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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根据前引《现代汉语词典》，书评包括“书评”和“书介”两类。其间区别，在于读者定位有所不同：读过或没有读过那本书。面对没读过书的人，多少要介绍一下书的内容，不然他不知道所说的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要创造一个彼此能够交流的语境；而对于读过书的人来说，这个语境已经存在了。
“书评”和“书介”分别起着不同作用，满足读者的不同需要。当然通常多是“评中有介”或“介中有评”。即便这样，作者也应考虑上述读者定位问题，不至于该说的不说，不必说的说个没完没了。
附带说一句，前面强调感受对于书评的重要作用；书介作者同样需要此种能力。没有感受力，无从发现书中究竟什么东西最为重要，那么也就很难介绍得当。
问：专业性的图书，一般人很难窥其门径，可能需要熟悉该专业的书评人予以评论。但是我看过一篇文章，说英国剑桥大学的下午茶喝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这被认为是跨领域的交流所带来的效果。有见地的书评，也许又来源于本领域以外的声音。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这也还是“读书”和“写文章”两个问题，不过因为是“专业性的图书”，外行人读不来；而能读这些书的人，于写文章往往又非内行，所以显得特别突出。解决的方法，还要从上述两方面人手，具体说来，就是专业性图书的书评人要会读书，会写文章。
“英国剑桥大学的下午茶喝出了很多诺贝尔奖”，关键不在于喝茶，而在于喝茶的人。“有见地的书评，也许又来源于本领域以外的声音”，取决于他们是否写得了，写得好。无论写什么书评，都要把那本书看了，把相关的情形弄明白了，把就中的道理想清楚了，都要有自己的感受，都要把文章写好，其实无拘“本领域”以内以外。上述这些都做到了，就是属于自己的领域；做不到，自己就在那个领域以外。纯属外行，还是少说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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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书评是否也有它特定的思维定式呢？
答：“特定的思维定式”如果先于对具体某一本书的阅读而存在，就成了一种束缚，一种套路，一定是要不得的。无论这种思维方式关乎问题的理解，还是文章的写法，都是如此。
当然书评人有自己的感受与思考的方式，或者习惯，这无可厚非，不必尽皆排斥。但是我想强调的是，一本书有一本书的读法，不能“以不变应万变”。
问：有人说：书评是写给大众看的，书评应通俗化。我认为：由于读者群不同，应有不同的书评存在。对于理论性的书评，不妨来点片面的深刻。这里可能涉及到书评的个性化问题，请您谈谈这一问题。
答：什么文章或文学样式，都有面对不同读者群的问题，非独书评为然。世间有给大众看的小说，也有不是给大众看的小说；有给大众看的散文作品，也有不是给大众看的散文作品，书评同样如此。所以“通俗化”与“片面的深刻”的书评都应该允许存在。不过一般说来，书介应该写得相对通俗一点，更大众化一点，因为如前所述，这是写给没看过那书的人看的。
书评的个性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作为“评论”，是属于自己的看法；第二，作为“文章”，面目同样与众不同。二者又是相辅相成的。
从前我写过一篇《我的书评观》，曾经以本雅明和伍尔夫为例说：“本雅明的文章切入点每每奇特，真是别出心裁，抓住这样几个点，所谈论的对象也就尽在掌握之中了。而文章的切入点正是其感受最敏锐之处，由此开掘，所谈既独到，又充分。说来此人了解作家，亦复了解自己。对于伍尔夫来说，更重要之处也许在于讲述自己阅读感想的方式，或者说是态度。她的高雅气质统摄着她的深刻见解；反过来讲，有了如此见解，才由得她舒徐自在地表达出来。话说至此，已经谈到书评之为文章的要害所在，无非就是选择切入点和把握行文态度两项，要说各擅所长，伍尔夫和本雅明才担当得起这样的话呢。”书评缺乏个性化，首先在于对所评论的书缺乏独特感受和独特发现，同时也不讲究文章写法。
问：您在《插花地册子》里提到：“一首诗的名句只能有一句或两句，不会全首有，从来的诗也不会每首都有名句的，名句就是一首诗的精华。”书也是如此，一本书可能只有少数亮点。书评要将原作中的亮点挖掘出来，让看过原书的读者叫好，让读者感到己所欲言正被你所言中，从而产生共鸣，这是书评的一种功力，也是书评的一种方法。如何才能挖掘出书中的精华呢？除了挖掘出书中的精华外，能发现平凡中的光辉，品味出别人品味不出的东西来，使读过原作的人再燃重读的欲望，也是书评的一种境界。这可能涉及到书评者选择书，选择评论的方法，选择切入点，选择读者，等等，而这可能又与书评人的人生阅历与评书时的心境等因素有关。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答：这里，首先是如何读书的问题，你那么读了，你真有所得，然后你把这个所得很好地写出来。读书自有方法，不是拿起一本书，字斟句酌或者一目十行地看完就行了——虽然这比“不能卒读”要强得多。陶渊明有段话很出名，也最容易被误解：“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其实这就是他的方法。他说“每有会意”，正是真有所得；无奈我们往往只看见“不求甚解”这几个字了。
陶渊明所说“会意”，从读者这方面来讲，首先是要具有感受力。我写《我的书评观》，提到三点，一是多所读书，二是要有感受，三是会写文章。感受力是“读书”与“写文章”之间必不可少的环节。我在那文章里说：“讲到感受，包括两层意思：对一个人来说，它是一番修养，或者一种能力；具体落实到阅读实践上，则关乎某一本书，乃至其中某一局部，某一细节。任何评价都是基于感受的，即便末了诉诸判断，也一定是由具体感受蕴藉而成。”
至于我讲“多所读书”，是因为没有一本书是孤立的，它有它的背景：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同一国别、同一时代的其他作品；此前此后类似或不同的作品，等等。在其间加以比较，往往能够发现它的独到之处。
但是这里有个前提，就是作为读者，应该接受——甚至可以说容忍——一本书与自己的口味有所不同。而这可能正是这本书最重要的地方。我在《罔两编》序中说过：“有人读书为了印证自己，凡适合我者即为好，反之则坏；有人读书旨在了解别人，并不固守一己立场，总要试图明白作家干吗如此写法，努力追随他当初的一点思绪。虽然人各有志，私意却以前者为非，而以后者为是。”
问：有时书评是就事论事，有时是借题发挥。您在《沽酌集》序中说到，您压根儿没想到就书论书，不过由此寻个由头，说些自己的话罢了。也就是借题发挥。当然您的借题发挥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对此是怎么把握的呢？
答：书评的话题总归是因相关书籍而起的；但既然是“评”，就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仅仅是复述书的内容；即便旨在介绍，也要有自己的眼光，知道什么才是要点所在。书评与书密切相关，但并不是它的附庸。换句话说，书评既是依附于所评论的书的，又有独立意义。可以把这看作此类文章的两个极向。书评更趋向于独立一极，书介更趋向于依附一极。
谈到“借题发挥”，“借题”就是依附，“发挥”就是独立，所以还是不离这两个性质，不过更强调其中一端罢了。“借题”，或与被评论的整本书有关，或与其中一个部分，甚至一个段落、一句话有关；无论如何总要有点关系，可以说自己的一番思考根植于此。这是我自己惯用的写法，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写法。不同的书评人，对于依附与独立之间的相互消长，有着属于自己的把握。
问：您说：“对待一本书，如同对待古往今来一切事情一样，我所能做到的只有一点，就是不妄言。”写书评要有感性，又要有理性，您对此如何看法？
答：理性与感性，也是书评的两个极向。理性与感性的区别，主要还是读书时的接受方式和写文章时的表达方式的区别。就这两方面而言，有人趋于这一极，有人趋于那一极，这都无可厚非。前面多次提到感受力；所谓感受，就是感性的发现。它是一切发现的开始；有人在此多所经营，以期丰富多彩；有人则以为契机，过渡到理性的发现，也就是观点。各人习惯不同，风格不同；但是假若没有这个开始，那么什么都没有了。
这里所强调的理性，主要是说一篇文章起码要在逻辑关系上得以成立。过去我在《插花地册子》里说：“逻辑学讲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何以前一个前提说‘大’，后一个前提说‘小’，因为划定的范围正是由大而小，而结论一定又要小过小前提，所有这些才能成立；也就是说，从大前提到小前提再到结论，其间一定是必然的而不是或然的关系。而且顺序一定是从大前提到小前提，再到结论，不能反过来推论。承认这一点，本身就是理性的表现；行之于文，才有可能言之成理。”“我觉得世上有两句话最危险，一是‘想必如此’，一是‘理所当然’。前者是将自己的前提加之于人，后者是将既定的前提和盘接受，都忽略了对具体事实的推究，也放弃了一已思考的权利。我们生活在一个话语泛滥的世界，太容易讲现成话了；然而有创见又特别难；那么就退一步罢，即便讲的是重复的意思，此前也要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才行。”都是针对这一点而言。
问：从书评作者的类型看，有的是作家，有的是学者，有的是编辑，有的是职业书评人，也有的是读者，等等。不同类型的书评作者所写的书评有何区别呢？
答：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曾在《我的一生》中说，著名作家“作为评论家会大大地提高一张报纸文学评论的吸引力，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广大读者所熟悉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个人风格能使文学评论更有色彩，更为生动。但是那些一年里只写上一篇或两篇书评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更属于是批评界偶尔为之的‘周日猎人’。这些人比专业的评论家更会写出捧场的评论来。这些作家的名声并不取决于他们新闻性的副业工作，而是取决于他们的长篇小说或者诗集。在文学行业里，相互的捧场并非是少有的，多少代以来大家就知道这句格言：‘如果你叫我席勒，我就叫你歌德。”
“职业评论家肯定不会比‘周日猎人’老实或高贵到哪里去。但由于评论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他们在通常情况下不会那么轻率马虎地用捧场评论来拿他们的声望冒险。”
至于大学教授或学者，“他们的文章充满了外来语和专业词汇，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用这种字眼，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它们是令人不解的。除此之外，他们的稿件有一种纠缠不清的令人厌恶的味道，那就是课堂讨论教室里的粉笔灰味道。”
作者是文学评论家，又担任《法兰克福汇报》文艺副刊主编；此乃他的经验之谈，却几乎可以照搬过来回答你的问题。至于责任编辑给自己出的书写书评，往往旨在宣传，也就近乎广告。读者水平高低不等，不可—概而论。有一点须得提出，一般读者成见可能更多，可能更喜欢拿着陈腐不堪的标准去衡量一本书。
问：就目前中国书评文章看，大多以正面的肯定为主，缺少批评的文章；即使有，也太软绵，显得底气不足。您对这一问题如何看？如何才能在书评界建立一种准批评机制？
答：如前所述，书评只是个人发表意见，理应实话实说，亦即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对别的读者不无点拨，对于被评论的书的作者也有所帮助，——人家说好说坏，只要中肯，其实都有这个作用。相比之下，批评意见可能更其实用，譬如有些毛病作者自己向未发觉，经人提示，书籍再版时便可改正。《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氏春秋》编就，“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宇者予千金。”假若目的不是要堵大家的嘴的话，该说是古往今来对待批评的最好态度了。
然而这么一种健全的批评环境，迄今尚不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被评论的书的作者来说，往往不能接受任何批评，尤其是书评这种公开的、诉诸文字的批评；从书评作者来说，也不大愿意说人家可能不喜欢听的话；从读者来说，很容易把书评视为终极意义上的价值评判，而非仅仅是个人发表意见。在这种情形下，出现你说的“大多以正面的肯定为主，缺少批评的文章；即便有，也太软绵，显得底气不足”，也就不足为奇了。“书评界建立一种准批评机制”，有赖于先建立上述健全的批评环境，而范围不限于“书评界”。借用一句讲得滥俗的话，书评作者、被评论的书的作者，以及读者，都该有点儿“平常心”。
这里可以顺便谈到“酷评”的问题，假如批评环境健全——也就是说，无论原作者、写书评者，还是读者，都能正确认识书评性质何在，意义何在——“酷评”未必不是书评的一个品种，至少是一种风格。当然“酷评”也得写得好，而在我看来，这比一般书评更难，因为要求批评者识见更多，才具更高。就现在那些“酷评”作者而言，这两方面无疑都有明显欠缺。缺乏足够识见，“酷评”尽管实话实说，却在较低水准；缺乏足够才具，也就写不成好文章。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不可一笔抹杀。从前我写过一篇《谈骂人》，专谈此类文章，其中有云：“从‘健全的批评环境’考虑，这殊不合乎与人为善之道，因而未臻此境，但是毕竟真在批评，至少较之不批评，离‘健全’可能还要靠近一点儿。”
问：不同的媒体是否应有不同的书评风格呢？
答：恐怕这很难做到，也无须要求如此。所谓“媒体的风格”往往是一种倾向性，体现在书目选择、评判尺度、价值取向等方面。媒体的主持者不同，所联系的作者不同，存在这种倾向性倒也在所难免。假如不因此导致视野褊狭、标准失衡、思想僵化或故作姿态，那么这种倾向性可能会是好现象。否则就是坏现象了。
宽容、公正与实事求是是一切批评的前提；在此前提之下，才谈得上媒体的“风格”。无论如何，“风格”不是思想专制或话语霸权的借口，或幌子。
问：每年都有热门书，遗憾的是热门书的书评缺乏，最热门的书评几乎见不到。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答：据我所知，不是见不到，是大多写得不好。因为对于热门书，报刊往往急着马上有所“反应”，迫不及待地索要、刊发文章，然而这却有悖于书评的写作规律。如前所述，书评写作，以下三个环节缺一不可：（一）阅读；（二）感受；（三）写作。书都来不及读完，或者虽然读了，却来不及细想，此外对于文章如何写法，也来能多所斟酌，恐怕难以写出好书评来。我读《纽约时报书评》选本，所收文章分为若干类，有“书评”，也有“初步印象”。这个办法倒很好，所谓“热读”只能写印象，写书评则需要深思熟虑。
问：面对演艺圈的八卦、业界的传奇和政界的轰动，有些书评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这在潜移默化中往往影响着读者对图书的态度，您对这个问题如何看？
答：写书评不是凑热闹。而之所以要凑热闹，是因为自己并无价值标准，而以外界反应如何为标准，这个反应却又往往是出版者或作者制造出来的，与书本身的水平并无关系。书评人应该是个好读者，好读者的首要条件就是自己拥有评价一本书好坏的标准。凑热闹的书评人，以读者而论也是最差的，他不仅没有自己的标准，还拿着从别人那儿领来的标准向其他读者推销。
问：您在2003年的书评文章中，选出了二十一篇书评代表作。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答：为了选这组文章，把过去一年间各种报刊的书评大都看了。也曾设想多所顾及被评论的书的分量与名望，尤其是你提到的热门书，但是有关文章好的不多，难以采用。只好改弦更张，单单考虑书评本身写得如何，标准无非还是前面一再提到的“要有感受”和“会写文章”。八股写法的不选，空洞无物的不选，蛮不讲理的不选，云山雾罩的不选，太过一本正经的不选，还人情、充广告的也不选。——这样一来，删汰的文章很多，可以遴选的却也不止这些；限于篇幅，只能举一反三。与其说旨在标举书评该是怎么写法，不如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