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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和他较亲，他与我最熟，所以我日记中，就留下了这些记录：1960年8月14日：“张永亭夜来央我帮其赎手表（求我向行政官说项，准其借钱），并说此后一定不赔了。我说：‘羊忘不了吃草，狗改不了吃屎。’你能不赌么？他妈的不要再罗唆，这个忙不帮，这二十元拿去，”算我送你的，拿去明天吃杯老酒，在河边打自己几个嘴巴子，死了这颗心吧！（后来他走了，还连说明天再找我来赎表。阿周等怪我送他钱，我以其可怜，终不忍也。）”8月15日：“晚饭后永亭笑嘻嘻来，竟拿我送他的二十元做老本，又把手表赢回来了，这小子真烂污！”8月16日：“张永亭他妈的手表又输掉了。”
我在部队，对张永亭不但熟得可以佯骂之，并可逼他为我做事。张永亭有次向我抱怨说：“我当兵这么久，没给人擦过枪，现在给你擦了好几次枪了。”可是抱怨是说着玩的，他还得照擦不误。
最难忘的是在连中第一次长行军，两天走九十二里，从高雄县的仁武，直走到台南县的荔拔林。第一天由五点二十分走起，走到午间，大家都走累了，我这书生，比起他们来，当然更累。突然张永亭走过来，端着由民家讨来的一盆热洗脚水，要我洗脚，老兵徐菊生（后来在金门被跳雷炸死）在水中放了些盐，两人的行为，使我深为感动。那时我刚派到连上不过十三天，就能带兵带得如此成功，连长都看得赞美不置。还有一次在雨中演习，我在狭路上吃饭，头上是雨，饭盒盖住一半，边吃边流入雨水。饭后躲到三角茅棚，脱衣扭干，两手白皱像死人的。这时张永亭出现了，原来他竟偷偷违反军令，冒雨溜回营房，自动替我取干内衣来换。——一个自己背心经常穿一周而不换洗的家伙，居然对北方老乡的排长如此细心照料，张永亭的异行，由此可见一斑。
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头天晚上，大家为我做惜别之宴，排副亮出兄弟们合资送我的钢笔。散席后张永亭等惜我之去，难过溢于言表，我与他们谈到夜深。第二天清早，官兵集体送我上车，张永亭随车送我到码头。我得知张永亭昨晚只有十元了，为了要送我，特地去赌，可是一下子就输了五块，再也不敢继续赌了，乃最后赏了他十元。同时退伍的施珂（河北人）也送了他十元。头天晚上台湾阿兵哥周忠明送我“川资”，我谢绝了，所以十元送张永亭后，余款仅够回家的火车票了。
一年半前，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后，带着解脱的心情我退伍归来，重返文明。回首前尘，深感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的思想与悍气，因为不是国民党党员，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大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大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得回来，待从头收拾“冷冻机”，不退却。
李敖回忆录7 山居（1961—1962 二十六到二十七岁）
7 山居（1961—1962 二十六到二十七岁）
在快退伍时候，我不得不留意退伍后何去何从，我本想去母校台中一中谋一教职，但因人际关系不够，连中学老师都做不成。正在发愁之际，1960年12月11日，我收到萧启庆的信，说：“姚老昨和我谈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诉您，正式的名义是‘国家讲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无配给，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愿意。”我回信说：“前几天曾返中谋教席，铩羽而归，若走投无路，只好就‘助理’之职，此时并非不欲为，盖我恐辜负老头儿一片好心，我担心我的耐心与能力是否可与之共事？是否可有助于他？否则拿干薪太不好意思。”虽然我有此顾忌，最后还是“欣然同意”了，因为不同意，退伍后就没饭吃了。
1961年2月6日早上，我结束军队生涯，自澎湖搭军舰回高雄，旋即抵台中。15日北上，暂住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决心要找一间小房，做为一个人能够清静的所在。这么多年来，我从没机会一个人有一间房，此番北上，一定要达成这一心愿。两天后，我租到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一号的陋巷小屋，只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隔壁住着李善培，我们合买了一台收音机，又弄来唱机，把木板隔间挖一个洞。置收音机与唱机于洞口，两人谁都可以使用它。“四席小屋”只是陋巷中的一间，陋巷左右门对门共有小屋十多间，活像“军中乐园”。进入巷口第一间是一个一百零一公斤的胖侨生租的，他房里有一台小电扇，我最羡慕，因为我买不起。住进“四席小屋”对我是大日子，这天是1961年2月17日。小屋月租二百二十元，是李士振借给我的。第二天，我即有日记如下：
入夜在小屋中边整理边读写，伏大桌上，点一百支灯。听外面小雨声，
想到多年奔波，今夜起聊得小休，兴奋得连撒三尿。
“四席小屋”开门就是陋巷，出巷即是台大。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晚上从姚从吾老师的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那时助理薪水迟迟没能发下，我北上时候，妈妈送我二百元、三妹送我一张火车票，此外全靠借钱维生，窘迫不堪。那时施珂在成功中学教语文，他说语文老师们懒得改作文簿，愿以一本一元的代价，由外面承包，如愿意，他可搭线，我当然愿意。在日记里，我有这样一段：
珂送来作文本，张淑婉先生的一班，五十本，花了一口气就在一小时
内改了二十本，赚了二十元。
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一个小混球（初三甲邱廷光）写道：“有
些人的理想很大，但是不能去实行，也就和没有理想一样。我的理想并不
大，就是能够把“中国”复兴起来。……”我在上面批道：“此理想也不
小”善培见而大笑。
有一天，只有一张吃一顿的饭票了，我拿在手里，送给李善培，我假装说我吃过了，害得自己饿了一顿。人穷到这种程度，只好赶写文章发表，靠稿费救急。于是，从三月到四月，我写出《充员官》、《独身者的独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等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华日报》、《联合报》、《人间世》杂志等，聊辟财源。那时刘凤翰在《幼狮学报》发表文章，稿费甚优，他说可以介绍我去投稿，我拒绝了，因为我讨厌蒋经国的救国团，当然也讨厌它的刊物。
我不但努力写作，也努力进修，忽然发神经，要把法文、德文同时学出个名堂。乃加入补习班，每周一、三、五学法文，二、四、六学德文。过了一阵子，有人问施珂：“李敖到底是法文好还是德文好？”施珂说：“那要看你是星期几问他。”最后，哪一种都不好，全都难乎为继了。
“四席小屋”虽好，但是每晚有老鼠在天花板上奔驰，未免美中不足；白天又因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在6月15日搬到新家。新家是新店狮头路十六号，我订名“碧潭山楼”。所谓山楼，其实很简陋，不但通过陋巷，且要通过臭菜场与臭河沟，房子只是一间五个榻榻米大的小房，不过是钢骨水泥的，绝无鼠辈在头上奔驰，可谓一快。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浴缸可和二房东陶苏保一家分用。我独自一人倘佯山水之间，或入夜泛舟碧潭，或看廉价电影一场，极得孤寂之乐。我在房门外挂的牌子是：
也许在划船、在看电影或在吃饭，反正没离开新店。
可见我新店山居岁月的一斑。7月5日日记：
一个丰富的工作天，写出信四，卡片寄给胡（胡适），看《武士妖后》
钉架子，改了一百本作文，晚接客，景（景新汉）鼓（陈鼓应）吴大中（原
注：九年未见了！）少杰（张少杰）四人，十一时始归我所有，六小时写五
千字。
7月11日写《生活小偈》：
夜凉似水，几净灯明，小室独处，抽烟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静
中读书，浩（改“悠”字亦佳）然忘情。
7月12日写《女坏蛋的第一次试炼》：
下午研究所报名毕，将上车，鲍家麟等五个丫头忽莫名其妙地邀我，说
请我吃冰，七嘴八舌，述我的“影子”，诸如平光眼镜、军中放言、帽中女
人、信骂“莎岗”、遮日记给人看……不可胜数，我纵言反击之，极得豪迈
之乐，我以凤梨酥、坏蛋论、狗眼看人低等论揄之，了无所忌，又言偷看老
姚日记等事，使小鲍家麟以手帕遮小口大笑多次，真是开心。……
7月22日写《打水仗回来的感想》：
今天是周末，我看了一声《陷阱》，述小男孩恋白朗黛·李。下午大练
水泥石礅，昨天做的，工本十九元，一定要练出一个伟大的体魄不可。晚饭
番茄四只。独自泛舟归，三汉子三丫头已在座，又去划船，大打水仗，华俊
惨败，客散伏案，已一时矣。
报载留学生“学成”归台啦、王其允献唱拉，以及马戈之“叛变”啦，
华俊之欲飞啦，她们说侨生们之追莫宜春啦。《联合报》又退我稿子啦……
似乎每件事都可以引起我的一点小感想，想到头来，所感者只是一种，就是
不管别人怎样变化，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我都不介意、不沮丧，我李敖就是
我李敖，我讨厌市侩之浮名，我讨厌被动，讨厌走这些青年男女所走的路，
“命运”注定我要走我的路，而山居独立，正是一个起点，我高兴我竟在二
十六年的“为外物所牵”的生活以后，竟能开始走上我真正该走的路，我不
能不高兴，当然在这种高兴里面有着相当比重的孤寂与叹息，可是这又有什
么关系呢？我是这么迷信我自己！迷信我自己所走的路！当我看到陈其龙和
他的女朋友。看到小丫头白白的膝盖，想到鲍家麟那白净聪明的小样儿……
也许我也未尝不稍稍起一点“伎求之心”，但是这些“妄念”很快地就被我
那对“重大的决定”的迷信打消了。打消得烟消云散，我看着善培送我的好
烟好茶，想到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温情和多情的人，也许我愈来愈变得理智与
冰冷，对人淡漠，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变，只有理智的独行特立可以拯救我自
己，我把我自己跟这些年轻人拉了条鸿沟，这是一条没有人肯去也没有人能
走得好的路，可是我走了，它给了我永恒安全与成绩，这三项安慰是任何欲
望太强心儿太浮的人得不到的。
这种感觉以后我也不多写了，我改用“着手研究毫不相干的一个小专题”
来消遣我自己。
7月29日写《病后小记》：
昨晚独泛看月出，忽得呕疾，午后新汉得电，惊慌前来，马戈亦“掩
喜”而至。今晚二人皆有约，皆跟小娘子快活去也。
准备考试，殊烦厌，此生将不复致力于此，夜来房外又是麻将一桌，
陶李（二房东的小男孩）睡去，小得安宁。我无法答复我的自问，我无法
否定女人与人生的意义，理论上我无法自圆，但在实行上，我至少可以
“这样活下去”，虽然没有女人，可是还可以活得很景气，技术上既然没
有什么困难，我反倒喜欢起“董事长”（孟大中）那句话来，“要那么快
乐干吗？”这句话真有它的分量，何况为了获得女人的肉体，不快乐的代
价不是记忆犹新吗？唉，算了，算了，还是一个人过吧。“要那么快乐干
吗？”
日来多申厌情（厌恶温情）之意，是乃大割（收割），悲情者，无动
于衷也；无情者，不形于外也；情之为物，与李敖实不相称，故只好去之；
去之唯恐不尽不坚，故厌之。
7月31日写《人间俗气一点无》：
留学考放榜，引起我许多感触，我觉得在默察人生上面更向前迈了一
步，好像我走的路，愈来愈跟他们隔得远了。我的思想现在显然是相当出
世的，出世得觉得“许多事是盲动，许多话不值得说”，因此我显然选择
了喜欢独处与不爱多说的路，我打不起劲儿去热中人事，我毕竟是反派的
人物，我不再能肯定世俗的荣耀与腾达，一个走到我这种境界的人，不会
再有寂寞的感觉，我不怕孤独，我不怕孤立。
想到死亡与牢狱，常常想到死亡与牢狱，我为什么不去做我喜欢做的
呢？我该笑“尘网”，在“尘网”中漏下来的没出息的“被遗弃的人”，
我就是一个。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犬儒派，除了不在木桶里面
外，我实在找不出我走的方向与Diogenes有什么不同，这是一条多好玩的
路，一条永远可恃永远清净的路，做点有性灵的事，说点精炼过的话，写
几篇真正属于李敖自己的文章，无牵无挂，终此顽生，不亦快哉？
8月17日写《丽珍生日感言》：
送走又亮，已是下午，闭门静想，望着窗外的铁栏。如置身狱中。
是七巧，丽珍阴历生日又到了，决定无所表示，最后一次机会我也放
弃了。
台中十一日，连闻陈琪、张忠琳结婚。
台北方面，新汉似新欢正洽，善培、飞飞（黎鸿飞）乃至华竣方印
（梁方印）等亦采集团行动，在华侨新村等往来正繁，昨日拉我就食，我
拒绝，也许我从此失去了与王小姐接触的机会。
我的气息如此坚决，我甘心把我自己堕入孤独、小屋、幻想和工作里，
我不太倚靠理论，我只信任“实行上没有困难”，我相信这一点，因此我
几乎没有顾忌地放弃了大量的“快乐”（某些种类的，也许是合乎自然律
的，可惜是高价而短暂的）。
刚才窗外一个穿浴衣的小女人即刻引起我的勃起。也许我这种强烈的
欲念与我走的“中古式的寂静主义”的道路太不相称，可是至少在目前，
我丝毫没有走回头路的企图。
两个月前迁居的时候，他们有的说我一个月会搬回台北，有的说两个
月，现在两个月了，我仍在新店如火如荼大张挞伐地过着“修道”生活！
我在变化，成功地变化，过去的李敖将不认识今日的自己，我不能不
惊叹于我的能力，我毕竟把我锻炼成一个我要变成的人，我不想后悔！
以上这些日记，都记录了我在新店山居时期的心境，我自勉自己走向狄阿杰尼斯式的“犬儒主义”的生涯，自强不息，但却倾向息交绝游，尤其跟女人的关系，我始终未能脱离修道院式的矛盾与困境。这种修道院式的自律方式，其实是禁不住试炼的。所以，一旦美女出现在我眼前并且易与的时候，我的形而上还狄杰阿尼斯，可是形而下却不狄杰阿尼斯了。这位美女，就是王尚勤。她是台大农经系四年级的学生，我虽认识她哥哥、妹妹，可是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公车上，我才碰巧认识了她。我约她来“碧潭山楼”一次，她是我新店山居九个半月中，唯一一位与我单独在一起的女人，这年3月29日，我就搬回台北了。“碧潭山楼”的房子和简陋家具，都移给陈鼓应了。
新店山居给了我许多退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