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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思想开始飞翔，作为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开始了大胆的闯关。
事过多年之后，刘焕章提起这件事，还当面和赵安邦说过：“我和省委注意到你，就是因为那年在文山分地！当时的文山地委瞻前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拖到最后才摘，怎么冒出你这么个主？你胆子不小啊，连土地和生产资料归集体的前提都不坚持了？省委不处理行吗？怎么向中央交待？当然，改革是探索，探索就允许失误，所以，处理归处理，该怎么用还要怎么用，否则，以后谁还敢探索！”
十一
钱惠人又怎能忘记生命历程中的——九八六呢？一九八六年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也许是个平常年头，而对文山地区的古龙县来说，却很不平常，刘集乡的分地事件石破天惊，把他推到了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在风暴中心，赵安邦和白天明真正认识了一个叫钱惠人的乡党委书记，他呢，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两位思想开明的好领导。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一九八六年他在文山的选择，决定了他嗣后的仕途。
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的一个夜晚，赵安邦顶着早春的寒风，骑着自行车，独自一人赶到刘集乡他家来了，说是找他喝酒。酒是好酒，泸州老窖，两瓶，是赵安邦装在挎包里带来的，挎包里还装着一份卖地试行方案。是卖地，不是他设想的无偿分地，按方案设计，每亩地根据好坏，以三百至五百元的价，向签过承包合同的农民出卖。钱惠人不太理解，就着花生米、炒鸡蛋，和赵安邦对酌时，不满地向赵安邦抱怨说：“不是分地吗？咋搞成卖地了？”
赵安邦那天心情很好，有些兴奋，呷着酒，拍着他的手背，亲昵地说：“你这个笨胖子，也不想想，不收点钱行吗？以后你这个乡党委书记还怎么当？农田水利用什么钱搞？每亩三五百元并不算多，从农民这方面说，应该能够负担得起。而从你们乡政府这边说呢，就是笔大资金啊，十几万亩地卖了，就是五六千万啊，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农业基金，存在银行里有利息，搞投资滚动发展有利润，搞农田水利建没就有钱了，将来还可以作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基金嘛。”
钱惠人一下子被说服了，“好，好，赵县长，你想得可真周到，真全面啊！”
赵安邦说：“这也不是我想到的，是天明书记想到的，天明书记出题目，我做作业嘛！听着，还有呢，为防止出现土地兼并，造成新的两极分化，卖出的承包地五十年内不许转让，至于五十年后是不是能自由转让，我们五十年以后再说！”
钱惠人直笑，“行，五十年后还不知道怎么着呢，咱就这么先试起来吧！”
赵安邦笑道：“要我看，五十年后这些卖出去的地也许还得集中起来。小农经济肯定不行嘛，大农业才是发展方向，但土地怎么集中就不好说了。所以，你钱胖子心里要有数，目光要放远点，别以为把地这么一分，就把农业问题解决了！这个方案你先好好看看，和乡党委其他同志小范围的研究一下，有问题就提出来。”
钱惠人酒杯一放，当场把问题提了出来，“赵县长，每亩地卖三至五百元不算多，可很多农民还是买不起啊！就拿我家来说吧，八亩六分地，得三千多块！我一月的工资三十六块，想结个婚都没钱，一下子哪拿得出三千多？何况农民了！”
赵安邦说：“这个问题我和天明书记已经想到了，胖子，你看这样行不行？地款分三年或者五年交清，另外，信用社也可以搞抵押贷款，把土地证押给信用社贷款。一次性交款给些优惠，再加上分期付款和贷款，我看完全能启动。”
钱惠人乐了，“赵县长，这么说，试点方案天明书记、地委县委批准了？”
赵安邦怔了一下，数落道：“胖子，你猪脑子啊？问这话！也不想想这是什么事？这是违反政策的，只能悄悄试！你怕丢乌纱帽可以不试，要不怕就闯一下，你狗东西主持摘，我负领导责任，天明书记和地委县委都不知道，听明白了吗？！”
钱惠人这才知道，地委副书记的白天明虽然暗中支持分地试点，却不能公开出面，也就是说，真搞出问题，责任在他，最多赔上个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
要命的选择就这样摆在了面前，那晚，在昏暗的灯光下，面对赵安邦严峻的面容，他不是没有退路，他完全可以不冒这个风险。然而，作为一个对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的中国农民的儿子，一个深知农村现状的基层党委书记，这个险他还是决定冒了。天理良心，做出这个决定时，他真没想到日后会成为白天明、赵安邦的什么亲信骨干，会在仕途上得到这两位领导的什么重用，后来那些风言风语均属无稽。 ，
然而，事实证明，在中国有些高压线是不能碰的，有些关是不能胡乱闯的。
刘集乡的卖地方案试行了不到两个月，全乡十几万亩地卖了只一小半，风声便传到了县长兼县委副书记于华北的耳朵里。于华北极为震惊，一边亲自出面，跑到刘集乡紧急叫停，一边向文山地委书记陈同和汇报，把赵安邦和白天明都给卖了。
陈同和书记开始还不相信，以为于华北谎报军情，要管农业的赵安邦来汇报。
赵安邦去了，汇报说：“陈书记，刘集乡这只是个试点，不行就停下来……”
陈同和火透了，当场拍了桌子，“这种事能试吗？这不但违反目前的土地政策，还是犯法，违犯了宪法！宪法上说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刘集乡的那个姓钱的乡党委书记不知道吗！你这个副县长还跟着掺和？是谁在后面支持你们？据说我们地委也有个别领导卷进去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赵安邦当时就保了白天明，“陈书记，这我可得汇报清楚：卖地试点，和县委、地委任何一个领导都没关系，是刘集乡的同志最先提出来，我同意搞的！”
陈同和根本不相信，当天发文停了赵安邦的职，亲自带着调查组下来了。
赵安邦在劫难逃，他钱惠人也大难临头了，地委调查组下来第三天，陈同和书记出面和他谈话了，还带着两个年轻人做记录。陈同和冲着赵安邦拍桌子，却没冲他拍桌子，态度挺和气，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不断地给他递烟，是云烟。那时的云烟叫得挺响。还有个细节，钱惠人也记得很清楚，就是陈同和书记老上厕所，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他老人家最少上了七八趟厕所。后来才知道，陈同和书记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前列腺有毛病，毛病还不小，退休后终于因为前列腺癌去世。钱惠人那时已在宁川做了副市长，听说这一消息后，还托人给陈同和送了个花圈。
地委书记对他态度很好，并不说明就会对这事网开一面，一九八六年不是一九九六年，一九八六年的干部作风，尤其是老干部们的作风是令人敬佩的。地方保护主义没那么盛行，像陈同和这种观念正统的领导还没学会对上应付，对下死保的那一套。分地事件一出，陈同和就以地委的名义及时向省委做了汇报，自己还主动做了检讨，承担了领导责任。接下来，陈同和和文山地委按省委的指示精神查明事实真相，抓住白天明和赵安邦这两个领导不放也在情理之中，绝不存在别的意思。
因此，陈同和在谈话一开始就说：“钱惠人同志啊，我和文山地委决不相信刘集乡分地只是你们乡党委研究决定的。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讲纪律，要对组织忠诚老实，今天我是代表地委和你谈话，希望你实事求是。请你说清楚，地委副书记白天明同志和副县长赵安邦同志在这件事上到底参预到了什么程度？”
钱惠人心里一片灰暗，觉得反正自己完了，没必要把白天明和赵安邦再搭进去，再说，赵安邦也打过招呼，不能牵涉县委、地委，于是，便说：“陈书记，这事和白书记、赵县长可真没关系，就是我自作主张嘛。第一轮土地承包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我是向白书记、赵县长汇报过，但分地的事我提都没敢提，真的！”
陈同和拉下了脸，“你在赵安邦面前也没提过吗？不但提了，还得到了赵安邦的支持，连那个分地试行方案都是赵安邦搞出来的，赵安邦同志自己都承认了！”
钱惠人知道，赵安邦已被停了职，所以，听了这话并不意外，明知保不下赵安邦，却还硬挺着，“陈书记，你这么一说，我倒记起来了：分地的事我好像和赵县长提过一次，当时就挨了赵县长的批评，赵县长说我喝多了，让我想都不要想！哦，对了，对了，我全想起来了：赵县长还骂我小农意识，说我想当地主……”
这场谈话把陈同和气得够呛，据调查组的同志后来告诉钱惠人，陈同和对他有个评价，说他睁着眼睛说瞎话，政治品质恶劣，要开除他的党籍。钱惠人当时也觉得党籍可能保不住了，甚至连公职都保不住，就更不怕了，在嗣后和调查组成员的一次次谈话中，竟然坚持错误立场，继续大谈把承包地分给农民的种种好处。赵安邦得知这一情况后，既感动，又着急，让新婚的老婆刘艳带了句话过来，“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一听就明白了，这才开始转弯子，写起了“深刻检查”。
没想到，搞到后来，党籍还是保住了，省委书记刘焕章亲自做了批示，对他“留党察看，以观后效”。公职也保住了，虽说刘集乡的党委书记不让当了，粥还是给喝的，当年九月，便到县计划生育办公室做了喝茶看报的副主任。两位领导也调离了，白天明带着个严重警告处分，离开文山，到宁川做了地委副书记。那时的宁川和文山不好比，文山是北部重镇，宁川是南部不起眼的小市，干部使用上一直比文山低半格。赵安邦则给了个行政记大过处分，安排到文山最穷的白山子县做了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当时白山子的工业只有一个编织厂，三家小饭店，和十几个乡村合作社。白山子乡镇企业的崛起还是后来的事，也是在赵安邦手上起来的。
对钱惠人来说，分地风波的最大打击，还不是组织处理。最大的打击来自生活方面：谈了好几年，已要谈婚论嫁的未婚妻孙萍萍离他而去了。这倒不怪孙萍萍，得怪孙萍萍在县里当组织部长的爹。人家部长同志高瞻远瞩，有政治眼光啊，和自己女儿说了，小钱这辈子算是死定了，仕途上根本没希望了，对犯这种政治错误的人，组织上永远不会重用了，当然，这位部长同志后来悔青了肠子……
到计划生育办公室喝茶看报，和于华北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这场风波让于华北成了最大的赢家，人家于县长政治上坚定啊，成了地委陈同和书记欣赏的干部，后来就一步步上去了，从于县长变成了于副市长，又变成了于市长。未来的于市长对他挺关心，在县委大院见了面，有时会拍拍他的肩头说：“小钱哪，不要发牢骚，不要埋怨组织，还得好好干啊，你还是有希望的！”他脸上笑着，嘴上应着，心里却骂，“日你妈，有你这样的组织，老子还有啥希望？不是你向上打小报告，白书记、赵县长能被处理吗？我一个没结婚的大龄青年能来到这里发避孕药具吗！”
那当儿，钱惠人就看清楚了：所谓组织都是由一个个具体人组成的，他的组织就是白天明、赵安邦，只有跟这两位领导干，他才会有出路。于是，次年三月，通过赵安邦协调，调到了白山子工业办公室，又追随赵安邦振兴乡镇企业去了……第 四 章
十二
于华北很喜欢共和道上的恬淡和幽静。当玻璃幕墙和钢筋水泥构筑的林立高楼成为省城主要景致时，共和道上这一幅幅凝固的异国风景画就显得异常珍贵，远离嘈杂市声的这份恬淡幽静也变得比较难得了。因此，不论春夏秋冬，只要不是雨雪天气，不到外地出差，于华北就不让司机接，总爱自己散着步去省委大院上班。背着手，安步当车走在根深叶茂的梧桐树下，看着路道两旁一座座风格各异的欧式小楼，于华北会觉得自己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正融人一座古老城市的传说之中。
毫无疑问，他必将走进历史，就像那些已走进历史的旧时代的达官显贵和新中国的历任省长、省委书记一样。后人写起汉江省这段改革历史时肯定会提到他，尽管他只是省委副书记。说起来还真是有些遗憾，凭他的资历和能力，仕途不应该到此为止，他是有可能在政治人生的最后一站成为省长的，中央已经考察了嘛，民意测验的得票和赵安邦比也没差几票。可刘焕章和几个老同志拚命推荐赵安邦，说是赵安邦年轻，让他顾全大局！这真是岂有此理，刘焕章他们怎么会这么考虑问题呢？怎么就不想想：既然赵安邦年轻，为什么不能让赵安邦再等几年呢！却也没办法，这种事不能硬争，硬争也争不来，再不情愿也得顾全大局。那阵子他总想，若是文山分地事件发生后，赵安邦被开除党籍就好了，就没这么一个竞争对手了。
省委书记裴一弘还不错，打招呼给赵安邦安排省长“官邸”时，也把他的住房调了一下，从二十一号调到四号。那是六十年代一位省委书记住过的英式小楼，建筑面积和院内占地面积比赵安邦和裴一弘的“官邸”都大了许多，是共和道上最好的一座洋楼，曾做过美国利益代办处。这座楼门牌编号虽说是四号，但却长期被人们称做一号楼。夫人觉得不合适，劝他不要去住。他没理睬，等机关事务管理局把房子一拾掇好，马上搬了进去，这才在心态上得到了些许平衡。
现在，平衡又被钱惠人受贿的事打破了。说良心话，他真不是想故意和谁作对，更不会去和钱惠人、赵安邦算过去那些扯不清的旧账，是白小亮和钱惠人撞到了他枪口上。昨晚去向裴一弘汇报时，他就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裴一弘的谨慎也在意料之中。这次毕竟涉及到宁川和宁川市长，这位市长又是赵安邦和白天明的铁杆部下，裴一弘不可能没顾虑。再说，裴一弘也清楚他和赵安邦、钱惠人历史上的是是非非，心理上对他会有所设防，这可以理解。那就让将来的事实说话吧，只要纪检部门拿出钱惠人受贿的铁证，看谁敢站出来保？经济问题可又是高压线啊！
就这么在共和道上走着，想着，一辆轿车悄无声息地在于华北身边停下了。
是省委书记裴一弘的专车。裴一弘打开后车门，从车内伸出头，打趣说：“老于啊，怎么还开着你的廉政11号啊？来，来，上车吧，你这11号太慢
于华北笑着摆摆手，“一弘，你走，你走，我习惯了，就是想散散步！”
裴一弘没走，仍在车上招手，“上来吧，老于，我得和你说点事哩！”
于华北只好上了车，上车就和气地打哈哈说：“昨晚不才见过面嘛，你大当家的又有啥最新指示了？我到办公室处理点事，今天还得赶去文山搞调研呢。”
裴一弘笑道：“我哪来这么多指示啊，就想和你说说文山哩。老于，文山那个市长田封义挺有能耐啊，不但在刘壮夫面前软磨硬缠，还跑到安邦那里去泡了，又是汇报工作，又是送简历，安邦省长和我说啊，这位同志好像有点急不可待了！”
于华北多少有些吃惊：这个田封义也真是太过分了，先在文山市委书记刘壮夫家泡，泡得刘壮夫恼火透顶，跑到裴一弘和他面前撤梯子，现在又跑到赵安邦面前泡了！田封义可是他做文山市委书记时重用过的副市长啊，这个同志不是不知道他和赵安邦的历史关系，竟还到赵安邦面前这么乱来，真不知哪股神经搭错了！
裴一弘又说：“安邦知道田封义曾经和你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他还是比较客气的，既没当面批评，也没表什么态，但却和我说，像田封义这种只会跑不会干的干部最好不要重用。也是的，田封义在文山当了五年市长，都干了些啥？文件发了不少，经验总结了不少，文山经济增长率还是全省倒数第一，问题多多！”
于华北沉着脸问：“一弘同志，田封义是啥时候找的安邦同志啊？”
裴一弘说：“就是前几天的事吧？反正在安邦去宁川开财富峰会之前。”
如此说来，这不是一次刻意的反击，钱惠人的问题省纪委昨天才向他正式汇报，他当晚找的裴一弘，估计赵安邦不会这么快知道，因此，也就不会打出这张围魏救赵的政治牌。但裴一弘会不会打这种政治牌呢？这可说不准。尽管做平州市委书记时，裴一弘对赵安邦时有微词，现在不同了，人家是省委书记了，立足点变了，对赵安邦的看法也就变了。根据官场经验推测：裴一弘如今的政治视野里不会再是哪一个市，哪一个县，而是整个汉扛省。哪里搞好了都是他的政绩，哪里搞砸了他都要负责任，任何地方出乱子都是他不愿看到的，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