要向病人作一番简略的解释，或者，治疗者干脆说明这不是进行理智讨论的时候，要讨论也必须等到以后，一般说来病人是会照办的。我的办法是，根据病人的反应情况让他呕上十几次。呕吐的方式是抑制器官能力强弱的极好的标志。有的人呕得很文雅，没有声音。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病人最难对付。他们的性格甲胄几乎是无法穿透的，他们的个性，刻板到了僵化的程度。对于这样的病人应该鼓励他们大声反胃，不要掩饰自己的不适和厌恶，要他们尽情作呕。另一些人会咳嗽和吐唾沫，但仍是呕不出来。还有的人会嘲笑，认为这套作法不过是一种恶作剧。但是也有些人会把五脏六肺都呕出来。
里加尔戴的病人中如有人产生敌意，那就鼓励他“用各种办法尽情地发泄。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直接引导他直率地写出他所学到的一切肮脏话和猥亵话……”。
这位医生使用的其他发泄怒气的方法，是让病人捶枕头，撕电话簿，或者用拳头猛击那些下面装有沙袋的充气橡皮小丑玩具。关于橡皮小丑，他写道，“……每个月都需要更换两三个。但是从这种办法所达到的感情的发泄，却是完全异乎寻常的。在我从事精神疗法的12年多的时间里，我可以十分诚实而谦卑地说，我从未见过这样令人畏惧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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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语言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他们总是把他们的论题（词和文化）看作是逻辑和数学的基础。贝斯威特的《语言学会学报》（1876）中的“词汇、逻辑和语法”。斯威特说，由于亚里土多德的逻辑是依据雅利安语所特有的语法规则，“形式逻辑的全部结构都失败了”。
②严格说来，这是一个有着双值作用的三值逻辑。但是甚至在有着多值作用的多值逻辑中，推演出来的结论仍然是双值的，因为按照这一体系的规则说，必然是要么正确，要么错误。
③英文地址写法与中文相反，因而成了123456。——译者
第二十四章 从相颅骨到看笔迹
有这样一些“科学”，认为一个人的内在性格可从外部现象，如颅骨、鼻子、手的形状，或是从写字下笔的方式上看出来。这些所谓的科学，每门都有自己一套文献，多到成千上万卷，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但是，直到最近几年，人们才试着要把这类研究置于合理的科学基础之上。诸如此类的伪科学家已经崭露头角，特别是在欧洲，但是他们的研究还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兴趣或重视。因此，本书仅就这一类可疑学科中的4种：颅相学、面相学、手相术和笔迹学稍作一瞥。
颅相学是在1800年左右由奥地利解剖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首先提出的，立即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欧洲各地相继出现了几百个研究颅相学的协会，后来又遍及英国和美国。各协会的热心人士以宗教信仰的热情捍卫着这门学问。无数期刊纷纷出版，不久又消声匿迹了。其中，在爱丁堡出版的《颅相学杂志》影响最大。出版的书籍和小册子可以吨计。
高尔和他的信徒们论证说，从本质上看来，人的个性是由许多独立的，天生的“脑官能”构成的，每种脑官能都位于脑的一个部分，所占地方的面积愈大，官能也就愈强。因此，检查颅骨的隆起部分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最后，奥地利政府禁止高尔的宣传（原因是高尔认为人脑与性格有密切关系的看法，违背了宗教的教义），但是他继续在德国和法国传播他的学说。奇怪的是，1828年他在巴黎去世时，尸体解剖结果发现他的颅骨比常人的颅骨厚一倍。这一事实引起了不少笑谈。
颅相学在十九世纪为一些才智之士，特别是那些倾向于神秘学的人所广泛接受。歇洛克·福尔摩斯从一顶大号礼帽推论出戴这顶帽子的人“非常聪明”，根据的就是当时广泛流行的颅相学的权咸意见。艾尔弗雷德·华莱士和柯南道尔一样，成了唯灵论者，同时也是颅相学的信徒。有一次，他让一个受试者沉入迷睡状态，这时，他触摸颅相学研究用的人头模型上各个不同部位。每次触摸时，受试者的面部表情就出现与颅骨上的这一隆起部分相应的反应。华莱士写道，这并不是传心术，因为有一次他以为触摸的是某一隆起部位，而实际上他的手指是按在另一部位上，然而病人还是作出了正确的反应。
沃尔特·惠特曼为颅相学证明他的一切官能良好而感到自豪，因此他把一张他头部颅骨的图表出版了5次。《草叶集》中就充满了颅相学的术语。评论家们多年来对于“啊，附着力——啊，我生命的脉搏”这类诗句感到不解，直到他们发现“附着力”是指一个心灵吸引另一个心灵的颅相学的官能，才解开了这个谜。惠特曼在他的某些私人笔记中有时提到“16”和“164”。比如：“永远对16保持一种仁慈的精神和行为。但不要再追求她。”早期的评论家们不相信惠特曼是个搞同性恋的人，便用这些话来证明他对女人的兴趣。后来才发现原来16和164是一本流行的颅相学书中的两节，是指希望和渴求这两种官能说的。
尽人皆知，近代关于人脑的研究，已完全推翻了旧的“官能心理学”。各个感觉中心都集中在一个局部位置。例如，头后部的脑和视觉有关，并非象高尔所讲授的那样。与对子女的爱有关。颅相学这门伪科学，除了偶尔有游方算命的人还谈论它，几乎已完全不存在了。
相面术这种根据面部特征判断性格的技术，可以追溯到一篇伪托亚里士多德之名的文章。关于面容是现表现个性特点，或者如莎士比亚所写，“没有什么方法能在人的脸上看出内心的思想，”这个问题从希腊人直到现在仍然存在着意见分歧。论述相面术的著作数量极大而又互相矛盾，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著作影响最大。近年来有资格的心理学家进行了许多研究，已经得出了否定的结论。鼻子、耳朵、嘴唇的形状，头发和眼睛的颜色，皮肤的肌纹以及其他特点，看来和精神方面的特征没有什么相互关系。
但是，必须承认有某些例外。有时，一种特有的面部表情能反映经久的精神状态，能以线条或固定的肌肉特征留下痕迹，比如，一个人30年来一直心情抑郁，他的表情在人看来就可能是阴沉的。或者一个人爱笑，他的眼睛周围可能会有明显的开心的碎纹。社会学家们已经指出，某些社会习俗的信念，比如说红头发的人脾气暴躁，下颏突出是有决断的标志，可能在某些孩子身上造成那些相应的特征。如果每个人都说红头发的孩子好发脾气，这可能会促进他爱发脾气的性格。不过在这方面，还没有进行多少科学上的探索。
关于罪犯都有固定的“特征”，他们的面部特征和身体特征都与常人不同的理论，是意大利的神秘主义者切萨雷·洛姆布罗索（1836～1909）提出的准科学研究课题。他的统计方法十分拙劣，以致这项研究不久就被人忘掉了。但是最近几年，它的基本概念又被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欧内斯特·胡顿教授重新拣了起来。胡顿博士在三十年代所作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各种体型都与一定类型的犯罪有关系。比如，强盗一般都有浓密的胡子，虹膜中有漫射的色素，有大的耳垂，以及其他6种身体特征。但是，不可把胡顿看成一个偏执狂人，他的研究工作做得非常仔细，因此不属于那种类型，但是他的结论没有为他的大多数同事们所接受，他们认为他的研究缺乏适当的控制手段。
在这方面，还必须提到威廉·谢尔登医生有关精神特点与身体类型（内胚层体型、外胚层体型和中胚层体型）相互关系的著作。他的著作引起极大的争论，本书不便详述。同样，本书也无法详细讨论苏黎世的精神病学家利奥被德·松迪所发明的“松迪试验”。他在这项试验中给病人一套人物照片，照片上是8种主要类型的精神病患者。他让病人挑出似最厌恶的和最不厌恶的照片，然后对他的选择加以仔细分析。这项试验背后的理论是，病人一般喜欢那些面部表情和肌肉紧张状况与他们自己相似的精神病患者的照片。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在苏珊·德里1949年著的《松迪试验的理论与实践导论》一书中找到对这一切的解释。该书的作者在曼哈顿的社会学新校中教授这门技术。
手相学是另一门古老的学问。这方面的著作汗牛充栋。手相术一般分为两个分支，一个是相手术，根据手心的纹路推算未来命运；一个是手相学，根据手指的形状、“指峰”的大小和手的其他特征，解释人的性格的技术。中国从前有一种脚相术，根据脚上的纹路和脚趾的大小来推测命运和解释性格，不过这种技术在西方的茶室里没有得到发展。最近出版的一些书试图把手相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其中著名的有伦敦大学的夏洛特·沃尔夫1943年出版的《人手》和约瑟夫·拉纳尔德的几本流传颇广的书。他们的研究颇为有趣，不过是建立在极不可靠的经验方法上的。
笔迹学这门根据笔迹来解释性格的学问，大约在十七世纪初期起源于意大利。它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流行起来。与时巴黎的让—伊波利特·米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