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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伪科学种种-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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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特怀疑一切,也包括他自己的种种推测。他那些高明的崇拜者坚持说,他并不是科学的头号敌人,他不过是反对那些忘了一切知识都具有短暂特性的科学家们。他们要强调的是福特主义的合理、健全的一面。没有不容置疑的科学理论,这是不错的。一切科学“事实”,由于新“材料”的发现而要不断地加以修正,这也是对的。任何名副其实的科学家,不可能有别样的想法。但是,科学理论能够在大小不同的程度上被证实,这也是事实。福特对于这个基本事实却视而不见,其谬误和不健康的一面,正是这种视而不见的态度。如果一名贝克街小分队的队员开始认为福尔摩斯确有其人,那么一切美好的游戏趣味就会消失。同样,当一名福特派的成员认真地相信,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是同样荒谬时,那么,福特协会的丰富的幽默感也会消失,而让位给无知的嘲笑。

  福特本人承认说,虽然一切事物都是连续的,但也存在着“不连续性”。他以他特有的方式来加以说明。他说,从显微镜下看来,某些生命的形式无法说明它们是动物还是植物,但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区别河马和紫罗兰这些迥然不同的东西。显然,福特绝没有想到,既然承认了这一点,在真实性很大的理论和真实性极小的理论之间划出一条分界线就是可能的了。

  有必要稍为详细地说明一下这个问题,这对于本书中所涉及的每个问题都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够区分真理与谬误、科学与伪科学,那么,本书还不如去简单地介绍介绍牛顿和达尔文这些人物呢。一位象样的福特派一定会说“当然!”但是,事实很明显,我们能够加以区别。当然也会有许多介于两可之间的情况,如红与黄之间有橙黄色,遇见类似的情况我们就不能断然地说某种理论是应该受到尊重的或是不屑一顾的,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但是,类似河马与紫罗兰这两样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就能够区别爱因斯坦著作的科学价值和维利科夫斯基的贡献。我们姑且承认爱因斯坦可能有错误,而维利科夫斯基可能有正确的东西,不过这种可能性极小极小,但是这个连续统的两个极端差异是如此之大,因此我们有理由可以称呼其中之一为科学家,而称另外一个为伪科学家。

  福特本人想必也很清楚,这条界线是可以划出来的。他在他写的一本书里仔细说明了他为什么不提圣诞老人。他写道,“我对于论据是很严格的。我没有看到有关在雪地上、屋顶上发现走向烟囱去的神秘足迹②的记载或所谓的记载……”。缺乏论据,福特因此倾向于“排除”圣诞老人的说法。

  《野性的天赋》一书中有一节非常有趣。福特在这一节中,反对报纸上的这样一则报道:有一条狗说了一声“早安”后,便在一片淡绿色的薄雾中不见了。使福特费脑筋的不在于狗能说话一节,因为在他搜集的剪报中有许多有关动物能够说话的材料。使他伤脑筋的是狗居然在淡绿色的轻烟中消逝了。于是他说,“你讲的那只狗的故事骗不了我”。但是,他又表明说,他所以要划这条界限,只是因为每个人总得要在某些方面划划界限。他非常谨慎,不用真实和谬误这样的字眼来说明这条界限。

  也许,我们对于福特的言论过于认真了,因而又在另外一面上了他的当。福特绝不是一个无识之辈,因此,他在现代量子论中的“测不准原理”这个问题上发表的议论,表明他对这一论题有深刻的理解。反对电子运动是“随机的”这种认识,目前是不合时宜的。可是,福特的嘲讽和对爱因斯坦与罗素提出的比较专门性的批评意见,却是一致的!即使福特在科学方面犯了一个他过去偶尔犯过的愚蠢可笑的错误、也很难判断说,他是故意犯的还是由于知识欠缺。

  说来奇怪,福特对于科学幻想小说没有没什么兴趣。没有迹象表明他读过一句这样的小说。也许,这正可说明为什么他的种种猜测虽然有趣,但却并不是特别有独创性的。例如,他提出的星体有一个转动的壳,是一个很笨拙的创造,而事实上,一个意大利的偏执狂者早已经提出来过。有人常说,福特对于现代科学幻想小说有着强烈的影响,但这似乎是夸大其辞。不错,大约有12部小说和几十个短篇故事是根据他的一些想法写成的。但是,这些著作与其说是科学幻想小说,不如说是形形色色的离奇故事,象“远距离传物”这样一些福特派的术语已成了科学幻想小说的主要特点。但一般说来,事实证明他的那些想法太平庸,无法构成故事的情节。德莱赛曾经有一次试图要H。G。威尔斯相信,福特的著作中含有写作科学幻想小说的素材,但却没有成功。威尔斯从来就认为福特的那些猜想,不过是以科学为题的胡说八道。

  福特协会何以能够继续存在,使人难以理解。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大多数公民对于科学都有清晰理解的时代,那么保持一个组织来向科学家们提醒他们不足之处,这可能是有意义的。售书亭上摆的那些星卜学杂志,还有维利科夫斯指的书籍的销路,都足以说明我们与这样一个时代还相距甚远。

  1931年大有可乐之事。现在,福特协会的杂志《持疑》竟仍在仍延残喘,这场笑话本来应该和福特一起下葬的。这个杂志不过是用来颂扬福特派的陈辞滥调,报道那些并不可笑的新闻,刊登福特遗赠给塞耶的那些毫无价值的笔记。它最近对扁桃体切除术和活体解剖的攻击,特别令人反感,而且毫无幽默可言。至于编辑在报导中常常掺一些与福特派理论毫不相干的政治偏见,那就更不用说了。

  就是那些被福特协会提升为“科学家们”的人,大多数也很平庸,缺乏创见。举例来说,艾尔弗雷德·德雷森少将是福特派人物中仅次于福特本人的第二号人物。德雷森在上个世纪的下半叶,曾在英国伍尔威奇的皇家军事学院任教授。他解释地球的冰河时代是由于地球的轴心倾斜所致。“德雷森的假设”在英国,特别是在军界十分盛行。德雷森自己花了许多钱,出版了不少书籍和小册子,对于正统天文学反对他的见解一事,耿耿于怀。福特协会会员、已故星占学家艾尔弗雷德·贝利1922年出版了《德雷森问题》一书。福特协会目前又在出售这本书,以备万一有人要探讨这位少将的理论之需。

  近几年来,在教育界的上层人物中间出现了一个虽然不大,但可以看得出来的福特派倾向。这种倾向的出现,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宗教的正统观念的复活,部分原因则是由于对原子弹的不满。它在哈钦斯—艾德勒的名著运动的某些部分里表现得最为敏锐。诚然,这个运动的一切都不是以官方形式出现的,但是,如果你认识许多“名著”的教育家们。你就会对于这一事实感到惊异:他们之中的多数人都把科学家们整体看作是愚蠢的一群。所谓愚蠢,是和人文学科的教授们,特别是和积极从事“名著”工作的那些教授们比较而言。

  在哈钦斯—艾德勒主编的54卷一套的《西方世界名著》(1952)中所收集的科学“经典”,其时期之远,内容之专,除对于专门研究科学史的专家有参考价值外,对于其他读者则几乎没有什么意义。正如哈佛大学科学史副教授伯纳德·科恩计对这套书写的一篇书评(载于1952年9月20日《星期日评论》)中所说,“这个集子中收集的科学名著,只具有一种考古学方面的价值。不仅象地质学这样的领域被忽略,而且最近两个半世纪的全部重要科学思潮,也几乎没有得到反映”。

  罗伯特·哈钦斯的教育主张,在安纳波利斯的圣约翰学院中的实践极为成功。的确,他们在科学方面大有一番作为。学院的课程表皇皇地显示出,他们要求的数学课程和实验室的实验,比任何其他学院都多。而且,甚至还自命不凡地列出了学生使用的全部仪器,象指南针、两脚规和尺这样一些用具也列上了。但是,由于把重点放在了过去的科学史方面,因而剩下来用于坚实地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时间也就无多了。

  英国化学家安东尼·斯坦登(现为美国公民)1950年写了《科学是一头神牛》这本书,大肆抨击“唯科学主义”。斯坦登曾于1942年至1946年在圣约翰学院任教。根据《天主教世界》(1950年2月)的说法,斯坦登的这段教学经历,“最后终于使他皈依教会”。

  斯坦登认为,现代的科学家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说,过于自信、骄傲自大、自命不凡,并不象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高明。人们相信,象莫蒂默·艾德勒和罗伯特·哈钦斯这样一些燃烧着崇高热情的教育家们,是谦虚的,不摆架子的。约翰·杜威由于提出文明的未来全靠科学观的普及,因而受到人们的责骂。希莱尔·贝洛克③不是就对我们说过,科学越普及,世界越糟糕吗?(本书在第十一章中对贝洛克的科学知识略作介绍。)

  斯坦登对于亚里士多德也作了类似的鼓吹。这位希腊哲学家所以正确,是因为他说重物体下落时比轻物体快,因为空气的阻力对于重物体的影响较小,为什么要对伽利略那样推崇呢?而且,伽利略并没有在比萨斜塔上投下他的那两件重物,那是在另外的某个塔上投下的。斯坦登并没有对我们说,亚里上多德是把落体的例子作为一种纯属荒谬的证据来用的,他要证明不可能有真空存在。

  斯坦登告诉我们说,“科学的首要目的是通过上帝亲手做的事认识上帝,赞美上帝”。社会科学家们太愚蠢了,居然认为他们能够发展一种不要神学的伦理学。生物学家们试闻使我们认为进化是一种经过各个阶段的缓慢过程;而事实上,同样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进化是跳跃式的(斯坦登在这以没有透露他的内心动机。如果说进化是跳跃式的,那么,人就能够有与动物截然不同的灵魂)。当一个生物学家高谈阔论,胡说什么动物生活的根本目的是寻求舒适,“对这个问题的必要的和充分的答案就是‘一派胡言’。”

  斯坦登作出结论说,“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提防着科学家们,务必使他们不致把什么东西强加于我们。”查尔斯·福特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如果没有人对天文学家们说的那些问题进行查考,进行检验,他们就会随心所欲地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了。”

  斯坦登写道,科学“就是我们时代的大神牛”。如果说科学家们对此还有一点点幽默感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对科学俯首膜拜是多么可笑。不过,人们怀疑科学家们是否会对福特所说的牛感到多大的兴趣。1899年5月25日《多伦多环球报》登载了一个故事说,一头牛生下了两只羊羔和一只牛犊。

  福特评论说,“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否会使所有的人感到吃惊,但是在一位合乎标准的生物学家看来,如果我要对人说有一头象产下了两辆自行车和一头小象,也不见得更加荒谬。”

  可怜的老福特!

  喂,飞向空际吧!


________

  ①高康大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所著政治讽刺小说《巨人传》中的主人公。——译者

  ②西方传说中圣诞老人是从烟囱进入人家屋里的。——译者

  ③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1870~1953)是出生在法国的英国评论家、诗人。——译者





第五章 飞碟


  查尔斯·福特于1932年,即飞碟热开始以前15年去世。他没有活到亲自目睹这种疯狂的情景,颇令人惋惜,因为在诸多方面,这种狂热正是纯福特主义的一个胜利象征。天空中出现了神秘的物体。这些物体使“官方”和“科学界”都无法对之作出解释。福特派发明了一些荒诞不经的假设出来解释,一般老百姓以及那些貌似聪明的作者和编辑,也在认真地加以讨论。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福特本人曾收集了成百条关于天空中出现神秘的光和物体的剪报材料,并且对其在地球以外的来源作了详细的推测。但是,首先让我们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对有关飞碟幻想史中出现的重大事件,简略地加以叙述。

  事情是在1947年6月24日星期二突然开始的。爱达荷州博伊西城的一家消防器材公司的老板肯尼思·阿诺德正在华盛顿州的卡斯卡特山区上空驾着自己的飞机飞行。阿诺德过去是北达科他州全州的足球尖子,35~36岁。他在用自己的飞机运送防火设备。在飞近雷尼尔山脉时,他看见9个圆形物体排成斜线,在离他的飞机不到25英里的距离内高速飞过。他估计它们的体积比一架DC 4型飞机稍小,因为这时正好有一架这种飞机飞过。阿诺德后来写道,这些东西飞行时“好象连结在一起”,“飘忽不定地”在崇山峻岭之间“疾驰而过”。

  阿诺德在俄勒冈州的彭德尔顿城对一位记者说,这些物体“飞行时就象抛出碟子掠过水面一样”。第二天,各家通讯社便把这件事传遍全国,用了“碟子”这个字眼来形容这些物体。实际上,阿诺德原来的说法,并没有把这些物体的形状说成象碟子。但是,这个字眼不胫而走,而飞碟的狂热也传播开去。全国各地的报纸连续接到激动的人们打来的电话,他们在各自的农场、村镇和城市的上空看见了“飞碟”。这些故事绝大多数在很少经过查证或完全未经查证的情况下便在报上发表了,在电讯中传开了。如果目睹者没有使用“飞碟”这个名词,当地报纸或通讯社的特约记者就把它加进去;如果通讯报道中没有提及“飞碟”一词,收到电讯的报纸,很可能就在大字标题中用上这个词。不到几个星期时间,飞碟的新闻便在美国各州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伊朗传开。

  新闻报道中偶尔也出现其他形状的天空飞行物。有的形状象火球、蛋卷冰淇淋、飞毂盖、汽车轮胎,或是一个雪茄旧的无翼飞行器,上面有一排排闪着亮光的窗子,橘红色的长排气管在机腹处喷出蓝色的火焰。戴维·劳伦斯在他的《美国新闻》中透露说,这些飞碟是美国的秘密飞机,“是直升飞机和高速喷气飞机的结合体”。沃尔特·温切尔根据内部消息说,这些奇怪的大浅盘子是从苏联来的。安德烈·葛罗米柯用罕见的自信口吻透露说,这些飞碟可能是苏联的一位掷铁饼者投掷出来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力量。

  3名军人在调查飞碟中送了命。第一次悲剧是在最初发现飞碟后不久发生的。阿诺德看到一则报道说,一个形状象汽车轮胎的离奇飞行器,在离华盛顿州的塔科马城附近海岸几海里远的毛里岛上,喷出了熔岩似的大石块。阿诺德飞往塔科马去进行调查。他在路上突然又发现另一群大约有25个琥珀色的小型飞碟(直径2~3英尺)。

  整个毛里岛的事件,事后证明是一个骗局,是两个想向惊险杂志出售假故事的人精心编造的。这两个人最后全都承认了。但是,阿诺德却对这个骗局深信不疑,他打电话向加利福尼亚州汉密尔顿菲尔德的美国空军情报处作了报告,于是两名军官被派飞往现场。在返航途中,他们驾驶的B-25轰炸机的左发动机起火。同机两名士兵奉命跳伞,安全着陆,11分钟后,飞机坠毁,两名军官摔死。

  根据阿诺德几次对这次事件全部经过的瞎说,这架飞机载有一小盒这种神秘熔岩的样品。但是据报道说,从飞机残骸中没有找到这个盒子的下落。阿诺德问道,“难道说这两个人在他们驾驶的飞机坠毁以前就已死亡,因而他们的飞机失去或完全失去了控制?”在他的有关飞碟的全部著作中,流露出他怀疑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和阴谋,在阻挠他为揭露真相所作的努力。

  第二个悲剧,也许是飞碟热的历史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这个悲剧是1948年1月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附近的空军基地发生的。人们发现空中有一个圆形的白色物体,于是空军上尉小托马斯·曼特尔使驾驶一架P-51战斗机起飞追逐。这个物体迅速上升。曼特尔跟踪上升到18000英尺时,向地面报告称,“爬高至20000英尺时,如无法接近,将放弃追逐”。这是他发出的最后的汛息。很明显,他在这样的高度上晕眩起来,因而在上升到30000英尺左右时,飞机便不幸地垂直下坠。

  起初,军方认为飞碟热不过是人们的一种错觉,因此未予理睬。可是,有关飞碟的报道日复一日不断地传来,空军便设立了一个“飞碟项目”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15个月后,他们报告说找到的证据,只能说明这是一种骗局、错觉,或者是把气球等人们熟悉的空中物体错说成了飞碟。其后,杜鲁门总统也正式否认军方正在从事制造类似飞碟形状的航天器。

  1951年2月,空军研究署散发了一个关于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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