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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来信看成是矛头对着他本人的，他认为邓小平偏袒刘冰等人。毛主席批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毛主席的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直至次年4月，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然而，从清华园滥觞的“批邓”斗争，并没有使“文革”取得决战性的最后胜利，而是更加凸现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已经进行了将近十年的“文革”将何去何从？实际上，由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所带来的“文革”最后一场战役恰恰表明了“文革”已走人了历史的死胡同。
应该说，清华园里的“刘冰事件”和1976年中国在历史转折关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有紧密关联的，但其时蒋南翔只是一只早已被打倒在地的“死老虎”，他不可能和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再发生什么瓜葛。蛐蛐儿的回忆文字首页蹊跷地出现蒋南翔的名字和一个重复记录的电话号码，这中间是否还会藏匿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历史缘由呢？
从笔迹上看，蛐蛐儿的回忆文字的第一页似乎有他人操笔，会不会是蛐蛐儿口述，别人记录的呢？如果是，那这个记录的人又会是谁呢？从内容上看，第一页的记录显然非常重要，而且应该是蛐蛐儿本人的表达，虽然文字排序有点凌乱，但陈述是清楚的：
写遗言时间：1976年2月5日“狗肉宴”之后一两天。
地点：菩提寺路菩提新村3号亭子间，是一气呵成。
参考胡志敏（明）遗言，并且想找斯大林遗言和列宁遗言。
1月8日周总理去逝（世），想到周总理活着的话，“四人帮”就不致敢乱搞。我要和他们唱反调，肯定邓小平，因为76年“四人帮”开始批邓运动，我要和他（们）捣乱。
我首先拿给爸爸妈妈，爸爸叫我不要传。我问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爸爸说像是真的。我听了非常得意。这样我就拿去抄了几份，给我姐姐寄去，还寄给别人现在想不起来。然后就再拿给瓜子看，并问他像不像真的？他说像的，并且他们就开始抄。到瓜子家，晨光、阿斗、大耳朵在场，其他还有没有人忘了。
我注意到最后那句“到瓜子家，晨光、阿斗、大耳朵在场，其他还有没有人忘了”这句话被用箭头和黑线标明插入“然后”后面，“就再拿给瓜子看”之前，如果这一页纸文字确实是蛐蛐儿写的，那说明蛐蛐儿还是很在意细部的准确性的。
我先打电话问我哥哥，当蛐蛐儿最初把“总理遗言”拿给你看的时候，你相信“遗言”是真的吗？当时你难道就一点都没有想到“遗言”是蛐蛐儿写的？你不是曾经对我说过，“总理遗言”中的许多内容是你们经常在一起议论的话题吗？我哥说，他们当年从蛐蛐儿手里第一次看到“总理遗言”时，直接的反应就是议论像不像真的，然后大家就开始抄。
据我哥的回忆，1975年1月，全国四届人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身患重病久不露面的周恩来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并做政府工作报告。周总理瘦骨嶙峋，脸上布满了老人斑。印象中，总理坚持在讲台上站了半个多小时，只念了报告的前面和后面各一部分就离开了会场，大家心里都很难过，许多人落泪，但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只要总理在，大家心里就充满了希望！那时候，我哥他们这帮哥儿们聚会越来越频繁，只要聚在一起大家就要议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特别是在总理逝世后，他们更是经常在一起议论怎样用具体的行动支持邓小平同志，阻止“四人帮”上台。他们上街撒传单；深入工厂、农村做社会调查；到部队联系解放军战士，试图寻求武装力量的支持……可他们所做的种种努力显然对改变时局无济于事。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这样一份从天而降，说出大家心里话的“总理遗言”时，每一个人都兴奋无比，尤其是遗言中提到：“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这番话既说明了小平同志复出是主席的正确决策，不能说变就变；更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和隐隐的担心，同时也吻合了这帮年轻人心中希冀邓小平继续为国家掌舵的愿望。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总理遗言”的真假，不是他们没有辨别力，而是他们太希望“总理遗言”是真的了！事实上他们很快就将“总理遗言”作为和“四人帮”作斗争的战斗檄文和锐利武器来传播了，当他们迅速地将抄录的“总理遗言”不停地给别人看，让别人抄；别人又给别人看，又让别人抄时，那种会心的笑容，那种发自内心的共鸣，无声地流淌在彼此之间。直到今天，我哥他们还认为，在当年，尽管全国大多数人民群众都从心底里反对“四人帮”，全国像他们一样的青年小团体多而又多，但真正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用文字统一起来的却是蛐蛐儿制造的“总理遗言”。我哥说，大家都没有想到，我们这帮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曾经有过那么多的计划和设想，但最终对“四人帮”真正产生打击，影响全国，喷薄而出的火山口竟是一个天大的谎言——“总理遗言”。我哥还告诉我，他当时真是一点都没有想到这份“总理遗言”会是蛐蛐儿自己写的，如果想到，或者蛐蛐儿向他透露哪怕一星半点，那他一定会采取措施，不会像蛐蛐儿那么幼稚，最先把“遗言”给身边最亲近，关系最密切的人看，这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在我哥看来，随便撒在路边，或者贴在墙上，都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同时也能保护自己。蛐蛐儿的单纯和幼稚，让他和他的这帮年轻伙伴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我又打电话问大耳朵，这份回忆文字第一页的字和后面几页的字为什么完全不像，好像不是出自蛐蛐儿之手。大耳朵说，是蛐蛐儿写的，他认真和不认真时写出的字完全不一样。我又仔细对比了前后的字体，觉得大耳朵的话还是不能令人信服。因为这不是字迹潦草和端正的区别，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字体。
我再给J打电话，我想她是最了解蛐蛐儿的，别人可能在那么多年以后吃不准蛐蛐儿的字体，她却绝不可能认不出蛐蛐儿的手笔。想当年，她和蛐蛐儿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彼此心生爱意的时候，互相经常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偷偷递条子，她不可能不对蛐蛐儿的字刻骨铭心。
没想到，J看到蛐蛐儿的回忆文字也无法确认第一页上那曲里歪斜的字是否出自蛐蛐儿的手笔，虽然相比较后面端端正正排列有序的字体，我似乎觉得第一页东倒西歪的笔迹来得更真实和亲切，但我知道我撰写的文章不能以感觉代替事情的本来面目。
第一个对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提出疑惑的是阿斗，他在蛐蛐儿写下的“写遗言时间：1976年2月5日‘狗肉宴’之后一两天。地点：菩提寺路菩提新村3号亭子间，是一气呵成。”这两行字旁边加了批注：据杨的文章说：在蛐的日记中记载写“总理遗言”的时间是2月11日；地点是在厂里的集体宿舍。（此处提到的杨的文章，是指杨匡满先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写的报告文学《遗言制造者》）对蛐蛐儿回忆中写到的“总理遗言”的第一批传抄人和传抄地点，阿斗也提出了纠正。阿斗说，地点不是在瓜子家，而是在蛐蛐儿家的亭子间；在场的人应该是阿斗、瓜子、大耳朵，并没有晨光。阿斗是个非常认真仔细的人，对于蛐蛐儿写“总理遗言”的时间、地点，以及他们这些当事人与此相关的重要的细节，他觉得都必须准确、真实。阿斗希望我再去仔细看看蛐蛐儿1976年2月5日至2月11日的日记，也再仔细看看杨匡满的报告文学。阿斗这种对历史认真严谨的精神令我佩服和感动，我告诉阿斗，我在看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时，也产生了和他相同的疑惑，我也为此反复阅读了蛐蛐儿写于2月5日和2月11日的日记，事实上，2月5日到2月11日之间的其他日子蛐蛐儿没有记日记，而2月5日和2月11日这两天的日记中也没有任何关于写“总理遗言”的只言片语。所以，我们依然无法考证和确认“总理遗言”诞生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对此，阿斗觉得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但我对阿斗说，这可能也是我下决心要重返1976的说不清的动因之一。阿斗说，有些事情本来好像已经清楚了，看了你的这篇文章反而好像又糊涂了。我对阿斗说，问题是，本来好像清楚的事情也许并不是事情的真相。所以我希望将我所接触到的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加以最客观的叙述，让人们自己去理解、去体会、去感悟。
我给J打电话，希望她和我一起再去看蛐蛐儿，当面求证我所产生的困惑。J虽然很忙，但她还是答应陪我一起去。大耳朵知道我们要核对一些事情时表示他也马上赶过来。
在去蛐蛐儿家的路上，我将我哥哥看了蛐蛐儿的回忆文字后说的话，以及我那位老友对蛐蛐儿产生当代“华子良”的感觉都对J说了，J听了以后沉默了半晌，最后说，他太追求完美了，我没有想到直至今天，他都已经那样了，他还是那么在乎自己在人们眼里的形象。
我们走进蛐蛐儿家中的时候，蛐蛐儿正坐在床沿上削一个梨，见到J和我进门，蛐蛐儿放下手中的刀，乐呵呵地看着我们。我将刚刚收到的刊载着我的关于“总理遗言”第二篇文章的《收获》送给蛐蛐儿，J则给他带去了一大袋水果和真空包装的肉食。蛐蛐儿打开了《收获》看我写的那篇文章，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文章开首处那张曾经被公安部查抄存档，作为制造“总理遗言”的“反革命小集团”的重要证据的照片上。照片上的蛐蛐儿年轻英俊一脸阳光，是一个任何女孩子见了都不会不动心的帅小伙子。
我拿出了复印的蛐蛐儿的回忆文字，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我的困惑：
这第一页上的字和后面的字完全不一样，是你写的吗？
蛐蛐儿看了一眼，摇摇头：不——是。
那是谁写的呢？
不——知——道。
那这上面的两个重复的电话号码是谁的？旁边写着“蒋南翔”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蛐蛐儿还是摇头。
我和J互相对视了一眼，我知道J也许觉得我的追问过于急迫，但我急于弄清事情的真相。我又问：那后面的文字是你写的吗？
蛐蛐儿点点头：是——的。
你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我问。其实我看到装订好的封皮上用铅笔清楚地写着：2007年2月26日，那应该是今年春节过后。但我需要蛐蛐儿的回答来证实我的某种预感。
蛐蛐儿沉默着，不说话。当我再问时，他说：几——年——前——吧。
站在一旁的蛐蛐儿的护工葛师傅开了口：怎么是几年前呢？是春节前后写的吧。
就在这时，大耳朵赶到了。大耳朵家离蛐蛐儿家很近，他盯着蛐蛐儿写这些回忆文字时几乎三日两头往蛐蛐儿家里跑，他最清楚蛐蛐儿是什么时候写下这些文字的，自然是封面上记录的2007年2月左右。我不知道蛐蛐儿为什么要说是几年前写的，他的脑子究竟是一时清楚一时糊涂，还是想清楚时清楚想糊涂时糊涂？要命的是，就连第一个拿到蛐蛐儿回忆文字的大耳朵和整天陪伴着蛐蛐儿的葛师傅也说不清楚这第一页的文字是谁写的。
历史的碎片常常因为时间久远而无法拼接，对此我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我没有想到，就是当下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也会如此扑朔迷离。就在我几乎丧失信心，打算将蛐蛐儿回忆文字首页作为一个永久的悬念搁置起来的时候，蛐蛐儿姐姐李君励撰写的回忆文章让迷雾一般的事情又有了柳暗花明的可能性。李君励回忆文章的第一段文字，现在看来可以说是蛐蛐儿制造“总理遗言”的热身或者说是引子。李君励这样写道：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后不久，小旭往我所在的航天部210所（陕西省户县）寄来了“总理遗言”手抄本。现在我记不清他是同时还是分次还给我寄过其他一些资料（如：高教部长蒋南翔的讲话。他的讲话慷慨激昂，痛斥当时的教育状况，什么取消高考，交白卷，考教授等），这些资料，当时都很对我们的口味，出于对周总理的热爱，对“四人帮”的痛恨，对邓小平的期望，我们那批知识分子都非常爱看。我在办公室拆开信件（我们那时没有家庭住址，只有信箱和分信箱。信件都由室内助理员从传达室拿来再转），往往是室内室外的同志一轰而上抢着看，当时没有看到的只好排队预约。有些材料我都没能先看到，就给其他同志抢去了。那时还真感谢小旭，能给我们寄来说出我们心里话，使我们激动不已的资料，在乌云滚滚，非常迷茫的日子里，使我们看到了一点光明，看到了一点希望。
这段回忆在时间的记忆上肯定是有误差的，蛐蛐儿写“总理遗言”是在1976年2月5日“狗肉聚会”之后，他不可能如李君励回忆的在“1976年1月”就将“总理遗言”手抄本寄给姐姐。但李君励说的“现在我记不清他是同时还是分次还给我寄过其他一些资料”这句话从某种程度解释了她在时间先后的记忆上所产生的误差。倒是紧接在这句话后面括弧里的关于高教部长蒋南翔的文字引起了我的注意，它从侧面佐证了蛐蛐儿回忆文字的首页上“蒋南翔”的名字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肯定是蛐蛐儿记忆深处一道无法抹去的深刻印记，也可能是触发蛐蛐儿回忆那段历史的标志性的起点。从这一点上看，大耳朵说的蛐蛐儿“认真和不认真时写出的字完全不一样”这句话可能不无道理，这首页上歪歪斜斜的文字也有可能真的是蛐蛐儿写的，那接下来的疑问是：蛐蛐儿为什么要否认是他自己写的呢？他为什么又要用两种完全不同的字体来撰写回忆文章呢？当我问蛐蛐儿他的回忆文字是什么时候写的，他又为什么要说是几年以前写的呢？是真的脑子一时糊涂产生的失忆，还是又一次有意识的说谎呢？如果是说谎，那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我急于解开这些谜团，我想也许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能否打开解密蛐蛐儿的通道。我拿起手机，走到凉台上，悄悄地拨出了“86633018”这个电话号码。一串动听的音乐声响起，一个悦耳的女声伴随着音乐说：您好！欢迎致电浙江中医药大学，你的来电正在等待接听中……我连续拨打了三次，都是同样的女声和音乐。我一时想象不出浙江中医药大学和蛐蛐儿之间有什么关系，停顿了一下，又在这个电话号码前加拨了010，我想，蒋南翔生前生活在北京，这个电话号码或许和北京方面有什么关联？拨了两次，话筒里一片沉寂，没有任何声音，显然，这是一个空号。我失望地关上手机，从凉台回房间时一只蚊子趁势从纱门缝隙里钻了进来，房间里立时有了嗡嗡的蚊子叫声，它让这间昏暗燥热的房间更显得郁闷无比。我知道我的一连串疑问很难从蛐蛐儿嘴里得到答案，我只有在重返1976的琐琐碎碎中寻找蛛丝马迹。
心急吃不得热豆腐，看来我只有暂时绕开这个话题了，因为我还有其他更需要弄清楚的事情，今天难得J也在这儿，一个曾经存疑了很长时间的问题，趁两个当事人都在，我得赶紧求证查实。
“蛐蛐儿你还记得那个高高大大的陈公安吗？”
蛐蛐儿依旧是迟缓地摇头，眼里的神色像孩童一样单纯。
“你怎么会不记得呢？在市局关押的时候是他参与审问你的呀！那你还记得另一个瘦瘦小小，眼睛像电灯泡一样闪闪发亮的陈公安吗？”
蛐蛐儿仍然摇头。
我有些沮丧，面对蛐蛐儿安然无波的眼睛，我依旧无法判断他是真的忘记了过去的一切，还是不愿意重复辛酸往事。我那位老友说她仿佛看到了一个当代“华子良”，我觉得蛐蛐儿和“华子良”虽然没有任何可比性，但他们面对外部世界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自闭，这中间可能有某种相似的内因。
我看看坐在一旁一直不说话，但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蛐蛐儿的J，悄悄地和她耳语：我能将我们给蛐蛐儿过生日那天你说的那些话重新问蛐蛐儿吗？J没有正面回答，却用眼神给了我默许。
我拿出那本红塑料封皮，像极了“文革”中几乎人手一册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袖珍本一般的日记本，这是J在2006年12月26日蛐蛐儿生日那天交给我的，是她珍藏多年的记载着她最美好也最伤心的初恋的文字。
给蛐蛐儿过生日最初是我提议的。从1976年二十三岁的蛐蛐儿写出震惊中外的“总理遗言”，到2006年跨入知天命的蛐蛐儿只能与轮椅相伴，三十年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