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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筹”，是小竹片。这里讲的是用投筹的办法来裁决和尚中的争端。我不讲裁决的过程，因为那同我要讲的无关。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在这里，黑筹和白筹尽管用途不一样——黑豆和白豆以及黑白石子象征的是恶念和善念，黑筹与白筹和善恶念头无关——可是黑仍然表示反面的近乎恶的东西，而白则表示正面的近乎善的东西。东西不同，含义则一。关键不在东西，而在颜色。
白黑象征善恶，还表现在其他场合。我举几个例子。《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九：
苾刍当知，若纯黑业得纯黑异熟。若纯白业得纯白异熟。若黑白杂业得杂异熟。是故苾刍应离纯黑及黑白杂业，当勤修学纯白之业（23，674b）。
对几个名词需要解释一下。“业”，梵文karma，巴利文kamma，指的是人们的所作所为。“异熟”，也译为“报”或者“果报”，梵文和巴利文都是vipⅲ齥a，我们平常所谓“报应”。“白业”，指的是善行，“黑业”，指的恶行。善行得善报，恶行得恶报。《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反复说明这个善恶报应的道理，参看23，814b；827b；837b等等。到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卷二，更言简意赅地说明：“汝等苾刍当知，黑业还得黑报；若行白业，还得白报。”（23，1029b）
“黑”，梵文kr…s…n…a，巴利文kan…ha；“白”，梵文s，ukla，巴利文sukka。“黑业”，梵文kr…s…n…akarma，巴利文kan…hakamma；“白业”，梵文s，uklakarma，巴利文sukkakamma。“黑异熟（黑报）”，梵文kr…s…n…avipⅲ齥a，巴利文kan…havipⅲ齥a；“白异熟”，梵文s，uklavipⅲ齥a，巴利文sukkavipⅲ齥a。同在其他语言里一样，白的颜色总是同“光明”联系在一起，引申为“善”。黑的颜色总是同“黑暗”联系在一起。引申为“恶”。
黑白不但同业报相联系，而且还同人的思惟直接联系。《那先比丘经》说：“因知善恶，知当所行，别知黑白思惟。”（32，697c）有时甚至同“出家”“在家”联在一起。
在中国，黑白有时也有类似的含义；但决不像佛典中这样具体，这样复杂；用途决没有这样广泛。
1992年7月14日
第十四题 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 《列子》与佛典（1）
——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列子》是一部伪书，自来学者少有异议。自唐柳宗元，宋高似孙、黄震、朱熹、叶大庆，明宋濂，清姚际恒、钱大昕、钮树玉、姚鼐、何治运、俞正燮、吴德旋、汪继培，下至章炳麟、陈三立、梁启超、顾实、马叙伦、陈文波、冯友兰、王德箴柳宗元，见《柳河东集》卷四，《辩列子》。高似孙，见《子略》，顾颉刚校，页58。黄震，见《慈谿黄氏日抄》卷五十五，《读诸子》：《列子》。朱熹，见《朱子全书》卷五十八。叶大庆，见《考古质疑》卷三（见《海山仙馆丛书》）。宋濂，见《诸子辨》，顾颉刚标点，第三版，页15～16。姚际恒，见《古今伪书考》，顾颉刚校点，页54～56。钱大昕，见《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释氏轮回之说》。钮树玉，见《匪石先生文集》卷下，《列子跋》。姚鼐，见《惜抱轩文后集》卷二，《跋列子》（见《四部备要》）。何治运，见《何氏学》卷四，《书列子后》。俞正燮，见《癸巳存稿》卷十，《火浣布》说。吴德旋，见《初月楼文续钞》，《辨列子》。汪继培，见《列子张注》八卷，附《释文》二卷，汪继培序（见《湖海楼丛书》）。章炳麟，见《菿汉昌育》卷四。陈三立，见《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9号，《读列子》。梁启超、顾实，见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专号页1053注8。马叙伦，见《国故》第1～3期，《列子伪书考》（又见《天马山房丛书》）。陈文波，见《清华学报》第一卷第1期，《伪造列子者之一证》（又见《古史辨》第四册）。冯友兰，见《中国哲学史》下册，页619。王德箴，见《先秦学术思想史》页51。，有的认为《列子》本有其书，只是经过了后人的增窜；有的认为全书都是伪造的。怀疑的程度虽然不同，但大家都认为《列子》是一部伪书。只有很少数的人读到《列子》而没有怀疑，像梁刘勰，宋洪迈，元刘埙，明王世贞，清褚人获刘勰，见《文心雕龙》卷四，《诸子》。洪迈，见《容斋续笔》卷十二，《列子书事》。刘埙，见《隐居通议》卷十九，《列子精语》。王世贞，见《读列子》。褚人获，见《坚瓠续集》卷四。等。另外还有两家，虽然也承认《列子》不是出于列御寇之手，但大体上却是替《列子》辩护的：一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十八子部道家类；一是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列子冤词》……可惜这些替《列子》辩护的学者们的意见都太空虚，不能让人心服。
替《列子》辩护既然难成立，我们回头再看怀疑《列子》的学者的意见。统观这些学者，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举出了很坚实可靠的证据，但他们却只证明了一点，就是：《列子》是一部伪书。至于这部书究竟伪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就是：这部书究竟是在哪一年著成的？著者究竟是谁？虽然他们有的也多少说到过，但我总觉得理由都太空洞，或者只是想像之辞。钱大昕说：“恐即晋人依托。”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说，释氏轮回之说出于《列子》，非常可笑。姚鼐以为《列子》里面有汉魏以后人的附益，也许张湛就有所矫入。何治运举出了许多证据，说《列子》出于《尔雅》、《易纬》，在佛法入中国和两汉“圣学昌明”之后，没有确定说什么时候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何治运以为出郭璞后人所为。”不知何据……俞正燮说：
“《列子》晋人王浮葛洪以后书也，以《仲尼篇》言圣者，《汤问篇》言火浣布知之。”
这理由似乎不大充足。《仲尼篇》言圣者，最多只能证明《列子》出于佛法入中国之后；《汤问篇》言火浣布也只能证明《列子》出于火浣布输入以后，都不能证明《列子》是王浮葛洪以后的书。大概王浮葛洪都是制造伪书的专家，所以俞正燮就想到他们身上去了。章炳麟先说《列子》作于佛法初兴之世，后来又说：
“《列子》书汉人无引者。王何嵇阮下及乐广，清谈玄义，散在篇籍，亦无有引《列子》者。观张湛序，殆其所自造。湛谓与佛经相参，实则有取于佛经尔。”
他说《列子》可能是张湛伪造的，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发前人所未发；但可惜并没能举出具体的证据，只是一个揣测而已梁启超、顾实，霍世休也有同样的揣测。见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二。霍氏说，他曾著《〈列子…汤问篇〉质疑》一文，不知写成了没有……陈三立以为季汉魏晋之士，看了佛典以后，就杨朱之徒所依托的，增窜而成《列子》。马叙伦举了二十事证明《列子》是伪书，连刘向的《叙录》也是伪造的。他的结论是：
“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叙以见重。”
他最后说：
“夫辅嗣为《易》注多取诸老庄，而此书亦出王氏，岂弼之徒所为与？”
陈文波在他的论文《伪造列子者之一证》里举出了几个前人没有注意到的证据，他先说《列子》“颇似魏晋时之出产品”，又说“晋人或有见于《庄子》之寓言，于是杂凑群书，以成《列子》”。以上这些说法都太笼统。
我们上面谈到，学者们对于《列子》成书年代的意见既然都未免有点空泛，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办法把这部书著成的年代更精密的确定一下呢？我觉得我们还有办法，而且办法也许还不止一个。我现在只根据中译的佛典来试一试。
第十四题 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 《列子》与佛典（2）
张湛在《列子序》里说：
“然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
章炳麟已经怀疑到，并不是《列子》与佛经相参，而是《列子》钞佛经。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觉得张湛在这序里不打自招的说出了《列子》一部分取材的来源。关于《列子》与佛典的关系，以前有许多学者谈到过。高似孙说：
“至于‘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固（故）有及于佛，而世犹疑之。”黄震、沈濂（《怀小编》卷三，“西方之人”）、王世贞、顾颉刚都怀疑“西方之人”不是指的佛。
朱熹说：
“又观其言‘精神入其门，骨骸及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书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尚在何处之所由出也。他若此类甚众，聊记其一二于此，可见剽掠之端云。”
叶石林说：
“《列子》《天瑞》《黄帝》两篇皆其至理之极尽言之而不隐，故与佛书直相表里。”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一，《经籍考》三十八，子，道家引叶氏语。
王应麟说：
“《列子》言西方之圣人，西极之化人，佛已闻于中国矣。”《困学纪闻》卷十。
明宋濂举出许多《列子》与佛典相合的例子。清何治运以为《周穆王篇》的西极化人和《仲尼篇》的西方圣人就是指的佛，龚自珍《定庵文集补编》卷二，撮录《列子》。和杨文会《冲虚经发隐》。也有同样的意见。章炳麟和陈三立都指出《列子》与佛典的关系。马叙伦说的尤其详尽。他先指出西方之入就是佛，最后又说：
“又如《天瑞篇》言天地空中之一细物，有中之最巨者。《周穆王篇》言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硋，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汤问篇》言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鹘源陨到杂凶涛叮持圆焕喜凰溃又私韵墒ブ帧Ｒ蝗罩Γ上嗤凑卟豢墒伞４瞬⑷∽视诟⊥乐椋绕浣现咭病！�
这些意见有的很中肯；但类似上面举出的这些记载散见佛典，我们虽然可以说，《列子》剽掠了佛典，我们却不能确切的指出剽掠的究竟是哪一部，因而也就不能根据上面这些证据推测出《列子》成书的年代。反过来说，倘若我们能够在《列子》里找出与佛典相当的一段，而且能够指出钞袭的来源，我们也就能够推测《列子》成书的时代。这种例子，在《列子》里并不是没有，下面我就举出一个来。
《列子…汤问篇》第五有这样一段：
“周穆王西巡狩。越昆仑，不至弇山，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翌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俱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趋步俯仰，信人也，巧夫！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夫班输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弟子东门贾禽滑厘闻偃师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
在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Ja…takanida…na）卷第三《佛说国王五人经》第二十四里有一个相同的故事：
“时第二工巧者转行至他国。应时国王喜诸技术。即以材木作机关木人，形貌端正，生人无异，衣服颜色，黠慧无比，能工歌舞，举动如人。辞言：‘我子生若干年，国中恭敬，多所馈遗。’国王闻之，命使作技。王及夫人，升阁而观。作伎歌舞，若干方便。跪拜进止，胜于生人。王及夫人，欢喜无量。便角（宋元明本作眨）眼，色视夫人。王遥见之，心怀忿怒。促敕侍者，斩其头来：‘何以眼，视吾夫人？’谓有恶意，色视不疑。其父啼泣，泪出五（宋元明本作数）行。长跪请命：‘吾有一子，皆重爱之。坐起进退，以解忧思。愚意不及，有是失耳。假使杀者，我共当死。唯以加哀，原其罪亹。’时王恚甚，不肯听之。复白王言：‘若不活者，愿自手杀，勿使余人。’王便可之。则拔一肩榍，机关解落，碎散在地。王乃惊愕：‘吾身云何嗔于材木？此人工巧，天下无双，作此机关，三百六十节，胜于生人。’即以赏赐亿万两金。即持金出，与诸兄弟，令饮食之，以偈颂曰：
观此工巧者多所而成就
机关为木人过逾于生者
歌舞现伎乐令尊者欢喜
得赏若干金谁为最第一卷3，页88，上，左起第13行至中，右起第11行。E．Chavannes法译文见CinqCentsContesetApologues，TomeIII．p．166～175。季羡林德译文见ZeitschriftderDeutschenMorgenlⅲ黱dischenGesellschaftH．2，1943。
我们比较这两个故事，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甚至在极细微的地方都可以看出两者间密切的关系，譬如《列子》里说：“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生经》里就说：“便角眼，色视夫人。”但这两个故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去解释呢？看了这两个故事这样相似，我想无论谁也不会相信这两个故事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钞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就看，究竟哪一个是钞袭者。
首先我们要追究，这个故事的老家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是印度呢？还是中国？在中文译本里，整个故事叫做《国王五人经》，这个机关木人的故事只是其中一部分。《国王五人经》讲的是五个王子的故事：第一个智慧（Prajn～a…vanta），第二个工巧（S′ilpavanta），第三个端正（Ru…pavanta），第四个精进（Viryavanta），第五个福德（Pun…yavanta）。每个王子各有所长，正如他的名字所表示的。每个王子都找到机会显他的本领，结果还是福德王子占了第一。这五个王子显本领就用五个故事来叙述，我们上面钞的机关木人的故事是属于第二个工巧王子的。这五个小故事合起来成了一个大故事，就是《国王五人经》。这个大故事在印度很流行。除了《国王五人经》以外，保存在中文《大藏经》里的还有《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
第十四题 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 《列子》与佛典（3）
（Buddhabha…s…itapun…yabala…vada…na，《大正大藏经》第173号，南条文雄《目录》第953号）。在用混合方言写成的Maha…vastu里也有这个故事（ed．Senart第三本页33～41）。不但在印度，在中亚也可以找到这故事，譬如在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残卷里就可以找到（SiegundSiegling，TocharischeSprachreste，I。Band，BerlinundLeipzig1921，pp。1～14）。有一点我在这里先要声明：整个大故事的内容和结构虽然差不多都一样，但每个王子的故事有时候却多少有点差别。属于第二个工巧王子的机关木人的故事，我一直到现在除了在《生经》《国王五人经》里找到以外，在别的地方还没有发现类似的故事。但这个小故事既然嵌在那个大故事里面，所以我相信，它的老家也一定就是印度关于机关木人的传说清参阅C．H．Tawney和N．M．Penzer，TheOceanof．Storyvol．III，p．56ff．……
我们上面已经说到，《列子》与《生经》里机关木人的故事绝不会是各不相谋的独立产生的，一定是其中的一个钞袭的另外一个。现在我们既然确定了印度是这个故事的老家，那么，《列子》钞袭佛典恐怕也就没有什么疑问了。
我们现在再看，在中文《大藏经》里除了竺法护的译文以外，是不是还可以找到别的与《生经》机关木人的故事相类似的故事。倘若有的话，《列子》也许并不是钞袭竺法护。但据我浅见所及，在竺法护以前并没有任何相同或相似的译文。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再进一步说，《列子》里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