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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朗宁诗里写一位老兄认为全世界以烂泥巴最重要，乍看起来，不可思议；但布雷克能从一粒沙里看到世界，柯尔律治能从一粒沙里看到宇宙，可见一把烂泥巴，也大有奇趣。这样看来，怀疑别人“胡为乎泥中”，在没弄清重要性以前，最好别先否定。因为这把烂泥巴，可能对他特别重要。
又如古话说“敝帚千金”，你会奇怪，一把烂扫把有什么稀奇，值得这样标价。但同样的，在没弄清重要性以前，最好别先否定。——因为这把烂扫把，可能对他特别重要。
上面这些话，都是指当事人在正常处境下的看法。如果处境一旦剧变，他的主观，也可以量变加质变。一个人正常处境下认为黄金重要，但在荒年时候，他可以“千金易谷”；在战乱时候，他可以“黄金如粪土”。看了莎士比亚《理查三世》剧本的，看到第五幕第四场，国王高喊：“一匹马！一匹马！我以江山换一匹马！”就知道一个人在重要不重要之间，会有多大的转变，多大的无法预知。
——重要不重要与不重要重要
上帝是第一个服装设计家
亚当、夏娃因为吃了苹果，所以四只眼睛发亮，才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他们小俩口儿当时采取的初步行动是：抓起无花果的树叶，胡乱编成裙子，他们并没有服装设计。当时他们生长的地方是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并没生长在夏威夷，所以，他们虽然会用树叶，却不会编草裙。所以，当时他们所穿的，一定很难看。上帝把这一对男女驱逐出境，除了奉送一大堆报复和咒诅外，唯一一件善举，就是妙手“天工”的“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无疑的，上帝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服装设计家，从此以后，亚当夏娃的子孙所能施展的，只是“巧夺”上帝的“天工”而已，因为上帝忘记了申请专利，忘记了办个“衣服公卖局”来公然敛财，他只是把衣服造成了一种“人类众恶天性的标记”。
——上帝与服装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最可耻的阶级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中国知识分子拙于谋生
早期知识分子的特色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既不屑为工农，又看不起商贾。他们的生活，经常要仰赖于威权者才能解决，或为所从之臣，或为被养之士。为五斗米折腰，自然难免。于是一切理想抱负，也都化为威权者的因变数。偶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退而归园田居，却也有将芜之田园、盈樽之老酒，供他傲啸山林，采菊篱下。且仗民间对知识分子的礼遇，到处可吃到不花钱的狗肉。更等而下之的，也可在扬州二十四桥白吃白嫖，“小红低唱我吹箫”，做红颜知己。今也不然，今日知识分子甚至连白吃白嫖的礼遇也得不到了，灯红酒绿之处，早无知识分子的份儿。又加上多年的战乱，知识分子最后退隐的将芜之田园也不知去向，连“大不了回家吃老米饭”的赌气话都不敢说，自己的胃跟威权者的威权成一直线，一点抗衡的余地都没有了。于是，一切什么“合则留，不合则去”、“难进而易退”等骨气，都免谈了。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最可耻的阶级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千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直接受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
中国知识分子失败了。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败的特色是：他们很混、很糊涂、很笨。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色不但使他们品格诸善莫做，并且扶同为恶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众，影响普遍的中国人。他们写的东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给互相捧场的同流货色一起陶醉，实际上，实在不成东西。对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我看来看去，只是可怜的“小脚作品”。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拿笔杆人的责任
一个拿笔杆的人，在他执笔发表言论的时候，一定先该想想：这种言论，给国家社会的影响是什么？这种影响，极可能是长远的、潜在的，也许不会即刻发生作用，因为“文字收功”的效果往往不是很快的。所以做为一个拿笔杆的人，他必须具有一种展望永恒的信仰，信仰他的一举手一发言，都可能直接间接的生出或大或小的作用或反作用，并且这种结果，是“一出而不可反”的。
在《论语》中有两句话：“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可以丧邦”。这两句话，十足说明了言论责任的重大。拿笔杆的人是子夜中的星火，他们引导市井小民，渡苦海而登彼岸。拿笔杆的人本身若愚昧失职，一定会带着市井小民乱兜圈子，七航妖岛的结果即使有幸生还，到头来也难免有千古失足之恨。
——论所有的宝全押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特立独行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乙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
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一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子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欧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毕恭毕敬的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中国知识分子自成一种人
中国知识分子在谈到本身的时候，总喜欢冒出一股特别之气。旧式一点的会冒出“万般皆下品”，新式一点的会冒出“我们读书人”如何如何。这一般特别之气，常常先把自己裹住，神气活现，自成一种人。
这一现象，有着明显而深远的历史背景。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相当于古代的士、士大夫、士君子、君子、儒、书生。这一种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大致是：先得受教育的便利或特权，不当兵、不纳税、不种田、不做工，主持舆论（好一点的是“清议”），影响司法（坏一点的是“讼师”），进则中举应辟、做官行道（好一点的是“清官”，坏一点的是“巧宦”）；退而传经授徒，弄月吟风，“忍把浮名，换作浅斟低唱”。至于真正怀抱大智慧大原则而殉道如李卓吾者，毕竟极少。能做到独善其身，隐没山林，已经不错了。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
造成中国知识分子特殊地位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农业社会，二是威权局面，三是文字艰难。农业社会和威权局面，需要的是一种“知命”、“务本”、“保守”、“服从”的架构，这一架构不能全靠老子的板子或皇帝的斧钺，“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要想得而治之，就得下马请教书生，要书生制造抽象的架构去平衡、去控制。据说书生也有“马上”的时候，所谓“上马能击贼”之类。不过那时候，国不亡也差不多了。而该书生上马之前，照例总又“倚马”万言一番，恐怕万言未了，早已被贼所击，最后命短的自然“骂贼而死”；命大的只好“奈何从贼”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一直来源自一个古老的公式，这个公式是：
知识分子＋威权者=成则为王败则为寇
不论为王为寇，知识分子最后为威权者所乘则一。不论自古以还，其名位是“文学侍从之臣”、大学校长，或是什么物理学家、理财专家，或什么赋税改革家。有几个知识分子能逃掉不为威权者鹰犬之讥？或能逃掉不扶同为恶之讥？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爱国方式
中国人的爱国方式，太偏重在政权的转移与集中，对政权以外的爱国方式很少有人感兴趣，这是知识分子的大失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必须感到谈心性之学走权贵之门固属可笑，但是缩在研究机构里白首书帷也高明不了多少。我们实在可以换一个方式来爱国了，改良改良社会，研究研究农村，访问一下贩夫走卒或神医妓女，从而设法解决一两个实际的问题，这岂不是我们该做的事？在这种尺度下，阳初先生、吴基福先生、杨国枢先生，他们的实际、热情与睿智都可以代表我们知识分子光彩照人的一面，他们那些专家式的结论也都可以供给我们的民意代表做参考。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在美的中国人
我不喜欢绝大多数在美国的中国人，他们明明是中国的逃兵，却回过头来，老是讲评作战。
——李语录三○三
真理从唱反调而来
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他在形式上的条件，必须是反对型态的、批评型态的、异议型态的、你说东我就说西型态的。因为他深刻知道：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来着眼，太重要了。尤其在一党独大众口一声的情势下，更该如此。想想看，当苏格拉底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为十个将军辩护的时候：当伽利略独自面对众口一声，敢于提出地球转动学说的时候，如能有一个声音，从众口一声中脱声而出，转来支持他们，表达出反对、批评、异议、你东我西的声援，该是多么重要的事。因为在当时，苏格拉底和伽利略的唱反调都被抹杀过，但他们的反调，毕竟都是真理。真理从唱反调而来，真理的发扬光大，又有赖于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N个唱反调的人，前仆后继，薪尽火传。
——论唱反调
知识分子的急于用世
当年孔老夫子早就有“我待贾者也”的感叹，并且一辈子凄凄惶惶，目的在得“用我者”的赏识。知识分子怀才得展是好的，可是为了一展长才，却不得不委身屈己，谋与既成势力合作，则是许多悲剧的起源。当然，许多知识分子也有他们自解的理由，有的说由于他的加入，虎可以谋其皮，既成势力可以改好；有的说他的工作性质有益国计民生，是科学性质、经济性质等等。殊不知他所得到的，竟多是得不偿失，多是间接巩固既成势力，多是悔不当初。中国知识分子并未普遍学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本领，这种本领的基础，是能忍耐寂寞，能在必要时自毁——像“麝”一般的自毁，英雄宁无地用武，也不乱用武，也不降格用武。大盗尚且有道，又何况以卫道行道自命的知识分子？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知识分子的昧于尽忠
中国知识分子受了几千年“忠君”思想的毒，对忠字的要求，十分普遍。普遍的结果，忠的范围甚至不限于对圣上，甚至对主子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忠的标准太感情化了，以致不辨是非，跟愚夫愚妇一般，只是一味“愚忠”，而不崇尚理智的、大目标的尽忠。衡诸历史事实，改朝换代多自叛臣而来，改换以后历朝各代又都不乏有忠臣出现，此一忠，严格说来，乃是忠于叛、忠于一姓、忠于家族。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一点却总不深究，他们总是要急于找个从一而忠的对象，而不深究这个对象是否值得一忠？也不深究因这对象所发生的事件（如明朝皇帝的三案和南巡等）是否值得一忠？不但如此，威权者更灵巧的运用国字做招牌，诱使知识分子“精忠报国”，知识分子不深察，傻不鸡鸡的去卖命，他以为所卖命的对象是苦难的国家，因而做孤臣、做循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殊不知他们所应做的，该是理智的爱国主义者，而不是盲目的愚忠主义者和家族的忠仆！
——粗谈中国知识分子五病
文化篇·批中西文化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古时邮差
古时的邮差
古时传送消息的工具是“驿”和“马”。“驿”就是今天的车站，站里养了很多“马”，一有消息，就骑马跑。跑了三十里有一个“驿”，于是连人带马都可以休息，或者换人换马再继续跑。这样跑，一天可跑十个驿（三百里）。不过遇到紧急和机密的公事，为了保密起见，往往把公事封在“邮差”背后，盖上大印，非到目的地，任何人不准碰，于是快马加鞭，限时专送，一天跑五百里。这时候，这个邮差就苦了，一驿一驿的跑过去，换马不换人，跑到后来，邮差支持不住了，于是驿站的人（邮政局长），干脆把他（邮差）绑在马背上，反正那条路马跑熟了，识途老马可以不由人操纵，而把昏倒的或死掉的邮差带到目的地。所以那时候，谁都怕做绿衣人，绝不像现在这样抢破头。
这些苦命的绿衣人，和今天的绿衣使者一样，不但送信，还可以送包裹。唐朝玄宗（明皇）的小心肝杨贵妃，住在京城（陕西长安）里，娇滴滴的，整天朝唐明皇要东西吃。可是她要的东西都在京城附近买不到，她喜欢吃荔枝，荔枝产在广东佛山，当时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口福，只好动用大量的快马与骑士，接力赛跑式的，日夜不停传送新鲜荔枝。一看远处的快马来了，尘土飞起来了，杨贵妃就笑了，所以荔枝又叫“妃子笑”，这个典故，起源在唐朝诗人杜牧的两句诗——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不错，没有人知道快马运来的是荔枝，但是没有人不知道人和马的血汗与辛酸。那时候的邮差，真他妈的太苦了！
——传令——全国大跑马
大人物生时“不简单”
中国人几千年来有一个大传说，人人都信。
这个传说就是：凡是有点名儿的人物，他妈妈生他的时候，都不简单。
所谓不简单，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他的家人总要碰到些怪事，或是看到些怪光、或是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些怪梦，……总之非常那个。
所以大人物，生起来皆吓人倒怪。
可是，中国人并不说这些事情怪，他们说这是“祥瑞”，祥瑞就是“可喜可贺的征兆”。
每个大人物生时都有“可喜可贺的征兆”，这叫“生有异禀”。
所以，按照这种说法，一个人到世界上来，若来得稀松平常，那就前生注定没发展。
所以，你看到这里，应该赶紧把这本书放下，快到厨房去，问问你妈，你生下来的时候，她跟你老子有没有碰到些怪事？看到些怪光？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了些怪梦？
如果她说没有，你千万拜托她仔细想想看，如果实在一点也没有印象，那你就糟啦！——你这辈子，休想成大人物啦！
祥瑞是表示这个人的来头可不小，背后有鬼神撑腰。古人都疑神疑鬼的敬鬼神而不远（孔夫子劝人“敬鬼神而远之”，其实没人敢远），所以一个人一出生，就跟鬼神搭上关系，自然就得天独厚，不由你不另眼看待、不由你不服。
祥瑞外一章是身体上的特征，所谓“圣人皆有异表”。……什么南北朝陈武帝“日角龙颜，垂手过膝”，什么唐高祖“体有三乳”等等等等，鬼话连篇，翻翻古书，就不难碰到。身体上的特征，在古人看来，虽是祥瑞的一种，但一经科学检定，就毫无道理。即以“舜目重瞳”为例，古代名流，重瞳的，帝王级有虞舜、项羽、王莽、吕光、李煜；臣子级有颜回、沈约、鱼俱罗、朱友孜等人。但重瞳是什么？只不过是白内障而已！如果重瞳算是伟人，那么眼科医生整天要被伟人烦死了。
——征兆——来头可不小
旧传统与新观念
在旧的传统里面，有许许多多“持之无故”、“言之无理”而不能使人心服的霉货，但是经过一些异端与急进者的“推陈除新”、“除旧布新”的鼓吹，许多旧的恶习被淘汰了，许多新的规范树立起来了，例如在旧观念里，结婚要“拜天地”，但是当新观念来的时候，新郎新娘甚至相对行礼都没有意义了，这不是“新教条”所具有的意义么？
——几行带有彩色的里程碑
可做道德判断的条件
中国人不太清楚“道德的”和“不道德的”以外，还有一种“跟道德不相干的”东西，中国人不太承认有这种东西，总是“二分法”的把任何东西都分成道德面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