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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是：设想美国总统若秘密向黑手党头子磕头；或日本天皇秘密向黑龙会头子磕头，这将是一幅什么画面？世界上，只有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才有这种怪现象吧？
——蒋介石向大流氓磕头拜寿
论蒋介石之二
宁波从明朝以来就是有名的商埠，这里人精于做生意，在上海尤有恶势力，所谓“无宁不成埠”是也。但是虽精于做生意，却往往逆取不能顺守，做到头来，经常赚到金玉满堂后又赔个扫地出门，最后吃个茴香（回乡）豆，完蛋大吉。
蒋介石是浙江人，籍属奉化县，但奉化县从明朝清朝以来就属宁波府，所以他道地是宁波人。他虽冒充是周公之后，其实根本是奸商世家，并且是专卖生意。蒋介石从小在宁波府城西河沿的箭金学堂读书，后来在上海靠宁波帮做买空卖空的股票经纪，透过姨太太与浙江财阀搭线，搞上奇货可居式的政治，最后俨然成为中国领袖。这种过程，是全盘的宁波商贾逆取的生意，逆取以后，下场却是老子所预言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最后被他通吃了的中国大陆又被他通吐了出来，不能顺守，扫地出门，最后连茴香豆都不得吃，完蛋到孤岛台湾来。
——蒋介石的时间表
论蒋介石之三一类是“临阵逃亡”，一类是“被俘或投降”。他对这种“寡廉鲜耻”的痛恨，情见乎辞。显然的，在蒋介石的大脑里，一、革命军人不应被俘；二、纵使被俘，也“只有自杀”才可以自赎，除此而外，全属无可原谅。
蒋介石是奸雄，他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半吊子的中国上层封建思想、也包含了半透明的中国下层愚民思想、还包含了半瓶醋的西方和日本的近代思想。……它是这些思想的大拼盘，既半生不熟、又半新不旧。以这种“不幸做了俘虏”就“只有自杀”的思想为例，若说它纯是中国传统思想，并不尽然。
蒋介石要求人人做文天祥、史可法，悬格不可谓不对，但他忘了：宋朝养士三百多年，只出来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励近三百年，只出来一个史可法，其他多是大难临头、望风跪倒的投降汉！何况，蒋介石自己何德何能，又能使人为他死节？蒋介石自己若适用同一标准，他自己在“西安事变”被俘时为何不“只有自杀”？他自己对在衡阳抗敌被俘归来的将军们为何大颁青天白日勋章？他自己在兵败山倒时为什么不“国君死社稷”式的死在南京？
所以，蒋介石所谓的军人要被俘不屈、“只有自杀”，事实上，他自己都做不到！自己都做不到却以最高标准要求人、骂人、整人、办人，这是更上层楼的“寡廉鲜耻”，我们不可不声讨之！
——蒋介石的被俘观
论蒋介石之四
人类自古以来作战，掘堤淹敌人的冠军，莫过于蒋介石；但干出淹敌人少淹同胞多菜事的，也莫过于蒋介石。
“数百万同胞的生命财产，都遭惨劫”的代价，如果真能发挥阻敌的积极效果，也自成一说，但是敌人照样侵略中国不误，并且还学会了“水淹七军”法回敬中国。一九四三年八月，日军就掘山东卫河之堤，淹死中国人民上百万。——蒋介石始作俑者，其有日本之后乎？
——“蒋总统传”信口开河
论蒋介石之五
蒋介石是现代中国最阴狠卑鄙的坏蛋，他一生中害了无数的同胞与同志，或杀或关、或辱或骗，……在这些史迹与血迹中，有一件最凸出的例子，就是他对张学良的阴狠卑鄙。这种阴狠卑鄙，项目繁多，大者有二：第一是诬张学良，使张学良一直背黑锅；第二是关张学良，使张学良一直不自由。
在诬张学良方面，对日本，明明是蒋介石自己下令不抵抗，却把“不抵抗将军”的大帽子，戴在张学良头上；对共产党，明明是蒋介石自己剿共无能，却把丢掉大陆的大责任，硬要张学良担负。蒋介石这样以舆论与历史丑化张学良，到台湾后，更花样翻新，他把一九四○年骗张学良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交其太子蒋经国“公开发表”，蒋经国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五中全会就此大做文章，父子聚诬，张学良横被污名，至今未已也。历史上，一个人横被诬名，不洗于五六十年之前，亦不辞于八九十岁之后，张学良可考第一。
——“张学良研究续集”前言
政治篇·论民主自由什么是民主政治——论蒋经国
论蒋经国
每在电视中看到蒋经国，就活像看了一段慢动作的纪录片。
——李语录一一三
论蒋经国之二
从整个中国的比例与历史来看，蒋经国固乏善可陈有恶已作，试问他在台湾搞四十年的小朝廷，是否尚有可足“炳耀千秋”的呢？以我这种不肯曲学阿世的历史家看来，蒋经国在台湾搞四十年小朝廷的成绩，实在也大有问题。
歌功颂德者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说蒋经国制造了“经济奇迹”，一个是说制造了“政治奇迹”。关于前者，歌德派的错误在溢美；关于后者，错误在胡说。台湾经济的发展，功劳是这个岛上人民全体的，不是蒋经国个人的，纵为了方便论个人功劳，尹仲容等也占前几十名，还轮不到蒋经国。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懂的是格别乌，对经济却鸦鸦乌，他的经济政策，其实是恶魔附体式的。
四十年来的台湾经济，事实上是在恶魔附体下前进的，恰像那童话中赖在年轻人身上不肯下来的背上老人，他实在是前进中的一大负担。没有这种负担，台湾今日的经济发展，当不止于此。所以论定台湾经济发展，当从没有蒋经国岂不更好着眼，而不是有了他才很好着眼。事实上，以台湾此岛的本身条件，四十年的岁月，经济发展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领导者以中人之资、行无为之政，便可达到一定的成果，辜鸿铭讥笑袁世凯，说除老妈子倒马桶无须学问外，天下事皆须学问，但使台湾经济发展到目前程度，实在也无须太高的学问，当然恶魔附体式的学问是不行的。
——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三
蒋经国是真正祸害台湾政治的人。“政治”祸害的程度，才堪称“奇迹”。从一九四九年蒋介石下野起，蒋经国虽然名义上是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是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但他另负“政治行动委员会”的实际责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实际责任，指挥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后来名义上是救国团主任、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是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是行政院政务委员、是“国防部”副部长、部长、是“行政院”副院长、院长，以至于最后干上总统，不管他名义上干什么，骨子里的一切党政特务情治机构，都归他指挥、都由他负实际责任。换句话说，台湾四十年的恐怖统治、四十年的严刑峻法军事戒严、四十年的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四十年的言论出版自由被迫害、四十年的集会结社自由被限制、四十年的在人权上的高压、四十年的民主宪政不能发荣滋长、四十年的志士服刑、豪杰受难、亲人望眼、稚子含悲、老兵有家归不得。……这些局面的形成，蒋介石固为罪魁、蒋经国亦为祸首，并且在执行上，他比他老子还负更多的实际责任。尤其在他老子死后这十二年来，他负的，更是无可推卸的绝对责任。所以，台湾四十年的“冰河期”、四十年在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大冻结、大逆退，蒋经国是众“妄”所归的真正负责人！
这一真正负责人，在四十年的强人统治之后，在死前几个月里、在衰病侵寻中、在美国人的一再压力下，只不过虚晃几着、搞一点开放党禁、报禁、探亲的噱头、一点换汤不换药的解严戏，有的成效如何尚未可知、有的愈解愈严变本加厉（如对书刊的查禁，竟杠上开花，用到“违警”、“妨害秩序”等法令，尺度之严，前所未有），就被海内外的马屁精赞不绝口，奉为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了，这不是既无知又可耻吗？
——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四
在既无知又可耻的咚咚马屁声中，一个最荒唐的说法是：蒋经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试问蒋经国就便是汉武帝了又怎样？汉武帝内多欲而外好仁义，死前三年时候，对被他统治了五十年的中国人民有所歉疚，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汉武帝尽管这么说，但历史上，并不因他有所歉疚，就把他五十年对中国的祸害置而不论，——历史的论定是绝不含糊也绝不客气的。如今把蒋经国四十年对台湾的祸害置而不论，这通吗？你可以说汉武帝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黩武穷兵、北逐匈奴、西通西域、东平朝鲜、南置九郡，因为这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爱好和平的仁君；你可以说蒋经国繁刑重赋、信惑神怪、巡游无度、戒严弄兵、北卖外蒙、西通老美、东媚日本、南联新加坡，因为这也都是真的，但你不能说他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守护神，正相反的，他的一生所做所为，正是这些伟大字眼的侮辱者与损害者，对他在这方面的赞美，是对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最大亵渎，面对海内外这样不明是非、众口一声，我不得不力斥其非、严正抗议。一个人踩你的脚，一踩四十年，最后他的贵脚高抬了一下，你却反而歌颂他，这叫什么政治伦理？又叫什么人间是非？要歌颂，该歌颂我们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四十年来对他贵脚的抗争、该歌颂任何使他贵脚高抬的客观压力与变化，而不是他的贵脚啊！至于政治犯陈映真、王拓、柏杨之流，在蒋经国死后所做的马屁之言，则更属失态之尤者，你们当年正是他贵脚脚踩下坐穿牢底的可怜虫，如今竟以逐臭为荣而不以为辱，真未免太忘本了吧？
——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五
也许有人说：“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看人只看后半截。”蒋经国既然宣布开放这个、解除那个，我们就该与人为善，称赞称赞。可是我认为，称赞任何人都可以，但不能背离事实与真相，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们岂可轻予认定？这位“声妓”风骚四十年后才宣布（注意：只是宣布而已）老娘洗手不干了，这种最后几个月的“从良”，为时也未免太短一点了吧？
蒋经国不单是一踩四十年的台湾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上的真正负责人，并且在“政治奇迹”上，还别有“奇迹”，那就是他和他老子一样，不尊重政治制度，搞个人独裁。蒋介石出身青色上海流氓、蒋经国出身红色苏联高干，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解水平，本来就有限，蒋经国回国后，在庭训之下，红中带青，从做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到搞小组织“燕廉”、“铁血救国会”、“中正学社”活动等等，走的都是不尊重制度、搞个人独裁的路线。这从台湾政治局面，迄蒋氏父子死亡之日，犹陷在党内无民主、党政不分、政出多元、一人领导等特色上，可以看出。
——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六
蒋经国搞“亲民‘秀’”，可算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演出。他光在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一的四年间，就下乡一九七次、“与民同乐”一五五天。细部举例，像开东西横贯公路，他亲自入山二十一次；像盛产西瓜的丰田村，他连续五年来个五访；他一会儿到南部佛光山四度莅临；一会儿又到北部唐山木器行登门道谢。……歌功颂德者连篇累牍的称道蒋经国这种为政之道，殊不知这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中国政治哲学的为政大道是《淮南子》所说的“重为惠，若重为暴”。“重”是不轻易，统治者要不轻易施小惠，一如不轻易做坏事一样。统治者要节制自己，做到“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正因为统治者自己不显配聪明、不炫耀能力、不捞过界下决定，这样大众才能发挥他们的责任与才干、才不做奴才。
民隐并非不可探求，但是这样子频繁、这样子毫无章法、这样子费事才能得到结论，那可未免太笨了一点。
整个的结论是：蒋经国瞎忙了一辈子，却从来不懂经国之道！
一九五○年，蒋经国说：“复兴活在中国，失败死在台湾。”他如今死在台湾，证明他一语成谶，也证明他的失败属实。这四十年，蒋氏父子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从容建立自由、民主的橱窗，可是他们太自私，结果先死后死，为天下笑，一九五八年蒋经国说他们“绝不会重走郑氏当年失败的旧路”，其实他们还不如郑成功，郑成功至少反攻到南京、至少传位到第三代。蒋经国宣布“未来蒋家的人不能也不会担任总统”，一时传为美谈，但他为什么不使自己不做第二代的总统？那样岂不更漂亮？他有四十年的机会、又有三十年的机会、又有二十年的机会、又有老子死后十二年的机会，他都执迷不悟，失掉了。如今以垂死之人、做无望之语，纵属临终悔罪之言，历史也不会饶恕他的！
——论定蒋经国
论蒋经国之七
蒋氏父子口口声声台湾属于中国，但他们所实行的，却是在台湾搞小朝廷；他们干的，是搞外省人的“台湾独立”，虽然他们绝口不说。“反攻大陆”也、“光复大陆”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都是能说不能做的；“台湾独立”却是能做不能说的，因而他们挂中国统一的狗头，却卖“台湾独立”的羊肉。
蒋经国在垂死前夜，承认自己“已经是台湾人”了，正显示了负隅顽抗中国统一的心态。我说他不如阿斗，因为阿斗之罪，不过乐不思蜀；但蒋经国之罪，却在蜀乐不思中原——乐不思大陆（当然思也白思）。由此可见，真正扶不起来的，不是阿斗，而是别有其人也！
结论是：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虽同为古今亡国之君、亡国之太子，但高下之分，一看便知。盖棺论定蒋氏父子，这一史家持平之论，也许可供启蒙也。
——蒋介石不如崇祯、蒋经国不如阿斗
论蒋经国之八
蒋经国在小手段上固然“乃父亲手训练”，比阿斗高明；但在维持大局与对中国未来看法上，其实还不如阿斗。阿斗“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他能用到诸葛亮，“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这是很不得了的成绩，比蒋太子只用奴才、空言反攻而军旅不兴赦却妄下高明多了。至于阿斗最后成全中国统一，知道“龙虎战争，终归真主，此盖天命去就之道也”。这也比负隅而不知“天命”者高明百倍。且阿斗班底中，还有北地王谌那种戈倍尔式“先杀妻子，次以自杀”的殉节之士，蒋经国有吗？一旦完蛋，丢人现眼可有得好看呢！
——唐德刚先生近作书后
论蒋经国之九
包启黄是国民党的“国防部”军法局长，由于把犯人财产霸占、老婆逼奸，还要处死犯人，心既狠、手又辣、又拔出不认人，被犯人老婆告了御状，他的主子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只好枪毙他了事。
包启黄出军法丑的事件，告诉了我们，靠人防弊是不够的，要防弊，还得靠制度。
戒严时期用军法判人，本就是一种易生毛病的制度，因为这种时期的军法判决，必然草率。为了防弊，在订定“戒严法”时，第十条就明文规定解严后人民可以无条件上诉到司法机关，以免冤抑。但是，这回蒋经国却站出来，下令手下喽强行通过“国家安全法”第九条，剥夺了“宪法”第十六条的人民诉讼权！蒋经国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深知军法的黑暗绝不止于“包启黄的这一个阶段”，若真的依法给人民上诉，则出军法丑的事件，将千万多于“国民党包公（启黄）”时代者，所以，蒋经国收拾起“做官的不要糊涂”的官箴，“不管是大小案件”，都不要“认真处理”了！
包启黄作恶，是人的作恶，还有解严后上诉管道可寻解决；但是蒋经国作恶，是制度的作恶，把靠制度防弊的管道给堵住，解严后上诉机会都给掐死了。
比较起来，包启黄的毛病出在“大头”（脑袋）懂法律而“小头”（）不懂，蒋经国则是两头都不懂，故率法食人，蒋经国比包启黄还包启黄，此可断言者也！
——比包启黄还包启黄论台湾与党外人士李敖语萃论台湾与党外人士
——国民党有过去，没有未来；民进党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什么样的反对者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毕竟是多年局促在同一个小岛上的人，什么样的执政者，自然产生什么样的反对者，反对者如果缺乏榜样与警觉，就容易陷入迷惘与错路。
——放火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