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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德民是我的好兄弟,出身和我一样,也很不好,不过我们两个觉悟都还算比较高,我们一起争取了几次才终于加入了红卫兵。不过我们因为出身不好,一直不是很受重视,还有不少出身好的同志总是排挤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两个这次立下战功,也能够在其他同志面前挺直一点腰板了。
估计是87的造反派知道我们这边墙上来了我们几个狙击手,所以对我们这边墙的攻击也加重了。半天都没能抬起头。
不过射击的劲头刚一缓,我和赵德民立即爬起来,把枪往枪槽里面一架,瞄准对面房子里的人影就是连续射击。我觉得我好像又打中一个,因为我看到对面房子里的人影一晃,似乎摔倒在地。赵德民也兴奋的叫了一声:“中了!”
然后我和赵德民又缩回来,果然又是一阵乱枪扫向我们这个墙头。
在我们这边墙上防守的是前进大队的5个狙击手、3个机枪手和一些普通的同志,大概有30个人。也许是我们人逐渐增援上来了,87那边的攻击开始受到一些控制。我们这边的3个机枪位不停的突突突地扫射着,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法宝。
我们这个厂是南海最大的一个兵工厂,专门造枪和子弹的。武斗开始之前,就被我们保林派的红卫兵占领当总部了,所以我们保林派有相当多而且精良的武器弹药,这让87派的人相当的羡慕。如果87派不把我们攻下来,南海武斗的胜利迟早是我们的。
不过这次87派敢直接来攻击我们,看来他们也是有什么准备的。那么密集的小钢炮落在院子里面,可能就是明证。而且今天上午副队长刘强还说,可能87的人弄了南海军队里面的坦克过来,不过现在还没有见到踪影。他们这次会出动坦克吗?
我和赵德民又一猫腰,躲了起来,然后从自己的武装皮带上来抠子弹下来给自己的枪装子弹。
就听到台子下面有女声叫我名字,我低头一看,心中一甜,是庞怡巧。庞怡巧是我最心爱的女人,尽管我从来没有对她表白过,但是我知道她也喜欢我。这个时候看到她,让我心中非常的高兴,什么枪林弹雨我都甩到九霄云外去了。我赶紧趴下来一点,对怡巧喊:“你怎么在这里,这里危险!”
怡巧抬着头看着我,看得出来她眼神中非常的关心我,但是她喊:“快下来换枪!”然后她又冲着赵德民几个狙击手喊着:“一个个下来。”
赵德民和其他几个家伙冲我一笑,他们都知道我特别喜欢庞怡巧,叫我先下去。
我也不客气,迅速爬起来猫着腰,从台子上面下来,一跳就跳到了怡巧的面前,差点站不动扎到怡巧的怀里。闹得我和怡巧都是大红脸。我心里还是甜蜜蜜的,红着脸看了看怡巧,怡巧的脸在黑夜中红扑扑的特别的好看,她的大眼睛也是对着我眨啊眨的。我恨不得一把把怡巧的脸捧过来亲上一口,但是我还是忍住了。我感觉到赵德民正在盯着我看,我也不好意思起来,很轻的问怡巧:“枪呢?”
怡巧是个很干脆的姑娘,她尽管好像也很不好意思,但是也很亲脆的告诉我:“在树边上。”顺便一指。
我跑过去,把一支枪拿起来,好枪!这才是真正的狙击步枪,我听说很久了,一直心里痒痒的想用,今天才是第一次拿到手里。我并不知道这种枪叫什么名字,大家几个狙击手聊起这个枪的时候,起了个外号叫“黑炮”。这个“黑炮”的枪身上面架着一个细长的瞄准镜一样的东西,枪身很长,枪嘴处微微有一个环状的突起,那应该是出膛的时候子弹的最后桥正的。
我拿起来,暗暗道了一声:“好枪。”
怡巧说:“子弹是通用的!”
我说:“好,我上去了。”
怡巧说:“好好干!”
我把剩下的几把枪都抱起来,我不打算让其他人下来了,跑开两步,又一回头。问:“你自己弄过来的?”
怡巧说:“只有我们女同志搬运了。”然后甜甜的冲我一笑。
我心中一热,手上的枪仿佛传过来怡巧的体温一般,我点点头,转身又爬上了台子。
我把枪递给赵德民和其他人,其他人都憨憨的冲我傻乐,我骂道:“乐个鬼,我帮你们弄上来还不感谢我。”
这个“黑炮”真的很好用,子弹柔柔的塞入弹舱,我一拉枪拴,就立即感觉到这个枪的能量。
我用那个瞄准镜望了望,院子里很远的地方都看得很清楚,而且镜头中细细的黑色十字线也定位的非常准确。
“干他娘的!”我心中一乐!
我把枪举起来瞄准,就听到副队长刘强在下面吼道:“给我狠狠地打。”
我也不管是不是他冲我们说的,光凭着怡巧为我运枪的这个兴奋劲,我都要好好干。
我定了定神,镜头中的87派的人仿佛就在眼前一样,我锁定好目标,稳稳的扣动了扳机。一股强大的后座力涌来,还让我觉得一下子并不适应,但是从镜头中望过去,那个被我瞄准的人已经重重的摔在地上,应该是死了。
我喝了一声:“好!”87派这些该死的东西,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有了“黑炮”,我们几个狙击手表现的非常出色,一时间打的对面楼里的人和楼之间跑来跑去的87的人都不敢露头了。
而87派好像也暂时停止了攻击,整个厂子外面的枪声慢慢的稀稀拉拉了起来。
双方应该都进入休整的阶段。
不过不辛的是,我们五个狙击手还是有个叫六毛的同志被击中了,一时间没有死,不过看样子也不行了。
我们这边墙上两个机枪手被打掉了,还牺牲了几个同志,也是伤亡惨重。
我大概打掉了对方六个人,赵德民成绩也不错,打掉了四个。
枪声尽管停下来了,但是87派用钢炮放进来的榴弹的密度却加大了,咚咚咚咚的,在厂里面各个角落上爆炸着。所辛整个弹药库都转移到地下去了。
我的妹妹赵雅惠也在这个厂里面,让我很担心她的生死。妹妹一直跟着我,才16岁,以前基本上都是我到哪里去,她就跟着我到哪里去。不过妹妹比我更早加入红卫兵,这个是我觉得骄傲的地方。
这个时候,是1968年。
我叫赵雅君,今年21岁,1948年出生在南海。我的父亲叫赵清途,据说以前是南海最大的地主,而且留学过德国,接受过德式的军官培训,回国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了两年,因为进入抗日战争的末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我爷爷用了不少关系从军队中调出来,回南海继承爷爷的家业,同时也在南海开办了一些工厂。应该说当时我们家族在南海是声名显赫的家族。
不过在我懂事以后,这些事情都是母亲和悄悄地告诉我们的。因为我父亲赵清途在1956年被打为反革命,间谍,特务。
后来我也慢慢明白了,父亲有些时候是无辜的。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的时候,父亲曾经协助过国民党很多的官员将领从南海撤退,同时父亲曾经也考虑过全家撤到台湾去。
当时应该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找到了我父亲,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让父亲没有带着全家到台湾。因为父亲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让他背景离乡实在不是他的希望,而且,父亲在南海一解放,就当上了南海市的工商联主席和治安局的局长,协助共产党维持当地的治安,对于南海的稳定应该是功劳不小的。
不过可惜的是,1956年我父亲还是被打倒了,我记忆中一群人冲进我家,把我家砸了个稀巴烂,当着我们的面把父亲五花大绑的抓走了。从此,我没有了父亲的消息。
我和母亲,姐姐赵雅玲,妹妹赵雅惠,弟弟赵雅仁也被赶出来,赶到了南海边上的一个靠近海的小山村里面,母亲也被挂上了地主婆的帽子。
还好的是,那个村子里面大部分的农民都曾经接受过爷爷和父亲的救济,所以对我们还是比较友好的。我当时是很害怕的,我印象中爷爷、父亲都是大大的好人,不管对谁都是笑眯眯的很和气,怎么可能变成坏人了呢?这在我父亲被抓走后我一直想不明白,曾经问过妈妈为什么父亲是坏人,妈妈也从来没有给我过答案。
1957年我失踪过一次,失踪了三天,但是我自己却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姐姐偷偷告诉我,我是在睡觉的时候突然不见了的,然后三天后又躺在家门口。但是我记忆中,我只是在睡觉,一睁眼就看到大家围着我哭,我还问大家怎么回事,才知道我不见了三天。
这个失踪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影响,只是从此以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就慢慢的有些古怪了。
1957年底,我家里不知道为什么着了大火,我抱着我弟弟逃不出去,整个房间都是熊熊大火,眼看就要烧到我们了,我和弟弟的脚下却突然裂开一个大洞,让我和弟弟掉了下去。而且这个大洞还通道院墙外,让我和弟弟逃过了一劫。但是大火烧完后,母亲和姐姐找这个大洞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以为我和弟弟说胡话,但是我知道我说的肯定是真的。还有台风的时候,我在屋外被一颗大树砸倒,眼看着磨盘一样大的一片屋顶就要砸在我头上,但是却突然被什么东西震开了,然后压着我的大树也莫名其妙的断成了两节。
我曾经告诉过妈妈我觉得好像有人总是在打量我,我妈妈会抽我耳光,说我胡说八道,没有人会打量我们。让我再也不准说有谁打量着我的这样的话,耳光挨了几次,我再也不敢说了。不过,我直到16岁,这种有人打量着我的感觉都没有消失过。但是,我并不觉得可怕,反而觉得很安全。
母亲在父亲被抓走后,性格也大变,母亲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人,而且也很有文化,但是来到这个山村之后,脾气越来越坏,经常会边哭边责骂我们。而且,母亲也瘦的很厉害,每天很早就要起床去劳动,要不我们全家可能都没有吃的。我记得有次母亲病了实在起不来,姐姐也才13岁,根本不能下地干活。家里的东西吃完后,我们就断顿了,弟弟和妹妹哇哇的哭,母亲也没有办法,陪着他们哭。辛好这个村子里的人还比较好,几个受过我们家照顾的农民偷偷将他们的口粮让给我们一些,这才渡过了难关。
1958年,台湾海峡开始炮战,天空中也不时地有飞机滑过,炮声甚至整日整夜的都不停。我们都以为要打仗了,但是没想到父亲回来了。父亲并没有和我们解释他为什么回来了,只是我们全家又重新搬回到城里。父亲每次回来,身上都是一股子硝烟的味道,而且慢慢的,家的条件也好了一点,有些军人会送一些吃的过来。母亲也显得开心了很多,终于露出了笑容。我和姐姐,妹妹,弟弟才重新回到学校去上课。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坐了两年牢出来,戴罪立功,为军队做事,但是具体做什么我并不知道,到现在也都是迷。
1958年台海战争打完,我父亲带着一个勋章回来了,并展示给我们一个个人二等功的证书给我们看,并有一封父亲说保平安的信,据说是一个司令员写的。然后父亲被安排到南海的一个好像叫情报处的地方工作,早出晚归,经常见不到人。不过家里算是安定下来了。
不过我在念书的过程中,开始知道了父亲原来是为国民党服务的,而且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教育,开始让我逐渐对父亲有了敌对的情绪,父亲每次回来我都对父亲没有好气,我觉得我为什么生在这样的蒋匪和地主的家庭。在学校里面也因为这个原因,不管我成绩再好,优秀学生永远和我无缘,我不能加入少先队,这让我所有的同学都对我很歧视。我有一个外号叫“小地主”,这个外号让我非常地难受。
姐姐和父亲母亲的争吵几乎也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姐姐在1958年以后数次出走,并且经常说她不时父亲和母亲的女儿,要和家里断绝关系。这最后好像真的成为了事实,姐姐离开了家,再也不回来了。
我也步姐姐的后尘,开始越来越讨厌这个家庭,我甚至希望我是父亲母亲从野地里捡来的孤儿,或者是哪个贫农工人的儿子。
我这个“小地主”,坏孩子的帽子一直戴到了我1963年初中毕业。当时我16岁,我姐姐19岁,弟弟14岁,妹妹12岁。
红色的岁月就到来了。
1966年,我姐姐主动揭发父亲,居然没有拉上我,而是拉上了我弟弟。
这此揭发,让父亲再次被打倒了。
一阵巨大的炮响,把我的记忆又拉回到现实中。
右边的墙被炸开了了,外面传来了坦克的轰鸣声。
冒死记录第三部《格局》(2)
二、禽兽的嘲笑
巨大的震动让我们这边的木台子也摇晃起来,87派的枪声也一下子密集了起来,甚至超过了先前的任何一次,特别是我这边的几个狙击位上,子弹密集的根本的让你无法抬头瞄准射击。
坦克轰隆隆的履带的声音合着炮响就靠近了右边被炸开的缺口,而我们的攻击也向这个缺口集中起来,一个巨大的铁疙瘩就从这个缺口处怪叫着冲了进来。坦克的射击空中正喷射出半米多长的火焰,突突突的不断扫射着,让我们这边的人根本无法靠近。
副队长刘强正在怒吼着顶住顶住,前门我们垒起的一层层的防守沙袋就被炸飞起来,而刘强也被气浪冲得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又一个坦克就笔直的向前门冲了过来。
刘强挣扎着站起来,满脸是血,但是他还是嚎叫着:“撤退!撤退!”
我和赵德民从台子上跳下来,大家一片慌乱的向厂区里撤退着。
对坦克这种庞然大物,我们这些小米步枪只能在给它挠痒痒而已。
难道军队参与了87派?南海的武斗尽管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过最开始只是大家用根棒铁锹打架,不知道是哪放了第一枪,打死了87派的一个人,大家才开始动用了枪支。
由于南海靠近金门很近,有很多的民兵组织,在沿海的很多村落里面都有民兵持枪,所以,在动用了枪支之后,这种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多枪就到了我们和他们的手中。而我们这些红卫兵,都接受过军事训练,知道怎么开枪杀人,又都是血气方刚的,很多人从小都认识,都是城北的人。
而87派的基本上都是城南的人,武斗开始之前,就摩擦不断。加上现在大家的理念不同,我们保林派的坚决认为林平文书记是革命功臣,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而87派的人则不这么认为,林平文是反革命的右派,他们同样认为自己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从林平文书记的事情上,双方从唇枪舌尖的“大辩论”,由剑拔弩张的对峙,发展为街头巷尾的械斗。最后升级到双方真枪实弹的较量。
这个时候,全国的武斗都在进行,也许我们这场武斗只是小儿科罢了。
杀掉自己的同胞,我没有任何的犹豫,我觉得我们这边才是真正的革命,而87派他们都是害人虫,死不足惜。更何况,87派在日趋激烈的武斗中,也不断的杀死我们保林派的人,这更加激起了我们的怒火,见到对方都是如同见到阶级敌人一样仇恨。
我相信我做的是正确的,我有伟大的社会主义理念,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我愿意和一切反对势力斗争,哪怕是牺牲我的生命。
相信尽管是相信,但是有时候,我躺在床上想起这些事情,还是有些怀疑,我到底怎么了,我怎么变得这么残忍了,我从小都是一个温和善良的人,轻易不会和人争吵,甚至杀猪的时候我都不太敢看,怎么能够这么坚决地结束一个同胞的生命?我会睡不着,对自己到底还是不是正常人有所怀疑,但是我又会很快的自己耻笑自己革命意志不坚定,可能是我父亲资本家的身份让我的血液不够红,让我一直有这些资本主义的幻想,才让我对这一切有所怀疑。
而赵德民不同,他曾经和我静静的在深夜谈过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做的可能是错误的,我们好像都被洗脑了一样,好像都不是自己了。他说他很小就熟记中国的礼仪典章,中国人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也说不清我们到底什么地方做错了。我尽管严厉的警告他,他这样想会走错路,会被人民抛弃的。但是内心中却也波澜起伏,很想就着他的话说下去,探讨一下这个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世界,但是我却没有赵德民这样的胆量说出来。我不会揭发赵德民,因为他和我一样有着不好的出身,如果我出卖他,那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有一天出卖自己。
我知道赵德民如果被我揭发了将会得到的下场,因为赵德民至少是完全信任我才敢对我说。而且,我敢相信,有我和赵德民这样疑惑的想法的人不再少数,只是大家都忍着,憋着,谁都不敢说,憋到最后就靠打砸抢来发泄。我和赵德民都念过高中,而且我们小时候都在父母的教育下,接受过不少和课本中完全不一样的理念教育。所以,我始终觉得我们是异端,越是觉得自己是异端,就越想在大家面前表现我们和大家是一样的。喊口号我绝对是声音最洪亮的,表决心也是最坚决的,批斗反革命和走资派我也绝对是冲在最前面,下手最重最不留情的一个。
我父亲1966年重新被打倒之后,我参加过批斗我父亲的批斗会,为了表决心,我冲上台去当着数千人的面抽我父亲的耳光,还破口大骂父亲种种的反革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