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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留下许多绳子，备我们悬城而出，现在巴奈号遇炸，我们却尚平安无事，想起来不免滑稽。
“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和秘书史密斯（Lewis C。C。 Smythe）两君，访问日军司令部，欲见负责长官，请求阻止难再容忍的骚扰行动，但长官尚未进城，须等到明天。他们的访问无论如何是徒劳无益的。
“星期三，我回去视察我的住宅，已门户洞开。因为有一个日本海军的参谋人员等候着，所以我无暇细看，我便拜托另外一个在那里值勤的下级军官代为照顾。海军军官对于巴奈号惨案，表示深切的遗憾，但也不知其详。他说留在南京的外侨如欲赴沪，海军方面很愿派舰送去，并愿代发纯属私人事件的无线电。我交给他一个很简短的电稿：上海青年会全国协会威尔白（Wiibur），南京外侨均平安，望转告各方。同时我告诉他，除了两个新闻记者外，其余都欲留在南京，他似乎有点失望。
“我驾着汽车送他回舰，但半路上，就给一个陆军军官阻止，他说那边还在扑灭少数中国军队，因有危险，故平民不准过去。我们停止的地方恰在军政部前，目睹日军正在枪杀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和许多无辜的平民，不准我过去，原来是为了这原因。于是关口不得不走回濑田舰。但那一天下午我仍设法到下关，我是和路透社的斯密士（Smith）和史蒂尔两君同行的，他们去乘日本的驱逐舰赴沪。一路之上，尸骸累累，当时的情景，真是惊心触目，难于描写，使我永不能忘。
“到了下关码头，纽约泰晤士报记者都亭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孟根（Arthur Menken）两君已经先到，他们也往上海去。码头上，我遇见日使馆的三等秘书冈村，他刚从上海来，讲起巴奈号惨案的详细情形。我请他同车进城，在城门口又被阻止，守兵坚不许我进城。凡是外国人一概不准入内，虽然我出城未久，也碍难通融。冈村代为解释，仍不得要领。冈村乃先行进城，到司令部给我设法弄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我足足等候了一个半钟头，城门口臭味扑鼻，野狗咬着尸骸。
“晚上我们开会的时候，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难民一千三百人全数拖去，我们知道他们中间有许多当过兵的人，可是雷伯当天下午已得到日本军官的允准，不再伤害他们的性命。但现在他们的命运却是谁都能预料的了，用绳子缚着，每一百人缩做一团，戴帽子的，帽子都给他们抓下来，扔在地上，押向刑场前进。可是绝无呜咽的声音。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心里真痛楚极了。那四个广东孩子从家乡跋涉而来，参加抗战，直到昨天向我缴械，还露出很不愿意的神情，他们也算在其内吗？还有一个来自北方的高大健壮的下级军官，他最后感到幻灭时所投射的目光，至今还使我不安。他也在其内吗？我不应该说日本人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呵！我们本来相信日军当局会履行诺言，会恢复秩序，不料日军的野蛮残暴行为，竟超出了现代文明人的想像之外，而更坏的日子犹未到来。
“十六日，运输难民的食粮大成问题，日本兵还是要偷我们的汽车卡车，我到美国大使馆向二等秘书亚纪逊（George Archeson）商借汽车，交给密尔士牧师（W。P。Mills）去装取难民急需的米和煤。我们这样大规模收容的难民，三口煮米的大锅，都是需要大量的米和煤。我们现在已有二十五个收容所，收容所的难民每处最少二百人，最多一万二千人。金陵大学全部收容了约三万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的妇孺，从三千激增至九千，连甬道都挤满了难民。我们本来打算给每人占十六方尺的地位，实则挤得远不及此，我们曾竭力保护妇孺的安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女士（Minnie Vautrin）、陈夫人、金陵大学的德威南夫人（Paul Dewitt Twinem）热心任事，勇气可佩。
“十六日早晨，我们开始听到强奸妇女的事情，据我们所知，有一百个妇女被日军劫去，其中七个是从金陵大学图书馆劫去的，在家里被强奸的妇女更不知其数。许多妇女徘徊街道，寻觅安全之所。中午，金陵大学的李格斯（Charles Riggs）走来报告，所有法学院和最高法院内的难民，全被劫去，还有五十名警察，也遭遇同样的命运。李格斯抗议无效，反受日兵侮辱，并为日本军官所击。日军遍体搜查，抢劫难民所有的一切财物。下午四时，我们开会的时候，听到扫射难民的枪声，这是非常恐怖的一天。
第一部分 南京的活地狱第3节 令人不能相信的兽行
“我赴布克教授（J。Lossing Buck）处晚餐，乘便回去视察我的住宅。两面美国旗还飘扬着，门上贴的大使馆布告也依然存在，可是门户已经洞开，进去一看，凌乱万状，所有箱厨抽屉，均被打开，阁楼上尤其扰得不成样子。被褥、衣服和食物，多不翼而飞。王正廷博士赠我的麻栗树屏风架，雕刻精美，也失踪了。
“美联社记者麦唐纳（C。Yates Mcdaniel）午后乘船赴沪，我又托他带一封信，我希望你们能够收到。”
于十六日以后的事情，他在日记上记述如下：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五。劫掠、屠杀和奸淫的事情，有增无减。昨日白天和夜间，被强奸的妇女至少有一千人。一个可怜的女人竟被强奸了三十七次，一个兽兵在强奸时，因为五个月的婴孩哭声不断，便把他活活闷死，反抗的惩罚就是刺刀。医院里挤满了受难者。我们惟一的外科医生威尔逊，忙得无暇休息。日军不但要抢珍贵的东西，连黄包车、牛、猪和驴也不甘放弃。日军向我们的厨房和米店捣乱，我们不得不把米店收歇。
“黄昏后我送裴志博士（M。S。Bates）到金陵大学，麦加伦牧师（James Mcgallum）到鼓楼医院，密尔士牧师和史密斯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因为我们是要分班轮流值夜的。我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门口，就给日军搜索队所阻止。日军以刺刀相向，迫我们下车，满身搜索有无武器，掷去我们的帽子，电灯照耀着我们的眼睛，并查究我们的通行证以及夜行的目标。魏特琳女士、德威南夫人和陈夫人立在我们的对面，二十多个妇女跪在地上，那下级军官口操蹩脚法语，坚持校内藏着中国兵，我说除了五十个仆人和少数职员外，没有其他男人。但他不相信，并谓如查出超过该数，将予以枪决。他教我们一律离去。魏特琳女士反对，便给他硬拖到汽车上，忽然他又改变主张，女的可以留下，男的必须走开。我们要求留下一个男人，但他不加允许。我们先后被扣留一小时余，才恢复自由。第二天，我们知道那一批强盗抢去了十二个姑娘。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六。早餐时，李格斯报告住在他家里的两个女人，昨晚被强奸，其中一个是青年会某秘书的表姊妹。威尔迩报告一个五岁的女孩子送到医院，她给日本兵刺了五刀，有一刀刺在小腹上，一个男人的身上有十八处刺刀的伤痕，一个女人的面部和腿部，也给刺了十七刀。午后，有四五百个恐怖过度的妇女，拥入我们的办公处，要求保护，就在露天过夜。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日。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日本兵放火，燃烧甚烈，据说还有几处也要烧。许多地方的美国旗均被撕毁。挂在美国学堂上的国旗，竟给他们扔在地上践踏，并警告看屋的人，若敢再挂上去，就要他的命，连日本大使馆贴在外侨财产上的布告，也受到侮辱。一天以内，日本兵闯入若干外侨的住宅，竟达五次到十次之多，住宅内的难民被搜劫，妇女则被强奸。有些人是很残忍地被杀死了，毫无原因。难民区中的清洁队队员七人，六人被杀，一人负伤逃回。黄昏后，我们派了两个人冲到鼓楼医院代理院长白雷特博士（Richard F．Brady）的家里，驱逐四个又想强奸的暴徒，并将所有的妇女都移到金陵大学，史波林一天到晚忙着驱逐暴徒，我又赶往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金庚斯（Douglas Jenkins）的住宅，国旗依然飘扬，但两个仆人都给杀死了，尸体一在汽车间，一在床铺下，都留着残酷的痕迹。室内凌乱不堪。街道上尸体甚多，全是平民。红字会想掩埋尸体，苦无卡车和棺材，卡车是给偷去了，棺材被劈成片片，大放焰火，红字会的掩埋工人也给赶走。
“我又偕史密斯君去访问日本大使馆，又提出五十五种暴行的证据，并告田中参赞和驻京总领福井，今天的情形是愈趋恶劣了。他们确切表示将‘尽力设法’，局势不久可望‘好转’，但事情很明白，他们无法控制军人，军人也无法控制士兵，据说有十七个宪兵已经到达南京，将协助恢复秩序。十七个宪兵控制五万军队，岂非笑话？平心而论，我们确很欢喜日使馆里的几位先生，他们也许真已尽了他们的力量。可是他们反要我设法商借车子和一个机匠，我倒又觉得好笑。我们有许多辆车子，早给日本兵偷去了，我很想请他们去向日本军人商量。但我终于领导他们到美国大使馆，借了三辆车子（其中一辆是大使的），并派去一个俄国机匠。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一。暴行继续不已。全城大火蔓延，午后五时，我偕史密斯君乘车出外，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在店铺内放火，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青年会已起火，尚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候，显然不久。我们无心细观，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我们拟就致上海美国总领事的一个文稿，请求立即派遣代表团来京，刻不容缓，并恳日本大使馆设法由海军无线电发出，不用说，这电报永不会发出的。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午后两时半，我们十四人访问田中参赞，面呈由二十二个外侨具名的抗议书（参看附录之四），要求终止纵火骚扰的不幸事态，他又满口允许。雷伯住宅的对面，已经起火，他很为忧虑。他的花园里还有难民四百余人，吃的问题，愈趋严重，金陵大学内若干难民，因饥饿而骚动，煤不久也要用完了，李格斯还在向各处搜寻。日军把城内所有的米和煤，一律加以封存，今天日本兵爬墙到我们院子里来，想乘我们出去的时候，偷我们的车辆，另有一次他们几乎真把桑纳的卡车偷去了。德国大使馆的罗森博士（Rosen）乘蜜蜂号英舰到下关，但不准上岸，写了一封信托田中参赞转雷伯，询问德侨财产的情形。雷伯这样回答：五十余所德侨住宅，未经抢劫的只有两所，未被‘征发’的，只有大使和罗森博士的汽车。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清晨五时，射击队又开始工作，我们听到清晰的枪声，在一百响以上。夜间，日本兵又两次闯入院内，以刺刀威胁门警，冲破大门，值班的日本宪兵不加干涉。日本宪兵的代表却来告诉我们，一月一日就可以恢复秩序了。他们还向我们商借汽车和卡车。我偕史波林君走过离办公处很近的一个池塘，看见五十个平民的尸体，反缚着手，其中一人被削去半个脑袋，恐怕他们是牺牲于军刀的罢？回来早餐时，路上又遇见一个酒醉的日本兵以刺刀威胁着一个青年会作家的父亲，他的老太太简直恐怖欲狂，我们不得不替他解围。我们到家后还未坐定，又赶往金陵大学建筑师季君（C。T。Gee）和鼓楼医院院长邓尼尔博士（J。W。Daniels）的住宅，日本兵正想强奸那里的女人，那些勇敢的日本兵竟越过铁丝网逃走，我们觉得又好笑，又好气。
“裴志和李格斯两君也在早餐未毕前就赶往金陵大学蚕桑系校址去驱逐日本兵，其中有几个是喝醉了的。我回办公处后，又接到史波林和德商礼和洋行代表克鲁治（Christian Kroeger）两君的紧急报告，一个酒醉的日本兵用刺刀威胁他们，生命危险。侥幸得很，田中参赞偕一日军高级将官同时到达。那将官打了醉兵几下嘴巴，嘴巴之外，大概不会再有其他惩罚。我们从未听到整饬纪律的事情。长官对不守纪律的士兵，往往是很客气的劝他下次不再如此。黄昏我和李格斯君步行回家，日本兵强奸了李格斯住宅内五十四岁的老妇。让妇女给日军蹂躏，固然于心不忍，可是我们也不能整天不离开她们呵。
“下关电灯厂的工程师吴君向我们讲起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该厂共有五十四个职工，都勇于服务，直到南京失陷前的最后一天，才停止工作，避入英商（在江边）和记洋行。日军借口该厂属于国营（其实是民营的），便把其中四十三人拖出枪决。日方每天派人到我的办公处来缠扰，要找寻那些职工去恢复电力的供给。我听了吴君的消息后，可以这样告诉日方，他们的军人已经把该厂的大多数职工杀死了，我至少会觉得舒服一点。
“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桑纳君今天受到日军的虐待，他到南京神学院斯密士博士（Stanley Smith）的寓所里去，一个日本军官和几个兵正在撕去美国旗和日使馆的布告。他们强欲难民迁去，说要在那里设立一个登记难民的机关。桑纳君当时的处境，一定非常痛苦，因为他终于被迫签具凭据，允许日军借用这房屋两星期。可是桑纳君决不是容易屈服的人，他向大使馆提出抗议，终于又把日本兵赶出。
“农村师资训练学校收容所内的难民，又有七十人拖出枪毙。毫无纪律，日本兵对于中国平民可以随手乱抓，任何人的手上只要发现硬茧，就可以指为当兵的证据，必死无疑。黄包车夫、木匠和其他工人，常被捕去。
“中午，办公处来了一个人，头部是烧焦了，眼睛和耳朵是割去了，鼻子只剩下一半，惨不忍睹。我送他到医院，几小时后，他死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军把几百个人缚在一起，灌浇汽油，用火烧炙。他也是其中的一个，但他缚在外挡，所以汽油仅掠过他的头部，不久，医院里收到同样的病人，被炙的伤势更重。自然，他也死了。日军似乎曾先用机关枪扫射，但也有人得免于死。第一人没有子弹的创痕，第二人就有。我住在鼓楼的对面，看见另一个死人的头部和臂膀受着同样的火伤，睡在马路的转角。他在未死以前显然挣扎了那末远的一段路。真是令人不能相信的兽行。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据美国大使馆华人某君（略去姓名）报告，所有住在使馆内的中国职员以及他们的亲戚，昨夜统遭日军搜劫，巴克斯登君办公室的大门给刺刀戳破，日军偷去院子里的三辆汽车，今天早晨又偷去两辆，其中一辆是孟根君的，昨天我曾允许借给田中参赞，因此我把这一件事情告诉他。
第一部分 南京的活地狱第4节 我们在这里都已做了俘虏
“今天开始办理登记了。日军当局认为难民区内还藏有中国兵二万人，他们定欲肃清这些‘恶鬼’。我向他们表示，剩留下来的中国兵，恐不到一百人了。但无论如何，许多无辜的难民必须还要受难，他们都觉得恐惧不安。中国人组织的自治委员会，经田中参赞的出面邀请，昨天成立了，或者可以帮一点忙，可是奸细也已开始活动。难民区中就捉获了一个，难民群起加以痛殴，我救了他出来，锁在我们办公处的地下室，旋交给中国警察。中国警察怎样处置他呢？据我猜想，也许是绞死他，但我叮嘱他们要特别留神。
“今天日军不断来骚扰，又有几个清洁队队员失踪，金陵大学看门的警察也给捕去，他们还是想偷我们的卡车。他们封了我们的一个煤栈，但李格斯君努力交涉的结果，煤栈仍得开放。
“耶稣圣诞夕。克鲁治、史波林和德利谟博士（C。S。 Trimmer）三人来偕我们共餐，炸牛排、甜番薯，滋味甚佳。雷伯不敢离开他的住宅，因为日本兵每天有许多次爬墙而入。他们既爬墙而入，他便教他们爬墙而出，不许他们走大门，他们如果违抗，他就向他们挥动他的国社党臂带，并指示他的国社党最高勋章，问他们是否明白那勋章的意义。这方法屡试屡验，有意想不到的效力。晚上，他走来，送每人一本精致的皮装西门子日记簿。威尔逊按钢琴，大家唱圣诞歌。
“耶稣圣诞日。天气好极了，环境似乎也略略好转，街上行人渐众，有许多临时的货摊。我们邀请魏特琳女士，鼓楼医院鲍育女士（Grace Bauer）和金陵大学生物学系教员吴女士（Blance Wu），白路莱夫妇（Charles Bromley）的养女吴女士（Pearl Bromley Wu）等午餐。我们正围坐共尝烤鹅的鲜味时，却接到了三个紧急报告，于是我们不得不赶往金陵大学教授方恩博士（W。H。Fenn）的住宅、中国教职员宿舍和蚕桑系校舍三处去驱逐日本兵。
“今天日本兵扯下了农村师资训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