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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的得奖作品是《愿你听到这首歌》。李时称小孟，真名孟克勤，达斡尔族，工人，讲话非常生动，喜欢东拉西扯，引经据典。贾大山评曰：“……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哟！”话中不无别的话。
据说后来他回到正定，他的家乡，他称这批作家是一堆“狗男女”，有此一说，查无实据，聊供解颐，不妨参考。中国的事没有那么简单，所谓文坛的人都伶牙俐齿，是非多，说嘛的都有，不可不查。
张承志的得奖作品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相当正面地叙述在蒙古族牧民中插队时对于蒙古劳动人民、老额妈的情感，我是很能够体会这种情感的，这里边有美好的东西。而历史是被十分粗糙地记忆着的，后来，上山下乡越来越被写成一个大灾难了。而这些灾难的描写，也有十足的真实依据。张承志发言中说到对于“文革”中的青年人希望各位手下留情。他所珍爱的青春与他预感到的对于他的珍爱的威胁，使我一怔。虽然我对他的作品和形象风度极为欣赏，我还做不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当笔者写这段回忆的时候距离“文革”后的第一次短篇小说发奖会已经二十七年，二十七个春秋的变化也是罄竹难书（这里打趣一下，并非与阿扁一样不会用这个成语）。回顾一下名单，周立波、陆文夫已经作古。张洁、贾平凹如日中天。张承志特立独行，忧愤沉郁。宗璞以老病之身不断贡献着精品力作。有的人已经当过了各层作协主席、副主席，现已退下。有的虽然没有辍笔，但也不再有当年的动静。多数“金丝猴”儿已经偃旗息鼓，其余的包括王某，正在走向尾声。
时列榜眼——第二名的是王亚平的小说《神圣的使命》，写一个老公安干部反冤假错案的故事。《人民日报》曾经专门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支持和提倡这篇作品，我想这后面有与“凡是派”斗争的背景，但对于一篇小说来说，也够吓人的。小王是获奖作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后来参加报道自卫反击战，说是他买了一只猴子作伴，引人非议。再后来去美国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我在一九八二年在纽约见过他一次，后来失去了联系。另一名唯一以科幻故事入围的作者是四川大学教师童恩正，篇名《珊瑚岛上的死光》，后来也移民美国。而卢新华则很有一段时间在拉斯维加斯赌城当分牌员，近年还写了以赌城生活为题材的书。
萧平的作品一直受我喜爱，他的《海滨的孩子》写得远远好于我们一些人，却只是一九五六年第一次青年创作会议的列席代表，使我为之不平。他的写老区革命者的文字如《三月雪》，也极受好评。这次的获奖小说，相对来说比较平缓悠长，多了些人生沧桑的感慨，少了些深揭猛批的急迫。后来他任烟台师范学院院长，新作渐稀。九十年代见到他时，他已退休，颇有些笑看花开花落，闲说云长云消的从容。还有一名似乎是六十年代后渐渐出名的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张有德，他的获奖小说是《辣椒》，写得极好，无后来的音讯。
生活越来越正常化，反而是平常化了。不知道对于追求暴风和雷电的人来说，这后来的宝刀入鞘，马放南山的一切，幸欤，悲欤？
领完奖回到新疆，开始办理调回北京的事宜了。只是在这时刻我想起了点自己的豪情，或者叫做牛皮。想当初来疆的时候我曾经私下说过，能做出一番事业，户口在哪儿，关系在哪儿，算哪儿的人，根本不是问题。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有力量走，就有力量回。而如果未能做成什么，好吧，长叹一声，是我没有出息——我是无怨无悔。新疆呆长了以后，我确实并无长铗之叹，我多次对姐姐说过，我现在已经是“胡人”了。有好友和亲属对我说，新疆好是对，只是太远了些。我回答说，你们在北京，觉得新疆远，我在新疆，还觉得北京远呢。
我受到了自治区文联诸同志的热情相送，各种好话，暖人心肺。作协秘书长韩文辉（后任新疆新华分社社长），特别说王某的“思想很好”。人在逆境，往往会谦虚谨慎，注意尊重他人，克制私心，克制骄娇蛮横……对于老韩对我的夸奖，我当做如是解。
我变得很期待，很忙碌，要读要写要关注全国要与新老文友与各有关方面联系，与新疆某些老友在一起，开始感觉陪不起时间了，一喝大半天，划拳行令，我心疼时间心疼得要命。呜呼，我开始变化了吗？鲁迅诗云，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我并没有阔，也没有砍谁谁头的动机，但是我已经发现了自己在起一些变化。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我与芳“举家”乘七十次列车离开乌鲁木齐，大儿子王山还在新疆大学读书，不跟着我们。二儿子王石则在陕西三原读军校。女儿伊欢，七八年底已经回到北京借读小学。那时新疆是春季始业，北京是秋季始业，她等于跳了半年班，对付了一下子，也跟上了。
到站台上送我们的达四十多人，车内车外，竟然哭成了一片。芳一直哭个不住。新疆，我们有缘，你对我们有恩，客观上，正是新疆人保护了我，新疆风习培育了我，新疆的辽阔开拓了我，不论是在什么特殊情况下来的新疆，新疆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好，新疆的值得学习消化的知识多，有生之年，我永远爱新疆，想念新疆，我永远会怀着最美好的心情回忆我在新疆的经历。虽然也有苦涩，整体仍是阳光。
我想起了老房东阿卜都热合曼突然高兴时唱的一首歌：
我也要去呵，
在世界上转一转，
如果平安呵，
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
维语发音用拉丁字母拼写则是：
Man mo bariman，
Dunya aylinixka，
Isan bolsam kalarman，
Togolgan oskan yarim ga．
六 难忘的东华门小驻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我将妇携雏，变卖床具，离开北京。近十六年以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我与芳双双回京。我的接收单位是市文联，她则到了七十二中继续教她的高中物理。
经文联领导关照，临时安排我住到市文化局北池子招待所。这里原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好像还有一个排练舞台，现在干脆用塑料板遮住了天井的上空，增加了一点活动平面，例如公用电话就在棚子下边。那时的人们，为了多一点遮阳避雨的地方，正在毁掉最后一块空地。我们的房间约有十平方米，窗外是公共电视，每晚大家在此看电视，喧闹异常。门前则是公共盥洗室，水声嘹亮，香皂与牙膏气味芬芳。找我的电话不少，多是约稿的，经常会听到一位胖胖的和蔼的女服务员用洪亮的声音喊叫：“六号，电话！”
这个住所还是留下了许多记忆，许多温馨。我在这里写下了《布礼》《蝴蝶》《夜的眼》和一些评论。我在这里见到了到京组稿的陕西老作家贺鸿钧（李若冰的夫人）与董得理，他们担任着很有晶位与影响的《延河》杂志的副主编。我在这里见到了黑龙江《北方文学》的资深编辑鲁秀珍女士。她有一种真诚和亲和力，她有好几次睡眼惺忪地被叫醒去接电话，被我看见。《光明日报》的银发老编辑黎丁与文艺评论版的史美圣也与我见了面。碰到贺、董、鲁、黎、史等这样好的编辑，你不能不产生负（文）债感。
有许多老友到这里来看望了我们，包括作家张弦，老团干部范与中、程庆荪等。还有一些记者到这里来对我进行了采访，包括《文艺报》的雷达，《工人日报》的王晨——现为《人民日报》社长——等。
靠近东华门的这个招待所，位置恰在黄金宝地，我们常常晨昏时节从这里到故宫周围的筒子河散步。常常看到听到有年轻人提着录放音机，播放着当时流行的《乡恋》《太阳岛上》《我心中的玫瑰》……播放着李谷一、朱逢博、邓丽君、郑绪岚，得意洋洋地自路边走过。有一次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弹电吉他的青年人，听他弹琴唱歌，令人对社会生活、青年人的生活的解放与新意留下印象。后来有说是筒子河这边发生了抢劫案件，抢匪把一对谈情说爱的情侣的手表抹（读妈）了下来。时老作家萧军刚刚安排到北京文联，据说萧老常到筒子河一带晨练，我告诉他要注意安全，他则豪迈地说：“什么？碰到坏人，不定谁把谁的表抹下来呢！”萧军自称是“不扣不鸣一老钟”，又自诩是“出土文物”。他的晚年脾气随和，心情舒畅。
向另一个方向走没有几步就是东安市场，对于我们来说，入夜后王府井大街与东安市场的璀璨灯光与商品的琳琅满目，已经令人喟叹：久违了，北京，久违了东安市场。在乌鲁木齐尤其是在伊犁，一入夜就是到处昏暗与静谧的啦。东安市场有一个门一进去就是书刊店。那时的杂志品类极少，除了政治宣传性的与少量自然科学性的以外，稍稍轻松一点的只有文艺主要是文学杂志。我多次在这里的几百瓦的白炽灯光下看到载有我的与朋友们的新作的杂志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青春万岁》的第一版也摆到了那里，深绿色封面，小花图案，定价六角七分。我与芳远远看到一个年轻人掏钱买下了我的推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出世的书，非常快乐。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刘果生已经迫不及待地与我联系改编电影剧本的问题了。
招待所没有伙食，我们就打游击。早晨多半会去吃炸油饼，喝豆浆。有一个蓬莱小馆，我们在那里吃过炒疙瘩和几角钱一碗的芝麻酱拌面条。后来的小说《风筝飘带》里运用了这方面的经验。有一个位于东华门大街上的路南的山东馆，算是稍稍正规一点的餐馆，我们在那里要过冰啤酒和苜蓿肉，它的炝锅的葱花特别香。附近的馄饨馆、面馆，我们也是常客。另外在南池子路西，有一家灌肠馆，生蒜味与猪油味都极刺激，与往日不同的是，过去，灌肠是粉红色的，现在变成米黄色的了。估计那个粉红乃是颜料的作用。
从筒子河西行，我们有时进入中山公园。那时逛公园的时候常常听到“游人须知”之类的广播，讲述游人的政治责任、法律义务和惩罚措施，除了禁止随地吐痰和乱丢果皮屑之外，还有严禁跳舞之类的宣示，那个时候说是出现了在公园聚众跳集体舞（还不是交谊舞）的新动向，引起了警惕和忧心，男男女女靠得那样近，有时还手拉着或碰着手跳腾，谁能保不出事？告别乌鲁木齐的时候，新疆的一些单位已经批判开了交谊舞了，上纲说交谊舞的动机是寻求性的刺激。其实集体舞是解放后才兴起来的，五十年代“五一”、“十一”的天安门广场夜晚，大中学生都在那里跳集体舞。游园须知里还动辄出现“违规者处以罚款、驱逐出园，情节严重者送公安部门处理”的威胁字样，大大败坏了你去游公园的胃口。
然而北京人的生活胃口奇佳，威胁也罢教训也罢，挡不住逛公园的男男女女。这个年代公园里到处是人，不像后来人们还有咖啡馆、酒吧、迪厅、豪华影院、茶楼茶室、足浴按摩……各种休闲消费场所可去。我们想在公园找个凳子坐，太难了，到处都坐得满满的。（据说上海外滩那边坐椅问题更加困难，那里的游人休息椅都是一张椅子坐两对情侣，各自拥抱热吻，互不相扰。）偶尔远远见到一把空椅，飞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椅边一大堆呕吐物。我把这个细节写到《风筝飘带》里，而且向伟大的祖国，辽阔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呼吁：“给年轻人一个拥抱和接吻的地方吧。”《北京文学》的编辑，回城知青章德宁（现为该杂志社长）称赞我写的如何真实。她们那一代人大概都尝到过那种无处落脚的滋味。
却又是劫后余生，百废待兴，百废俱兴，充满憧憬希望。
我们也去过劳动人民文化宫，对着中山公园，原名太庙。这里我们冒着夏日的雷阵雨与五十年代的同学旧友，大部分是那时的团干部聚会，一起唱了许多革命歌儿和苏联歌儿。古柏青松在雷雨后，发出的芳香醉人心脾。在那个夜晚，我甚至于觉得，我们还没有老，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什么，我们仍然充满阳光。少年时代的影响是太大了，我们的底色既然是那样明朗，谁又能让我们变成阴晦如铅呢？
住房里有一张小小的书桌，我在这里一住下来就继续写上了《布礼》。天热无君子，我光着上身，下身也只穿一件小裤衩，一面在噪声中写作一面挥汗如雨。一次这样一副打扮接待了来访的记者，被称为赤膊上阵。
《布礼》此篇在新疆已经动笔。这里需要补叙一下，我在回疆办理调动期间还应我多次供过职的杂志《新疆文学》之邀写了风味独特的《买买提处长轶事》，副题是“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正文前我标上了“泪尽则喜”与“幽默感即智力的优越感”的自撰“格言”。还把幽默与空气阳光食品水并列为维持生活的基本要素。幽默是一种成人的智慧，我年轻时最不喜欢的就是幽默，我要的是煽情，是伤感，是献身的悲剧性，是一种价值激越，是爱欲其生恶欲其死的鲜明与决绝。劫后余生的王蒙，变得维吾尔人般的大大幽默起来。后来我也不止一次地遇到某种失望的愤青儿，对着我的幽默跳脚咒骂。这也是报应循环的一例吧。
后来这篇东西被朱虹翻译介绍给了美国，还被美国一家出版社收到一种小学语文课本里去了。
此外还写了《悠悠寸草心》与《友人和烟》，具体写作时间与情况，记不清了。
《布礼》自然没有多少幽默。我要写的是灵魂，是那个毒化人的心灵的岁月里人们所受到的灵魂的折磨。那个年代的小说中是前所未有的，我写下了这样一些直面灵魂的句子：
黑夜，像墨汁染黑了的胶冻，粘粘糊糊，颤颤悠悠，不成形状却又并非无形。白发苍苍、两眼圆睁得像两口枯井一样的钟亦成拄着拐杖走在胶冻的抖颤中。呼啸着的狂风，来自无边的天空，又滚过了无垠的原野，消逝在无涯的墨海里。是闪电吗？是地光吗？是磷火还是流星？偶尔照亮了钟亦成在一个早上老下来的皱缩的、皮包着骨的脸颊。他举起手杖，向着虚无敲击，好像敲在一个老旧的门板上，发出剥、剥、剥的木然的声音。
钟亦成，钟亦成，钟亦成！
他发出的声音苍老而又遥远，紧张而又空洞，好像是俯身向一个干枯的大空缸说话时听到的回声。
钟亦成，钟亦成，钟亦成！
黑夜在旋转，在摇摆，在波动，在飘荡，狂风在奔突，在呼号，在四散，在飞扬。桅杆在大浪里倾斜，雪冠从山顶崩塌，地浆从岩石里喷涌，头颅在大街上滚来滚去……
钟亦成，钟亦成，你怎么了？
钟亦成，钟亦成，他死了。
闪电之后是彻底的黑暗。
寂静无声。暗淡无光。凝定无波。
王按，截至此处，也许能够看出鲁迅的《野草》的影响。下面是：
多么微小，好像一百个小提琴在一百公里以外奏起了弱音，好像一百支蜡烛在一百公里以外点燃起了青辉，好像一百个凌雪在一百公里以外向钟亦成招手……
布礼，布礼，布礼……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他要追逐这布礼，他要去追逐这意见，他要抬起这难抬的、被按着的头，他要睁开眼，极目远望……
又是一道闪电，他看见钟亦成了，钟亦成就在凌雪的身边，戴着袖标，举着火炬。不，那不是火炬，那是一颗痛苦的、燃烧的心。
这里就不但有鲁迅了，有高尔基，有雨果，有蒙太奇，有交响乐，有贝多芬。
《布礼》里写了主人公的忠诚与冤屈，他所受到的许多不公正与残酷，他与凌雪的纯洁与勇敢。但是核心是这一段直人灵魂的疾书。
“布礼”是“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的简称，是共产党员们在解放初期喜欢用的一个词，在自以为是职业的革命者的我们因公通信乃至私人信件中，常常写上此致布礼，这个词表达了革命者的一种骄傲与特殊身份感。后来，尤其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这个浪漫、（有点）幼稚（和装腔作势）、（过于苏联化）洋化的词已经从生活中蒸发。我当时以此作为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的标题，包含了弘扬自己的强项：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特殊经历与曾经的职业革命者身份的动机。我相信，到了这个年代，除了我已经没有太多的人怀念互致布礼的岁月了。革命的成功弘扬了革命，却也消解了革命的浪漫色彩。革命的曲折也使人难以坚持——直至会嘲笑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我偏要这样写，正是为了从另一个角度强调，那种怀疑和冷酷，那种内部的迫害与拒绝，那种打入冷宫长期废黜的做法是多么荒谬，多么丧尽天良，多么令人嗟叹。
中篇小说的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