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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但过一回，他又说：有人说：“李敖把他的父亲气死了，您意如何？”我说：“这样严重的消息，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怕是恶意中伤吧！我记得他曾有一长函给适之先生，送了一篇副本给我；只说到父亲死后，有人强迫他披麻戴孝，他表示异议。气死父亲，怕是由此传讹的。还有一点，李敖每月寄给母亲五百元，听说现在仍照寄。”上边所说的冷箭，这一谣言，也是一例。
今天晚饭后子水先生来谈。说：上午与济之兄闲谈，也说到了您的事憎。李说：“雪亭先生看报，知道李敖与胡秋原的讼事，要和解了。这样就可以决定了。”毛先生并说：“这可不是条件，希望李君不要误会。”……
姚从吾老师信中提到毛子水、谈到“雪亭先生”（雪亭是王世杰的字）所说的话，是有一段故事的。自从梁实秋写了信后，姚从吾老师也敢于介入了。王世杰表示，想先同我谈一谈，并盼姚从吾老师陪我一起去。我遂在姚从吾老师满口称王世杰“老师”的恭谨下，见到了这位大官人。王世杰跟我天南地北，谈了不少胡适的事。最后说：“现在李先生和胡秋原打官司，不知道可不可以等官司告一段落后，再来‘中央研究院’？”我听了，很不高兴，我说：“胡秋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这官司还是他主动告我的，为什么他能从里面朝外面打官司，就不影响他的职务；而我从外面向里面打官司，就要对职务有影响呢？”王世杰听了，扑克脸一张，无词以对，我和姚从吾老师告辞而出。8月20日，我终于写了这样一封信：
前些日子，“国史馆”的姚渔湘先生同我说：“罗家伦先生表示在官司过后可去‘国史馆’任职”；昨天下午，文献会的高荫祖先生向法官说：“过些日子（实际是官司过后），我们请李敖先生再来帮忙。”
老师您看：在官司没了之前，没人敢“赏”我一碗饭！我可大言：凡在官司没了之前，犹豫给我这碗饭吃的；在官司过后，我绝不回头来吃这碗饭！馐枪呕八档摹捌都呓救恕保≌馐且桓鲇腥伺趼钗奕烁仪氲某粑娜说囊坏愠艏茏樱……
所谓文化论战以来，即以我们师徒二人而论，老师试想：真正了解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有几人？真正相信姚从吾没从背后捣鬼的有几人？老师再想想：谁会想到您从来就是反对我乱写文章的？谁会知道您压根儿就是一个老是努力阻止我“闹事”的一个人？……
外面谣诼如彼，我内心的感慨还多着呢！他们谣言说一个“教育机关”（台大）支持我，可是我亲眼在法院看到钱思亮校长写给胡秋原“立委老爷”的委琐信——一封毫无大学祭酒风度的信，——这就是“教育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一个“研究机关”（“中研院”）支持我，他们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自己用的却正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办公桌！而我呢？想在“中研院”拿胡秋原在“中研院”的薪水的三分之一部拿不到！——这就是“研究机关”对我的“支持”！他们又谣言姚从吾如何，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却觉得：姚从吾即使不是一个怕事的人，也是一个不好事的人。这样一位老先生，非但不会有心情来唆使我；甚至要等梁实秋先生出面替自己学生说了话，他才肯帮自己先生进行这块安身立命之地。……
一年半来，因我而被冤枉的，曰胡适、曰姚从吾、曰吴相湘、曰殷海光、曰陶希圣。此五位先生，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天下自有公论，不过扯在我头上而说唆使云云，则完完全全是厚诬！我不甘心使此五人因我受谤，也不甘心我个人横被打手之恶名，故此诬陷奇案，我非打个水落石出不可！
南港学苑，乃某些清白学人养清处白之地，彼等因过分清白，反视李敖，自然双眉紧敛，忧心忡忡，或以引狼入室，殊非他们之福；但他们何不想想：引狼入室，固非他们之福，然而放虎归山，难道是他们之福吗？
人间趣事，如今可添一章。
此事形同春梦一常春梦醒来，恍悟儒林内史，还如一梦中。……
我在文献会被请出门。“中央研究院”不准进门，接连的事件，使我深刻感到：原来一个人，坚守原则，不入国民党；坚守原则，跟国民党打官司；坚守原则，我手写我口、决心做党外，到头来会混得没有职业，混得已到手的职业会失去、没到手的职业会泡汤。但是，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啊这些，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岂不都是求仁得仁的必然结果吗？
最有趣的，陶希圣在拉我加入国民党不成，老羞成怒，在《文星》愈闹愈凶的时候，终于对我反目相向，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上写短论批我。他先写了一篇《保全台大的名誉》（1964年9月2日），其中说台大有好学生，“但是不肖的学生亦间有之。如某杂志最近几个月，连续刊载某毕业生诬蔑台大的文章，叛师毁友，极尽其架空造谣刻薄恶毒之能事。台大在校师生以及海外师友看见此种文章，至少感觉其为母校之羞，无可容忍。”“中国人一向有不入官府、不打官司的风尚。我们亦不愿鼓励任何人打官司。但是我们认为台大对于这种玷辱校誉的事情，应该依法追诉，无所用其姑息。”四天以后（1964年9月6日），他又写了一篇《谤书》，其中说：“市场上出现一部书，名为《胡适评传》。这本书只出了第一册。就这一册来说，表面上是赞扬胡适之，而实际上从胡适之的上代，到他的本人，处处都是轻雹鄙笑、讽刺，使读者不忍卒读。这样一部书，若是如此一册一册出版，而无人提出异议，可以说是士林之耻。我们今日愿以这篇短文，表示异议。”我对陶希圣站在党报立场攻击我，丝毫不感惊异，因为那是我不跟他们合作、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的必然发展。只是在时机上，倒别有个人原因。那时陶希圣要把他儿子陶晋生媳妇鲍家麟双双送入台大历史系教书，故向文学院院长沈刚伯表态，而沈刚伯正是被我批评的焦点；另一方面，陶希圣要抢北大在台湾的龙头地位，因而貌似拥胡，并在后来支持胡夫人江冬秀朝文星打官司。凡此种种行径，对陶希圣这种人说来，其实都是最拿手的事。最好笑的是无耻的他居然还谈什么是“士林之耻”，他真是太妙了！
陶希圣长得小眼方脸，面似京戏中的曹操，讲话深沉多伏笔。是我所见过的城府最深的人物。在他把我请走以前，他对我一直不错，有历史上的疑难杂症，就把我请到二楼他的办公室，盼我解决。有一次，文献会重金买到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原始文件，是当时秘密会议成立的签名册，上面有宋教仁等人的签名。陶希圣很高兴，拿去请于右任题字。于右任一看，签名册中没他的名字，很不开心，他说他记得明明参加了革命，怎么没有他？他不是“开国元勋”吗？怎么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居然没有他的名字呢？陶希圣回来，找到我，请我仔细考证考证，到底是历史错了，还是于右任错了。我仔细考证后，结论如下：那一次，于右任没参加。为了使于右任没话说，我列举出每一项证据，证明他老先生真的没参加。我不知道最后陶希圣怎么回话的，我只知道于右任“为之不寐者数日”。我真抱歉，以我的学问，实在找不出他参加的历史，这种抱歉持续了几天，直到我被文献会扫地出门，我才停止了抱歉。
我离文献会后，胡秋原在法庭提出声请，要传文献会执行秘书高荫祖作证，要高荫祖证明我在文献会窃盗“国家资料”打击胡秋原。我遂写一封信致高荫祖，信中主题很明显，就是声明我立场的坚定。那场官司的被告中，居浩然、叶明勋都和解出局了，萧孟能在亲朋父执辈的压力下几度想和，高荫祖承陶希圣之命也一再劝和，我写这封信，就在塞劝和者之口，并激发高荫祖的良知，不要做伪证。后来高荫祖出庭了，向法官出示陶希圣亲笔原件，证明了他以文献会执行秘书名义复法院的信，并非他矫命所为，而是陶希圣亲笔起草，叫他抄好发出的，原信是：
一、1963年6月28日绥刑诚字第二零四四五号大函敬悉。
二、查萧孟能与本会无关，李敖前在本会为临时工作人员，近已离职。
三、本会从未存储“国家机关”档卷，其所存报纸及杂志等项公开发行之印刷品，本会工作人员均可阅读使用。其会外人士对此项印刷资料洽请抄阅者，亦可抄阅。凡此皆不发生所谓窃取或盗用问题。
四、特复请关行照。此致
台北地方法院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执行秘书 高荫祖
1962年7月4日
法院同时也收到“国史馆”馆长罗家伦的复信：
“国史馆”函1963年7月2日（“五二”）台史总字第一七二号受文者：台北地方法院一、贵院本年6月28日绥刑诚字第二零四四五号函敬悉。
二、查本馆库藏史料及档案文书，萧孟能与李敖并未亦无从窃取或盗用。
三、复请惠察。
馆长 罗家伦
以上两封复信，证实了胡秋原所说，全是疑神疑鬼，他“以为”我窃取，盗用“国家机关”档案文书掀他的底，其实那些资料只是旧报纸，学界中人都可以看到。胡秋原又“以为”李敖公布的闽变叛国照片，只有情治机关有，由情治机关提供用来打击他，其实那些照片早都登在日本和中国的旧杂志上，只要博学用心就可查到。不过他这一疑神疑鬼，对他倒有一个好处：情治机关为了避嫌、为了打击文星，倒也乐得跟胡秋原更形接近。他跟总政治部王升、曹敏等的关系是不简单的，从他的密友徐高阮身上，更可看出跟其他情治单位的暗盘，左派出身的徐高阮是攻击文星的第一裨将，他死之日，吊丧行列里居然出现了总政治部主任王升、调查局局长沈之岳、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他的背景，原来这般！——徐高阮在职务只不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名副研究员，在这种冷衙门的清高之地，身死之后，居然冒出成群大特务为他吊丧，双方关系的不简单，由此可证！到于与胡秋原一同告人的郑学稼，也同样犯了疑神疑鬼的赞美。1961年年底，我在《文星》发表《播种者胡适》，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后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于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和胡秋原；后者的主要对手是任卓宣和郑学稼，大家打做一团，十分热闹。在笔仗当时，郑学稼发表《我控诉》说：
当我第一次阅李敖先生的（播种者胡适）时，以为他是极接近胡适的人，否则不会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独立评论社内部诸名士主张独栽，只胡一人反对；胡为女学生关窗户，以示“体贴”；和胡退回宣传费若干美元。
事实上，郑学稼的“以为”，和胡秋原的“以为”一样，完全“以为”错了！其实我“接近胡适”了什么？关于《独立评论》上民治与独裁论战的事，在《独立评论》上都登得明明白白，《独立评论》第八十号、第八十一号、第八十二号、第八十三号、第八十四号、第八十六号、第八十八号、第一三零号以及《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一号及三十二卷一号，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为女学生关窗户的事，1932年的《论语》第一期、1934年的《英文中国评论周报》、1934年的《人间世》第三期，以及《文人画像》哪一本书也都文证俱在；至于胡适退回宣传费的事，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VOL。LXXIXNo。9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他郑学稼不去查书。不去了解，却硬说这是我李敖独得之秘，这不是大笑话吗，他郑学稼读书这样少，反倒以为我李敖神通如此大，大到“知道这些非外人所知的事”，这不是大笑话吗？文证俱在，任何人，只要肯用功，都可以查到。可是这种跟国民党总政治部关系匪浅的所谓学者却如此不学，如此无知，这种人宁愿在我与胡适有“微妙关系”上去“以为”去捕风捉影，也不愿在书本上多下功夫，这种疑神疑鬼，真是害己害人。郑学稼死后，蒋经国特颁“绩学贻徽”挽额，由军报刊出，我看了不禁一笑，“绩学贻徽”？未必未必，积不学贻害，倒庶几无愧也！我举这些例子，意在说明，当时发生那么多的纠纷，都祸起胡秋原他们一念之差，他们不相信刚出道的一个青年人在独来独往的写文章，总是疑神疑鬼的怀疑有幕后人在打击他们，若他们真的知道这青年人全无后台、全无背景，也许他们就不会那么介意了。四百年前，特立独行的大思想家李卓吾说：“吾当蒙利于不知我者……可以成就此生。”正因为“不知我者”的疑神疑鬼，最后，你万古留令名，他们千秋挨臭骂。他们辛辛苦苦地“毁”人不倦，其实只是你“可以成就此生”的一些踏脚卵石而已。“毁人而反利之”，不亦快哉！
多年以后，胡秋原回忆说陶希圣和他前嫌尽弃了，又是好朋友了，我得知后，为之一笑。我笑陶希圣空在李敖头上做了一场好梦，最后撇清李敖，自以为得计，殊不知他太小看了李敖。李敖是要举行最后审判的，他难逃李敖的最后笔伐。陶希圣在开革李敖二十五年后－－1988年死去，活了九十一岁。死后，他的儿子陶龙生写了一篇《陶希圣先生秘辛》，发表在国民党第一党报《中央日报》，透露陶希圣死前的秘密交代。陶龙生说：4月5日“那一天他跟我说了许多话，要我记下来，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再发表。我现在写出一二。”“写出一二”的内容原来是：陶希圣去做汉奸，是蒋介石秘密派他去卧底的。换句话说，他去做汉奸，是暗中得到钦命的，所以别人做汉奸，一做就非死即囚或流亡海外；但他陶希圣却是例外，仍得蒋介石重用。其实这些说词，是站不住的。因为在我们得知的秘件中，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例如陶希圣出走香港后，1940年1月15日，曾密函胡适，说：“希‘圣’今后决心不再混政治舞台，但求速死耳，”，“此后希［圣］将去之海外，为人所忘以死矣。”可见他愧悔之情。如果他是钦命汉奸，则必欣然回中央讨赏领奖矣，又何必“但求速死、去之海外”哉？何况，陶希圣在《八十自序》中明说“脱离战地，背叛国家”，“希圣一心感激委员长不杀之恩”；在“总统蒋公”诔词中又明说“不杀之恩，愧无以报”，可见他惶恐之情。如果他是钦命汉奸，则必欣然因卧底功成而邀功矣，又何该杀之有哉？结论是：在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中，固然有的汉奸是钦命的，像殷汝耕、像唐生明，但陶希圣却不在此类。他死前犹欲以玄虚自清欺人，临终授命，教儿子扯谎，结果被我拆穿，适见其加倍无耻而已！
因为陶希圣城府最深，所以同他办事，也得“阴险”一点。文献会同仁以夏天太热，想呈文陶希圣买电扇，我说你们呈文买电扇，陶老板是不会同意的，你们要高抬价码，呈文买冷气机才成。他舍不得买冷气机，觉得抱歉，就会给你们买电扇代替了。——这个故事，显示了我的“阴险”，可以智胜陶汉奸。他临终授命最后被我拆穿，真可谓“生诸葛走死仲达”了！
至于胡秋原告我的官司，由于法院是国民党的，后果可想而知。这官司前后拖了十三年，枯燥中亦有趣闻。胡秋原有一次在法院不称我之名，而叫“李匪帮”，我提出异议。后来才弄清楚，原来他叫我“李诽谤”，可是他的黄陂土话发音成“李匪帮”，所以吓人倒怪。还有一次胡秋原加请法学家陈顾远做他律师，陈顾远不知是老糊涂了，还是装疯卖傻、两面做人，竟在法庭上说我好话，并代我辩护起来，气得胡秋原再也不请他了。这官司造成我跟胡秋原结了一辈子梁子，在他告我三十年后，我找到机会告他，他赔了我三十五万，我嫌少，坚持把他家贴上封条，至今封条犹在，而他已老得无力出庭了。曾祥铎劝我“得饶人处且饶人”，我说：“三十年前，胡秋原整殷海光、整我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向他说这句话？”——我为人好勇斗狠、有仇必报，并且没完没了！于胡秋原案上可见一斑。王企祥（李远哲的老师）说得有趣：“你不能得罪犹太人，得罪了犹太人一如得罪了李敖，他跟你没完没了。”我听了大笑，我说：“你终于学到了跟李敖做朋友的窍门了。”胡秋原正好相反，他学不到跟李敖做敌人的窍门，以致被我没完没了。1984年12月22日，我在百货公司碰到台