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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为底层的视觉代言与社会进步（4）
我们同样还需要制度层面对于社会进步的各种推动措施。比如，就像里斯的书在当时的美国成为公共图书馆与学校的推荐图书一样，张新民这本书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大中小学校的参考读物？尊重人的意识的培养与推广，一是要从小开始，二是要整个教育系统的持续不懈的努力。为什么我们的学校不能够将此类图书作为能够培养学生的社会意识与同情心的参考图书？好的制度环境其实就包括了如教育等方面的各种配合。而这就是纪实摄影渗入人心、如何与社会展开良性互动所能仰仗的制度性保障之一。当然，摄影家本身如能更主动积极地投入到这种与社会的互动中去就更好了。 现在有许多严肃的纪实摄影工作者与记者抱怨摄影不受重视，摄影无法在公共领域产生更大影响。但从某个角度来看，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现在的问题不是不理解、不重视摄影，而是许多权力者与趋权者太善于利用摄影。他们太熟谙利用摄影为自己的政治形象上彩，利用摄影帮助官员打造形象工程，利用摄影为自己谋取私利。应该说，摄影早就被那些心术不正者利用到了极点。摄影从来就是政治的，而且作为政治的摄影往往为一小撮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些人不是不重视摄影，而是重视摄影过头了。他们重视在明信片上印出光鲜的城市，他们会花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去做城市形象宣传样本，而其中往往就有利用电脑造假的照片，他们浪费大量公帑搞什么一日新貌之类的摄影活动与出版物，他们会与惟利是图的商家联手将艺术偷换成比赛，并同时中饱私囊。他们喜欢的是曼哈顿化的城市照片，他们要的是人人在莫名其妙地笑的照片。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误导了对于摄影的真切认识的同时，也极大地遮蔽了我们周围需要正视关注的许多社会问题，大大降低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的社会能见度。如果摄影只能堕落到以这种方式才能受到重视，获得所谓的认可的话，那其实就是意味着摄影与良知的同时堕落。张新民的照片，显然不仅会刺痛许多人的良心，同时也会刺痛某些为官者的神经，因为他们觉得你这是在故意发难，拆台脚。但是，如果纪实摄影连这点“难”都发不出的话，那么摄影还能够做什么呢？ 中国的纪实摄影发展到今天，经历了诸多波折，然而，环视域内，却不见战果向纵深扩大，反见沉滞与低迷，这当然有摄影家自己的责任，但与整个社会环境整体变得唯物、势利、功利与犬儒有相当关系。一方面，一些学者、策展人受命于商业画廊的唆使，挟持资本主义艺术市场逻辑，联手以“艺术”之名排挞纪实摄影，嘲之为不现代、过时；另一方面，肤浅无聊的大众传播媒介则以成功故事蛊惑人心挤占纪实摄影的版面空间，即使是硬派的质报（quality paper），也因广告的无孔不入的侵占版面而使纪实摄影仓惶不知所终，更加之没有一个健全社会所拥有的保持强大社会压力的第三域（third section）社会团体加以支援，因此许多有责任的摄影家就只能是悲壮地孤军奋战，悲从中来。张新民的纪实摄影，显然是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以一人之微力就他所持续关注的社会问题剀切提示，什么是摄影应该做的而且是可以做的。他以自己的不屈不挠的镜头，挤开了真相之门的一丝门缝，让人们了解到了在表面堂皇背后的水深火热。在中国，这样的摄影家不嫌多，只嫌少。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实摄影作为一个与时代抗衡的手段的可能性与纪实摄影的现实意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显得迫切与重要。 在此，还要深切感谢已经为摄影在中国获得大面积的公众认知做了切实工作的北京紫图公司的黄利、万夏两位，他们的热肠与任侠，使张新民的这个文图俱佳的大作有了向中国公众完整展示的可能。
1。数据数据
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4％。而200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总人口为13亿，农村人口8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4％。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人口比重十年降一成》（中新社消息 2002…09…25）
1998年中国乡村劳动力为46 432。2万人，占总从业人数的70。27％。当年稳定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0％（约9 500万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9年跨省流动就业农村劳动力的大省（直辖市）有：四川323万，安徽302万，湖南274万，江西229万，河南215万，重庆177万，广西171万，湖北146万，贵州138万…… 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中，在广东省就业的占总数的49。5％，在浙江省就业的占7。7％，在上海市就业的占5。8％，在北京市就业的占5。7％，在福建省就业的占4。6％，在江苏省就业的占4。4％。 进入这6个省市就业的农民工占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总数的77。7％。在这些农民工输出大省中，各省（自治区）跨省流动农民工就业去向的主要特征是： 四川省44％和重庆市48％的跨省流动农民工流向广东，流向福建的比例分别为6。7％和10。5％； 江西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中的59％流向广东，20。4％流向浙江，13。5％流向福建； 安徽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中的27。0％流向江苏，18。8％流向浙江，20。5％流向上海，10。8％流向广东； 湖南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中的89。7％流向广东； 河南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主要流向广东（占42。9％）、北京（占14。4％）； 贵州省的跨省流动农民工主要流向广东（占69。4％）；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跨省流动农民工的97％流向广东。 进入广东就业的外来农民工主要来自湖南（占20。8％）、四川和重庆（占16。0％）、江西（占15。7％）、广西（占13。8％）、湖北（占11。0％）和贵州（占8。5％）。这些省市自治区的农民工占在广东就业的外来农民工的85。8％。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力就业及劳动状况（1999）》（中国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数据里的“稳定转移”，指外出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民工。他们在20世纪最后10年，从数千万迅速上升到1亿左右，其中20％是跨省流动，约2 000万左右。这2 000万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中有将近一半（统计数字显示为49。5％）涌入广东，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以及沿海的汕头、惠州等大、中城市。
1。数据跨省农民工流向示意图（图）
跨省农民工流向示意图
2。“山坳上的中国”“山坳上的中国”
鸡公车，圆又圆，推起婆娘赶孝泉。 鸡公车，一种木头做的手推独轮车。车架像大写的A，车轱辘穿在A中间那条横杠上，推车人握住A的两脚，肩膀上担着挂在A脚上的一条肩绳保持平衡，手腿腰肩协调用力，屁股扭得溜圆。车可载物，也载人，据说这就是木牛流马，发明者是诸葛亮。这种原始的车，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还很流行，乡镇或者县城街中央的石条路面，可以看见很深的一条沟，那就是鸡公车的车辙。孝泉，川西坝子一个古老的集镇。童谣里说的是，汉子用这种古老的交通工具推着他婆娘（妻子）去赶集。很浪漫的画面。 我第一次出“远门”就坐的是这种车。祖母想带我回她娘家看看。祖母的娘家在25公里外的松林乡，那时候当然没有任何车可坐，只有鸡公车。车轱辘的木拱架上垫两捆谷草就是座位了，小孩靠前，老人靠后。松林是个山乡，进山以后羊肠小道那个颠呀，现在想想也只有鸡公车才可能胜任。坐在车头，看着绵延不断的山丘和坑坑洼洼的小路，我不住地问还有多远还有多远？问得推车汉子都“毛”了，说：“已经走了大半天，快了！” 1991年在广东连县苗族聚居的山区，我又看到了那样崎岖的羊肠小道。不过这里羊肠小道的那个崎岖，即便是鸡公车，也无能为力。远处奇峰拔起，山野间乱石峥嵘，牛和人把石头踩得铮亮，就成了路。哞—，拐弯处传来牛叫声，孩子们光着脚，妇女们背着柴火，走在山道上，消失在半山腰的村寨中。 记得那一次在苗寨，进出任何一户人家都不用敲门，不用敲门是因为根本就没关门，哪怕家里无人。不闭户，可能被外人说成是民风淳朴，而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屋里实在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可让小偷眼红而伸手。除了睡觉的床和装粮食的木柜子，可以说是家徒四壁。 这里也是广东。 儿时的松林乡和这里的苗乡，时隔三十多年，相距数千公里，却都把一条同样难走的小路留给了我的记忆。粤北的，我拍成了照片；四川的，我只能记住相关的童谣。 穷乡与僻壤是一对双胞胎，不发达，总是和路不好走连在一起。 过后我老是想起有一本曾经很走红的书，书名叫《山坳上的中国》，想找来看看，可是一直没找着。
2。“山坳上的中国”出发之前（图）
云南贡山县吉木斗乡 1997怒江大拐弯到这里江面呈现出罕见的平缓，独木舟从远古用到现在。怒族村民罗永华和儿子正准备驾舟捕鱼。
2。“山坳上的中国”村里最大的企业—酒厂（图）
四川广安县牌坊村 1995
2。“山坳上的中国”格局（图）
广东连县苗村 1991上层住人，下层住牛。
2。“山坳上的中国”山道崎岖（图）
广东连县 1991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东部和中西部之间发展的差距不是非常明显。90年代以后，东部高速发展，地区差距急剧拉大。1994年，三大地区差距比为549∶212∶100，而且呈上升趋势。即便在以经济发达著称的广东省，地区差异也非常大。
2。“山坳上的中国”舂饲料（图）
云南贡山县 1997原始的劳作方式在这里依然存在。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辖沪水、福贡、贡山、兰坪4县，共有29个乡镇，260个村（办事处），总面积14 703平方公里，居住着傈僳族、白族、汉族、怒族、普米族、彝族、独龙族、纳西族、藏族等21个民族。据1996年统计总人口456 729人，92。3％为少数民族，其中傈僳族占51％。 1997年，怒江州地方财政收入为6 090万元，农民人均年收入684元。也就是说，每个农民每天的收入不足2元人民币，而且这个数字还是1990年以后“扶贫攻坚”取得的结果。
2。“山坳上的中国”磨米粉的孩子（图）
云南贡山县吉木斗乡 1997
2。“山坳上的中国”茅屋内（图）
云南福贡县马吉乡傈僳族村寨 1997丰金穗一家5口住在这间茅屋里，所有的家当一目了然。
2。“山坳上的中国”健步如飞（图）
云南贡山县丙中洛乡 1997 丙中洛乡90年代通了公路，但是有能力坐汽车出入大山的农民依然是少数。
2。“山坳上的中国”猛禽（图）
云南云龙县 1997集市上这只可怜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喊价40元。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森林覆盖率达44。1％，各种珍稀动植物繁多，但滥捕滥猎的情况时有发生。
2。“山坳上的中国”赶集（图）
云南云龙县 1997
3。那个没人敢流动的年代那个没人敢流动的年代
“晓得不，谢祥娃又遭逮回来了！”田边地头都在传，“狗日的捆起吊了半夜都还嘴硬。” 谢祥娃是生产队最壮的全劳力，担挑子、栽秧子、打谷子、拉车子，没有任何人敢跟他做对手。二十七八了还叫他“娃”，一是他还没有娶婆娘，二是没谁拿他当个人，因为他爹妈都是被管制着的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他家过去是柏隆镇上有名的大地主。柏隆乡平川沃野，又守着官渠堰（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留下来的都江堰灌溉网络，人称官渠，后来改称人民渠）水头，水稻亩产好的可以超过千斤，是我们县有名的粮仓。但是在我插队的1970年，每10个工分才值5角7分钱，一个全劳力在农忙季节满满干1天能挣10分，平时只能挣8分。平均下来，像谢祥娃这样的壮劳力，一天挣不了5角钱。生产队人多地少，人均不到7分水田，日子过得都很穷。但是在人民公社时代，社员都非常本分，农闲时节也没有人敢跑到外面去打零工。惟独这个谢祥娃，跑了三次，每次都被大队民兵给抓了回来。抓回来当然要捆要打，但是打了没过多久还跑。我想，之所以能把他逮回来，是因为他跑得并不远，一般就跑到邻县。这次跑得最远，跑到了绵阳的一个乡镇，帮一户人家修房子，正在夯土墙的时候被这边去的人逮住了。我想，假如他跑得远一点，比如跑到广东，这边的人就没法抓到他了。不过也很难说，一是他根本没有坐车的钱，也没那个胆量；二是，广东作为反帝反特前线，警惕性更高，万一在“前线”被逮着了，他娃会栽得更惨。那个时期凡是判刑都要贴布告，很大张的纸上印着很大的字，上面细说犯人的犯罪情节、犯罪性质和宣判结果。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在县城看到一张布告，有两个中技校的学生，19岁，跑到了广东宝安县的深圳火车站被抓获，罪名是想偷渡。叛国罪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服刑7年。 那是一个不能流动的社会。一个没人敢流动的年代。 插队头一年住在贫协主任家，房东姓佘，他有个侄子叫佘闷娃，佘闷娃没事的时候愿意和我摆龙门阵。我四仰八叉躺在篾席子上，透过小土窗看星星，窗外蛙声响成一片。他说：“日他妈卖×，这样活着也算是一辈子？想跳农门的娃儿哪儿止他谢祥娃一个，他娃娃只不过破罐子破摔罢了。走正道，只有参军一条路。但是刘木匠的儿子去了三年，莫球名堂，还不是复员回来。招工？考学校？不要说我们了，连你们知青都没门！男的看来是没得希望了，女的还有一点希望，那就是嫁人，嫁得远远的，嫁个好地方，最好是能嫁给城里人。” 若干年后，我回生产队看望父老乡亲，村里果然有两个姑娘远嫁了，嫁去了河南。夫家虽然在农村，但男人在修焦（作）枝（城）铁路，好歹也算家属了。 闷娃悄悄跟我说，别老在人前提这个事，嫁啥呀嫁，那是人贩子贩过去的，但是人家自己愿意。
3。那个没人敢流动的年代孤独（图）
海南天涯镇 1995
3。那个没人敢流动的年代傈僳族农民居住的茅草屋（图）
云南福贡县 1997
3。那个没人敢流动的年代人头汹涌（图）
四川德阳 1984街道快被挤爆了，人头密密麻麻的望不到尽头。这场非集会的集结让城市感受到了农民进城的压力。
在重庆被划为直辖市之前，四川省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在拍摄这张照片的1984年，四川省全省人口已超过9 000万。照片拍摄于当时还是农业县的德阳县城。那一年的10月1日，农民知道街上有庆祝活动，一早就从四面八方涌进城看闹热，街上顿时人山人海。我爬上电线杆拍下了这张照片。而农民真正背井离乡、潮水般涌入城市谋求新的生活，则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3。那个没人敢流动的年代捡煤渣的孩子们（图）
广西清远县西牛镇 1995
3。那个没人敢流动的年代编织袋游戏（图）
广东新会县 1993
3。那个没人敢流动的年代海边（图）
广东惠阳县 1989当赶海的村民在海里捕捞时，他们的孩子便被这样放置在海边。
4。怎么维持一个家庭的开销怎么维持一个家庭的开销？
“你不出去打工，怎么维持一个家庭的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