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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吸过烟斗。我买过各种烟嘴。我自己炒烟。我吸过莫合烟——在苏联小说里叫做马合烟。我很佩服特瓦尔托夫斯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他写道：
战士的马合烟，
就如同战士的老婆，
凶恶，暴烈，火辣，
……然而战士离不开她。
一九七八年四月底，王蒙结束了他吸烟十四年的历史，从此再未吸过，即使最好的“三五”或者“七星”或者“万宝路”，我也是一闻到就不喜欢。与香烟从此恩断义绝。只是后来有一次，有几天我好像想吸一支烟，终于还是没有吸，吸烟的年代已经与所有的不愉快的事件一道，变成了陈年旧事。
三 北戴河之夏
一九七八年六月上旬，已经干净利索地戒了烟的王蒙坐了三天半火车到了北京。十一日（或十三日，我记不清了）一早，我们在北京站与中青社的同志汇合，到北戴河。同行的有老作家管桦与他的一个助手小刘，有安徽的单超，辽宁的洪钧和来自河北的一个年轻人。还有一位搞俄语翻译的说话声音洪亮的先生。此后，还有云南作家彭荆风、评论家唐搜、上海作家孙峻青与师大教授许嘉璐。我们坐的那一趟火车是经天津到北戴河的，走了五个小时，那时的走玉田的北线还没有通车。简朴的北戴河站，已经给我以不凡的感觉，整齐清洁爽利，大量树木花草，空气新鲜，天空蔚蓝，地面是由比重大的沙土而不是北京或者乌鲁木齐那样的易于飞扬的黄土构成，这些都不一样。而且，车行几步就从树木的缺口处看到了似乎是固定在城镇上部的浅灰色的半透明式（我觉得像是果冻）的海，听到了海涛的呼吸一样的声音。那时的北戴河，经过“文革”十余年的闲置，门庭冷落，人车俱稀，再听不到什么别的。
两年后我在小说《海的梦》里运用了我初到北戴河火车站的感受，我写道：
下车的时候赶上了雷阵雨的尾巴。车厢里热烘烘、乱糟糟、迷腾腾的。一到站台，只觉得又凉爽，又安静，又空荡……
这说的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糟的车厢与好的站台，现在不同了，有各式旅游专列，两层，软席，空调车，而站台上人头簇动，不那么雅致清爽了。
我又写道：
……空气里充满了深绿色的针叶树的芳香……清洁得令人吃惊。一幢幢方方正正的小房子，好像在《格林童话集》的插图里见到过似的，红色的瓦顶子晶晶地闪光……
不只是风景，更是心情。新疆的冬天是从五一才算正式结束的，离开严冬不过一个多月，突然来到了阳光与海浪互映互戏的地方。
团中央的休养所在离海有一点距离的黑石路，是一处老建筑，老式房屋隐藏在桃林中，虎皮石墙，雕花木窗，木质地板与洋灰地混用，可能是由于许久无人居住，一进去就显得很阴潮。但毕竟是凉爽宜人。
我在这里改写新疆后期我所写的《这边风景》，上午与晚上写作，下午去海上游泳。每顿饭后坐在宽宽的阳台的藤椅上海阔天空地聊天。
写作当然是去北戴河的主要目的，但是写得糊里糊涂，放不开手脚，还要尽量往“三突出”、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上靠。我想写的是农村一件粮食盗窃案，从中写到农村的阶级斗争，写到伊犁的风景，写到维吾尔的风情文化。但毕竟是先有死框框后努力定做打造，吃力不讨好，搞出来的是一大堆废品。
游泳的成绩就大了。我们选的是老虎石煤矿工人浴场。我给自己定的功课是每次从沙滩到防鲨网两个来回。我虽然喜欢游，但是姿势极差，呼吸掌握得也不熟练。过去，一年游不了几次，刚找到感觉，季节已过，次年夏天一切又从头温习起。而如今，有了天天洗海浴的条件，其乐何如！六月中，水温很低，我们已经正儿八经地游上了，确有长进。我有时甚至于觉得自己的条件反射带点傻气，一进了水，一下，两下，三下，蛙式就措掳上了。我也游仰泳，是反着游蛙式，姿势不合规范。两次出征防鲨网之间则躺在沙滩上晒太阳，那时还没有晒多了有害的知识。
到了北戴河才知道了什么叫夏天，夏天是多么美好！青天白云，碧浪黄沙，海风吹拂，日光灿烂，黄沙白沫，绿树红花，汹涌弥漫，起落吟歌，抛却半生烦恼，忘却一己得失，远望船舟人云，近闻波浪拍岸，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抚我心者，今日之日何烦忧？俱往矣，成一笑，过昆仑大漠，游山海瀛州。遍走边陲身未老，终得大海，饱惊宠辱意犹闲，又见蓝天。如今戏水知鱼，享受惊涛无数，弄潮破浪，思量大地多情。芳龄不过四十有四，正是心强力壮，行旅无非八千零八（里），堪说月黑云舒，梦乎？非梦。幻乎？非幻。哀乎？痛也！乐乎？快哉！
有时候设想自己的游泳比真游还浪漫，还如画如诗。在水里，动作不免单调机械，当然也有呛水咳嗽的时候，而且我是近视眼，又习惯了入水呼气，游前摘下镜子，看得模模糊糊。倒是上岸以后，颇觉自得。躺在沙滩上，四仰八叉，也大有回归自然的豪迈与优游。
游水游得多了，一次看自己的皮肤，毛孔的纹络与鱼鳞无异，相信自己正在变成一条鱼。就如在新疆唱歌，我相信自己正在变成“胡人”。而在沙滩打滚，我更相信经过这么多事在下仍是顽童。
在这里游完，我们常常混入煤矿工人疗养院的休养员的队伍，跑到对面的该院淋浴室冲一个冷淡水澡。也有时候就穿着泳裤，趿拉着拖鞋走一个小时，围着海滩转一大圈，再回到住地。有时候走种植了大量针叶树的东经路。有时候走到处长满红柳的海滨路，那时的北戴河主要就是这两条路。红柳本以为是新疆的特产，现在才知道至少在盐碱多这一点上，边疆与海滨无异，二者也有共同的植被。
这时的北戴河人烟稀少，但时能碰到少量外国人，据说是辽阳化工厂的法籍专家。有时一直走到东山宾馆大门再往回走。也有时候去西面的人民浴场游泳，那里有温水淋浴设备，每次只须花几角钱。
也常常黄昏时入夜后到海边走走。我看到过月儿从海中升起，我看到过银光在水中闪烁，月光映照中的波浪，特别像一个个游泳者的头颅，我常常感觉到是一大批健儿在月光中游水。
这个感受我也写到了《海的梦》中，我写道：
……所有的激动都在平静下来，连潮水涌到沙岸上也是轻轻地，试探地……而超过这一切，主宰这一切，统治着这一切的是一片浑然的银光。亮得耀眼的，活泼跳跃的却又是朦胧悠远的海波支持着布满青辉的天空，高举着一轮小小的、乳白色的月亮。在银波两边，月光连接不到的地方，则是玫瑰色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暗……这天海相连，缓缓前移的银光区是这样地撩人心绪……这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海在他即将离去的前一个夜晚，装扮好了自己，向他温存，向他流盼，向他微笑，向他喁喁地私语。
海——呀——我——爱——你！——他终于喊出了声，声音并不大，他已经没有当年的好嗓子。然而他惊起了一对青年男女。
这是很有趣的。这些都是我一九七八年在北戴河度夏期间的感受，然而当时写的是别样的《光明》，当时还不敢写这样带知识分子味道的小说，这些都是两年后动的笔。
休养所的伙食标准是每月三十元人民币，个人缴的不多，其他由出版社补助。伙食相当不错。
饭后聊天天南海北，主题不离揭批“四人帮”，揭批极左路线。各种故事，真真假假，触目惊心。如说到一个愣小子，由于唱“老三篇，最爱读，读完心里热乎乎”时，唱成了其他部位热乎乎，说是给枪毙了。还说是哪个哪个农村，一家地主，一儿一女，无法婚配，最后地主爸爸下了狠心，如何如何。
天热无君子。我们几个男性，穿着短裤。拍着肚皮，喝着热茶，吹着海风，谈天说地，海阔天空，边写边看，边说边骂，端的是神仙般的日子。短短几十天，我拍拍肚皮觉得膘情渐好。我的开始变胖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原来只有五十三公斤，我一直梦想自己能够上六十公斤，现在，实现了。
最可笑的是，说是老作家管桦在伙食上享受了特权，什么单独给他熬了什么粥啦，其他的几位作者，在做好了另两位老作家唐彛刖嘁约爸星嗌绲幕锸彻芾碓钡墓低ǎ〉昧怂侨说牧陆庖院螅谝淮斡貌褪狈⒍硕杂诠芾系暮迥帧Ｏ肜醋攀悼尚Γ拔母铩备愕玫娜肥歉龈龆氛尚裕飞贫罚桓始拍谢峋鸵芬患一铩！�
身在渤海之滨，“火热”的生活仍然是纷至沓来。我收到了《上海文学》的编辑，工人作家费礼文的约稿信，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王笠云的约稿信。信上并说为了落实什么什么政策特向我约稿，周边一道写作的同志读后还有点反感，说是谁落实谁的政策？一个出版社又不是党，怎么这样说话？总而言之，我们这些人的尾巴开始翘起来了。
时值《上海文学》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批评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而大受关注。我给上海寄去了稿子，短篇小说《光明》，仍然有按政策——当然这个政策符合我的思想与情感——编情节的痕迹。
然而这篇小说仍然有它的可注意之处。第一，我写了再不要发生“文革”这类的悲剧了的决心，这是我的泣血之论。第二，我同情地写了弱者在“文革”中的悲惨处境，直到被逼得发了疯。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弥补了《最宝贵的》里的过分严峻。关于“乱咬”者的故事，我运用了一些新疆文联那边发生的事情作素材。第三，我现趸现卖地写了海与海滨。第四，我虽然二十年前已经落马，我写起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来仍然比较像那么回事，它不是官场黑幕小说的路子，不是青天大老爷在上的路子，也不是对立面的写法，一句话，我把他们当做与我一样的人，基本是好人，也是有各种弱点的人来写。小说结尾我酝酿得比较久。我写道：
……瘦小的邵副书记默默地走到了礁石上面，他挺立着，本身就像一具峻岩。半个月亮刚刚从海面上升起，橙红，巨大，斜仰着，像一颗沉思的、警惕的心。海水在涨，波涛呼啸着，愤怒着和欢笑着，手拉手地一次又一次向岸边涌来，溅起一团团银雾。
“竹梅，你安息吧。我们绝不让这一切重演！”……
竹梅是小说主人公邵容朴的妻子的名字，她是在社会主义阶段被“极左”害死的。
时隔近三十年，王蒙在写到这一段旧事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忘记了小说的情节，却记得他对于海与月的描写，记得那月亮像一颗沉思的、警惕的心，记得波浪是手拉手地向岸边涌来的，记得那海浪激起一片片银雾。
中间改过一次，是我寄去稿子后根据费礼文文友的意见修改的。此后见到老费我就对人说，他是领导过我的，他就哈哈一笑，说：你又来了，你又来了。再后，短篇小说评奖时是《最宝贵的》而不是《光明》获奖，老费颇为不平。他是喜欢这篇东西的。
北戴河期间我也读了不少书，印象最深的是青季思（王按，即成吉思）·艾特玛托夫的中短篇小说集。他是苏联吉尔吉斯斯坦的著名作家，我很佩服他的描写的细腻与情感的正面性质。我甚至此后有意对之仿效。
（此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收到过他的来信，邀请我担任苏联一个文学机构的顾问之类，因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完全正常化，我未予作覆。又后来，我在韩少功的一篇文字中看到韩写到他，似乎印象不佳，说是他颇富VIP的官气。他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做过驻卢森堡的公使。）
此间正逢我的二儿子参加高考，他考入了位于陕西三原县的空军二炮学院。能人军校，似乎也非常光荣，说明了我家命运正在发生变化。他的哥哥早在春季，作为七七届毕业生，考入了新疆大学。
从六月十六日游到七月，从七月游到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北戴河整整呆了四十六天。到八月底，一逢阴天，颇有凉意，我知道，没有不散的筵席，在北戴河观海戏水，算是足足的了，该走啦。
四 八面来风
海边方数十日，世上已二十年。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我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本计划探望一下亲属，立即回疆，早已想家了，谁知来到北京，已是八面来风，五方逢源，走不了啦。
《人民文学》杂志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青社。老朋友黄秋耘（正在编辑《辞源》）。老同事与老同学，老文友与老关系，都从四面八方找上门来了。
我到《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去了一趟，碰到老编辑徐以、涂光群、崔道怡、周明等人，与《队长……》一稿的责编向前。抬头见喜，一是他们邀我参加众作者的华北油田之行，一个是要我做他们的特约记者出席采访第十次团代会。
当然都是好事。去油田的还包括了筹备文联作协的恢复的一些工作人员，看了任丘油田，听了鼓舞社会主义建设的志气的油田介绍，游了白洋淀，联想到孙犁的小说，欣赏着遍地的芦苇与一望无际的清亮的水面。当然也吃肉喝酒一番，在一个物质生活长期匮乏的地方，吃喝俗务也不可略而不计。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已经从不可接触不可提及的另册被封杀被冻结者变成了正常的文艺人，我的生活面一下子扩大了。
去团代会就更是百感交集了。一进人民大会堂，就感动起来。后来我看张贤亮的《绿化树》里提到了大会堂里的红地毯，笔有得色，受到某些高雅文人的批评，其实我也有类似的感慨，不是无动于衷，不是置身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我从来不是身外之物。而且，你喝的水，吃的粮，全部来自“国家”——国营体系的供应，你拉的巴巴全部需要政府的环境卫生部门去处理，你自吹疏离，是真的吗？
红地毯带来的主要不是得意，而是沧桑与警觉，隔世之感与无法掌握自己命运之感。我仍然且信且疑，我仍然把握不定，我仍然感觉变化未免太快。
会议期间我参加了胡耀邦同志与大会部分领导人员的见面。我只记得耀邦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团）干见新（团）干，大家拚命干！”不论何时，胡耀邦同志总是热情燃烧，宣传鼓动，干劲冲天。而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团区委干部喽。
我的记者任务带来的是报告文学《火之歌》，写南京的“四五”英雄李西宁。我写得很努力，也很拘谨。我还写了一篇散文《敬礼，合金钢》，称这些经历锻炼，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为合金钢，此文发在一个青年杂志上，颇有反响。而报告文学，我只记得在市文联一次座谈会上，初次见到张洁，她提到了此作并给予称赞。
在会上我见到了王照华同志，与他谈了我五八年的事情，这是根据韦君宜同志的意见办的。
九月，我也见到了君宜，她要言不繁，第一，决定立即出我的《青春万岁》，只要稍稍改动一点易被认为感情不够健康段落，如写到的杨蔷云的春季的迷惑即可，但要写一篇后记，说明是当时写的，不一定完全符合当前规格。第二，她认为时机已是适合，我当提出甄别五十年代的右派问题与调回北京来了。她还让我去找了在市委工作的项子明同志。项也是地下党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解放初期他的身份是学校支部工作科科长。曾任北大党委书记等职，后来结合在市“革委会”里。项子明也算老相识，对我很热情。进一步找到了市委组织部的黎光与沈谦等有关领导。黎光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而沈与我的姐姐姐夫都很熟悉，大家都是北京的学生中的地下党员，他们对我关心备至，几乎是有求必应的。
我参加了刘仁同志的追悼会，来的人比上级规定的人数多出了许多，提起刘仁，提起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来自地下党的同志无不心潮澎湃，而刘仁被“四人帮”迫害至死之惨状更是骇人听闻。
毛主席晚年常讲到党心民心党员之心，那时听着还有点模糊，一参加这种类型的追悼会，我算明白什么叫党员之心啦。
团市委的各色追悼会我也参加了不少。死者已已矣，生者常恻恻。
当然，从来没有人追悼徐宝伦或者L，即李鲁同志。愿他们的亡灵也能够得到安息。
苏联在后斯大林时期有过所谓解冻文学，语出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我则宁愿挑选《返青》二字。经过了多么长时间的荒凉，把多少苗芽压到了地表之下，突然，一株绿了，又一株顶开了瓦块和片石，伸展出了腰身，然后是可以预期的大地苍翠。
在我出发赴北戴河之前我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邵燕祥写了一信，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