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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派的是舍利弗，不是阿难。
《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三：
舍利佛！汝往调达众中，作是唱言：“若受调达五法教者，彼为不见佛法僧。”舍利弗言：“我昔已曾赞叹调达，今日云何复得毁訾？”佛言：“汝昔赞叹，为是实不？”答言：“是实。”佛言：“今应毁訾，而毁訾亦复是实。”（22，19a）
这里也是舍利弗。
《十诵律》卷三十六：
尔时佛语阿难：“汝将从行比丘，入王舍城巷陌市肆多人住处，唱言：‘调达所作事，若身作口作，莫谓是佛事法事僧事，此是调达及弟子所作事。’”阿难受教，即将从行比丘诣王舍城巷陌市肆多人住处，唱言：“调达身作口作事，莫谓是佛事法事僧事，此调达及弟子所作事。”（23，260c）
这里同《破僧事》一样，不是舍利弗，是阿难。最令人注意的是，佛同舍利弗或阿难的那几句对话没有了。
《鼻奈耶》卷五：
时世尊见三十二人去不久，顾语阿难：“汝往入罗阅城，往大市四街巷头，作是唱言：‘若调达所作行身口意所为，莫呼佛法僧教使为，调达自有亲信弟子。’”时阿难白佛：“前叹誉调达，今复说其恶，众人有讥者，当云何答？”世尊告阿难曰：“有此语者，以此语答：‘本虽习善，今复习恶，何足怪耶？’”（24，870b～c）
这里又是阿难。
引文就到这里为止。本来还有一些异本可以引用，我不再引了，这已经够用了。看来这个故事很可能有历史根据。至于主人公是阿难，还是舍利弗，这无关重要。在中国新疆出土的梵文原本残卷中碰巧保留了这一个故事的原文瓦尔德施米特（Ernst，Waldschmidt）《说一切有部律中提婆达多故事的残余》（RestevonDevadattaEpisodenausdemVinayaderSarvⅲ齭tivⅲ齞ins），ZDMG，Bd。113Heft3，1964，p。552ff。我把有关的一段引在下面，并将与此相当的巴利文也共同引出，并排排列，以资对比：
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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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文
第四题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 论述中的矛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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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瘙堿ghabhedakkhandhaka
athakhobhagavⅲ｝yasmanta
�瘙堿sⅲ齬iputtamⅲ齧antesi
tenahitva
�瘙堿sⅲ齬iputtadevada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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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bemayⅲ齜hantedevadattassarⅲ齤agah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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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瘙塀obhⅲ齭itomahiddhikogodhipu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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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瘙堿rⅲ齤agahepakⅲ齭emīti｜nanutayⅲ齭ⅲ齬iputtobhūtoyevadevadattassarⅲ齤agah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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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瘙堿ahiddhikogodhiputtomahⅲ齨ubhⅲ齰ogodhiputtoti｜evambhanteti｜evamevakhotva
�瘙堿sⅲ齬iputtabhuta
�瘙堿evadevadatta
�瘙堿rⅲ齤agahepakⅲ齭ehīti｜梵文和巴利文内容几乎完全一致，唯一的区别就是，梵文是阿难，巴利文是舍利弗。梵文《说一切有部律》的汉译名是《十诵律》。如果拿这同一部佛典的梵文原文和汉文译文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多少令人吃惊的情况：梵文原文中有几句重要的话，在汉译文中被删掉了。这几句话是：“大德！从前我曾赞叹过提婆达多的品质，说，提婆达多是善良的、英俊的、有德的，现在人们将会讥笑我前后矛盾。”（9）薄迦梵说：“谁要对你说这样的话，你就对他说：‘过去他确实是这样，现在不是了。’”（10）《十诵律》为什么单单把这几句话删掉了呢？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认为是有意（bewusst）删掉的（引文第555页）。为了维护释迦牟尼派的面子，这是可能的。但是其余的汉译异本都没有删掉，它们不想“为贤者讳”。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梵文原文和巴利文原文都照实写出，似乎都没有考虑到面子问题。不管怎样；提婆达多至少一度在佛教僧伽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受到过如来大弟子的赞叹。大概后来由于意见不同，想同如来佛分道扬镳。佛爷的徒子徒孙一反常态，对他造谣诬蔑，咬牙切齿，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想一手遮天是根本办不到的，事实毕竟是事实，谁也抹煞不掉。于是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无意中留下了这一点真实的记录。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此外，我在上面引用过的如来佛的话：“提婆达多先有神通。”也说明了同样的情况。《鼻奈耶》卷二说：“（提婆达多）出家剃除须发，着袈裟，捐弃国土，入山行道，诵经禀受，于其间世尊说经法，尽诵上口，彼亦有大神足比丘。”（24，859a）可见提婆达多的真实情况。
现在谈第一个大矛盾中的第二个问题：提婆达多果真是一个失道寡助的坏人吗？他有没有徒众呢？仅从《破僧事》的叙述中已经可以看出他有徒众，而且数目还不小。有名有姓的四个人是他经常的伙伴。之所以一定是四个人，我猜想，这可能同我上面谈到的破僧所需要的和尚的最少数目有联系。此外，还有不少地方提到他有五百个追随者。我在下面引用几个例证：
《四分律》卷四：
提婆达多心欲为恶而生念言：我欲畜徒众。（22，591c～592a）
《五分律》卷三：
舍利弗！汝往调达众中，作是唱言。（22，19a）
同上：
尔时助调达比丘语诸比丘言。（22，21a）
《十诵律》卷四十：
尔时助提婆达多比丘尼着细襵衣（23，292a；又见294a，296b，313b等）
《鼻奈耶》卷四：
时瞿婆离比丘调达弟子见舍利弗目犍连出。（24，868b；又见869a）
《破僧事》卷十八：
时提婆达多便即持咽珠价值千金而与巧工，令造此车，复与一千人以为驱使。（24；192a）
例子不用再举了。就从这几个简单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出，提婆达多是有徒众的，不但有和尚，而且也有尼姑。提婆达多决不是失道寡助者，他的徒众数目是相当多的。
现在谈第二个大矛盾，就是叙述的事实与以后历史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根据佛典的记载，提婆达多之阴险、之卑鄙，简直甚于虎豹蛇蝎、魑魅魍魉，坏得不能再坏了。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已经被释迦牟尼的那些忠诚的徒子徒孙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哪里还能谈到什么身后的影响呢？然而事实却不是这个样子，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另一种情况。5世纪初，法显到印度在拘萨罗国舍卫城见到：
调达亦有众在，常供养过去三佛，唯不供养释迦文佛。《高僧法显传》，51，861a。
第四题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 论述中的矛盾（3）
在这里，释迦牟尼派和提婆达多派的“派性”泾渭分明，跃然纸上。又过了200多年，到了唐代，玄奘于7世纪到了印度，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在室罗伐悉底国（舍卫国）（卷六）和萨罗国（卷十）都没有关于提婆达多派的记载。但是，在羯罗拿苏伐剌那国（卷十），他却记载：
天祠五十余所，异道实多。别有三伽蓝，不食乳酪，遵提婆达多遗训也。
难道说是提婆达多派迁徙了吗？也或许因为提婆达多派在某一个地区盛衰起伏，命途多舛，此地衰微，他处重振。无论如何，提婆达多派藕断丝连，从来没有完全绝迹。几十年以后，在同一世纪，义净又到了印度。他在自己翻译的《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九写了一条比较长的夹注：
此言随党者，谓是随顺提婆达多所有伴属。言非随党者，即是佛弟子。此乃由其住处，则令物随处判（制）处中。既非两处，故遣两众均分。现今西方在处皆有天授种族出家之流。所有轨仪，多同佛法。至如五道轮回，生天解脱，所习三藏，亦有大同。无大寺舍，居村坞间。乞食自居，多修净行。胡芦为钵，衣但二巾，色类桑，不铮槔摇６嘣谀抢猛铀拢犹畹洹Ｔ手唬骸叭曛焓剑嗨拼笫ΑＳ衅按Γ赐焓冢穹翘焓谥蛛泻酰俊北吮愦鹪唬骸拔抑妫捣翘焓凇！贝思纯秩讼悠芑洳怀级４怂涠嗨品鸱ǎ粜芯奂蚴ブ品滞荆髯晕校鸪使┭窨鲋钣嗤獾馈＜贫霞瞥＃醋匀唬槌碌靡弧Ｊ呈痹幼魉孜薹郑嗑芍剑梦８嗳敬ィ纪ā８呱兄觯氩熳壤摹Ｊ庑懈飨钍瞧湟恕＃à�24，495c）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夹注。既然说“在处皆有天授种族出家之流”，可见他们人数之多，传布区域之大。可惜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听到他们的消息了参阅王邦维《提婆达多派问题》，见所著《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与研究》……
法显在公元5世纪初，玄奘和义净在公元7世纪，都在印度看到了提婆达多派的僧人。公元7世纪上距提婆达多生存时期已有一千二三百年的历史了。可是被释迦牟尼派打入地狱的提婆达多派的和尚居然还在活动。如果没有中国高僧们的记载，这件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佛教发展史上，这一千二三百年是关键的一段时间，佛教由盛趋衰，再过二三百年，终于在印度绝迹。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内，佛教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终于发展了下来，而提婆达多的信徒们究竟是怎样熬过了这一段漫长的时间的，我们则完全不清楚。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7世纪，如果以30年为一代的话，那就几乎有了40代。在受到正统佛徒压迫与歧视的情况下，提婆达多40代的传人，必然是含辛茹苦，受尽了人间的折磨。然而他们毕竟坚持下来了。提婆达多这一派必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一点还用得着怀疑吗？
我在上面论证了佛典中关于提婆达多叙述的两大矛盾。当然矛盾还不就只是这两个，仅从这些矛盾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佛典的叙述是不真实的，是捏造的。正如世间一切捏造一样，一手是不能遮天的。从矛盾中我们窥见了提婆达多的真相关于提婆达多的论述，可参阅Mukherjee，DieberlieferungvonDevadatta
第四题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 我的看法：几点结论（1）
通过以上的论证，我觉得，我们现在完全有能力来回答我在本文开始时提出来的那几个问题了：提婆达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究竟为什么要“破僧”？他同佛祖的斗争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一场斗争在佛教史上究竟有什么影响？对这几个问题，我怎样来回答呢？我想主要抓一个核心问题。我想论证提婆达多与释迦牟尼的矛盾斗争决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而是——请允许我借用一个现代术语——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想分下面几个层次来展开论证。
41公元前6世纪北印度思想界的情况
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在印度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有点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百家争鸣，思想界空前活跃。其背后隐藏着生产方式的一场剧烈变化。专就意识形态来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东西两大体系。借用古代希腊旅行家麦伽赛因斯（Megasthenes）使用过的两个词儿，西方的叫婆罗门体系，东方的叫沙门体系。外来的雅利安人最早到的是印度西部旁遮普（五河）一带。婆罗门思想体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他们从西方向东方扩张，到了古代叫做摩揭陀的一带地方（今天的北方邦一带），同东方原有的居民相混。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来了沙门思想体系。两个思想体系各有特点。婆罗门思想体系的特点约略可以归纳为以下各点：崇信吠陀天启，坚持种姓制度，婆罗门至上，提倡祭祀，信仰多神中的一神，哲学思想主张梵我合一。雅利安人最初看世界上一切都是美好的，并没有悲观思想，这种思想是后来渗入的。婆罗门不主张苦行，他们基本上是入世的。兴起比较晚的人生四阶段论，也是在尽上了人生职责之后才林栖遁世。
沙门思想体系完全有另外一套内容。沙门运动是一种遁世的苦行的运动，是现实主义的、多元论的、无神论的，反对种姓制度。苦行的概念不是从西方婆罗门那里传来的，而是受了东方原已存在的苦行部派的影响。否定自我，主张非暴力（a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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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简短的介绍中也可以看出，这两个思想体系，尽管有时难免有一些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从本质上来看，是根本对立的。
42沙门思想体系内部的情况
沙门体系内部派系纷杂，派系之间有其共性，又各有特性。如果以佛教为一个方面的话，它的对立面可以以外道六师为代表，其中包括耆那教。从佛经来看，释迦牟尼派主要攻击对象就是外道六师，攻击的言论到处可见。佛教简直视六师为眼中钉。从心理学上来看，其中奥妙并不难解释。同佛教争夺群众，争夺宗教利益和经济效益的不是婆罗门，而是身边的、卧榻之下的六师之流。
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尽管佛教与外道六师之间有时也难免有一点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从本质上来看，是根本对立的。
讲完了两个根本对立之后，我在这里介绍一下吕澂先生对当时印度思想界的看法：
当时学说有两个系统：一是婆罗门思想，认为宇宙是一个根本“因”转变而来，即所谓因中有果说。用以指导实践，即以修定为主。通过修定法去认识了那个根本因，便可达到解脱境界。二是非婆罗门思想，认为事物是多因积累而成，即所谓因中无果说。这一学说用以指导实践，形成了两派，一派走苦行道路，一派则寻求快乐。释迦对以上两大系统的思想都不相信，另立缘起论，认为诸法是互相依赖，互为条件的，既非一因生多果，也非多因生一果，而是互为因果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页……
这个解释言简意赅，值得参考。但认为释迦独立于两大体系之外，恐不妥。
43佛教内部的情况
佛教内部也有一个根本对立，就是释迦牟尼与提婆达多的矛盾与斗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必须做一些细致的分析。
a。提婆达多五法的分析
提婆达多的五法我在上面第二章中已经介绍过了。从那个介绍中也可以看出，五法的内容并不十分明确《十诵律》卷三十六说法又稍有不同：“尽形寿受著衲衣，尽形寿受乞食法，尽形寿受一食法，尽形寿受露地坐法，尽形寿受断肉法。”（23，259a）；参阅23，264c；265a等等。《五分律》卷二十五说：“一不食盐，二不食酥乳，三不食鱼肉，若食善法不生，四乞食，若受他请，善法不生，五春夏八月日露坐，冬四月日住于草庵，若受人屋舍，善法不生。”（22，164a～b）《四分律》卷四说：“尽形寿乞食，尽形寿着粪扫衣，尽形寿露坐，尽形寿不食酥盐，尽形寿不食鱼及肉。”（22，594b）。参阅巴利文CullavaggaⅦ3。14……我在这里不想做烦琐的考证，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我只想从中提出两个问题来谈一谈：一个是苦行，一个是不食肉。这两者都属于律的范围，整个五法也都一样。五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苦行，但其内涵精神是苦行的，比如在树下坐，终生乞食，着粪扫衣等都表明苦行的精神，连不吃肉也是如此。苦行和不食肉都是印度宗教史上的重大问题。婆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