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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安邦起身送客，“谈不上什么决定，只是我的一个建议，请你考虑吧。”
白原崴也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叹息道：“赵省长，你……你真让我失望！”
赵安邦拍了拍白原崴的肩头，颇为亲切，“白总，那是因为你野心太大！”
白原崴点点头，“也许吧广又阴阴说，“如此一来，一个经济奇迹恐怕要消失了，也许我们都该记住这个日子。哦，赵省长，建议你有空时再看看《冰海沉船》，我觉得拍得比《泰坦尼克号》好，那么一艘豪华巨轮，说沉就沉了！”
赵安邦仍是那么亲切，“白总，不要这么危言耸听嘛，伟业国际不是泰坦尼克号，汉江省也不是什么冰海，伟业国际这艘船我看沉不了，不过是临时靠岸。”
白原崴像似刚想起来，“哦，对了，赵省长，你不说靠岸我还想不起来呢。还得向您汇报个事啊：就在今天，伟业国际总部十八位高管人员，包括五位副总，财务总监，行政总监已向我这个大权旁落的董事局主席提出集体辞职，要求立即下船！”
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赵安邦火了，怒道：“白原崴，你以为你是谁？！”
白原崴不管不顾地叫了起来：“我是谁你不知道吗？一个市场经济的创业者，一个为汉江和宁川创造了巨额财富的精英，一只被剥光了的猪，难道不是吗？”
赵安邦心里一震，怔怔地看着白原崴，一时不知该说啥才好，过了好一会才道：“谈判就是谈嘛，这么激动干什么？在汉江敢这么和我叫的企业家还没有！”
白原崴多少冷静了些，“是的，赵省长，过去我也不敢和你这么叫板，可现在我真是被逼急了，关系到伟业国际的生死存亡啊，所以，我豁出去了！”
赵安邦脸色缓和下来，“别说得这么悲壮，情况并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
白原崴道：“那好，赵省长，那我就不说气话了。既然你们还没对我这个董事局主席立案侦查，我明天就正常飞香港，继续我的商业谈判。”
赵安邦想了想，以商量的口气说：“先不要走好不好？现在谣言四起，你白总还是应该在这次财富峰会上露个面嘛，你一露面，一些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白原崴摇了摇头，“赵省长，恐怕不行！国内资产全冻结了，海外好多已订了合同的合资项目怎么办？接受违约罚款吗？能做的补救工作不去做吗？！还有平州港，听说石亚南市长亲自找了你，国内省内的正常资金流动，他国资委怕什么？”
赵安邦心平气和地说：“接收工作不是才开始吗？你那个资产迷宫总得先搞清楚吧？你们注册了那么多公司，管理层又持股，股权关系如此复杂，国资委不怕资产流失啊？话既说到这里，我也提个要求：为了顺利完成清产接收，你和你的团队一定要配合，将来的产权分配或者股权奖励，也得在搞清存量的基础上进行嘛。”
白原崴眼睛一亮，试探问：“赵省长，这么说，还存在产权分配的可能？”
赵安邦未置可否，只道：“白总，有一点你说对了：我不会让伟业垮掉的！”
白原崴想了想，“既然如此，那我和我的团队就和这艘大船共存亡了！”
赵安邦意味深长道：“我希望这是你的真心话。另外，我也提醒你：别光盯着我和省政府较劲，也小心证券市场上的那些大小鲨鱼，别让有些渔翁趁乱得利啊！”
白原崴怔了一下，笑了，“赵省长，你……你可真厉害，啥也瞒不了你！”
赵安邦进一步点拨道：“不过，我想，这些渔翁们也许不会得逞，伟业控股今天跌到五元多了，这么便宜的筹码你能不捡回来？将来你们还得靠股权说话嘛。”
白原崴这才说了实话：“赵省长，不瞒你说，我已安排自有资金进场了。”
赵安邦笑道：“这就对了嘛，你再不进场，我可要安排资金进场了！我们都在伟业国际这条船上，我便宜你白总这个盟友可以，不能便宜了其他机构啊！”
送走白原崴，钱惠人来了个电话，说是想过来汇报一下明天的会议安排。赵安邦很警觉，揣摩钱惠人也许要说些别的，就没让他过来，要他在电话里汇报。钱惠人便在电话里汇报起来，赵安邦握着话筒只是听，不咸不淡地应着，没表什么态。
放下电话，赵安邦马上打了个长途给省城家里，和夫人刘艳说了说钱惠人的问题，要刘艳抽时间悄悄回趟文山，看看这位钱胖子是不是在老家盖了座宫殿？到底花了多少钱？除了收白小亮的这四十二万，是不是还向谁借过钱或者要过钱？
刘艳试探着问：“安邦，看你的意思，好像不是要对钱胖子公事公办吧？”
赵安邦气哼哼地说：“公事公办还让你查吗？那是人家于副书记的事！”
刘艳也在电话里叫了起来，“那我查个啥劲？你还嫌我不够忙啊？钱胖子是你老部下，我中学同学，他的为人谁不知道？清廉正派，会有啥问题？真是的！”
赵安邦火了，“叫什么叫？让你了解你就去了解，乱打什·么保票！我把话撂在这里：搞不好钱胖子就有问题！于华北批了的事一般不会错，这位同志你还不了解吗？既讲原则又稳重，没十分把握，不会随便做批示的！”
挂上电话后，赵安邦看着窗外宁川牛山半岛的万家灯火，陷入了深思：不管钱惠人有没有问题，有多大的问题，这都像一场政治偷袭。白原崴呢？则是经济进攻，不给他51％的股权，不满足他控股伟业国际的要求，他就要给你来个冰海沉船！可这51％的控股权能给吗？法律和政策依据在哪里？这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搞不好于华北就会攻上来，指责他造成了巨额国有资产的流失。
不过，必须承认，白原崴这场进攻组织得很有水平，煞费苦心啊，有些话也的确击中他的要害了，尤其是重提他总结出的改革实践中必须面对的几种情况，还有一九八六年发生在文山的分地风波。白原崴是在激他啊，看他身居省长高位以后还敢不敢像过去那样大胆试，大胆闯了。真是的，过去人们总说改革者没好下场，他却不然，虽说不容易，终还是上来了，算是有了好下场，那么，他是不是也该学学明哲保身了？宦海沉浮，磕磕碰碰，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啊，他的心其实已经很疲惫了！再说，老部下钱惠人这回又撞到了于华北手上，他当真在省长的位子上不顾死活，和于华北再来一次不见硝烟的较量？他们难道还没较量够吗？可不较量又怎么办呢？伟业国际的难题总要合理解决，钱惠人如果问题不大，没触犯法律，也必须保，他不能让共过患难的同志伤心，让人家骂他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死活！
曾经的历史风雨飘然而至，赵安邦的思绪不禁回到了一九八六年的文山……第 三 章
十
历史往往是在不经意中创造的，一九七八年，当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二十一户农民，为了吃饱肚子，冒着莫大风险，将土地承包下去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是在创造历史，更没想到这些农民同志实际上已为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改革破了题。
经过两年的争论和试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了，文山是一九八一年具体落实的。当时的政策是，土地承包合同一签五年。赵安邦作为文山古龙县刘集公社党委书记，参预了大包干的实施过程，深切体会到了一代农民心灵的颤动。钱惠人的父亲三老爹签过合同后，蹲在自家承包的八亩六分地里，一夜没回家，回家后就对钱惠人说：“党的政策好哇，到底把地包给咱了，庄稼人看见亮了！”
钱惠人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民兵训练和治安，工作一直干得很不错，可家里包了八亩六分地后，立马变了个样，公社院里看不到他的影子了，白日黑夜和他父亲三老爹泡在自家的承包地里，气得赵安邦几次在党委会上批小农思想。在赵安邦看来，钱惠人骨子里就是个只注意眼前利益的农民，和那些农民们一样，都把这五年承包期当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致富机遇，似乎这种机遇是天上掉馅饼，一旦抓不住，馅饼就没了。这种心态也不奇怪，当时毕竟还是八十年代初，一切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未来的路到底怎么走，谁心里也没有数。但钱惠人毕竟不是一般农民，到底在自家的八亩六分地上发现了真理，第一个提出：把土地分给农民！
这是一九八五年发生的事。这年五月，赵安邦由时任县委书记，其后升任地委副书记的白天明提名推荐，出任了古龙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钱惠人继任刘集乡党委书记。也正是那一年，土地的第一轮承包到期，第二轮承包即将开始。
就在这节骨眼上，钱惠人坐着乡政府的破吉普，跑到县委招待所，向主管副县长赵安邦做了个汇报，先大谈了一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怎么发生了巨大威力，乡里的农业形势如何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继而，试探着提出，“赵县长，这地还继续包下去么？咱……咱们能不能思想解放些，干脆把地分给农民算了！”
赵安邦大吃一惊，“把土地分给农民？钱胖子，你该不是喝多了吧？把土地承包给农民和分给农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连想都不能想，知道不？”
钱惠人不服气，“怎么就不能想呢？中央说了，现在就是要解放思想！”
赵安邦根本听不进去，手直摆，“这和解放思想无关，地县委都不会考虑的。你在我这儿说说也就算了，和别人这么四处胡说，小心县委撸了你的乌纱帽！”
如果钱惠人就此被吓回去，如果没有一个多月后县委关于承包年限的争执，没有白天明大胆解放思想的指示，也许就没有那场分地风波了，新来的省委书记刘焕章也不会注意到他。可那天钱惠人没被吓回去，仍坚持要试着搞“二次土改”。
钱惠人说了许多理由，“赵县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吧？既然实践证明地在农民手上年年大丰收，为啥就不能分呢？现在只把地包给农民，农民都不放心，担心政策会变！随着承包到期，都不往地上下力了。刘集乡去年和今年虽然都丰收，产量可不如头三年了！不是自己的地，都不爱惜，连我爹都不用农家肥，只用化肥。有些人家做得更绝，从去年开始就用盐水浇地了。这么下去不得了啊，地力一年不如一年，全板结了，变成盐碱地了，咱们又是个农业大国，总得有个长远的打算是不是？”
这些情况，赵安邦实际上都清楚，过去他是公社党委书记，如今是管农业的副县长，怎么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呢？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不久前省里召开的一次农业会议上提出，希望第二轮承包的期限能适当延长。可话没说完，就挨了主管副省长的好一顿批评。因此，便把这情况如实和钱惠人说了：“……惠人，你想想，省里连延长承包期都不同意，怎么能允许分地呢？你不想让我干这副县长了？”
钱惠人当即讥讽说：“赵县长，过去你还说我小农意识，你呢？什么意识？是当官意识吧？就怕省委、地委撸了你的乌纱帽，你都不如安徽小岗村的农民！”
赵安邦火了，“钱胖子，你别说我，说你：你狗东
西是不是想当地主了？”
钱惠人的回答不无精彩，“想当地主的不是我，是我老爹他们，是刘集乡的那些农民，他们个个都想当地主，做自己土地的主人，不信，你们一个个去问口巴！”
这次谈话虽说不欢而散，却给赵安邦很大的触动：钱惠人说得不错，几千年来，哪个中国农民不想成为土地的主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哪一次又和土地无关？如果真能把地分下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谁敢这么做啊？
赵安邦再也没想到，地委副书记白天明就敢这么做，这个土改工作队队长的后代，竟和钱惠人想到一起去了，于是，便有了震惊全省的那场古龙县分地风波。
分地风波肇始于春节前夕的一次县长、县委书记联合办公会。那天的议题是讨论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省里的文件规定很明确，再续订五年承包合同。然而，身为地委领导的白天明却在会议一开始定调子说：“文件归文件，各县有各县的情况，我看也不必拘泥于上面的规定，思想可以解放一点，只要有利于将来农业的发展，有利于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突破的东西可以突破嘛！”
白天明这么一说，赵安邦心里又活动了，只字不提省农业会议上那位副省长的批评，明确提出了延长承包期，“白书记的意见我赞成，上面规定的承包期看来是短了点。为什么就不能签个十年、二十年呢？这阵子我一直在下面跑，钱惠人和许多乡村干部向我反映，我们农民同志普遍担心政策会变，都在搞短期行为！”
于华北证实说：“是的，是的，安邦说的这种担心是客观存在的，农民还是心有余悸啊，被过去的政治运动搞怕了，有人就当着我的面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看来，我们还是要利用这次二轮承包多做解释工作哩！”
赵安邦冲着于华北摇头苦笑，“于县长，怎么解释？谁相信咱们的解释啊？农民是注重实际的，最好的解释就是把一包十年、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面前！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就搞个第二次土改，干脆把土地一次性分给他们算了！”
分地的话头几乎没经过大脑的思索，就这么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了。
于华北怔了一下，敲了敲桌子，郑重提醒说：“哎，哎，安邦，这种场合，你这同志别胡说八道啊！搞大包干人家就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直吵到今天，你还想分地？这不是授人以柄吗？再说，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性质完全不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应该说，于华北这番提醒是好心。一九八六年，赵安邦和于华北在文山头一次共事，二人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住在同一个县委招待所，公私两方面的关系都很好，分地风波发生前，赵安邦和于华北的关系远远超过和白天明的关系。多年过后，有件事赵安邦还记忆犹新：于华北那时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盒烟，可却出于谨慎，从不收受下面送的烟。赵安邦不抽烟，却老有人给他敬烟，赵安邦便收集起来，一次次集中送给于华北，什么牌子的都有。搞到后来，干脆是赵安邦搞不正之风，每月收熟人两三条烟，送给于华北，让于华北既有烟抽，又保持清廉形象。
于华北谨慎持重，却并不是思想僵化的人，提醒过赵安邦后，又说：“一包五年的政策规定，按说不好随便突破，但是，白书记和安邦说得都有道理，我们的思想还是要解放一点，我个人的意见，可以考虑一包十年，我们也少一点折腾！”
白天明和与会的县长、书记、常委们没再说啥。赵安邦也没再提分地的事，分地只是发言时的一时冲动，谁都知道不可能实行，于是，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
不料，散会之后，白天明却把赵安邦悄悄叫到了县委招待所，绷着脸问：“我说安邦同志啊，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还是刘集乡党委书记钱惠人的主意啊？”
赵安邦那当儿还不摸白天明的底，担心害了钱惠人，打哈哈说：“这事和钱惠人没啥关系，我也就是在会上随便说说，——白书记，你不说要解放思想吗！”
白天明这才交了底：“行了，安邦，你别替钱惠人打掩护了，实话告诉你：钱惠人找过我了，还给我拿来个材料，我仔细看了，有些说服力啊！耕者有其田嘛，从安定民心和保护耕地，以及将来农业的持续发展考虑，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思索着，又说，“但是，有些问题钱惠人没想到，一个乡党委书记，总有自己的局限性嘛，比如说：把地分下去，农田水利以后怎么办？谁还给你上河工搞水利啊？另外，会不会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重新出现两极分化啊？还有，农业迟早有一天要进入现代化，使用大机械，搞产业化，这又怎么办呢？要全面考虑啊！”
这是赵安邦再也没想到的，一九八六年的白天明竟然就有这么超前的思索！
白天明要赵安邦好好搞个调查，拿出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摘方案时要实事求是，一定不要有什么顾忌，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当年如果有顾忌，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包干！第一关闯过了，这第二关，我看也可以试着闯一下！当然，也得学学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只做不说，钱惠人积极性那么高，可以先在刘集乡搞个试点嘛。”
那次谈活无疑是历史性的，白天明作为一个押上身家性命闯关的改革者，就此山一般耸立在赵安邦面前，而且从那以后，就再没降低过高度。事过多年之后，赵安邦还认为，在他从政生涯的初始阶段，是白天明让他的思想第一次冲破了牢笼。
自由的思想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