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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牛顿的上司彼得·杰金斯是斯库德—史蒂文森—克拉克基金国际业务部主管，他还是证券交易商协会机构委员会主席。被得与多方交易商霍利·斯达克这位多尔顿一格赖纳一哈特曼一马厄公司的副总裁，一道推动着市场演变，在投资基金的爆炸性增长中让金融界刮目相看。他们还是促进市场规则变化的先驱。这两个人都涉足政治，都是有影响的人物。两人连同投资者研究公司的哈罗德·布莱德雷，时常在证监会游说，起草各种文件，发表讲演，让公众意识到多方力量的壮大，意识到他们的新要求。所有这一切都能改变游戏规则。在多方看来，这些规则以前都是偏向空方的。
今天的多方交易商手里掌握着庞大的资金，因而他们得看准大买卖。10年前，多方的头寸不过几千上万股，如今则是数百万股。这就造成了一个寻找流动性的问题。钱很多，但流动性不够。这么说有没有道理？大机构认为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一古脑儿都想同时买IBM的股票，然而却找不到有足够多的票的空方。
这样一来，每天早上多方交易商都要坐下来解决这个难题。他们要决定在哪个市场去买卖证券。以前只有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中心市场可供选择，现在有了为小公司服务的NAS—DAQ，于是他的选择多了一个。当非证交会成员的公司也开始买卖股票时，他们的选择增加为3个。于是这些多方交易商可从“第三方”购买。
大的经纪公司提供一种被称为“楼上”的服务，为多方提供大额合同。戈德曼·萨克斯公司，摩根·斯坦利公司和所罗门兄弟公司，都开始运用手头的资金与多方迅速达成交易，为市场提供流动性。在实际操作中，多方会在他们需要时跟任何一方做买卖，只要成交额较大，价钱划算就成。他们最看中的是流动性。他们想立即获得流动性，立即成交。如果英斯汀网络有他们需要的股票，‘他们就去那儿购买；如果机构交易投资系统（POSIT）有流动性，他们就去机构交易投资系统进行交易；若交易大厅有流动性，就去交易大厅做生意；若需经纪人来做一笔大买卖，就去找经纪人。多方交易商的选择越来越多。
选择多方一方面是件好事，另一方面又让多方交易商的日子更难过——他们必须决定选择对象，同时还得密切注视所有可能的选择对象的动态。市场细分能使事情变得更复杂。随着机构交易投资系统、英斯汀网络交易系统以及布鲁伯格这类的交易体系的出现，交易商能通过电脑直接操作。交易商身处纽约证交所大厅，当他注意到英斯汀网络交易系统上成交股票比市场上的价钱更划算，他就会取消纽约的订单，掉头转向后者。电话十分重要，交易商手边的电话不计其数，一条电话线就是一条生命线。这样，不仅多方的选择在增加，市场运行速度也在加快，市场也更富有变化。交易商们随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捕捉到机会，抓住就不放手。
当然，采取哪种操作方式取决于你的交易策略。不同的交易商的交易方式可能大不相同。要是某交易商想用高存椒，他就会找纽约的投资技术集团公司（1TG），请那里的“量子们“设计一个程序，自动根据投资组合的参数交易。用最简单的话讲，你得让程序清楚什么时候进行交易，如何操作这些交易。程序可以设计得来满足人的需要，实现攻守兼备，自动运行。它能同时处理100种甚至1500种股票。通过Unix操作系统，高效迅速地进行计算，接收信息，处理信息，形成交易单，处理交易单并发送给交易大厅。这种程序还具有特殊功能：比方说在卖单涌出时暂时不买，一旦卖单枯竭时就大口吃进。
若搞人工交易，想买30万股，你就打电话给经纪人。经纪人清楚怎么应付大厅里的情况。要是他发现卖家太多，就会稍等片刻，待价格回落再出手。
如果你是个大基金交易商，想买几百万元的股票，同时也想卖几百万元的债券，你就不可能亲自观察各股的情况。你不得不使用电子系统。你可以通过超点阵（Super Dot）系统把订单发给纽约证券交易所。你还能使用别的电子交易系统，如英斯汀网络交易系统或机构交易投资系统来办这件事。
随着资金象雪崩一样压向他们的交易桌，多方交易商不得不辟新路。有的就用“一篮子交易”方式来应付。这是一种系统交易方法，同时买进卖出好几种股票与证券，成交额可达数亿美元。交易商之所以要用这种方法是想让股票迅速出手，以便为新的买卖筹资；或是新入市的资金必须立即投入运行；或是想重新组合投资。由于能高速度完成买卖，交易商就能更快地从市场中调出资金，另行他用，或是满足客户对套现的需要。如果没有高科技手段帮助他们分析风险，分析流动性和动荡程度这些“一篮子交易”的基本特点，也就不会有“一篮子交易。”运用电子交易系统，两家机构能直接交易，只支付一笔服务费。彼得、霍利及哈罗德都是电子交易系统的热衷拥护者，因为这样有利于掩盖他们的身份。由于这些人成交量巨大，要是哪个经纪人知道是这些公司在做买卖，他就会先发制人。因为一笔大额买单将抬高市场价格，这不仅会使交易商的经营业绩受损，最终还会让个体投资者蒙受损失。走漏风声或是让经纪人猜到他们的动向都是麻烦事。搞大买卖的人如果不隐姓埋名，大机构就无法以最合算的价格成交。1996年由证券交易商协会国际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中，78％的受调查的多方交易商经常使用电子交易系统，如英斯汀网络交易系统等。彼得这样讲：
科技的进步使得多方交易商距交易现场更近。通
过英斯覆网络交易系统以及布鲁伯格电子交易系统，
我就能入市报价。我的报价在瞬间摆在了千万名交易
商面前，只要这些人有英斯汀网绢交易系统。我能直
接入市买进，这对于多方交易商来说是如虎添翼。我
的英斯汀网络交易系统系统就是我的经纪人。我有我
的方法，不需谁告诉我该怎么做。同时纽约证券交易
所也令电子输入订单更为容易。交易大厅做了很多努
刀使订单操作更为简便，助多方一臂之力。
’
由于多方的钱大量流进流出，市场的起浮更快，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加动荡。交易商必须紧盯行情，运筹帷幄。1997年1月发生的事就是个例子，这个月小投资者投给了共同投资基金24亿美元，是1996年12月的两倍。水涨船高。浪高不仅意味着多方的大量购进能拾高价格，人们也能预料实际成交量的上升。
交易商也紧盯那些大炒家的动向。他们能在电脑显示屏上捕捉到不同寻常的成交量变化，以及异样的交易行为。要是一家金融机构察觉到另一家机构在大量买进卖出，它可能也会效仿——当然有时也可能先按兵不动。例如，若一些“重量级”投资者或交易商明显地在某个股上做文章，市场异常动荡，交易商就会坐到他的电脑面前调查分析。他不仅能立即查到可疑的成交量、成交价、交易记录的具体情况，还能立即从证监会档案中查出买主是谁。
从买主名单中．交易商能迅速判断这些人是不是那些市场风云人物。若答案是肯定的，他得更加关注该股。这时，这个交易商就会被迫立即做出决定：是“随波逐流”，还是反向操作，还是坐等着这些人操纵股票。若这位交易商手头持有这种股票，而大炒家又令行情看跌，他就大难临头了。
一旦大炒家看准某个股，决定抛售时，其效应是成倍的，50元一股的股票可在一天之内跌至7元一股。共同投资基金的交易商会不会趁低价买进呢？也许不会，因为第二天还可能跌到3元，亏去一半。当大炒家在某个股上做文章时，散户们就好比是聚光灯下的兔子，惊恐万状，不知所措。从另一角度来看，若散户仔细研究大户走向，猜测正确的话，他们就可以乘风破浪而不是葬身鱼腹。
由于科技发展及资本扩大，多方势力大增，空方不再像以前那么走俏了。霍利对我讲，他只在迫不得已时才同空方打交道：
我们并不象空方想像的那样依靠他们。空方争辩
说他们提供了资金，给交易提供了便利。然而就今天
机构的头寸而言，一个经纪人是不太可能有足够的资
金来满足其需要的。
于是你需要经纪人来帮助你物色成交对手。空方
干这个并不十分在行， 因为他们不愿付出太多的劳
动。有时，你会找错了对象，价格也会受到不利影
响。于是你干脆亲自出马找卖家。这种方法是最理想
的。你若不想暴露身份的话，就用英斯汀网络交易系
统。
是否是空方明星正渐渐暗淡呢？鲍勃·施瓦茨这位纽约大学的金融教授的见解如下：
多方是大赢家，空方不输也不赢。这完全是出于
科技进步。你不能为生产马鞭、马车的人感到忧伤。
你怎么可能有让这些人在一个汽车时代仍然欢天喜地
呢r问题在于随着共同投资基金的发展及成交量的猛
增，经纪人所需的临时成交资金也急剧膨胀。过去的
风云人物古斯·李斯和杰伊·佩里斯可能会对他们的公
司时下的头寸实力惊叹不已。
彼得说：
交易流向偏离了空方。空方之所以能在过去垄断
市场是因为他们手头的资金。要知道，他们用这些资
金来为多方的购买提供便利。现在假设我有350万股
股票，不管是买是卖，我要做的都是向我的股票要成
效的地方打电话，告诉我的成交方。这点正是多方的
威力所在。经纪人如今没有那么大的资金保证成交。
要是他们真的大量买进，这会在空方的账户上构成大头寸，筑成大风险。
另外还有一些原因令多方更为强大。1975年5月1日是多空双方力量变化的分界线。游戏规则变了，固定佣金制被取消了，佣金从40美分一股跌到了15美分，现在大约仅为5美分。从那天起，买方不断压低交易费用，造成空方盈利下降。多方之所之如此注重降低交易成本，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转变：今天的世界已是一个人人都能获取信息的世界了。透明——没有阴影，无秘密可言——这意味着单个交易商在信息方面的优势也消失了。于是，他就不得不另辟路径来提高自己的经营业绩。
对于空方而言，这无疑是个重创。有保障的佣金一去不复返，交易的内涵今非昔比。空方正积极努力想方设法减少损失。克里斯·安德森指出，在1972年有23家次一级的投资银行，4年后只剩下3家了。
这好比是有人在盒子里扔了一枚炸弹，受伤的多
为合伙性银行。3年来事情就是这样的。过去受固定
佣金保护，这种好赚的钱让他们忘记了究竟附加价值
是什么？
尽管作用变了，但空方仍然认为多方需要空方。埃里克·森伯格是这样回应霍利的评论的：
他们需要空方的原因在于，若戈德曼·萨克斯要
在拉尔夫·勒伦股上做一笔买卖，投资组合经理就会
对手下的交易商说：“我要这个股票，20万股。”这
就是为什么多方需要我们的原因。试问，多方到哪儿
去弄这么多股票？这也正是为什么新股发行特别重要
的原因，这是空方业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斯汀
网络交易系统也不是万能的。这种电子交易系统只会
在交易一方已存在的情况下才有用。若没有这一方，
除了等之外你毫无办法。你不能通过电子系统逼别人
干他不想干的事。
由于买卖双方不可能总是配对成双，你就需要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就是空方。福特基金会的琳达也看好空方．她说：
就我们而言，我们通过空方做成了好一些买卖。
但我们仍得同华尔街保持友好，才能获得分析报告。
我们并不是股市中的宠儿，为了吸引注意，我们得善
待空方，空方也一报还一报。
在伦敦，多方交易商更为主动，声势也更浩大。英美差距颇大，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伦敦比起纽约来是小巫见大巫。纽约云集了数以千计的基金，竞争激烈，资金雄厚。让我们先来比比两个城市的规模。以美林银行这家美国公司为例，在私人客户一个部门，其雇员就多达三万八干人，包括销售人员与后勤人员。这比整个伦敦私人客户业的从业人员加起来都还要多。美林银行的私人客户有7500亿美元的资金，这是英格兰银行储备的两倍。
尽管规模与资金差异很大，伦敦多方的变化象镜子一样反射出美国多方的演变。阿伦·内利是伦敦外国与殖民公司的首席交易商，就是一个空方改行当多方的例子：
我在一家经纪公司工作了6年，我的薪水与收益
紧密挂钩。在我改行当多方时，大部分交易商在很大
程度上仅是接收订单。现在情况已大有改观，多方越
来越强。薪水在涨，我们在公司里的地位也在上升，
这一点可从许多多方交易商已成为部门王管上得到印
证。阿伦认为伦敦多方交易商的变化源于美式交易法
的影响。
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咨询专家说服了公司建立评估机制衡量交易商业绩的结果，这种机制推动着美式交易法的发展。这样一来，一家机构就能同其竞争对手有所比较。这当然会加大压力，压力促使空方的作用从中介转变为增值。阿伦还为行业增值工作。1994年3月，他成立了机构交易商集团，该集团同政府部门及证交所举行会谈，反映交易商意见与市场可能出现的变化。亚伦还是伦敦国际金融信息交换委员会的主席。该组织是个信息库，活跃于行业论坛，研讨交易电子化及计算机化。阿伦相信，同他的美国同行一样，电子科技也会促进伦敦证券业的发展：
伦敦的股票交易发生了变化，我们引入了股票交
易电子服务系统。这是一个由订单启动的系统。比起
1986年的‘大革新”，这项改革将对市场运作方式产
生更为深刻的影响。交易涉及的中间人越多，成本越
高。一端最终用户需要尽快找到另一端最终用户，这
样才能尽可能地降低成本。电子交易能给我们提供这
种不需中介的服务。在键盘上敲击几下后，你就能在
报价范围之内很快找到成交方。电子交易能使你的买
卖不受市场影响。尽管电子交易系统并非万能，但我
确信我们会越来越离不开它。
行业内将会有更能干的人。这些人懂电脑，能用
结构性的定量方法分析风险。人们必须清楚伦敦买方
交易商也在转变观念以及交易的方式，因为若这些人
不能只按市场的现状来预测将来，否则他们就大错特
错了。
《华尔街写真》
＇美＇希拉里·戴维斯 著 曹德俊 付涛 肖荣 张放 译
第十一章 败家之徒
1994年，基德·皮博迪基金的一名年轻债券交易
商约瑟夫·杰特伪造一笔交易，造成的后果是：该基
金会损失2．1亿美元。
日本大和银行的另一位交易商筑成了11亿美元
的亏损，然而他的上司还伙同他掩盖事情真相。后
果：大和银行被驱逐出美国市场，所有在纽约分部工
作的大和员工丢了饭碗。
当一名交易商行为不轨时，情况会怎么样呢？
1995年2月，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面临困境，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终于发生了：巴林银行摇摇欲坠。
英格兰银行行长埃迪·乔治是巴林银行主席彼得·巴林的好友，深感“道德危机”迫在眉睫。乔治清楚，要是他忽视严峻的现实，援助巴林银行，就等于向伦敦所有银行发出一个信号：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央行会给你们收拾烂摊子。这好比是在一艘正在迅速下沉的船中不断向外排水。另外，乔治深感忧虑，要是筹不到解救巴林银行的紧急贷款，国际金融市场就有可能面临一场机构风险。
乔治面对声名显赫的巴林银行即将倒闭的残酷现实，感到十分为难。巴林银行是伦敦一家最古老的商业银行，它比起它曾给予贷款的大多数企业及政府机构都更历史悠久。二战大空袭和无数次金融危机巴林银行都挺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