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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山居给了我许多退伍以来的新经历，比如我终于接近了大自然（那时碧潭还没被污染）。比如我终于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睡的是行军床）、比如我终于考上了研究所（两年前为了回避“罗”考研究所，我没报名）。……新店山居虽有很多新经历，但是一个老经历还是没有解决，就是穷困。在给姚从吾老师做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助理的时候，因为该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所订一些规章不尽理想。在助理人员发薪上要拖上一阵子，就是一例。我身受其害，我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直接“通天”了。——我在10月6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向他抗议。因为他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信中说：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
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
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
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
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
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
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
“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胡适收信后，在7日就限时信寄到我新店山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7月4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
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
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
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
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
法补救。祝你好！
胡 适 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我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后，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是我爸爸的老师，虽然他早已忘了我爸爸的名字。他对我的赏识，纯粹是基于我的治学成绩使他讶异，他有眼光看出我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我很感谢他对我的特别照料，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我大忙。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为了救急，我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一千元。但我决定不把这一千元做为赠款，只做为贷款，我决定借用一阵子后，把钱还给他。
我在10月10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
11月11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的全文是：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严停云女士（《智总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
他们说，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
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 1961年10月29日夜
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严侨没死，太好了，透过华严，我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我就决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给胡适，提到重见严侨，说：“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四十二岁的壮年！”这都是实情。严侨那时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住的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我走进玄关的时候，他喊我名字，跑过来，抱住我，流出了眼泪。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他绝口不谈在火烧岛的事，他只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杂志社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顺便带了一本去，他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核对了我的几段译文，夸奖我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了书，严肃地对我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严侨回忆他被捕后，十分担心我也会出事。他判断我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带给我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他认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当时我也这样想。后来我入狱前后，听说承办严侨案子的是调查局专员史与为，史与为承办过无数“匪谍案”，但他自己最后却被国民党当成“匪谍”，判过三次死刑，最后处死。临死前他跪在新店空军公墓后面的死刑场，向天哀鸣，说：“老先生（指蒋介石），我不能追随您回大陆了！”如果史与为是真共产党，他在严侨案子上必然会做手脚，为同志开脱，这倒可能是严侨被轻判的原因吧？
严侨那天又告诉我，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辜振甫他们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对严师母和三个小孩概不援之以手。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也无异托“孤”！）自己跑去做下女（女佣——编注）——并且是给外国人做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
胡适给我报告严侨的信，由姚从吾老师代转，乃因他们是师生关系，而姚从吾老师正好跟我也是师生关系。1958年，胡适来台，主动安排我和胡适见面的，就是姚从吾老师。历史系老师虽多，但跟我关系最深的，不是别的老师，而是他。姚从吾老师做过北大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校长。他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我心想物理学上光比声快，此之谓也。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是河南男低音，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严然一副中原老农相。他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说来也许奇怪，姚从吾老师在我大二教我《辽金元史》（上学期他给我八十六分，下学期八十八分）；大三教我《史学方法》（上学期九十四分，下学期八十六分）；大四指导我写“论文”（九十四分），但我总觉得，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我在论文第二章第四节《外姻而尊卑为婚》内，徽宗“政和八年”条下原注说：“政和只七年，洪迈此乃重和元年之误，是年为一一一八年。”姚从吾老师看了，加注说：“政和共八年短两月。”“重和改元在戊戌十一月己酉朔（《宋史》卷二一）。”他又拿给赵铁寒看，赵铁寒也加了一注，说：“……政和八年戊戌，是年11月1日改元重和，见李极《宋朝事实》卷二及《宋史》徽宗纪，洪（迈）氏不误。”写到这里，就看出姚从吾老师的伟大处。他对我的论文不在行，但他与人为善，不耻下问，拿去给赵铁寒看。赵铁寒是师大教授兼办《大陆杂志》，回信给他说：“‘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茧，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玻’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事实上，我的成绩，在台大已经极为突出，识货的教授们早已寒我。这由后来考研究所的一幕上可知。考研究所口试，众教授（姚从吾老师在内）环坐，但没人“敢”提问题考我，最后主试者文学院长沈刚伯问了一句：“你还要穿长袍吗？”遂在大家一笑状态下，考取了。这个故事，使我想起科学奇才欧本海默，欧本海默在哈佛读书，三年时间就修完四年功课，二十三岁到德国哥丁根大学，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学论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风，主考教授在口试后说：“幸亏我趁早开溜，他已经反过来向我发问了！”赵铁寒说姚从吾老师赏识李敖“足以服众”，这倒是真的呢！姚从吾老师天资不高，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我在1963年1月1日的《文星》第六十三期里，发表“十三年和十三月”，轰动一时，其中有一段谈到他和我的关系：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
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
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
上的皱纹与稀疏的自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
然而主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
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
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间我自己：“也许有更
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岑的事业对我还大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
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
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
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
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
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
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
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登出的时间是1961年11月1日，那是《文星》第四十九期。我终于把自己投进急湍里去了。没投阁先投水，这是自己作弄命运。这一转向，固然是我性格上不甘于“白首下书岜，另一个原因，也是我困于生计使然。原来助理薪水三月一发，又不准兼差，寅支卯粮，也得支得到粮才成，可是从何支起？何况我在夏天又考上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规定，助理是专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专任助理的上千元薪水没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费四百元，四百元对我，显然无法做研究。当时姚从吾老师打算由杨培桂接替我的助理职，由杨培桂把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让给我，算做私下交换。可是北商那边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坑要填校长自己人，不同意杨走李来，所以最后也泡汤了（施珂离台前，想把成功中学的教员职务让给我，也被校长拒绝，理由同上）。当时我所以考研究所，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理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我，突然废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规定，硬定另聘助教，所聘者王德毅等人，却都是考不取研究所的。这种措施，当然使我不服气。后来我弃研究所不念了，沈刚伯见我走了，又恢复研究生可兼助教了。
1961年12月13日，我有长信给姚从吾老师，其中说：
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邪学人”
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
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
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
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
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大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
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
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
考与做学问的敌人。……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
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
年吃早饭的钱。
我想起《车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
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
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
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
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
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
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
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
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
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
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
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
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
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
姚从吾老师收信后，不但写信给我，“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并且一天写了三封信给萧启庆，其中说：
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
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
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
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3．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
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
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
萧启庆那时正在北投复兴岗当兵，他收到信后，在17日到21日间，又给了我三封信，最后一封说：
昨日去台大访你，结果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
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