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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商都可能是最乐观的人，同时也怀疑一切——尤其怀疑政客与公司的管理阶层。
他们如何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的？他们一旦没有信心，就会把手中的相应的票给抛出去。一旦他们看出大势有望激涨，他们就会大把买进。他们对经济增长和企业的发展兴趣最大，因为这些与他们的生意息息相关。他们中相当多的人认为，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越少，经济就越繁荣昌盛。
这些自由市场的斗士们在经济的第一线冲锋陷阵，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让外界感受到他们的意志。以后我们将介绍这些人的来龙去脉，看看他们是怎样从默默无闻之辈，跃上权重一时的宝座的。
《华尔街写真》
＇美＇希拉里·戴维斯 著 曹德俊 付涛 肖荣 张放 译
第四章 一代天骄
在我涉足这一行的时候，一天能成交400万股就
已经是天量了。到了1966年，我们一天就要成交4．5
亿股。技术的威力韦人叹为观止。
——比尔·约翰斯顿
“你上来吗？”
我的眼前一片昏暗，只能伸出手摸着楼梯的扶手往上走。抬起头来，我看见楼梯的上面那个招呼我的人身穿花呢衣服，头发蓬乱。他的模样好似一位潦倒的教书匠。在公园大街旁的一幢古旧的石头大楼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鲍勃·姆努欣。他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交易商，60年代便涉足证券交易行。他的主要功劳是开辟了机构大宗交易市场。机构投机者可在一张价单上买入或卖出巨额股票。
眼下，此人又在艺术界崭露头角。他经营着一家名为C＆M的艺术投资公司。这个公司专门在世界各地收购最抢手的抽象派表现主义的绘画作品，主要是马克·罗斯科、威廉·孔林和杰克逊·波罗克的作品。他和他的妻子还在康涅狄格的起伏群山中，修复了一座历史久远、华丽气派的乡村酒店——五月花酒店。
我进了他的房间，眼睛仍然无法适应暗淡的光线。墙上的卤素星灯映射着一幅幅油画。人们必须事先预约方能进来参观或购买。整个厅堂充满着一种教堂般的庄严气氛。
上了二楼，我们落座。举眼一看，全是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品。屋于里十分静寂。房顶很高，使我们交谈的声调变得有些古怪。这儿的安静与交易所里的喧哗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鲍勃居然从大学一毕业就呆在那种环境里，他怎么过下去的？我记得我当时就十分纳闷：
我在华尔街的交易市场寻找工作。那时的华尔街
并不像如今这样热门。当交易商的人，多半当过打字
员或电报员。还有的人连这种机会都没有。我毕业于
常青藤学校，会外语，要寻一份工作自然不难。我的工
资每周52美元（1957年），相当可观了。
证券市场上有史以来的最大一个变革是开始了大宗交易。在债券市场上，这种交易是存在的。所谓的大宗交易，指的是交易商不再充当中介，而是站在交易的买方或卖方一边进行交易。这种交易出现的导火线，似乎是1962年的“肯尼迪镇压”。当时；肯尼迪总统竭力劝说钢铁公司不要提价。市场对此十分反感。道·琼斯指数像陀螺一样的旋转。8天下泄100点，接着又在3小时内狂跌40点。那一天，纽约证交所创下有史以来的第二大天量。记录磁带跑了两三个钟头才完毕。当天，人们观察到，是机构投资者而非个人投资者购买的股票最多。戈德曼·萨克斯、奥本海默、史密斯·巴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都大举入市。
姆努欣当时在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当交易商。在交易的复杂性、规模及其范围都大到叫人难以置信的时候，机构交易出现应运而生。姆努欣从开始便卷入到这种交易中。交易额从当时已经够大的5000股直线上升。古斯·李维和鲍勃·姆努欣这两位交易商的功劳，不光使得戈德曼·萨克斯公司拥有了敢与机构交易商进行交易的名声，而且使得这种交易方式得以存在并沿袭下去。姆努欣师从于李维，此人坐在交易大厅的玻璃窗后面摇扇指挥：
古斯·李维是个了不起的人，称得上超凡脱俗。今
天，我懂得了耐心的意义，就是从他那儿学会的。一旦
我做错了，他就要骂我。我认为，对现在的许多人来
说，古斯·李维才称得上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交易商
先生”。是他率先搞起了机构大宗交易。古斯如果还
称不上是华尔街的最大套利交易家，至少也是一位极
其严肃认真的投机家。政府的监管措施将公用事业和
铁路证券分成了两个部分。你必须要有信用证券与保
证金，而目价格不同。你可以购买优先债券，并按这种
价格将其售出。当时是1945年。
古斯说，这样做好极了。但我把这些信用债券买
给谁呢？于是他向好些个机构打电话，对它们说，你们
应该关注这些票，它们的价格实在太便宜了。
有些票的价格低，但若无人问津还是没有用处。古斯·李维就老想劝人卖掉他们手中的一些股票，换出钱来购买信用债券。他想起了一个主意。凡是因为要买他手上的信用债券而出售的任何种类的股票他都悉数收买。鲍勃继续说：“这就是大宗交易的开始，是大宗交易的第一粒种子。”
古斯力图让他的推销术，在机构购买者那儿显得十分得体。他宣布将买下机构售出的任何股票且立即付现，而不是往常那样等一个月甚至半年。这样做增加了流动性，创造了一种令买卖双方都觉得十分顺利的环境。没有流动性的市场就没有交易，流动性对做成任何生意都必不可少。
我们将此作为增强流动性工作的一个部分宋对
待。在这些交易中，我们能找到买下他们的全部或部
分股票的买主，也能找到想买股票的机构，或者在两边
都建个仓。我们为此得到了相当多的佣金。有些人还
希望我们能管理他们的资金，在我们没有找到买家或
卖家时，这些钱便留在我们的账上，我们的佣金也不减
少。
有一天，古斯·李维与他直接指挥的伙伴一道共进午餐。当时，除了姆努欣还在餐厅，其余的人都走掉了。这时，进来了一位年轻的机构推销商。他对李维说，他要卖掉账户上的某支股票。当时，他们两个都觉得十分突然，因为他们还没有做过这么大的一笔生意：
拉里，你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向波土顿、费城
的所有入都打了招呼，我们真像一只高音喇叭：大家听
着，我们得到消息，有人要出售大笔股票，大得不得了，
有人愿意买吗？
古斯·李维掌管着好几家的账户，而且有几个年头了。由于老板不在，姆努欣便去打电话：
电话那端的交易商问我，你有多少股票？我告诉
了他。他回答说，我们有兴趣购买，但我不能主动出
价，只能听你们的报价。我说，这个没有问题。我马上
打电话给你们报价。
他给他的推销商拉里通了电话，询问股价。拉里几分钟后回电话，告诉了姆努欣他的客户的意思：
我们不能主动出价。我甚至不该告诉你我们有股
票要出售。可以肯定地说，我们不能先报股票的价。
姆努欣坐下来，想了几分钟，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件事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遇见过的荒唐事。一方是个机构，给他讲了有股票出售，这本来就不该讲这件事。它这样做了，却又说不能主动报价。另一方也是一家机构，有兴趣买股票，但仍不能主动出价。鲍勃继续说：
我在干什么？我很快明白，这件事实际上是，第
一，我是否有权去做，其次，我有没有勇气去做我需要
做的事？
上次卖的股票的售价是525／8。我对卖方说，我
要给你的佣金比上次的佣金少1／2点。52 l／8卖你们
的5万股股票。我出了价，心中暗自祈祷，上帝啊，希
望哪个机构能够说，我要买你们的股票。他很快回来
对我说，我以52 1／8的价格售出了你们的52400股股
票。
现在，我马上拿起电话，对那个机构的人说，阿里
斯，好消息，上次的售价52 5／8。现在，我有52400股，
实盘价是52 l／4。她对我说，别挂电话。我问她，要等
多久，她说，不太久。
天啦，时间过得多么慢。她终于回电话了。好的，
我们愿意以52 1／4的价格购52400股股票。于是，我
连忙对卖家说，听着，我有好消息给你。你不是有
52400股股票卖价是52 l／8么？你不会以这个价格卖
出股票。我让你有1／8点的赚头，买家出们是52 1／4。
他大为惊讶。我们把价一公布，所有的人都齐声
高呼。他们一下拥过来，我的意思是说，简盲像欢庆一
个重大的胜利。
古斯吃完午餐，把姆努欣召进办公室。他说他听到了RCA股票的事。他向姆努欣表示祝贺。姆努欣向他表示感谢，然后朝办公室门走去。他随后回过身，对古斯说：
古斯，我在想，这是否该这样做？你知道，我没有
人出价，也没有一个客户。是我自己在出价。如果没
有客户，我们就得自己把所有的股票都吃掉。能准许
我再做这样的事吗？
古斯说：“你无非是运用了你的良好的判断力。是的，我想我会准许你这样做。”姆努欣得出结论：
我就这样当上了交易商。因为，在这笔交易以前，
我不过是一名跑腿匠。
从60年代中期起，随着保险公司与养老基金开始从购买债券转而购买股票，交易的规模逐步增加。随着货币投机商的胃口变大，大宗交易也越来越多。市场热闹非凡。道·琼斯指数至1967年上升了45％。究竟什么东西造成这一局面，是货币投机商的需要与风格发生了变化，还是他们意识到企业是一种新型客户？共同的看法是两者同时造成了这一局面。在华尔街的公司每股可赚3角，于是几家有实力的公司便参加进来，调拨资金扩大市场占有率。这就是交易商开始赚钱的时候。
在资金委托之前，当一名交易商并不特别需要交易技巧。交易商充其量在发挥秘书的作用。从1929年股市大跌之后，华尔街的臭名声便一直延续到50年代。60年代始，纽约证交所的交易量开始攀升。大宗交易出现。机构开始积极地关注股市。它们研究工业集团，一旦他们认识到这些公司能把流动性带给他们，或者通过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能立即兑现，他们便能确定拥有那些最好的股票。及至60年代末，在纽约证交所的股票交易数量，就达到了1000万股。
那时，交易商仍然使用着相当落后的工具。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60年代意味着肯尼迪总统被刺与嬉皮士运动。但对交易商来说，那个时代的意义非同寻常——1967年出现了电话直接交易。交易点公司的斯坦利·罗斯当时在伦敦工作。他说：
1967年出现电话交易时，我立即懂得了技术可能
发挥的作用。当我们的交易室被电话线与世界相连
时，它在一夜之间就推翻了我们在50年代与60年代
大部分时间进行国际贸易所用的全部方法。你能想像
这是怎么一回事吗？还有，电传机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把我们与世界各国的资金相联，能用各种方法进行保
密，甚至还能计算各国的货币。
姆努欣记得，在纽约，他们除了用电话与股票行情自动收录机进行交易外，几乎没有用别的什么方法来开展交易：
机器上有一大卷纸，那卷纸带通过你的办公桌。
你坐在桌前，目光注视看眼前的纸带。一旦交易达成，
它就被传送到这台机器上，再打印到纸带上。
老交易商们说，他们只要一听到行情机转动的声
音，就能分辨出行情是否发生了变化。当机器运转速
度加快，纸带通过办公桌前的速度也就加快，声音就会
不同。此时，行情靠得住在发生变化。他们是靠听纸
带走动的声音来感知行情变化的。我就是从那个时代
过来的人。我目不转睛地盯住纸带，与纸带在进行交
流。
在60年代，商界开始学习使用电脑。电脑那时刚运用于商业运算。当时的电脑价格极其昂贵，而且体积庞大。1962年伯纳姆公司安装了第一台电脑用于会计工作。1966年，公司拥有了第一台巨型IBM主机。在60年代的股市热中，由于交易量大增，经纪人手忙脚乱。没有电脑，经纪人就无法应付这种局面。进入60年代后期，200多家公司要么倒闭，要么被人兼并。原因是这些公司没有数据处理设备，更无能够用电脑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的人才。60年代后期，纽约证交所为了应付大宗交易，开发出了BAS系统（大宗股票交易自动化系统），用于大宗股票的自动交易。1969年，一个名叫“蓝屋”的交易室开始投入使用。
如果办公桌上不放一台电脑，工作起来就令人觉得紧张。从60年代过来的交易商开始谈论市场的神奇力量，谈论它的声音及气氛，它的种种玄妙之处。他们其实并没有今天那种叫交易商得益甚多的不间断的资讯，他们无非是在黑暗中摸索，或者用自己的激情去推动市场，对各种刺激作出反应。他们的交易风格本质上是一种直觉。对于电话的依赖，意味着必须要依靠一种关键性的技术。同时还要弄清电话那一端的交易商的手上掌握着什么样的王牌，以便确定自己能走多远，能不能吓倒对方，能不能引他上钩。因此，灵敏与聪明的作用举足轻重。
一些曾经当过邮差的交易商，一些曾在半夜打扫过清洁的人，只要脑子能胜任16位数的运算，能在眨眼功夫得出分数结果的人，都有可能走到交易商的办公桌边去学艺。一旦他们在市场上干得得心应手，他们就会获得众人的尊敬。当然，无论他们的才能如何出众，他们都很难进入公司的权力机构。
在交易市场初露端倪之际，交易商们就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些脱颖而出者开始控制了交易，进而控制了公司。姆努欣当上了首席交易员，继而成为公司的部门经理。然后成为合伙人，在董事会有了一把交椅。他最后在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管理委员会有了立足之地，但他仍然没有放弃亲自参加交易。
随着70年代一天天过去，“想法活下去”成为挂在每个人的舌头尖上的词。石油危机使我们在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消费指数翻了一番，通货膨胀如脱缓野马。“越战”开销更使通货膨胀雪上加霜。债券价格变幻无常，利率则跃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到了70年代的最后一年，竟然高达20％。紧接着，欠发达国家又出现了债务危机。从1969年到1970年，股票价格下跌了35％。固定货币利率被迫取消．货币随之实行浮动。1972年的商业一片萧条，美国经济也于1973年和1974年进入衰退。“水门事件”曝光，尼克松下台。1978年到1979年，通货再次膨胀，市场深受其害。每个人的脸上都刻上了愤世嫉俗的情绪。
于是，在1972年和1978年之间，证交行掀起了兼并浪潮。生意难做使各家公司只有走合并之路才能苟延残喘，挤出一条生路。金融市场的动荡，给交易商们送上了一份厚礼。在那个时代，他们还没有选择这个词语来表达他们的想法。不过，这种急剧变化给强者打开了一条道路，使之能走出困境。
在那个时代，强者开始崭露头角。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应算在三件事情的出现的账上。第一件事是，在1975年前，美国的买方给卖方的股票佣金，一直是个固定数。1975年后，佣金则可以通过讨价还价加以改变。讨价还价是个关键字眼，意味着交易技巧变得重要。
折扣经纪公司的发起人缪里尔·西伯特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埃里沙”来了。当肘，我们把“自亚当创世以来发
明的每件事都荒诞不稽”称为‘埃里沙。。这就是说，你
必须想法以最低的成本得到你想要的每一件东西，以
最低的成本办成每一件事。于是，在那个时候，专业的
交易商应运而生。
结果是能够预测的。一旦可观的固定佣金被取消，收入就会随之下降。不能适应这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