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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山崩地裂。在股市暴跌的曰子里，人们的情
绪也忽上忽下波动。个个斩仓出逃，保命要紧。大家
脑子里只有这个想法。
我敢说，比尔·约翰斯顿的日子也非常难过。因为
就在那一天，一些所谓的专门公司差不多濒于完蛋。
然而，市场体系还是挺过来了。．所罗门公司的头儿约
翰·古特弗雷奥给了交易伙伴很大的帮助。还助证交
所交易大厅里的交易商们一臂之力。他与证交所的管
理阶层共渡难关。当然，政府本身也在密切关注股市
事态发展。
可能在纽约证交所当交易商的那些人受的打击最大。比尔·约翰斯顿也是一名交易商。他现在则是纽约证交所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股市崩溃的那一天，比尔并不觉得有多么可伯，回到家里才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妙。明天他怎么还别人的钱？银行还会给他贷款吗？
那是1987年10月17日夜。在经历了一整天股价狂泄的折磨与混乱后，比尔回到家。在那一天，人们守在华尔街证交所门口，打探里面的消息。路边上，停满了电视台的采访车。车顶上架着巨大的抛物天线。电视记者四处乱窜，寻找他们的采访对象，他们认为的知情者，或者有话要说的人。世界末日论者开始在华尔街游行，标语牌宣称世界已经完蛋。
在交易大厅里，经纪人已经无法跟上交易的节拍。卖单如瀑般泄下来，令他们忙得团团转。依照交易规则，交易经纪人必须为他们代表的股票，建立一个“公平与有秩序的交易环境”，这就是说，当股票下跌时，如果没有买单，他们就得把股票包下来。于是，当灾难降临时，交易所的交易商们个个重仓在身。为此，他们必须要拿出钱来。比尔说：
1987年10月17曰是星期一。那一天收盘时，我
们手上的股票已经多得不得了。我必须要在10月26
日，即一周后付清所有的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的钱
一般只够5个工作曰的清算之用。如果不从银行贷
款，我就无法付清。尽管我可以使部分存货变现，但我
必须付清。
我连忙给伦敦证交所的朋友通了电话，想从他们
那里借钱。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见死不救的。我以前
也曾援助过他们。伦敦证交所的董事长约翰·费伦找
到联邦储备银行，请联储开方便之门。联储找到一些
银行，请他们出面解我的燃眉之急。我就是这样没有
被请出局。感谢上帝，一切全赖朋友们伸出的援助之
手。
股市还在下跌，只是跳水的速度有所放慢。这种情形还会重演吗？可能，它毕竟伤了人们的元气。在股市崩溃后进行的调查中，各种调查报告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它们纷纷提出建议，建立新的监管措施，至少应该做好对付各种情况的计划与准备。
有人把股市崩溃的责任归咎于电脑程序交易商（即大机构用电脑程序进行的交易。大机构同时购入或售出15种不同的股票，金额达100万美元，平均一天可有10％的赚头——译注）。在纽约市场上，每天至少有15个程序交易商在活动。他们的派头很大。这些人不搞投资，只在市场之间搞对冲套利。如果市场不利于他们套利，他们就要想法改造市场。如果期货相对于股票价高，他们就购进股票，做期货空头。反之亦然。他们的利润是两者之间的价差减去交易成本。这种套利行为从来就存在，且交易简单，十分直观。
而“程序交易”则是共同基金之类的大机构采用的交易方法或风格。他们通常所做出的决定，都是朝一个方向共同行动。例如，一齐动手出售股票。假如有34个基金经理决定将其拥有的400家股票的投资组合卖掉，那么就通过与纽约证交所相连的电脑，在几分钟内抛掉所有的股票。这是十分清楚的。一个普通交易商要在交易厅处理价值1000万或4000万美元的不同股票，会用相当长的时间，全然谈不上什么效率。现在，程序交易已经占到全部股票交易总量的10％到12％。技术的进步使得这种方式的交易大行其道。钱的影响力以及场外资金滚滚入市，是技术进步的动因。
比尔·约翰斯顿1962年开始搞股票交易。时年23岁。
我15岁那年，妈妈借给我一些国库券。以此作为
抵押，我开立了一个经纪人帐户，开始买卖股票。在我
小的时候，我爸爸在吃晚饭时，经常大谈股票的事。我
立下志向，大学毕业后就去华尔街工作。我想，这是受
了我爸爸的影响。
1964年，他成为一名交易商。1967年，他以交易商的身份负责5种股票。这些股票是：
大西洋城电力股票，橘城与罗克兰公用事业，旧金
山与圣路易斯铁路，芝加哥与东伊利诺斯铁路及克罗
格尔铁路。眼下，两支铁路股已不复存在，公用事业股
还存在，大西洋电力于1996年与德尔马电力合并。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充当交易商，搞双向股票交易。他居于一个拍卖市场的轴心买卖双方都以某一种价格汇集于他的周围。他一方面积极参与交易，一方面密切关注电脑屏幕上的各个市场的价格变化，因此能比别人快20秒做出交易决定。
如果你在交易市场上走一遭，你就会看见，交易商们站在他们的交易席位上，周围挤满了交易员，吵吵嚷嚷地买卖股票。在那个时候，他们都可能用自己的钱去平抑价格变化。一个好的交易商熟悉手中的股票，一如鸟儿熟悉天空一样。他们懂得市场的变化，懂得经济运行对市场的影响，懂得在什么时候出手，懂得何时手上的股票会成为众人追逐的对象。在过去的日子里，交易席是一个又高又圆的亭子，今天，这个亭子扯满通讯电缆，头顶上悬挂着电脑屏幕，有的屏幕直接与商务电视频道相连。
我不清楚比尔是否还怀念以前的那个交易场合。大厅里人声鼎沸，地上撒满纸屑，一片狼藉。现在，比尔的交易场所转到了经理区域，里面一尘不染，警卫森严。那里的一切称得上华丽，华丽的地毯，华丽而厚重的墙壁，高高的天花板，宽敞的过道。当人要进入总裁区域内他的办公室，就必须从一张很大的红木桌子前经过，桌上摆有一个水晶缸子，里面放满了色彩绚丽的巧克力豆。在左边，有一条长沙发，紧靠一条同样长的条桌，桌上放有两台电脑，电视则播放金融节目。房间里还有其他一些沙发，墙壁上悬挂着古画。
作为世界最有影响的市场里的一位外交官，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一位驻外代表，他需要一种静谧与平和的气氛来阅读他桌子上的各种材料，撰写向商界领袖发表演说时的文稿，拟定与各国政要保持接触的计划，以便让他们有兴趣与这个世界最大的股票市场保持联系。从一个交易商爬上今天的这种地位，比尔的生活与过去有天壤之别。他成功了。
每天清早，一辆豪华轿车把他送到健身房，他先在那里锻炼身体。接着，车子再把他接去与客户或公司的代表共进早餐，然后他才去正式上班。在过去，他得先去交易席，看看买卖单有多阳，打听他经手的股票有何消息。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先弄到手的。现在，他只需去一下RAMP指挥中心便一目了然，指挥中心监测着所有的系统的工作状况。
余下的时间是一连串的会议，包括拜会上市与未上市的公司的代表。午餐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通常在旧的交易所的楼上的午餐俱乐部与交易所的成员一道吃饭。有时，他也与客户一道，在最有绅士氛围的餐厅用餐。那间餐厅的一切都是老样子，同样是高高的弯顶，原木装修的墙上镶嵌着金叶。
如果你不尾随着他进入午餐俱乐部，你就很难领略到他在交易所的重要性。从他经过那座镶有铜板的立柱进入大厅始，有的人就对他闪身让道，有的人则拥上来与他握手，有的人则从座位上仰头上望，高喊他的大名，希冀目光相会。他十分平易近人，不无幽默，但他还是得拿出领导人的那种仪态来。
一天工作的结束意味着他要在下午4：00回到交易厅，擂响收盘的木槌。在收盘铃响起的时候，他那长有杂乱胡须的面孔，就会出现在交易大厅的阳台上。他喜欢出头露面，每晚他都要抽时间出去与客户或交易所成员共进晚餐，倾听他们的呼声。夏天的周末，他会戴着驾驶帽，出现在充满闲情逸致的曼哈顿的海滩上，以超过时限的速度开车兜风。
他爬上这样的高位，克服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呢？
我总是在与我认为的一种古老文化作斗争。人们
以比我想像的更为平和的方式在做生意。现在是后生
可畏，年轻人带着各种新鲜的观点在追赶老人。一年
前，我在我的公司的每一个层面都看到，年轻人在发挥
着更加积极的作用。他们所做的交易既快又好，大出
我们的预料。他们敢冒风险，善于冒险。对于股票交
易，他们并不那么冲动，不太容易“爱”上某支股票。一
旦他们发现哪支股票的走势有违他们的初衷，他们就
会出手。在我的公司，我就提倡这样干。
我不知道股票交易是否可以被人教会。从某种程
度上讲，它凭本能行事。如果你喜欢炒股，善于炒股，
就不要怕受损失，要接着干。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敢于
面对亏损。一旦事态出现转机，又回到股市中。
进入80年代，每个事物的运行节奏都在加快。电脑接手了过去最费时费事但又必不可少的工作——搜集信息。任何一位交易商或一群交易商，都没有想到电脑会把这项工作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快。没有电脑，交易商只能管理好有限的几只股票。有了电脑，他们就能有效地在同时料理多只股票，为公司赚更多的钱。若交易所里上千名交易商都这样做，你就会明白交易量何以会大增，交易速度何以会加决。技术造就了交易所与交易商都能得到的第三种力量。
在纽约证所变得越来越强大的同时，伦敦证交所则问题多多。在伦敦证交所上市的外国公司数量激增，到处都在盛行兼并，鼓吹合并，但入市交易者数量却在下滑。许多人认为，下滑始于1986年的“大革新”，股票交易从交易大厅移到电脑屏幕系统。老式的大喊大叫买卖法在一个星期内便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新型的电脑遥控交易。此外，第二年开始启用的新型“图努新股票交易系统”运行不良，也造成了一些问题。这套系统的性能曾被大肆渲染过，结果它带来的损失则相当惨重。
直到现在，交易所还安排了其他几套交易系统，因而对现在的这套交易系统构成了一种挑战。例如“交易点屏幕系统”就能立即向交易商显示伦敦证交所的最好报价以及他们的最好报价。这样，交易商就可进行选择。要么把自己的单传给伦敦证交所，要么交给“交易点系统”。前者市场广大，成交速度极快。后者费用低廉，成交速度较慢，因为只有出现了与你的价值相同的买卖对方才能成交。选择何种交易系统取决于交易商对于成交的急迫程度。
埃里克·森伯格非常喜欢伦敦证交所的那种喧哗。这个人有一副刻意修饰的外表，嗜酒如命，喜欢古玩。他是交易所一个令人可怕的人物，因为他太好竞争。他早期接受的是“大喊大叫训练”，当时这种方式，跟今天的电脑训练一样重要。
埃里克告诉我，他于1956年起就一直利用暑期为纽约的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工作。他的老板是古斯·李维。
正当我快返校读最后一学期的肘候，古斯把我叫
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毕业后有何打算。我对他说，我想
回来干股票交易。他说，好极了，正中我下怀。今天，
人们说，如果不写一个东西，嘴上说的什么都不算数。
他说是这样一个人，叫做一诺千金。
埃里克回到了戈德曼·萨克斯公司，坐进了唯一的一个空缺的交易席上。在他的身边是一个专门从事可转换债券的交易商。此人已经7l岁，在公司干了50年。埃里克当时只有21岁。那时不兴什么专门培训，所谓的培训只有OJT在职培训。于是，他就干可转换债券交易，一直干到1975年李维叫他接管公司债券的交易工作。1984年，他被调去负责“非美国证券交易”，后来又干外汇买卖、债券买卖、股票和期货交易。
这个经验丰富的美国交易商来到伦敦。他感到十分有趣的一件事是；伦敦进行的大宗交易方式，并不像他在美国纽约搞的那种方法。他把美国的交易方式带给了伦敦，多少也搞了一次“小革新”。
伦敦所谓的大宗交易是，当有人要出卖大宗股票
时，必须要给10％的折扣。我觉得这是开玩笑。我与
姆努欣一道工作，我经常对他说，这种交易方法全无道
理。因为如果有人在纽约售出大宗股票，假如他卖出
的股票比上次的少，或者比上次卖出的价低8％，你就
不会去做这笔交易。这种情形从1989年底一直延续
到1991年。
我们作为美国公司，很难理解一个客户，无论是想
买公司的1％的股票还是5％的股票，都必须要给出低
于市场价格10％的折扣的原因。我老是在问，这样做
怎么赚钱？当时把持着这种生意的公司是史密斯·纽
科特公司。他们精于此道。在我们到了那里以后，以
低于市场价格3％或5％的价格购入大宗股票，就等于
每天夜晚都有一个圣诞老爷爷到你的家门口一样不可
能。如果你卖不出去，你就大祸临头。
他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
有一天，拉扎德来找我，带来了埃塞维尔公司的大
宗股票业务。当然，对这支股票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
但我并不了解内情。我以为我们可以独占这支股票，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每家公司都把矛头对准了我们。
当时是1991年，客户们都知道这支股票在出售，我们
则没有向任何一个人泄露消息。我们被告知，不得向
外界披露机密，然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却已经四处活动
收购这支股票了。
我们实在不明白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一天
多的时间里，股票便从77盾下跌到71盾。我搞不懂，
只能对自己说，有人在搞鬼。
我以上次售出的这支股票的价格购买了大宗股
票，我以为我并未与人竞争。然而事后我发现人人都
在做空。因为他们的惯常做法是先做空，然后再买进
股票，因为他们预测，他们最终会以更低的价格买进股
票。我们则从不这样操作。在美国，如果有谁这样干，
那就非进监狱不可。美国以外的情况就不同了，我想
他们这样做是合法的。总之，我购的股票占公司的股
份的10％。
这支股票在伦敦交易，我从纽约向伦敦的一个交
易商打电话，对他说：“现在，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叫做
CBOT。”许多入认为，CBoT是芝加哥交易所的缩写，
其实，我这里的意思是案板上任入宰割的肉。
我下令：“购进xxx股”。接着出现的情况是，股价
立即从71眉上升到77眉。由于人
人都空，因此我控了盘。
这支股的流通数是6亿，是很大的一支股了。
他越发神情焕发：
另一支干得不错的股票是法国的路易斯·维东公司股票
。维东家族想与阿劳德公司分
开，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想，维东是个聪明人，然而，他们都不再想经营公司。
我也有一些怠倦，不同之处在于，我的竞争性太强。
我以市场价购了股票。我还了解到，给路易斯·维东公司
当咨询的那个人，告诉维东家族的人说，他们必须拿出2000万
元放在桌上，原因是市场报价就低了10％。真是疯了。总之，
这是一场相当大的交易。
我买下了这个公司5％的股票，而且还得在市场上收购1％
至2％的股票，因为每个公司都在抛股。后来，我们的主要竞
争者都预售了股票。他们到世界各个市场买这支股票。股票下
跌，我以上次的价格购进了股票，他们则在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