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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并未经过激烈的战斗，所以芜湖的情形，或不及其他许多地方那样严重。日本兵似乎特别搜索妇女，以供污辱，在若干天内，救护这些妇女便成为主要的活动之一。只要听到有妇女藏匿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稍迟疑，驾车出去寻觅。有几天，我甚至出去四次，载回年轻的妇女和姑娘。即使我们的汽车从未尽过别的义务，这几个星期内工作的价值，也就够本而有余了。这几辆汽车是现居密歇根州阿尔坪（Albion）和安亚波（Arobor）的朋友们离去时送我的，我想用什么方法向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要是没有这几辆汽车，我们就毫无办法救护这些妇女或装取一切必需的食用品。
“我经常与日本军事当局和最近到芜湖的日本领事接触。他们确切表示绝对要保护美侨的生命财产，我则利用我所有的一切力量和影响，使他们约束士兵，不再虐待中国平民。他们并确切表示，他们已禁止士兵侵害中国人或强迫中国人服役。大多数的军官也希望不再发生这些暴行。可是话虽如此，中国人，尤其是女人，走到街上去，仍不安全。两天以前，我差遣医院中两个仆人去试行一次，结果身上的银钱被劫，并被迫充当夫役。我立刻致函指挥的长官，提出抗议，他来信道歉，并返还银钱。但不受美国医院保护的那些人，则绝对没有补救的机会。
“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兵扯下属于医院的一艘船上的美国旗，我立刻赶去，用竹竿把旗子从水面捞起，带着湿淋淋的旗子去见日军的指挥官。我也向驻沪美国当局报告此事及其他若干事件。日本海军陆军和领事馆方面，并派代表来道歉，自巴奈号惨案发生以后，日本人似乎很想使美国人满意。巴奈号炮舰上受伤的美国人和中国人，有几个在本院治疗。
“太平间里已经积了若干尸体，医院所雇用的工役因外面不安全，不敢出去掩埋，做棺材的木料又已经用完。最后我们不得不在医院基地上掘一大坑，埋葬了二十具尸体……
一九三七年十二年三十日于芜湖”
第二部分 华北之恐怖第11节 血腥的行动
“湖滨之城”的杭州，相传马可·波罗曾往游览，是中国的风景区之一，平常有人口八十万。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攻陷该城，其先头部队为藤井部队。实际上，中国军队对于杭州未加防御。某西人没有离开杭州，致函海外的朋友们，报告当时的情形，以下几段是从他的信里摘录的：
“诸位朋友：十一月初头，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似乎并未遭遇抵抗，上海战区内的中国军队受了敌人的包抄，而且浦南又没有防御的设备，因此不得不开始总退却，直到日军于十一月间占领南京后，总退却的形势才终止。我们今天听到失一城，明天听到失一镇，大家似乎觉得只要日军有占领杭州的意思，那是十分可能的。
“十二月十九日，谣言甚炽，据说，接无线电报告，浦南中国军队依照预定计划完成撤退步骤后，又与日军奋力战斗了。真相到底如何，大家莫名其妙。直到那一天，杭州附近所有铁路公路上的桥梁完全炸毁，省政府主席、市长及其他官员完全离开，闷葫芦才揭穿。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后，钱塘江大桥和最新式的电力厂也加以炸毁，爆裂声非常巨大，事前曾经当局通告，自来水厂的构件也拆卸破坏，夜间警察撤退。十二月二十三日我们睁开眼睛时，杭州已经是一个毫无防御的荒凉城市了。
“我们曾与中日双方讨论和平占领杭州的计划，据现在的情形看来，除若干难民抢劫的事情外，这计划似乎已经成功了，因为我们当时感觉到：‘我们将受有新式配备的和有纪律的军队统治了，杭州即使在军事占领的状态下，我们以为一切将安好如常。’
“日本方面显然知道不会遭遇任何抵抗，因为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军队进来都是疏疏落落，零零碎碎，既无军事上的秩序，也无军事上的警戒。从十二月二十四日起，他们更像散步一般，三三两两，走入杭州，枪倒挂在背上，没有什么侦察，也没有什么准备，什么都没有。这样街道上便逐渐出现一小队一小队的日本步兵，精神非常疲乏，来往徘徊，寻觅食物！
“联队长到达杭州后，我们就去拜访他，并表示愿意合作。他命令杭州的父老征集粮食，但因为过去两天已发生抢劫，故不易办理。我们和联队长谈话时，听到日本兵枪杀两个平民的报告。原因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懂日本兵说的话和写的字，转身就跑，还有一个人看见了日本兵想逃走，据说这一个日本兵能讲中国话，他讲了‘这个人想逃走’的一句话后，就开枪射击！
“可是，我们还希望这些只是偶然的单独的事件，晚上，我们睡眠的时候，还觉得长期的紧张局面是过去了，我们使中外女看护冒着许多危险继续为救护事业而服务的坚决主张，总算是值得的了，我们现在只须适应日本方面的统治，可以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照常工作了。我回忆起一九二六年圣诞节的情形，那时我们住在某一省份的旧宅内，北伐军已占领该处，我们预料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女以及一般的基督教徒，势将经历一个艰苦的时期。北伐军的一位指挥官却是基督教徒，因此我们不安的情绪宁静下来，恐怖的心理完全扫除。可是这一次我们对于和平的希望，是十分痛心地幻灭了。
“圣诞节早晨，我们的希望还很浓厚。八时，我们在医院内举行圣餐式，九时，英侨为亚细亚火油公司的病人和另一英人举行庆祝，教堂内七点钟的庆祝，也照常举行，十点钟的平常礼拜，也有许多人参加。
“可是，当我从教堂出来，走回医院的时候，我开始怀疑了。街道上到处是游荡的军队，毫无秩序，大多数把枪扛在肩上，一点也没有令人欢喜的神情（行军十天左右的步兵，就是这一副样子）！我转入一条直达医院的大街，看见一个面目狰狞的日本人正用掘壕沟的工具，轻松地撬着一个小店铺的排门，全部解决，对面显然也有同样的家伙沿街挨户搜索。于是全城抢劫掳掠的暴行开始了。昨天我们有几个人还以为我们所设立的收容所也许并无用处，但从今天起，惊怖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都拥到我们的收容所来了。飞机也整天在天空不断回旋，重炮轰击了许多小时，因为日军要扰乱钱塘江对岸的中国军队。
“自十二月二十六日起，真正的守护工作开始了。圣诞节之夜，医院的四壁，曾有凝重的撞击声，我们略感不安。二十六日早晨，我便偕史多敦医生（Storion）巡视医院的周围，有没有需要加强防御的地方，当我们走到东北角时，几个妇女恳求我们援助。我们教她们避到薏兰中学去，那里有一个红十字会收容所，只消走十分钟。她们说红十字会不肯收容她们，语气很坚定，我答应领她们同去。于是她们招呼亲戚朋友和孩子，请我这里等一等，那里等一等，我领了一群妇孺，穿过街道，穿过日本兵的岗位，直到薏兰中学，门外正有约一百个难民，喧嚷着要进收容所。
“我教管门的中国人开门，放入我领去四十个左右的难民和挤在门外的难民。管门人说：‘我不能够开门，已经容纳不下了。’我对他说：‘岂有此理，妇女非进去不可，请克兰登先生（Claylon）出来。’克兰登是管理这一个收容所的美国教士。他出来了，告诉我校内已收容难民约八百人左右，但原来计划收容一千人，所以不妨让这一批难民进去。中国职员说开门要小心，否则门外所有男男女女，都将一哄而入。我便对大家说，收容所只收容女人和孩子，门外的女人和孩子都可以进去的，但男人必须让开，站到对面去！他们都十分情愿，服从我的吩咐，约九十个妇孺放入校内。这是我第一次的守护工作。此后数天内，我每天总有两三次要领了因亲自经历的、看到的、或听到的各种事情而惊怖战栗的妇孺，送到收容所去，每次十个或二十个不等。这些妇孺多数是在医院方面聚集起来的。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我们就关起外面的大门，由外国人轮流看守。最初两天是我值班的，赫陶医生（Phylls Haddow）和加纳脱女士（Garnett）帮了我许多忙。加纳脱女士后来成为把门大将，一天到晚守在门口，决定谁可以进院，谁不准进院，足足有两个星期。二十六日上午九时，我走到前门，看见成群的难民如潮水一般涌入医院，以求安全。我立刻关上大门，逐渐加以甄别，男的大多数教他们出去，女的则集合在前门边院外病人的讲道所内，然后我领她们到难民收容所去。当时的情景极为凄怆：可怜的母亲带了几个孩子，有的抱在怀里，有的牵衣蹒跚而行，成年的姑娘搂着被褥衣服家用杂器等等的小包小裹。一步一步踯躅前进，每隔几分钟要停顿一次，不使中途失散，慢慢地经过一条条的街道，沿路遇到许多日本兵，日本兵虽然不一定会麻烦或侵犯她们，但她们只要看见日本兵的面目，心里就会恐怖！
“惊怖的妇女聚集在各收容所门外，要求保护，一天多似一天。两个最大的收容所收容难民一千人，已经增加到一千五百人以上了。收容所内的情形，自然是不堪设想。试以弘道女校收容所为例，难民已经是满坑满谷了，已经不再有可以躺直身体的隙地了，然而，一批批的母亲，成年的女儿和小孩子们，还是拥塞进去，结果三层楼的宿舍内，所有卧室、走廊、甬道、洋台、扶梯边都挤得水泄不通，水门汀地板的大健身房内也挤得密密层层，她们整天整晚在那里坐，在那里吃，在那里睡。目睹这种情景，谁都反对战争，反对战争所给予人类的苦痛，然而，收容所里的人还是幸运儿呵！她们吃些什么呢？一天一餐，还是费了很大的气力！她们的卫生状况怎样呢？只是由于中国办事人员的热心努力，以及中国妇女的明理顺情，才能够勉强忍受下去。我们原来计划四天以后就有办法，可是到今天为止，她们已经在这种状况下生活了三十五天了，而妇女仍不能安全回家。
“我们规定日常的工作，对于医院以内的事情，史多敦医生一概不管，他专门负责外面救护难民的事情，医院里的汽车和救护车归他使用。他做了下面这许多事情：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城隍山女修道院报告，日本兵已入院内，威胁着妇女，‘广慈医院方面是否能够相助？’恰有日本军官一人到医院，史多敦医生便与日本军官同乘救护车前往，把日本兵驱逐出院，把妇女送往离约二哩的仁爱医院，午后一时四十五分，天主教堂也来电话：‘广慈医院能否相助？’（杭州电话线中断，但广慈医院、天主教堂、之江大学及松木场广慈分院的电话线，仍设法保全，而以广慈医院为中心）。史多敦医生又偕日军军医官田中立刻出发，原来一个酒醉的日本兵打了台模尔主教（Deymies）的嘴巴，仍用枪刺向他威胁，田中下车后，就把日本兵赶出。于是，史多敦医生又驾了救护车到另一个地方去装柴（希望日军搜索队在八点钟的时候，不会加以‘征发’），给某一个收容所送米，替医院取煤，或把我们送到六个值班的地方。为了这种事，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随时须出去周旋，不过史多敦医生则专负这方面的责任。赫陶医生忙着照顾医院内的日常工作，寇蒂斯夫人（Mrs。Curtis）忙着照顾从难民收容所移到产科部来生育的许多婴孩，加纳脱女士则忙着管门，看护班学生仍上课听讲，医院的全部工作，治疗和看护伤兵、难民、婴孩等等，都日夜照常进行……
“我曾提起火警。这里我先讲医院的地位。我们的医院是在城中心，南面的马路相当宽敞，东西北三面都是老式的街道，南面有许多幢陈旧的房屋，其余三面所有的房屋，一大部分是木板和灰泥造成的，也朽败不堪，我们在这一个区域内，却有不少房屋，所以，你们不难想像，火这样东西对于我们是十分可怕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刮好了胡子，向西眺望，一抹黑烟似乎在我的卧室和史多敦的住宅间冉冉上升，不久，黑烟变成火焰，医院的大钟报告火警。我披上外衣，急忙冲出，那时院中工役，已赶往医院的西首。我走到前门，始知火焰在医院之外，乃走到街上，原来起火的地方，是在医院西首的街对面，隔着一道二十尺高的墙垣。于是我走回医院，大家已开始搬移西首病院中的病人，我告诉他们暂时还无必要，我又走到史多敦住宅北首外国看护妇宿舍的三层楼上，看得很清楚，火势往对面吹去，除非火势转向，越过两道墙垣，延烧二三十码，我们不会有什么危险。要是火势转向的话，外国看护妇宿舍就极端危险，这样我们的医院也自然真正危险起来。但不久大家终于能够安然进早餐，八点钟的庆祝，却不得不取消了。
第二部分 华北之恐怖第12节 历史的记录
“二十六日以后，城内时起大火，但相当辽远。有两次我们也不得不出去探望起火的地方，甚至有一次夜班看护妇不得不唤醒我出去观火，因为她觉得那火焰实在太迫近了。伍特女士（Woods）家里的仆人，那一夜也起身两次，到草地上去探望……
“每天早晨九时，我去看伍特女士，去视察收容所，有时去访问戴勒先生（Taylor）的地方，心中颇愉快。有一个时期，送牛乳人不敢出去送牛乳，我就成为外国朋友的送牛乳人；医院内始终有新鲜牛乳，这是我们的一种幸福。在我们的医院内，可以有秩序和生活的享受，幼稚园、小学、中学妇女圣经班，都准时上课。我们的医院可以说是鸡犬不宁的混乱世界中的洞天福地。伍特女士和收容所附近的日本兵接谈，并无麻烦，反得若干帮助。元旦日，在教堂和伍特女士住宅间的一个营房前，我看见墙壁上写着这几个大字：‘敬爱的主教，恭贺新禧’。主教也在教堂门上贴了一张向他们表示好意的通告。这是不愉快环境中的一个愉快地方。不过，伍特女士等在这附近，还时常要救护被日本兵威胁的妇女。自日军占领杭州以来，除搜到全城外（据我所知，恐怕没有一家住宅或店铺不遭日军抢掠，并有许多战马拴在住宅或店铺内，美丽的杭州变成肮脏的丑恶的破碎的地方）。各方面都有污辱妇女的报告，收容所外每天有许多惊怖的妇女，讲起她们所遭遇的事情。我们的医院里就有许多受难的妇女，其中两个因为日本兵追逐，从楼上的窗口跳下，折断了背骨，一个并且折断了腿骨。抢劫、伤害、屠杀、奸淫、放火，有增无减，整个的杭州变成了恐怖的城市，只有外国人的房屋内和收容所内是安全的。
“日本当局尤其是宪兵，确实尽力帮助外侨，但杭州的中国人则毫无保护，一任日本兵摆布，挣扎呻吟于淫威之下。即使我们有时向日军当局抗议，他们认为‘殊难置信’，因此对于这些事情，常常不加重视。
“日本的宪兵很好，可惜人数太少。有一天黄昏时候，我正在喝茶养神，医院里的事务员秦君奔来报告，两个日本兵正在他的家里抢劫，要我同去帮忙。我勉强偕行，刚走到医院转角，见一宪兵站在脚踏车旁，向几个日本兵传达命令。秦君就跑上前去，写了几个中国字，求他帮忙。他和我们同去，捉了一个手执长柄刺刀的日本兵，记录姓名，并将他送往宪兵司令部……
“当我们提出这些不幸事态促请日军当局注意时，我们也曾预料他们或会说出这句话：‘你们去看看上海、南京或嘉兴的情形罢！’
“在这一次战争中，我们的教会工作，究竟有什么成绩，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能断言。属于杭州范围的三个教区，如今都驻守着双方的军队，鉴于杭州的实况，想起别处的情形，不寒而栗。钱塘江对面的三个教区，尚无日军侵入，我们祷祝能够避免浩劫。可是，恐怖潜入各地。在日军未占领杭州以前，对于日军暴行的种种传说，我们曾向中国朋友们表示，认为不足凭信，痛心得很，现在却不得不加以承认，而且那些传说还不能够充分形容实际发生的恐怖情形呢。
“占领杭州的日军，本有最好的机会，以证明一个有纪律的军队，确能占领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秋毫无犯，这机会却失去了。杭州没有防御，城内未留一兵一卒，日方显然预先就知道的。可是，日军当局既不约束士兵，也不设法鼓励居民恢复正常生活。日军占领杭州迄今已五星期了，随便走到什么地方，仍见日本兵公然掳掠；当局不加阻止，而且妇女到处仍不安全。
“讲到外侨个人，我们并无多大怨言。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