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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2期-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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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路上,我们还就昨晚的事情讨论了一番。我问赵小兵,你是不是真没有钱。赵小兵说是的。我说,那就难怪了,幸好我没搞成功。赵小兵就说,那你是不是阳痿呢。我说不是的。他说他不信,我就说,我操,下次操给你看。他说,下次什么时候。我说再说。他说那我更不信你了。我说好吧,那我就是阳痿。他说这还差不多。此外,我们又集体回忆了十年前的一些事,结果我们叹息,十年前,我们是多么幼小,什么也不懂。但是,十年前我们又是多么可爱,再也没有了。在谈到十年前的时候,我对赵小兵说,当年你要我把孙曼转让给你的时候,你还记得我有什么动作么?他说不记得了。我说,当时我回了个头,看到孙曼走了过来。他说,对,是这样。我说,你知道么,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女人。 
   
  我们就这样边走边说,时而叹息,时而兴奋。也不知说了多少话。我只觉得,我们把迄今为止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话就说明我们走了这么长的路。但抬眼望开去,还是青草,没有人家,没有牛羊。远处的那个小山丘还在远处。我于是停了下来。 
  怎么?赵小兵问。 
  怎么还没看到一个人? 
  对,怎么搞的。 
  不知道啊。 
  我们赶紧跑吧,他提议,争取在天黑之前找到一户人家。 
  于是我们又跑了起来。我们跑啊跑啊,跑了很久。跑不动了,我们只好大汗淋漓地蹲在地上,脑袋对着脑袋。我看见赵小兵的口水因为大张着的嘴流到了青草上,然后又顺着青草流到了地上。我想,我也是。 
  赵小兵说,怎么摘的,人呢? 
  是啊,人呢?于是我站起身竭尽全力地叫了起来,人——呢—— 
  没有回音。 
  于是我们两人一起喊,人——呢—— 
  喊了无数遍,嘴都喊干了,还是没人。 
  我们最终疲惫不堪地倒在了地上。我听见赵小兵哭了起来。他哭的样子还是当年的样子,眼睛闭着,嘴张着,泪水从两颊流下,部分落进嘴中。 
  别哭了。我安慰他。别哭了。 
  他说,我害怕走不出去啦。 
  别怕,我说,会走出去的。 
  这到底是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说完,我突然悲伤起来,也哭了。 
  他说,你为什么也哭啊。 
  我说,赵小兵啊,我估计我们已经死了。 
  于是我和我十年前的兄弟赵小兵在草地上抱头痛哭。 
小镇人物
孙方友 
  打 手 
  打手姓袁,叫袁四,“文革”兴起那年二十几岁。他爹叫袁甲,外号袁鳖,雇农出身,好吃懒做,与人赌博把老婆输给了人家。土改那年,他参加了贫农团,斗地主特狠,破鞋底子上扎钉,打在人身上一拉掉肉丝儿。那年袁四才几岁,袁甲就教儿子斗地主的小少爷,让地主羔子手握炮仗他点燃,不炸个血肉模糊不罢休。当年贫农团为挖浮财,常用些非常手段。袁甲为表现自己捞个官儿干干,就经常花样翻新。他的拿手戏除去鞋底扎钉外,还有一招儿叫“添麻坑”。就是烧一锅滚油,让地主的脸面对着热油锅,再朝油锅里点水。热油见水就炸,炸到脸上就起燎泡,燎泡好了就成了麻坑。这一招儿尤其对地主老婆和姨太太起效果,总能挖出不少浮财。但交待之后仍不放过她们,最后还是要落下麻坑。袁甲为此还真当上了民兵队长,只是好景不长,不久就因睡地主的小老婆被撸了职。 
  由于袁甲的名声太低,影响了袁四的婚事,父子两个是光棍两条。“文革”一开始,袁四便参加了造反。造反派自然离不开这类人物,便让他充当打手。 
  袁四打人,不同他爹。他爹招儿太阴太损,毁人不说,也给自己换来了恶名声。袁四曾多次公开声明,他不是他爹袁甲,而是新社会长大的新一代,打人也要讲个水平和档次。袁四说他打人只用手,别的什么也不用。袁四的双手不是一般的手,平常时候,他每天都用双手打树,镇东官道两旁的大柳树树皮被他打光了许多。原来这袁四年近三十找不到老婆,心里又急又愁,夜间睡不着觉,就到公路上拿树发泄。久而久之,那双手就布满了茧子。原想没什么用处,没想这一下派上了用场。每当斗争会开到高潮时,袁四开始上场,大喝一声,把批斗对象当靶子,左右开弓打上一阵,被打者至少要断掉几根肋骨。袁四的名声很快就传开,周围几个县的造反派都来相请。袁四也打上了瘾,几天没“活”就手痒。 
  这一年,县文化局揪出一个女局长,女局长原在县剧团演戏,长得很漂亮,后来因与一个抓宣传的县委书记相好,被一步步提了上来。“文革”中揪出那个“骚”书记之后,自然也将她捎带了。只可惜,由于女局长长得确实太漂亮,平常作风又不太检点,裤腰带松一些,不但人人爱她,她也爱人人。造反派将她揪出后却下不了手,尤其是一开斗争会给她列罪状时,她不但不低头认罪还抿嘴笑,她这一笑不当紧,将要打她的人手都笑软了。古时候有貂婵能将关公的刀笑掉之传说,不想现在成了现实。但是,要想将那个骚书记斗倒斗臭,这个女局长是关键人物。县里的造反头头给文化局的造反派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拿下这个女局长。无奈,文化局的狗头军师就向领导献计,请来袁四加强斗争力量,打开一个新局面。 
  袁四被吉普车接到县城后,住进了县招待所,而且是个单间,吃饭不定量,当晚还让他喝了半斤白干酒,为的是让他提足精神修理人。斗争会未开之前,造反派担心袁四看到女局长的漂亮容颜也下不去手,便给女局长来了个女扮男装。不料造反派内部的一个看守平常就暗恋女局长,深怕这回被借来的打手打坏了,并听说此打手掌法厉害,便想了个鲜招儿,偷偷在女局长的棉袄里扎了十几颗钉子。那钉子一寸多长,全是尖儿朝外,似露非露,心想只要那打手一用力,钉子就会扎得他手痛,提醒他手下留情,就是不留情也会减弱他的掌力,保着女局长别伤了美腰。晚上八点多钟,批斗会开始,与往常一样,先呼口号,然后高喊将X X X拉上批斗台。女局长被拉上台之后,便有人上台揭发。女局长虽然是女扮男装,但仍掩不住其秀丽,斗争会开得少气无力。这时候,袁四被领进了会场。袁四被领进会场时已有几分醉意。他打着酒嗝儿到了台上,先向众人扬起两只手,以示自己没带什么凶器,然后绾起衣袖,一步步走到那女局长面前。他向一个造反派头头说:“是不是这个人?”那造反派头头说正是她。接着,电灯突然就被拉灭了。袁四一看电灯灭了,就扬起双掌开始拍打女局长,只听他大吼一声,然后就听到女局长凄厉的惨叫声,一下就倒了下去。 
  女局长棉袄内暗藏的钉子全被袁四拍进了肉里,一颗扎住了肾,女局长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了…… 
  “文革”结束后,那女局长的案子翻了出来,究起死因,罪过却安在了那个偷偷在女局长棉衣内藏钉的人,而对袁四却未追究什么责任。办案的人说,若对袁四这种人定罪,面太广,打击面也太大。再说,钉子带钉帽,怎能倒钉进人体内?不合逻辑嘛! 
  袁四现在已年近古稀,身体倍儿棒,而且每天坚持练掌。公路上的大柳树一棵接一棵焦梢,不久就干枯了…… 
  刘老克 
  刘老克很瘦,外号“老干”,是那种皮包骨头埋在粮食堆里也吃不胖的人物。 
  刘老克旧社会在西北军里当过传令兵,至今还有走路着急的毛病。几个人一同走路,他总是比别人快许多。相书上称这种人为“急慌命”,一辈子为生活奔波,没什么福气。仿佛是印证相书秘言正确似的,刘老克从小失去父亲,随母亲嫁到颍河镇,人称他为“带肚子”。十九岁那年当兵,在军队里混了七八年,回来才同一个瘸女人结了婚。那女人为他生了一男一女,不料在刘老克六十岁那一年,儿子死了老伴儿也死了。好在他的女儿嫁给了镇里的一个后生,他才有了依靠。 
  过去,我家和刘老克家是一个生产队。文化大革命中,我常替父亲给队上看红薯。那年月生产队里的红薯很金贵,用窖藏了,为的是开春育红薯苗儿。所以挑选看护人员时,很慎重,最后就挑上了我爹和刘老克。红薯窖一般都是挖在离村子不远的田野间,搭的有窝棚。刘老克每天晚上都是早早地去。我走到的时候,他已在门口抽烟。等我铺好被子,他才弓腰钻进窝棚睡觉。有时候高兴了,他就给我讲西北军的事,唱上几段京剧。他最拿手的是马连良的《甘露寺》,把马派唱腔学得惟妙惟肖。他说他见过马连良;当年马连良去西北军慰问,他抬着汽灯随着戏班子半月有余。他说他还见过别的什么名伶,说完了又给我唱了一段“一马离了西凉界”,只可惜还未等他唱完,我已经“呼呼”地睡着了。 
  不想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那一年,从兰州过来一份敌伪档案,上面有刘老克的大名,官衔是少校军需。清理阶级队伍时镇上成立的有“群专指挥部”,民兵们把刘老克押到指挥部内,审了几次,刘老克全承认了。这一下算是把镇人给震惊了。:原以为是个小人物,没人看得起他,却原来是个大人物!所以人人皆佩服阶级敌人狡猾,隐藏得好,瞒住了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刘老克被送进县城,大约关了两个多月,又放了回来,说是刘老克虽然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少校军需,但近年来只是隐瞒自己的罪恶,并没有进行新的破坏活动,所以要宽大处理。最后定为“划而不戴”——就是坏分子帽子一旁搁着,先不戴,以观后效,如若不老实,立刻就划为敌我矛盾。 
  虽然刘老克是“划而不戴”的准坏人,但人们看他的目光一下变了。谁说人家没福,人家可是享过大福的人。走路急慌是军训训的,走路不急慌能当上少校军需?瘦怎么了?林彪瘦,不照样当大官?观念如此一转,过去喊他“老干”的人开始喊他“老克爷”了。队长有了想不通的事儿,也开始向“老克爷”请教了。谁家娶媳妇,也开始偷偷请“老克爷”了。为啥?人家当过少校军需,见过世面。 
  不料第二年春,从县上来了两个人,专程到东街开了个群众会,说是真正的少校军需刘老克不是这一个,而是镇东刘村的刘老克。因为那份敌伪档案上只写颍河镇刘老克,而刘村也归颍河镇管辖。更重要的是当时这个刘老克一切都承认了,赶巧他又当过西北军,所以才造成这样的误会。 
  这一下,人们像受了愚弄,都用大梦初醒般的愤怒目光望着刘老克。刘老克这时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忽”地站了起来,上前拉住了那两个人的手,大声疾呼道:“你们这是冤枉我呀,我可真当过少校军需呀!” 
  县上人觉得很奇怪,问:“你怎么争当阶级敌人呢?你说你是少校军需,你把军需的‘需’字写出来让我看一看。” 
  刘老克不认几个字,一下傻了眼。 
  县上人很轻蔑地望他一眼,冷笑了一下,扭脸走了。 
  众人都朝刘老克吐口水,骂:熊样儿,还想当少校军需哩! 
  从此,刘老克在人们心目中又变成了一钱不值的“老干”。 
  邵投递 
  邵投递是项城人,当过兵,复员安排在邮局当投递,老婆孩子都吃商品粮,住在镇邮所的两间小房里。那年月,全家都吃商品粮在乡间被视为贵族阶层,所以在镇子里很瞩目。 
  老邵叫邵什么,很少有人知道。好在也不需要知道,只知道他姓邵干投递称他为“老邵”就可以了。其实,老邵并不老,大概才三十几岁,负责接邮车兼送镇里各机关的报纸和信件。农村送报多是骑车,邮局的专用自行车是绿色的,由天津“飞鸽”自行车厂特制,为“加重飞鸽”,后轮的辐条要比前轮粗很多,支架和书包架也与众不同,两旁还有两个铁托架,可折上去,也可放下来,专为带货用。那年月,全国的邮政投递车全一个样,连小偷都不敢偷,偷了也卖不掉,更不敢骑,反而成了累赘。所以镇上人大多都认得老邵的自行车,只要老邵的自行车停在谁家门口,众人便知那一家来了汇款或挂号信。记得当时我们队里的队长,一到年底,就盯着老邵的自行车,专看在谁家门口停放了。那年月工人家属多是缺粮户,年底要交缺粮款,在外的工人要朝家寄钱,队长一见老邵的自行车停在哪个工人家属门前,马上就过去讨款项,一讨一个准。 
  当时镇上最大的报刊订户是公社大院,而且要求投递员必须挨屋送,因为那时候正当“文革”初期,几乎每天都有最新最高指示,并且要求当天的报纸当天送到。若耽误了,就以政治事故论处。老邵深知责任重大,从不敢掉以轻心。每当邮车一来,他就先分报纸,分好后抱着就朝公社大院里跑,而且边跑边喊:“最新最高指示来了!最新最高指示来了!”这种喊声要放在半下午或天黑以后还可以理解,可那年月到处武斗,截击“5·16”,公路不畅通,有时候邮车从开封赶到镇上,已是夜深人静。老邵分了报纸仍要边跑边喊,这就让人感到了某种恐怖。但是老邵喊的是“最高指示”来了,没人敢反对或劝说,老邵就越喊越有劲儿,直到把公社大院里熟睡的人都喊醒了,他才把报纸送完。 
  为此,公社里的干部们都有了意见,有意见却不敢直说,便瞅老邵的其他毛病。上级若专为某个人挑毛病,那就多了去了。首先,是老邵的家属有毛病。老邵的爱人叫黎敏,是个无业市民,没工作,却能生小孩儿,——下为老邵生了三个儿子,大的十岁,小的才几岁。男孩儿饭量大,粮本上的面粉就不够吃。加上老邵工资不是太高,生活很是拮据。为补缺口,黎敏每逢收割庄稼季节就下地拾庄稼,有时候手脚还不太干净,偷扒块红薯或摘几个玉米棒子什么的。那年月都穷,吃物金贵,偷生产队东西者抓住就要游街。黎敏为此曾游过几次街。接下来,就是老邵本人的毛病。老邵的毛病是作风问题。因为老邵常给一些工人家属送汇款单什么的,就有人说他已勾引了几个耐不住寂寞的女人。散布这等事的人说,只要老邵将自行车推到某个工人家属的院子里,那肯定是有戏。当然,这些皆是谣传,并没人捉奸到床。但当时上头对这种谣传也极重视,更何况现在是专找老邵毛病呢!公社头头派人找来邮政所的所长说,给公社大院里送报纸的人一定要根正苗红政治清白,老邵和他的老婆群众反映不是太好,是不是换一下。邮政所所长一听这话,颇有些为难地说,邮政接车员不是一般投递,县局和发行局都备有档案,换人不是一句话。再说,所里的投递员就老邵一个是党员,论条件,另两个还不及    
他。公社领导看邮政所所长当不了家,便说那好吧,由我们公社革委会直接向你们局里反映。 
  当时镇邮所共有三个投递员,一个负责接邮车投递镇上的信件报纸,另两个负责乡下二十几个大队的投递任务。那时候乡下没有电话,电报很多,而上头要求电报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所以到乡下投递是很苦的。每天要骑上百里的路程,体力消耗多,相应饭量就大。一听说公社领导要向县局反映撤换自己,老邵心里很有些慌,深怕下乡投递自己的饭量增大了家中生活更紧张。但他知道,有公社出面向局里反映,自己肯定干不长了。为防万一,他就让黎敏多拾些庄稼。那时候正是秋收季节,黎敏每天早早地下地,到天大黑才回来,拾些豆子、玉米、红薯什么的,晒干收藏起来。 
  这一天,老邵又去小北关接邮车,等到夜里十点,邮车才来到。他接过车,将报纸和邮袋装到架子车上,刚要系绳子,不想他的妻子黎敏背着一捆豆棵子赶了过来,并慌里慌张地说:“快,快将这玉米棒子藏到车内,后面有人追来了!”原来这黎敏每天晚回,就是要瞅机会偷一点。今天她偷的是玉米,有十几个大棒子。老邵见状,急忙从黎敏怀中接过一个鱼鳞袋子,藏在了邮包下边。这时候,追赶的人已经来到,一个小伙子上前抓住黎敏,呵斥道:“快把玉米交出来!”黎敏身上没了赃物,态度很硬地说:“哪个偷你的玉米了?”说着,将拾的豆捆朝地上一撂,自个儿解开了,说:“看看,看看,有没有?”另一个小伙子用手电照来照去,发现了正在佯装装车的老邵,顿起疑心,喊上伙伴,走到老邵的架子车前,没几下就将那个装玉米棒子的鱼鳞袋子给翻了出来。这一下,老邵和黎敏都软了,向两个小伙子哀求,诉说自己家的困难,并说打罚皆可,千万别让游街。只可惜,当时的农民像是对吃商品粮者有一种天生的仇恨,他们不敢惹公社干部,却对老邵不客气。当下就将老邵夫妇扣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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