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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而分手。”
我想起了我姐姐艾丽三个儿子之一的斯蒂夫·亚当斯。
艾丽的丈夫吉姆在新泽西火车越出无栏吊桥的铁路事故中不幸身亡。两天后，生活中的一切又像癌症一样杀死了艾丽。此后，我的第一位妻子简和我收养了斯蒂夫。
斯蒂夫在达特茅斯读大学一年级时，圣诞节假期回到科德角家中。他刚刚读完一位教授规定必读的小说——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几乎热泪盈眶。
斯蒂夫现在已是个中年影视喜剧作家，但那时却如此精彩地被冲破了防线，使我深受触动，决定重读那使他如此感动的东西。结果发现《永别了，武器》是对婚姻体制的批判。海明威的英雄在战场上受伤。他同他的护士坠落爱河。他们没有结婚，就到远离战场的地方去度蜜月，吃最好的食物，喝最好的酒。为了不使读者有一点怀疑，她怀孕了，证明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她和婴儿都死了，因此他不用去找稳定的工作、找房子、买人寿保险等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保存了美好的记忆。
我对斯蒂夫说：“海明威使你流下了眼泪，那是宽慰的泪。那家伙原本好像不得不结婚，安顿下来。但后来他却不必如此。嗬！好险哪！”
特劳特说，像《永别了，武器》那样对婚姻表示不屑的书，他还能想起的只有一本。
“说说哪一本。”我说。
他说那是亨利·大卫·梭罗的作品，书名是《沃尔登湖》。
“是本好书。”我说。
24
我在一九九六年的演讲中说，美国有百分之五十，或者更多的婚姻破裂，那是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再有大家庭。你同某个人结婚，你得到的只是一个人。
我说夫妻两人吵架，为的往往不是钱，不是性，不是权。
他们真正想说的是：“你就这么孤零零的一个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说，他不知道女人想要的是什么。
我知道女人想要什么。她们要的是一大群人听她们说话。
我很感谢特劳特，因为他提出了夫妻时概念，作为衡量婚姻亲密关系的单位。夫妇之间相处亲近，意识到互相的存在，如果其中一个想说什么，不会三句话便大吼大叫，这样的一小时就是一个夫妻时。特劳特在他的小说《金婚》中说，他们不必非得说些什么才能挣得一个夫妻时。
《金婚》是时震前达德雷·普林斯从垃圾篓里捡回来的另一篇小说。小说写的是一个卖花的人，为了做大生意，说服那些一起在家工作，或一起开夫妻老婆店相厮相守时间长的人，一年之中应当多庆祝几次结婚周年。
据他计算，在两处工作的夫妻平均每个工作日可得四个夫妻时，周末可得十六个。两人熟睡的时候不算在内。
这样，一个标准夫妻周就包括三十六个夫妻时。
他再将这个数字乘以五十二，取个近似整数，这就得到一个一千八百夫妻时的标准夫妻年。他到处宣传，任何一对夫妻只要攒够了这么些夫妻时，就有权庆贺结婚周年，就应该得到别人送的鲜花和其他适时礼品，尽管他们有时只需二十周便可如愿。
如果一对夫妻像这样不断地积累夫妻时，就像在我的两次婚姻中，我和我的两个妻子所做的那样，那么他们很容易只用二十年时间就可以庆祝红宝石婚，用二十五年就可以庆祝金婚！
我不想借此机会讨论自己的爱情生活。可以说我仍然无法理解女人的身材是如何塑成的，我到坟墓里去的时候也会想着抚弄她们的臀部和胸脯。我也要说，做爱，如果是真诚的，是撒旦放进苹果让蛇交给夏娃的最好主意之一。
然而苹果中最最好的主意是创造爵士乐。
25
艾丽的丈夫吉姆·亚当斯确确实实是艾丽在医院去世前两天因火车翻落无栏杆的吊桥而遇难的。真比小说还离奇！
吉姆因生产一种他自己发明的玩具而把全家深深拖入了债坑。那是一种里面填塞着一团永久性可塑胶泥的橡皮球体。实际上是一团长皮肤的胶泥！
橡皮球的表面印着一张小丑的脸。你可以用手让它的嘴张大，让它的鼻子升高，眼睛下陷。吉姆叫它“橡皮泥脸”。橡皮泥脸一直都没受到欢迎。更有甚者，由于生产和广告的开支，橡皮泥脸给他们带来了一大堆债务。
艾丽和吉姆都是生活在新泽西的印第安纳波利斯人，他们共有四个男孩，没有女儿。其中一个还是啼哭不止的婴儿。这些人本来就没让人把他们生下来。
我们家的男孩和女孩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就像艾丽一样，往往带着些描图、绘画、雕塑或其他艺术天赋。我和简所生的两个女儿，伊迪丝和娜内特。现在都是中年职业艺术家，举办展出，出售绘画作品。我们那个当医生的儿子马克也是如此。我也如此。艾丽如果愿意下点工夫，迫使自己搞点什么，她也可以在艺术上有所作为。但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写到过，她说，”就算你有才，也并不一定非得用它去搞点什么。”
我在我的长篇小说《蓝胡子》里说：“当心带着天赋的神祗。”我想当时我写那句话时，脑子里想到的是艾丽。我在《时震之一》中让莫妮卡·佩帕在文学艺术院钢板大门上用橘黄和紫色油漆喷上“操他娘的艺术”几个字时，脑子里想到的还是艾丽。我几乎可以肯定，艾丽不知道有一个叫文学艺术院的机构，但看到那些鲜艳的文字，不管喷涂在什么地方，她一定会感到欣喜无比。
我们当建筑师的父亲对艾丽小时候的任何艺术作品都大加赞扬，言过其实，就好像她是米开朗琪罗再世，这反而使她无地自容。她不笨，也不是没有品味。父亲无意之中同她开玩笑。故意说她才气有限，这样，把她本来就不浓的兴趣浇灭了。要不然，虽说不一定大有作为，但她的才能兴许也会有可为之处。
艾丽也许感到，因为她长得漂亮而得到别人的故意偏袒，一点点小成就受到过度夸奖。只有男人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我十岁、艾丽十五、天生的科学家大哥伯尼十八岁时，我在一次吃晚饭时说，女人甚至成不了最好的厨师和裁缝。
男人才是。母亲把一大罐水倒在我的头上。
但是母亲爱兴致十足地谈论艾丽的未来，就像父亲讲到艾丽的艺术作品时那样夸夸其谈。嫁给一个有钱人，这样做对艾丽至关重要。大萧条期间，全家省吃俭用，送艾丽进杜达霍尔的女子学校与印第安纳州几名女继承人一起上学，该校又称“两门地狱”、“少女堆场”，在肖利奇高中以南相隔四条街的地方，若在肖利奇，她就能像我一样接受自由、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民主、而且男女疯狂地混杂的教育。
我第一个妻子简的父母，哈维和莉娅·考克斯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把独生女送到杜达霍尔，给她买阔小姐的衣服，尽管经济上已力不从心，但为了她的缘故坚持不从伍德斯托克高尔夫乡村俱乐部退出，以便她将来能嫁进一个有财有势的家族。
大萧条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某个有钱有势的印第安纳波利斯男人会允许同一个有阔小姐举止和品味，但家里穷得丁当响的姑娘结婚这种想法，就如同想靠卖装湿泥团的橡皮球赚钱一样显得愚不可及。
公事公办。
艾丽找得到的也只能是吉姆·亚当斯这样的丈夫，一个战争期间在军队里搞公关的匈牙利人，英俊、潇洒、滑稽，但既没有钱也没有职业。在那个未婚女子感到恐慌的年代，艾丽能找到的也就是这种男人了：从部队退伍时还是个陆军一等兵，因在康奈尔大学考试门门不及格去参军入伍，而现在自由意志再次闯人，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一无所知。
请你注意：简不但有阔小姐的风度和服饰，而且在斯沃思摩尔是个优等生，还是学院里一名出色的作家！
我想既然我学的是理科，或许可以成为某类蹩脚的科学家。
26
在《牛津语录辞典》第三版中，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1772—1834）①的话说到“自愿对怀疑的临时悬置，构成了诗歌信仰”。这种对胡言来之不拒的态度，是欣赏诗歌、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戏剧所必不可少的。但是，作家的有些断言，实在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
比如说，谁会相信基尔戈·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写的那些东西：“在太阳系中有一颗星球，那里的人存在了一百万年，蠢得竟然不知道他们的星球还有另一半。
直到五百年前，他们才把这件事弄明白。只是五百年前！
而他们现在却把自己称做Homo sapiens②。
“愚蠢？你要说愚蠢？半个星球上的人那时居然还没有字母！他们还没有发明轮子！”
算了吧，特劳特先生。
他好像特别对美国的土著人嘲讽有加。应该说由于自己的愚蠢这些人已经受够了惩罚。据麻省理工学院——我的哥哥、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都在那里获得过高学位，但我的舅舅彼得·里埃伯却没能及格毕业——的教授诺姆·乔姆澌基①所说：“以当前的估计，哥伦布按我们的说法‘发现’美洲大陆时，拉丁美洲可能有大约八千万土著人，另有大约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生活在格兰德河②以北。”
乔姆斯基继续说：“到了一六五○年，拉丁美洲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口被消灭。当美利坚合众国的疆界确定时，土著人口还剩下二十万左右。”
依我的看法，特劳特根本无意再给我们的土著人来一次大清洗，而相反，他也许过于婉转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类对诸如另一个半球的存在、核能利用这类的伟大发现，是否真使得人的生活变得比以前更加美好？我个人认为，核能使人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痛苦，在由两个半球组成的星球上生活使我们的土著人失去了往日的欢乐，也没让“发现”土人、创造车轮和字母的人们变得比以前更加热爱生活。
再次需要说明，我是出生于患有严重抑郁症家族的严重抑郁症患者。所以我才写得这么出色。
两个半球比一个更好吗？我有一段轶事可作例证，但没有一点点科学性。我的曾外祖父更换了两个半球的场所，正赶上臭名昭著的不文明的国内战争，①当兵残了一条腿。他的名字叫彼得·里埃伯。彼得·里埃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买下一家酿酒厂，从此发迹。他酿造的酒中有一个品牌在一八八九年巴黎博览会上赢得金奖。酒的秘密配方是咖啡。
彼得·里埃伯将酒厂交给了他的儿子，即我的外祖父阿尔伯特，而他又返回到了原来的半球。他断定还是那边半球更好。我们的教科书中常常有一张移民下船的照片，但我听说，这些人其实正在上船，准备返回原地。
这里的半球决不是玫瑰花床。我母亲在这半边自杀，接着，我姐夫乘的火车翻落了无栏的悬桥而送命。
27
特劳特告诉我，时震将他弹回到一九九一年后。他不得不重新创作的第一篇小说是《狗的早餐）。小说写的是在马里兰州比萨斯达国家卫生研究院搞科研的一位名叫弗里昂·苏诺科的疯子科学家。苏诺科博士认为，真正聪明的人在他们的脑子里有微小的无线电接收器，从别的什么地方获得高招妙策。
“那些聪明仔肯定得到了外来的帮助。”特劳特在离宫对我说。特劳特让疯子苏诺科做他的替身。他本人似乎也确信某处有一个巨大的电脑，通过无线电波发出指令。向毕达哥拉斯说明了直角三角形，向牛顿说明了万有引力。向达尔文说明了进化论，向巴斯德说明了细菌，向爱因斯坦说明了相对论。如此等等。
“那台电脑，不管它在哪儿，不管它是什么东西，一边假装帮助我们，而实际上想杀死我们这些想得太多的呆子。”
基尔戈·特劳特说。
特劳特说他并不在意重写《狗的早餐》以及自由意志再次闯入以前写过并扔掉的其他三百余篇小说。“写或重写，对我来说是一回事。”他说，“我虽然八十有四，但我就像只有十四岁时一样，充满好奇，充满欢乐，并且发现，如果把钢笔尖放在纸上，它就会自动写出一篇小说来。
“是不是感到奇怪我为什么告诉别人我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他问道。我最好还是解释一下，真正的文森特·凡·高是荷兰人，在法国南部作画。他的画现在已列为世界最珍贵的财宝，但他活着的时候只卖掉过两幅。“他自知容貌丑陋，讨不了女人的欢心，同我的情况一样。但这不是全部原因，虽然肯定也是原因之一。”特劳特说。
“凡·高和我的主要共同之处在于，”特劳特说，“他作的画使他感到震撼，虽然所有其他人都认为它们一文不值。
我写的小说使我感到震撼，虽然所有其他人都认为它们一文不值。
“你还能有多幸运？”
对于他的行为和他的作品，特劳特需要的惟一评判鉴赏者就是他本人。这就使他能对时震后的重播坦然处之，毫不感到吃惊。在他个人以外的世界中，有的只是更多的蠢行，就如战争、经济崩溃、瘟疫、海啸、电视明星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全令他嗤之以鼻。
自由意志刚刚闯入的那一刻，特劳特在文学艺术院附近地区能够成为理智清醒的英雄，在我看来那是因为他与我们其他人不同。他并未发现似曾经历过的错觉中的生活与真实材料的生活两者之间有何显著的区别。
时震后的重播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灾难，而他却不受多少影响。关于这一点他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写道：“我不需要一次时震来教我懂得，活着只是烂屎一缸。我从我的童年、十字架上的蒙难和历史书中早已了解了这一点。”
下列故事以供备案：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的弗里昂·苏诺科是个富翁，他雇用盗墓人替他去找去世的门撒国际①成员的脑子。门撒国际是个全国性的俱乐部，其成员必须是在智商测试，或叫IQ测试中获得高分者。这是一种由语言和非语言技巧组成的标准化测试，将参加测试者与普通的某某某某对立起来，同Lumpenproletariat②对立起来。
他派出的盗尸者也去替他找来在一些愚不可及的事件中丧生的蠢人的脑子，以供比较，比如在车辆如流的街上闯红灯，野餐生炭火时用汽油等。为了不被人怀疑，他们用从附近肯德基炸鸡店偷来的提桶．一次送一个新搞到的脑子。
不用说，苏诺科的上司根本无从知道他一天天工作到深夜究竟在干些什么。
他们显然确实注意到了他对炸鸡的酷爱，总是让人用小提桶整桶整桶送来，而且从来不分点给别人吃。于是他们总是心中诧异：他为何仍然骨瘦如柴？在正常上班时间里，他干他拿这一份工资必须干的活，那就是研制开发一种新的避孕药片，能使性乐趣丧失，这样就可以防止青少年发生性行为。
然而到了晚上实验室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他就把高智商的大脑切开，寻找微型无线电接收器。他认为那东西不可能是用外科手术植入门撒国际成员脑中的。他认为接收器与生俱来，因此肯定是血肉制成。苏诺科在他的秘密日记里写道：“人的脑子只不过是三磅半重布满血丝的海绵体，仅够狗当一顿早餐。如果没有外来支持，不可能写出《星尘》这样的作品，更不用说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了。”
一天晚上，他在一个门撒国际成员的内耳侧发现不大于一颗芥籽的一小块鼻涕颜色的隆起物，而此人读初中时一次又一次在拼写比赛中获胜。Eureka！①他又重新检查了一个低能者的内耳部位。此人穿着滑轮溜冰鞋去抓一辆疾驶而过的车辆的门把手。她两边内耳都没有鼻涕色的隆起块。Eureka！
苏诺科又细查了五十个脑子，一半来自笨得难以置信的人，一半来自聪明得难以置信的人。只有几名火箭科学家的内耳部有隆起物。聪明仔们为何智商测试结果那么好。隆起物肯定是原因所在。人体中那么小的一粒，如果仅仅是多余组织的话，那么就像丘疹一样不可能有所作为。
它一定是台无线电接收器！不管问题如何深奥晦涩，肯定是这类小接收器向门撒国际的成员、学校的优等生、电视智力竞赛的参加者输送了正确的答案。
这是诺贝尔奖性质的重大发现！因此，苏诺科在把新发现写成论文发表之前，就去给自己买了一套去斯德哥尔摩领奖穿的燕尾服。
２８～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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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劳特说：“弗里昂·苏诺科从国家卫生研究院大楼跳入下面的停车场死了。他身上穿着那套永远也到不了斯德哥尔摩的新燕尾服。
“他意识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